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人散文”价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散文论文,女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称90年代的文学是都市的文学，90年代的都市是女人的都市，90年代的女人是顶天立地的“小女人”，虽不乏戏言，却也一语中的。追溯近半个世纪来中国文学中的“女史”：40年代娜拉出走，寻求社会地位的独立（如苏青、张爱玲这批人）；50年代要求婚姻自主、争取人权的独立（如刘巧儿之类）；60、70年代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过激为女性“雄化”现象（如样板戏、铁姑娘）；80年代女性与男性共同争夺一片天空（女改革家、女强人等，是前者的延续，但已从极端回归）：90年代女性与男性共同拥有一片天空（都市白领丽人阶层的出现，表明女性在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亦关注起女人价值的实际）。由此可见，当代都市女性的两种品格：一是“我先是一个诗人，后是一个女人”（四川女诗人翟永明语），即先是一个人，后才是在人的层面上体现女性的品质；二是“先是女人，后是作家”（武汉评论家评池莉语），即总是在努力平衡着人（事业）与女人（家庭）二者间的关系，决不想因前者而失去后者。所以当我们称第一类为“大女人”时，第二类无疑就是“小女人”了。“小女人”的文字，较之前者更具世俗性，也更能体现都市文化的特征。
“小女人散文”的炒爆，是“95妇女年”的热点之一。上海的素素、南妮、广东的黄茵、黄爱东西、张梅、周小娅（原籍湖南）等，群体地浮出“海面”，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先推出两套精致的《都市女性随笔》丛书（共十四册），在95出版界出尽风头；而其中属于南方文坛的专栏作家们，还于“95南国书香节”联席签售作品集《夕阳下的小女人》、《广州文艺》96年第3期特辟“小女人散文特辑”、“笔谈”、 “编辑人语”，其声势从上海造到了广州；继而又造到了京城，“小女人散文”作品研讨会如期在北大学府召开，并在《艺术广角》96 年第5期“文学的软化现象研究”专栏中集中刊登了这次研讨会的部分“学术文章”。诸如此等，都表明，社会各界已不能不注视都市女性随笔大量涌入90年代创作界这一当前文坛的奇观了。
一、“小女人散文热”与其必然——时代价值论
物质追求重实绩、精神追求重消闲，这是商品化、都市化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都市化阶段，无论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无一例外都要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也就是说，一切都将导入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轨道，即使精神产品的生产，在相当程度上也要以满足物质利益与消闲时尚为最终目标。因此，单就文学来看，那些“严肃”的诗歌与小说便势在难免地陷入了困境与窘迫（除少数被“炒红”的作品外），而散文随笔却以风起云涌之势（多种散文辑、系列丛书的大量发行，“副刊”的畅销，读者队伍的庞大，各类散文非散文作家、作家非作家的参与写作等等），显示出异常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散文中那种载道言志之作，也业已失去往日的中心地位，而以体验生命状态、表现女性内心世界为主要内容的女性散文和以体现生存状态、审时度事为主要目的的女性随笔，却被推到了瞩目的位置上。无可否认，时尚正是需求。当物质世界日趋实用、功利时，女性散文随笔便不失时机地成为对现实世界的导引和补足。
就当代女性散文作者群来看，我曾从代际上作过如下划分：一是经历过文革、受传统文化影响教深的一代（多出生于40年代），她们在新时期初仍以超越女性意况的“钢笔”延续着批评、启蒙与开拓的主题，后经知识回炉，开始发生某种变化，融入第二代；二是受过正规教育，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西方文化）交锋锋面上的一代（多50年代出生），她们则更多地由认识外部世界转向对个性全面发展之内在路径的探寻，注重发现女性自身的障碍，并从人性本质、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我冲突根源上重新认识女性的疾苦，这代人的创作最可勾勒出当代女性意况自觉并趋向成熟的轨迹，也是当代女性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宇宙与心灵最具张力的表现，（关于这类“女性写作”，另有专文论述）；而更年轻的一代（60年代以后出生的），则几乎就是成长在商业文化的沃土中，其思想更具当代性，她们不仅在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而且深得其道，因此也最能适应这个时代，创作出即满足商业化社会的“消费需要”，又不乏“文学品格”的文学，这一类文学俏丽新潮、机敏灵活的特点，也正得益于这个时代和作品的年龄：没有传统束缚，也还来不及想得更远更深，有的只是作为时代女性对新世界的感觉与呼唤，是时代骄子对新浪潮的思考与响应，而“小女人散文”的“涌现”，亦正是这一类文学恰逢其时的表现。
一方面，在当代社会，都市化时代，具有独立精神和特定时代文化性格与风貌的知识女性，本身就是一道现代都市的亮丽风景，她们在各个方面都起着引导潮流的作用，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博士布洛特所言：在大都市，“拥有中等以上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年轻女性——影响一般人的潮流趋势正是从这些人开始的”〔1〕；另一方面， 世俗化大潮又使得深陷于物欲泥淖而远离精神家园的人们，渴望重拾自由与温馨，或遁入诗意与梦幻的世界以逃避现世的烦恼，或找到知心的谈伴与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摆脱当下的孤独感与挫折感，而这，更是“小女人”的文字所可以办到的了。在时间上，它承接稍前的“港台武侠、言情热”，给厌世者以慰藉，给求生者以指引；在空间上，它又占据着大大小小的副刊、文集、扎扎实实地做着“出尽风头的女生”。
联系时代的诸多因素，我们便不难发现90年代都市女性随笔散文（即“小女人散文”）走热的必然性了。
二、“小女人”的意识形态意味——文化价值论
风光靓丽的“都市女性随笔”（即“小女人散文”），究其实是30年代一度兴盛的小品文在90年代的再度复兴。而“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因为王纲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一定发展得更活泼。”〔2 〕这说明小品文（随笔）文体的生长对时代精神气候有着特殊的要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文以载道”传统的国度，文学一向难得“闲适”，因而以“闲适散谈、兴之所致”为其特征的小品文，也一向很难形成“大气候”，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时期，任何文体又都不可能逃脱“主流文化”的箝制，即使也曾有作家在相对边缘的位置上致力过小品文的创作（如秦牧），但其写作也只能是以知识性来取代主体灵性的抒发。而当时间进入90年代，一群南国“白领丽人”借助传媒“环佩叮当、风姿绰约”地走进都市大众阅读的视野，这一看似轻浅浮华的文化现象，实则从一个角度告知了生活与时代的大变迁；新的经济秩序已经给个性化散文写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小品文复兴的时代真正来临。而这一时代的背景，正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为新的经济生活所颠覆，（所谓“中心文化在南方的减弱”，其真义也在于此）。
“小女人散文”正是这种经济化时代的产物，其文化产品商品化、大众文化工业操作化特点，也正体现了市场称为在文化领域里的渗透。这一点，又具体体现在“小女人散文”内容上的都市情调与白领趣味，形式上的性别意味及明显效应之中。
“小女人散文”以内容上的都市情调和白领趣味来调侃所谓“大”（大理想、大道理、大男人、大女人等）的空泛、虚伪或不谙世事、没有情趣、尤其是没有风情，其实，在“小女人”出现之前，“大”就已经渐渐丧失了其神话性和神圣性，而“小”的火爆，也恰恰说明新的都市神话和时尚形象已经诞生——“白领丽人”及其趣味，在形象设计、生态选择和文化修养、情调导引等各方面的作用，无不显示了这一点。她们以都市贵族的派头，不失优越感与优雅风度地把握着都市时尚的脉搏，在衣食住行上引导人们向白领趣味靠拢；她们以自身和她们的文章，重新塑造着令大众乐于接受的新女性形象——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空闲时间消闲和娱乐等；她们甚至心甘情愿乃至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小女人”（黄爱东西《相忘于江湖》自序）。尽管这个称谓对她们并非一定贴切，如豪爽侠气的黄茵、言辞伶俐的黄爱东西、品味雅致的张梅、松闲愉悦的周小娅等，她们虽说也具有着“三分聪颖、三分感觉、三分真情、还加上一分尚不让人生厌的虚荣心”〔3〕的“小女人”品性，但其情致却并非出于“小女人”心态， 而是现代都市人生存情状的反映，是“有趣的个性无遮无拦的洒落”（刘绪源《清水无虾》序），是“深夜的宁静中，飘来的那一缕清香”（南妮《随缘不变心》），所有这些，又岂能以“小女人”三字了之？而她们却能够主动又自得地自谓“女人”的，而且是“小”的，这种看似轻松随意的态度，实则反映出某种严肃的意识形态意味——它是在宣告“大一统”中心的败落和“边缘”之“边缘”的崛起。
事实上，“小”只是指情味和篇幅，而“女人”则是一种经过包装和设计的形象，体现出文化操作方式上的性别意味与明星效应。而且，那些被称作“小感想”、“小情调”的都市情绪，也最适合于这样的“女人”，她们不仅文章漂亮、才华横溢，而且秀色可餐、风情无限，再加上从事的又多是编辑记者作家编导主管等热门职业，所以，当这群既风雅又能干的女人与她们的作品一同涌入文化市场时，便较少了“人”的神圣光环而更多了“名人”的传播效应，她们就像电影明星和广告模特一样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成为大众复制与模仿的对象。她们从旧的生活中脱颖而出，又反过来导引新的生活，这也正是已经解构旧有意识形态或更广义的旧日文化、从而获得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和活跃的经济生活环境的人们，正在寻求新的文化基点的征兆。
这恐怕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小女子反映大时代”的真正原因。
三、“小女人散文”的文学变革意味——文学价值论
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并不等同，有时甚至还有较大差异。但在“小女人散文”的文化特性里却包含有值得重视的文学变革因素，尽管这不是它所刻意追求的。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对“小”的审美形态和“闲”的审美心态的认同上。
“小女人散文”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中解脱出来，表现出一种日常生活话语；特别是当“主流话语”在一度的沉溺后又开始浮出，被称作“美文”的散文也在不断地弘扬“文化”或制造“思想”时，那些被冠以“小女人”头衔的“小”散文，却丝毫不以“大男人”的意志力转移，而是大批量地用她们特有的“坦率真挚”的民间口头语言来填满稿纸的空格，虽然没有写出多少“文化”和“思想”，但却比衬出一种当下的语境。以最早获得“小女人”称号和广东作者黄爱东西、黄茵为例。东西是做音乐专栏而入世的，论及歌手和歌自然颇为老道，说甜妹妹杨钰莹“一唱起歌来，声音是婴儿哭声最亮的那部分……唱甜歌的人，要嫩，要小，要可爱，要妹妹相，这几样杨妹妹都赢得了李玲玉”（《杨妹妹》）；说黑豹的软摇滚唱“靠近我，安慰我，理解我”……换了我，只敢提一个要求：“照顾我，照顾我，照顾我，”不理解不靠近都可以，管发工资开饭就行（《摇滚》）；说“娱乐圈是转得最快的圈……大家当初一同苦捱苦挣，眼看别人大红大紫，自己却血本无归，当然不舍，也不甘心就这样丢开手，也许就终于让他等到这一天，扬眉吐气，翻身道情（《新桃旧符》）；说“谣言是一只魅惑的鬼，传说中人有三魂七魄，她是其中叫做游魂的那只，因为很阴湿，所以是一只女鬼”（《谣言》）；特别是善用流行歌词来说，当她得知林青霞闪电结婚而记者却要秦汉畅谈感想时，便道：“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还真是的，如今的时代已经进步了，读者不仅要看新人笑，还要听旧人哭……大家都盯牢了他的脸来问别人的老婆他的感想，呜呼“爱情两个字好辛苦”（《倒霉的秦汉》）。如此文风，是何等的“都市”！黄茵亦如此，只是少了一些飘逸，多了一点认真。在听说张艺谋因不愿与巩俐结婚而导致分手时，她说张艺谋“还不如心存份恻隐之心，和一个女人要好前都说清楚概不埋单后果自负，也让人家女孩子有个思想准备，知道底线在哪里，不要弄成巩俐这样，想想八年抗战连日本鬼子都打跑了，却征服不了一个玩电影的男人，失败感真是比山还重”（《张艺谋》）：在听人说“你不结婚老了以后怎么办”时，她答“真正难办的是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都能过，老的时候又怎会过不了呢……虽说每个瓶子都有它的盖，但是你这个瓶子太奇特了，没有合适它的盖子，难道你还硬拧不成？”（《老了以后》）她还常劝慰有挫折感的人，“猪往前拱鸡往后扒，谁又比谁强一点？”（《起点零》）“上帝在关你一扇门的时候，必定会开你另一扇门。”（《开门关门》）“一个人爱上了，就象一朵花开放了一样，不必讲究配不配开花的。”（《白日梦》）这是“真女人”的目光（小处着眼、把握现在）和语言（日常口语、促膝交谈），与“女性写作”是不同的。“女性写作”是要为人们构筑精神的家园、找寻心灵的归宿，而“女人”的写作，却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虽然写的都是小事情小题材小感受小道理，但却是你看得见听得到的，放下架子一点也不“假大空”，款款写来无话不说无拘无束，因而令人倍感亲切，容易交流。并且，这种随意聊天似的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特质，又特别适于以真实坦率的笔墨叙说自己的经历和感想，纯粹表现个人才情和见识，这便是“小”的美丽。当然，“女人”的文字也应该与“作女人状”的文字区分开来，正如“男子汉”应该与“作男子汉状”区分开来一样，那些矫情的、忸怩作态的文字是要坚决排除在外的。
而这种在取材和表达上最自由、没有多少负担的文学，则要求作者和欣赏者在进入审美活动时必须具有悠闲的心态。一个“闲”字，颇能道出此类散文的真谛。如沈宏菲称张梅的文章是“一个闲人对日常生活、人情事故的感受加参悟”（《闲人老张》），韦刃称素素的文章是闲来可品、清新可人的“咖啡文章”、“性情文章”（《就做一个红粉知己》序）；再如服饰宠物读书打牌发了财没发财的朋友男人女人歌星影星狐狸精等，均可作为闲来之想落入笔端，有意思的遭遇没意思的烦恼亲情友情爱情到深处人孤独的个人心情，也均可以喋喋不休地反复咀嚼；如她们文集的题目《就做一个红粉知己》、《生命是一种缘》、《心安即是家》（素素）、《咸淡人生》、《闲着也是闲着》（黄茵）、《花妖》、《相忘于江湖》（黄爱东西）、《此种风情谁解》（张梅）、《清水无虾》（周小娅）、《随缘不变心》（南妮）、《时髦表情》（石娃）等，无不显示出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态。而如此心态下的闲情逸致，又是十分适合都市对闲适的需求的。
另外，“小女人散文”除了提供给当代散文一些新的东西诸如都市题材、日常语言和闲适情趣外，还有一点，就是鲜活的生活感觉，而且这些鲜活的感觉与感受也并非都是某些人所评的那样“浮光掠影”或“千篇一律”的，而是显示出女性的敏锐、洞彻以及她们各自的个性。如素素关于张爱玲、三毛、女权主义，南妮关于苏青、林白、《廊桥遗梦》的评点，（见素素《来易来去难去》、《红颜与红尘》、《PLAY BOY》，南妮《坦率》《瓶中之水》《廊桥一梦》），是凭着女性的直觉和经验而写，感受新奇、独特而深刻，把握很到位，这似乎应了胡兰成评张爱玲的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另外，又有黄爱东西自谓“集小人与女子之大成”的平民自豪感、黄茵关于“咸淡人生”的平常体会、张梅“做一个理想主义的闲人”的努力、周小娅“甘心做个俗人”的市井之乐等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显示出其平常心、自然心和乐生的态度。她们所写所想的一切，都是离生活最近反应最快最鲜活的内容，也是她们有真触动有真感悟的话题，这些，反倒令她们的“小”文章、“闲”文章洋溢出的活力和打动人的魅力。
当然，当她们任情任性的表达一旦被罩上明星与大众偶像的光环，一种表演的价值也许会掩盖住其时代、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她们可能借助文字有意无意地为大众设计出更加佳美的造型：可爱又知心的女孩，敏感而多情的才女、潇洒不羁的青春少女；为大众推介更加新潮的生活方式：忧郁咖啡厅、浪漫情人节、热闹牌局和寂寞Party等等， 说多了，自然会有类似之感。况且这些文章又多为专栏而作，深刻性也势必会受到字数、时间与选题的限制。更何况她们又基本上是“生命感觉宛如鲜花朝露”（黄茵《闲着也是闲着》）的年龄，因而还需要时间去打磨掉时代的烙印，露出更美的本质。关于这些，评论家已说得够多，我不想再说。
注释：
〔1〕见〔美〕史·布洛特博士著《跨越障碍》， 世界图书出版社89年5月版。
〔2〕见《艺术广角》96年第5期，毕光明引自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及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3〕见《广州文艺》96年第3期，“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