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的财政政策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述评论文,框架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以应对危机的冲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9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当下对财政政策效应的讨论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同时，在理论上，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分析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框架可为此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
一、财政政策冲击与经济波动
（一）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
在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研究方面，早期代表性研究是由Ambler & Paquet (996)做出的，他们在DSGE框架下讨论了美国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问题。他们先假设政府支出具有内生性，即政府选择公共投资和非军事开支以最大化社会福利，这样政府支出会影响消费者最优决策，于是政府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一个斯坦博格博弈(Stackelberg games)。同时在DSGE模型中引入两种政府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进入效用函数；公共投资进入生产函数。构建模型以分析政府支出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协动性(Co-movement)、相关性是否和美国的实际情况相一致。最后通过对模拟的二阶矩和脉冲响应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他们构建的模型能较好地解释美国产出波动、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相对总产出的波动，以及这些经济变量和产出的交叉相关性。同时发现模型在解释在经济波动中政府总支出与产出、政府消费支出与私人消费、政府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相关性方面有较大的适应性。而模型分析的不足之处是，模拟分析得出的政府支出与产出相关性比实际情况要高。
McGrattan et al.(1997)也从政府支出冲击角度，但引入家庭生产行为进入DSGE模型，去分析美国的经济波动问题，并对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讨论。首先，他们采用美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估计模型参数值，模拟发现：考虑家庭生产的DSGE模型能较好地描述大部分美国经济运行中总产出波动、消费、投资及工作时间相对产出的波动、工作时间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以及厂商和家庭之间投资的相关性。由此，McGrattan et al.认为，具有家庭生产的模型在讨论经济波动问题上与其他模型一样可以作为一个基准模型。同时，他们也对财政支出和技术冲击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显示：若家庭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与厂商生产的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变大，则政府支出冲击造成产量、投资、消费以及工作时间的波动就变小；若家庭生产的技术冲击变大，则生产率水平和工作时间的相关性就下降，而家庭和厂商的投资相关性就较高。
（二）税收与经济波动
McGrattan(1994)从税收冲击角度建立了一个 DSGE模型，考察美国扭曲性税收对经济波动和社会福利的效应。他认为，与实际经济的情况相比，RBC模型模拟出的消费、工作时间以及产出的方差较小，而投资的方差、真实工资与工作时间的相关性太高，这都降低了RBC的解释力度，而引入税收冲击则可能规避这一问题。于是 McGrattan在DSGE框架下考虑引入扭曲性税收，同时在最优化问题上考虑了使用个体最优替代社会计划者最优。然后运用了最大似然法估计出模型参数值，模拟发现：总消费、总产出、工作时间、资本存量以及投资的变化很大一部分可被劳动收入税、资本收入税以及政府支出的波动所解释；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工作时间与真实工资之间的弱相关性。此外，该文分析发现资本收入税引起的福利损失超过劳动收入税。而对模型能解释工作时间与真实工资的弱相关性的原因，MeGrattan认为，正向的技术冲击会使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而扭曲性税收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曲线也向右移动，这样造成工资水平变化不大，而工作时间或均衡就业量增加。
而Jonsson & Klein(1996)从政府税收冲击的角度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去解释瑞士经济波动的特征。首先他们总结出瑞士经济波动的三个特征：私人消费波动与产出波动的程度大小相差不大，而前者略微高于后者；劳动投入的波动幅度几乎与产量的波动大小相当；劳动投入和真实工资之间具有弱相关性。Jonsson & Klein认为产生这样的特征事实主要和瑞士税收有关。为此，他们建立了三个DSGE模型：模型I是包含流转税(payroll tax)、消费税和政府消费的模型；模型Ⅱ是包含流转税、消费税、政府消费、税前的收入税和累进税收入的模型；模型Ⅲ是没有考虑财政政策的基准模型。他们通过模拟矩方法(simulated method ofmoments，SMM)分析表明：模型I能很好地解释瑞士经济波动的以上三个特征；特别是，考虑财政政策的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劳动投入与实际工资的弱相关性以及劳动投入和私人消费相对产出的波动程度。为什么引入税收构建的模型能较好解释瑞士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呢？Jonsson & Klein认为原因是：暂时的税收增加会推迟家庭的消费，所以税收的波动会引起私人消费的波动；同时，当流转税和收入税较低时，家庭就会多提供劳动，反之，这些税收较高时人们提供的劳动就减少，于是税收波动会引起劳动波动，这可能导致劳动波动与产量波动程度具有一致性；而由于政府的税收会减低私人的劳动供给，而技术冲击进步会使劳动需求增加，于是最终可能出现政府税收冲击降低工作时间和实际工资的相关性。
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优化问题
（一）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Lundvigson(1996)以完全竞争为背景，在DSGE框架下分别探讨了税收和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他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因减税而出现的财政赤字对投资和总产量的效应；政府税收和债务的宏观效应的差异性。为此，Lundvigson假设政府融资方式是通过对收入征收比例税和发行债券的两种形式，然后，在不可分劳动模型中引入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的冲击，对模型参数取不同的值进行数值模拟，比较分析显示：政府债务的永久性冲击程度大小影响宏观经济变量对债务变化的反应，即若政府债务冲击较大，则总产量波动较大，若政府债务冲击具有充分的持续性，则政府发行债务融资会挤出私人投资；劳动供给具有弹性不是保证以上结论成立的必要条件；政府通过扭曲性税收去融资可能导致总产出、家庭消费和社会投资的下降，反而，发行公债形成的财政赤字融资会促使政府支出对投资和消费具有一定的正效应。
Susan Yang(2005)从完全竞争角度讨论了税收效应，但在DSGE框架下考察的是未预期到的与预期到的税收政策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他在假设政府对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征税前提之下，同时假设代表性经济个体对将来外生收入税率变化能够预期到，然后通过建立一个具有扭曲性税收的标准RBC模型，利用美国数据进行模型参数校准，模拟发现，如果代表性个体能够预期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增加，那么在政府税收政策实施之前，消费、投资、就业以及总产出就会降低；在一个季度内预期到税收政策的效应比未被预期到税收政策的效应存在很大的差别性。此外，他又发现，使用传统信息假设的计量模型（如识别的VAR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假设能预期到税收政策的模型模拟分析的结论存在不一致性。
然而Linnemann & Schabert(2003)从非完全竞争的角度出发，在DSGE框架下考虑垄断竞争因素和粘性价格等因素构建一模型，其中考察财政政策问题是：在厂商之间垄断竞争和粘性价格经济环境中，财政政策对总产量、就业、工资和消费效应是否与凯恩斯主义的效应一致？在引入粘性价格的垄断竞争模型中，通过优化求解，数值模拟发现：若中央银行货币供给满足了货币需求，则一个正的政府支出冲击会使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增加，政府支出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价格粘性不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观点之一——“政府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成立的充分条件。而对于第二个结论原因，Linnemann & Schabert认为，由于模型假设是垄断竞争和粘性价格，于是政府冲击是IS冲击的一种，这种需求冲击具有凯恩斯主义含义，即对消费产生正效应，而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政府支出冲击使消费者的财富减少，对消费产生负效应，于是这两个效应共同作用决定政府支出对消费的效应为正还是为负不能确定。
（二）最优财政政策
Chari et al.(1994)在DSGE模型框架讨论了最优财政政策问题，他们以完全竞争为背景，分别考虑了外生财政政策的效应和具有约束的最优财政政策问题。他们假设：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行为受资源约束和执行约束(implementability constraint)两种制约，而执行约束是从消费者和厂商最优化问题中得到的；经济模型中随机冲击是指技术和政府消费冲击。通过求解最优化问题，并对得出的一阶条件进行线性对数泰勒展开，再利用美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模拟发现最优财政政策为：劳动收入税在经济波动中大致是保持不变的常数；资本收入税在每一期大体上接近于零；债券的回报率和事后的对资本收入的税收主要来自政府预算约束等式的变动。然而，Benigno & Woodford(2006)认为 Chari et al.(1994)使用的近似方法存在不足，因为 Chari et al.在DSGE模型中使用了一个二次线性 (linear-quadratic,LQ)近似得到对数线性形式，即 LQ的二次目标函数是直接对代表性的家庭效用函数（分别表示的消费和劳动时间）进行泰勒展开得到的。Benigno & Woodford认为，这样得出结论是幼稚的或不准确的，于是他们提供了另一种二次线性近似方法，即对进行泰勒展开得到二次目标函数，来讨论最优税收问题，分析发现，使用他们设定的二次目标函数，利用美国数据来参数校准，模拟得出最优税收的误差值相对较小，这就意味着他们这种线性二次近似的方法可较好地分析最优财政政策。
以上最优财政政策的讨论是从完全竞争视角出发的，然而，还有些研究从非完全竞争市场的角度来探讨，如：Schmitt-Grohe & Uribe(2004a)在DSGE框架中研究拉姆齐最优税收和最优货币政策所假设模型的经济背景就是非完全竞争，即考虑了价格、工资粘性等名义粘性，同时考虑投资具有调整成本、消费习惯、扭曲性税收等真实粘性。然后建立模型，在讨论了最优货币政策同时，也探讨了最优财政政策，并得出结论：在国民收入体系中，最优收入税率是非常稳定的，其表现为均值为30%，标准差为1.1%；若政府以不同的税率向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征税，则最优财政政策的特征是对资本收入进行较大的补贴，但它的标准差甚至达到150%。Sehmitt-Grohe & Uribe(2004b)又在DSGE框架中，考虑了一个没有资本的生产情况，并假设产品价格具有粘性、政府的收入来自扭曲性税收，以及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建立模型并分析显示：名义利率相当于资本经济租的直接税；如果社会计划者征收利润的所得税率不是100%，那么弗里德曼规则（最优名义利率为零）就不成立；在非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尽管通货膨胀波动大且序列不相关，但最优劳动收入税是非常平滑的。此外，Siu(2004)也是从非完全竞争的视角，在DSGE框架中考虑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在分析最优通货膨胀角色的同时，也讨论了最优财政政策问题。假设税收是扭曲性税收，名义债券是非状态决定的(nonstate-contingent)，且价格是粘性的。在这些假定上，他建立了一个现金先行(Cash-in-Advance) DSGE模型，利用战后美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模拟发现：在粘性价格的模型中，最优收入税率和真实债务的变动类似于随机游走过程；即使在价格粘性较大的情况下，而扭曲性税收也变动不大或比较平滑；较高政府支出伴随着税收和政府债务的增加；政府支出的持续性对政府的税率和债务的持续性有较大影响。
三、财政支出的挤出、挤入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国外关于政府效应的实证研究在结论上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具有挤出效应(Edelberg,et al.,1999；Burnside et al.,2004)，而另一种观认为，政府支出具有挤入效应(Galí et al.,2007)。为什么出现这样不同的分析结论？Perotti (2007)、Galí et al.(2007)认为是由政府支出冲击大小来决定，在战争时期或国防开支较大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较小的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和投资具有挤入效应。
（一）政府支出挤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Burnside et al.(2004)在以完全竞争为经济背景的DSGE框架中分析了财政政策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效应。首先运用事件断点方法(narrative approach)，利用美国战后数据，通过外生的军事购买变化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分析发现：外生的军事购买增加会使政府购买、资本收入税率以及劳动收入税率持续增加，并导致工作时间持续延长，而真实工资下降；同时这些冲击使私人投资上升，而对私人消费影响较小。然后，他们建立了一个具有技术和政府支出冲击的标准RBC模型，并作为基准模型，通过模拟发现，基准模型能较好地解释政府支出冲击对工作时间、真实工资、消费和投资的效应经验特征。然而这个基准模型较难解决劳动对政府支出冲击的反应时间长短问题，于是他们又在基准模型中引入消费习惯和投资调整成本，结果显示：私人消费对政府支出冲击反应程度比实际经济的还要大，即使把劳动供给弹性系数调整到实际值以上，仍不能改变这种情形，不过修正的模型解释力度相对于基准模型有明显提高。
McGrattan & Ohanian(2006)考察了以完全竞争为背景的标准RBC模型是否能解释美国二战期间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他们主要考察政府购买的大幅增加、战争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劳动力大幅下降、要素税率的较大幅度改变、产品配给变化以及战争造成萧条的可能性等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为了理解每个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他们依次将这些冲击引入模型中，去分析每个冲击如何影响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并把分析的结果与实际经济的产品数量和价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标准RBC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二战期间的一些经济特征，以及政府行为对经济产生的效应；在政府支出冲击发生后，消费者工作时间会较大幅度地增加，而消费和投资则显著减少，同时税后工资和利息也显著减低；战争结束时间的不确定性和战后萧条的可能性是解释二战中高劳动投入和低税后工资及低利息的重要因素。
Edelberg et a1.(1999)也在以完全竞争为背景的DSGE模型中，考察了美国国防开支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他也使用事件断点方法，实证结论为：政府支出在消费上表现为挤出效应，而非居民投资上表现为挤入效应。然而这与Burnside et al.(2004)、McGrattan & Ohanian(2006)等实证的结论具有不一致性。为此，Edelberg et al.考虑两种投资：非居民投资，用于产品生产；居民投资，用于购买耐用品，为了讨论方便他们把购买房屋的投资归为居民的耐用品消费。接着，建立一DSGE模型，利用美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经济模拟显示，建立的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他们实证的结论：政府支出对就业、产量、非居民投资具有正效应，而对工资、居民非耐用品消费和耐用品消费具有负效应。关于该模型能解释他们实证结论的原因，Edelberg et al.认为，一个持续的国防开支增加会加重居民的税收负担，从而对居民产生财富的负效应，会使居民劳动供给增加、消费降低，结果均衡工资和居民消费下降。另外，在劳动就业增加的同时，由于生产投入的要素劳动和资本可能具有一定互补性，劳动就业增加会促使私人投资增加，因此，政府支出增加会使消费减少，而使投资增加。
（二）政府支出挤入效应的传导机制
对于正常情况下政府支出具有挤入效应的解释，一些经济学者认为不能从完全竞争去解释 (Galí et al.,2007)，因为在完全竞争的DSGE框架下，政府支出产生财富负效应从而使私人消费下降(Baxter & King，1993)。近十年来，这问题激发一些研究者在DSGE分析框架下从非完全竞争角度中加以探讨。
有一些学者从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角度来解释，如：Linnemann & Schabert(2006)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引入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来讨论财政政策冲击的传导机制。他们认为，引进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需求效应，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意味着会有较高的劳动需求和资本需求，这会引起产品的边际成本增加；二是供给效应，政府支出冲击由于它具有生产性，它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政府支出冲击的供给效应大于需求效应，那么私人消费水平增加。因此，他们引入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进入模型，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分析显示：政府支出的外部性有助于构建的模型解释政府支出冲击具有挤入效应的经验特征；如果政府支出不具有正外部性，那么政府支出对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在政府支出占GDP中比例不大、政府融资完全靠扭曲性税收来实现时，政府支出冲击会促使消费、真实工资及劳动就业增加。
还有一些学者从非李嘉图等价角度来解释，如：Galí et al.(2007)认为，从完全竞争的视角很难解释一般情况下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因为政府支出会产生财富的负效应，从而私人消费降低。于是Galí et al.在把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引入 DSGE框架中的同时，又引入消费者的非李嘉图等价行为(Non Ricardian Equivalence)，利用美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模拟的结论能较好地解释政府支出对消费的挤入效应。为什么考虑非李嘉图等价消费者的模型能解释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呢？ Galí et al.认为，这是因为通过税收增加政府支出，会使非李嘉图等价的消费者收入降低，从而使他们的劳动增加，政府支出增加又使工资水平增加，收入水平提高，于是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另一类消费者具有李嘉图等价性质，他们不受流动性约束，可以跨期决策，于是当政府支出正冲击发生以后，此类消费者因财富负效应而减少他们的消费。因此，如果在经济中非李嘉图等价消费者的比例大于李嘉图等价消费者，那么政府支出正冲击促使经济中的总消费增加。此外，Coenen & Straub(2005)也引入李嘉图等价的消费者和非李嘉图等价的消费者进入DSGE模型，去讨论欧盟国家政府支出对消费的效应，但他们最后模拟结果为，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正向冲击的反应很小。
综上可看出，从非完全竞争市场角度来探讨政府挤入效应是主要研究视角之一，但Linnemann(2006)认为从完全竞争视角也可探讨政府支出挤入效应。与Linnemann & Schabert(2006)、Galí et al.(2007)等假设可分离的效用形式不同，他主要引入不可分离的效用形式(non-separable utility)，假设经济背景为完全竞争，通过美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经济模拟，发现得出的结论能较好地解释实际经济中的经验特征：消费、产出、劳动就业等对政府支出正冲击反应为正，而私人储蓄和投资的反应为负。他认为政府支出效应对消费和产出表现为正效应的原因是：当较高政府支出发生时，会产生财富负效应，导致消费者减少自己的休闲，劳动供给增加。由于消费和休闲之间具有不可分离性，这样消费和劳动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于是政府支出财富负效应促使消费者的工作时间增加，这会提高消费的边际效用，如果消费和劳动的替代性足够强，那么在面临政府支出正冲击以后，私人消费、总产量、劳动就业增加，这样的结论正好和实际情况相符。Linnemann利用不可分离的效用函数建立完全竞争为背景的DSGE模型从而解释了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经验特征，这与Galí et al.(2007)分析的结论一致，从而反驳了一般RBC模型不能解决这问题的观点。
四、总结和评价
近十多年来，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财政政策的研究方向正逐渐发生变化，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模型的经济背景假设由完全竞争市场逐渐转向非完全竞争市场。我们知道，关于经济波动研究，标准真实周期模型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经济背景，这与现实经济运行相差甚远，于是相关研究者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了一些非完全竞争市场因素去讨论。这种分析视角的变化也影响到此框架下对财政政策问题的研究。关于本文相关的研究，早期主要是在完全竞争的背景中进行，而近年来主要是在非完全竞争的背景中进行，如Schmitt-Grohe & Uribe(2004a,b)和Siu(2004)引入价格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Linnemann & Sehabert(2006)考虑了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Coenen & Straub(2005)和Galí et al.(2007)尝试着引入垄断竞争、投资调整成本以及居民流动性约束等非完全竞争因素，来探讨相关财政问题，而且他们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是，讨论的主题逐渐由经济波动问题转向财政政策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方面。早期是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的财政政策研究，近年来对经济中的技术水平、货币政策等随机冲击的传导机制研究备受宏观研究者的关注。与此同时，这也为在该框架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如：Burnside et al.(2004)、McGrattan & Ohanian(2006)构建了一个真实周期模型来探讨政府国防开支的挤出效应传导机制， Linnemann & Schabert(2006)利用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Galí et al.(2007)考虑了李嘉图等价等因素来探讨政府支出挤入效应的传导机制。
我们还可发现，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关于财政政策的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关注政府支出的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较多，而涉及其他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较少。尽管 Lundvigson(1996)考察了政府税收和发行公债的效应，但其他相关研究对政府融资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几乎未加以讨论。二是，在政府支出问题的讨论时，只考察了政府总支出总量效应，而对政府支出结构效应未加以探讨。这可从相关代表性研究看出一斑，如Ambler & Paquet(1996)、Roche (1996)在研究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问题、Burnside et al.(2004)、Linnemann & Schabert(2006)、Galí el al.(2007)在讨论政府支出的传导机制时，只考虑了政府支出总量效应，而对政府支出结构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没有加以讨论。三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只集中在发达国家相关问题上。四是，政府支出的来源假设主要是以一次性税收为主，而假设来源于扭曲性税收的较少。在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不多的研究(Lansing,1998；Susan Yang,2005； Coenen and Straub,2005；Horvath,2009)考虑了扭曲性税收，而大多数研究在考虑政府税收时主要还是以一次性税收为主。五是，对模型参数的估计以校准法(Calibration Method)为主，其他估计方法使用不多。在对模型参数估计时，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使用较传统的参数校准，尽管McGrattan (1994)、McGrattan et al.(1997)用到了最大似然估计法，但现有相关研究对其他新估计方法，如广义矩估计(GMM)、贝叶斯估计(Bayesian Estimation)都没有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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