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研究与胡适的疑古辨伪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诸子论文,疑古辨伪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是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诸多学术领域，胡适都扮演了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角色。从疑古辨伪学的角度看，胡适是“整理国故”运动的首倡者，因而他对中国现代疑古运动的倡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胡适倡导疑古，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层面，至于具体的疑古辨伪，胡适的学术成果有一些，但比起他的方法论方面的影响来，毕竟要次了一等。胡适的诸子学研究，既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理的切入点，同时也对后来兴起的疑古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对胡适诸子学研究的剖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适的疑古辨伪学和治学方法论的长处与缺陷。
一、《诸子不出王官论》：胡适辨伪学方法论的初步运用
1917——1919年，这三年可以视为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术清理的介入期。在这三年中胡适的两部著述和一篇论文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是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术清理的标志，亦即胡适进行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开端。这两部著作，一部是1917年发表的《先秦名学史》，另一部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论文则是1917年4月发表的《诸子不出王官论》。这两部著作和一篇论文，从它们的观点、内容上来看，应当是同时构思的。因此，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17年胡适完成了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胡适在文中写道：
“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注：《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9页。）
这说明，胡适当时的理想，是希望通过诸子学的研究，寻找到一座沟通中西方文化思想的桥梁，以便将“科学”的观念，特别是“科学”的方法论移植到中国来。而胡适所寻找的中国一方面的代表，最初是定格在先秦诸子学研究上的。
与《先秦名学史》相比，胡适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知名度显然更高。但《先秦名学史》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素材，胡适都用到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注：《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页。）因此，《先秦名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先声。
与胡适的上述两部专著相比，他的论文《诸子不出王官论》同样值得注意。论文发表于1917年4月，那么，论文的写作，还应当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在胡适的两部专著和一篇论文中，论文是最先动笔的。论文涉及到了胡适对先秦诸子学缘起的看法和他对先秦诸子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这些看法和观点，均构成为《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指导思想。当191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又将这篇论文作为“附录”收入，这显示了胡适对这篇论文的重视。因此，《诸子不出王官论》实际上又可以作为解读胡适诸子学研究的一把钥匙。而且，这篇论文后来又被收入1933年初版的《古史辨》第四册，从而引发了一场诸子学研究的热潮，真正使诸子学的研究别开了生面。钱穆指出：
“尝谓近人自胡适之先生造《诸子不出王官之论》，而考辨诸子学术源流者，其途辙远异于昔。”（注：《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钱序》。）
顾颉刚也说：
自读了胡适的《诸子不出王官论》，“仿佛把我的头脑洗刷了一下，使我认到了一条光明之路。”（注：见同上书第17页《顾序》。）
从现代疑古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篇论文的意义也是值得重视的。因此，这里将《诸子不出王官论》作为解析胡适的诸子学研究的津筏是合适的。
《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有九流出于王官之说。胡适从驳斥刘歆入手，从近代西方民主和自由的立场出发，认为先秦诸子奋兴，学术自由，这与独裁而主张舆论一律的王官南辕北辙，处在尖锐的矛盾之中，是故诸子学不可能出于王官。（注：《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6、418、411、391-393、395页。）由此可以看出，胡适撰写《诸子不出王官论》，最初是有着一层“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和提倡学术民主的动机的。
在诸子学的缘起问题上，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是先于胡适发表的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章太炎的主张与胡适恰恰相反：他认为诸子学出于王官。因此，胡适撰《诸子不出王官论》，一方面是要肃清千年以来的《汉书·艺文志》的影响，不如此，反封建的学术“民主”便无以立足；另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对于学界泰斗章太炎的诸子学出于王官之论，胡适必以破之，他认为，“近人说诸子出于王官者，惟太炎先生为最详”（注：《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6、418、411、391-393、395页。），因此，若不将太炎先生驳倒，胡适的整个诸子学研究体系也就建立不起来。
《汉书·艺文志》对于诸子学的源流分类有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等等说法。《艺文志》又将晏子列于儒家，将管子列于道家。胡适对《艺文志》的这种分类进行了批驳。其中有较有价值的某些原创性内容，（注：可参见《古史辨》第四册第3页。）《艺文志》对诸子学的分类安排的确有许多很难说通的牵强之处。胡适对《艺文志》罅隙的抉摘是有他的中肯之处的。
在《诸子不出王官论》中，胡适二分之一的篇幅是用在驳斥章太炎上的。从总体上看，胡适对章太炎的指责显得比较武断。
太炎先生的《诸子学略说》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道家和墨家出于史官之学。他指出，老聃为柱下史，为徵藏史，故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
胡适驳章太炎谓：
“史佚之书，今无所考，其名但见《艺文志》；其书之在墨家，亦由晏子之在儒家与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学于史角为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则孔子所师者尤众矣。况史佚、史角既非清庙之官，则《艺文志》墨家出于清庙之说亦不能成立。”（注：《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6、418、411、391-393、395页。）
这里，胡适谓史佚、史角既非清庙之官，故《艺文志》墨家出于清庙之说不能成立，这个驳论是可以成立的。但胡适否认晏子在儒，伊尹、太公在道，并未足以驳倒太炎先生的史佚在墨，为墨家滥觞之论；赤未足以撼动太炎先生的道家出于史官，史官之学是为道家源头之说。换言之，胡适言之成理的部分尚未足以全面否定诸子学与王官的确了无干系。而章太炎说法的意义则在于，他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立论而穷原竟委。他的论述对于理解史官文化曾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过上古时代的学术思想是有帮助的。——上古时代学术思想缘起的那一层神秘的面纱被章太炎撩开了一角。自从人类踏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以后，巫史或者说史官曾经垄断着教化权，揆之于古代东西方的史实莫不皆然，（注：巫史不分，史官垄断教化权，上古时期，东西方各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莫不如此，中国尤其如此。限于篇幅，此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艺文志》的某些说法并非毫无根据。特别是《艺文志》提到了史佚，这或许反映了史官文化孑遗的某种信息。胡适否定《艺文志》，但他并没有能够拿出足够的正面的理由来支持他的论点。而章太炎根据《艺文志》的说法，将道家与墨家之学溯源于史官文化，太炎先生的眼光倒是犀利的。学在官府局面的形成与史官垄断教化权有很大关系，这也就是章太炎所说的“不仕则无所受书”的原因所在。
因为学在官府，是故诸子“学”出于王官，这是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一个重要论据。胡适不同意此说，他认为：
“古代书册司于官府，故教育之权秉于王官，非仕则无所受书，非吏无所得师，此或实有其事亦未可知；然此另是一问题。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为，即令此说而信，亦不足证诸子出于王官。盖古代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注：《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6、418、411、391-393、395页。）
今按，古代学在官府，此为学术界先贤所论中特见屡见而不一见者，定然为不诬之论。胡适谓“此或实有其事亦未可知”，是明知而故作浑沌状。针对胡适此论，人们可以胡适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谓：王官有无学术是一事，执掌王官之学的史官有无学术，此又是一事。若无此“学”，焉得而有彼“学”？此学为彼学之滥觞，之渊薮，自学在官府言之，亦定然不诬。胡适云“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非谓其要义已尽具于是也。”揆之于胡适谓诸子学与王官了无干系之说，此说之自相矛盾自不待言。学术之兴，既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则无简易何来繁赜？必繁赜之学始可称学，简易之学则断不可称学，此不啻成人之子便不认其母，亦难逃数典忘祖之讥矣。
二、《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辨伪学方法论的系统化
胡适在建立他的方法论时，是将乾嘉考据学作为“科学”来对待的。所以，胡适在介入诸子学研究时，对于乾嘉学者所擅长的校勘、训诂、版本目录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批判地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胡适建立了他的辨伪学方法论。这一点，《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比较典型的反映。
胡适认为：
校勘“这种学问，从古以来，多有人研究，但总不如清朝王念孙、王引之……诸人的完密谨严，合科学的方法。”
胡适在总结了乾嘉考据学者经验的基础上，试图总结出审定史料真伪的方法。胡适提出了五种方法：（一）史事，即看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人的年代相符，来定该书或书中篇章的真伪；（二）文字，即根据某一时代文字的特点来辨别真伪；（三）文体，即根据某一时代文体的特点来定真伪。因为“后人尽管仿古，古人决不仿今”；（四）思想，即根据某人或某一部书的思想脉络是否前后一致或矛盾抵牾来定真伪；（五）旁证，用本书以外的其他材料来定该书真伪。
但是，对于乾嘉考据学，胡适并非全盘肯定，他对乾嘉考据学也是有批评的。他认为：
“清代的汉学家最精校勘训诂，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破碎。校勘训诂的工夫，到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最完备了，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旨。”（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这里，胡适对乾嘉考据学的批评是中肯的。乾嘉学者往往局限于对字、辞、音义的考证，虽然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坚确难移，从而为后人读通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终因他们过于重视“局部”而忽略了“全局”，缺乏对史料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以及对学术的富有理念的贯串性理解，因而乾嘉学者的考据文章一般都逃脱不了枯涩、干瘪，难以卒读的毛病。胡适所批评的“支离破碎”终是清儒治学中的一个严重缺陷。
我们看《中国哲学史大纲》，简明扼要的确是它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长处。尽管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用在考据上的，但胡适因有活泼清新的语言，有贯穿始终的思想理念，这就使胡适的考据有了一个“魂”。他的考据性文字，读来绝无偏枯蹇涩之感。而且，胡适的笔下常浸淫着感情，渗透着他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社会体验，且每夹于他的有关校勘、训诂的艰深考证和对抽象难解的学术思想的索赜探微之间。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手中掌握着白话文和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利器的胡适，他的治学方法，比起乾嘉考据学者来的确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
但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的出于“大胆假设”的臆断之处也是明显的。例如，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引用《列子》和《淮南子》的说法，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古说而诸子述之。吾国哲学思想初萌之时，大抵其说即如此。”胡适对谢无量的论点根本不同意，认为在我国决谈不上“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并指出：“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28篇‘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价值。”（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按，《尚书》的史料价值，在今天看来已经是确然无误的了。但即便在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代，学术界也很少有人象胡适那样将《尚书》的史料价值贬得一无是处。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否定《尚书》的史料价值的理由。如《金滕》：“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这则史料，记载的主要是大雷电、暴风、骤雨等等自然现象。但胡适却认为：
“这岂可用作史料？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实际上，在周代那样一个充满自然崇拜的时代，自然现象的制约作用，无论对于平头百姓还是周代的史官都是巨大的。史官载事，决不敢在这上“伪造”。神灵的“天罚”，这必是上述记载具有基本的真实性的保证，这也是上述记载具有史料价值的基础。胡适的立论全凭猜测，根本不能成立。
又如，对于《周易》，胡适认为：
“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止剩得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故我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为什么“卜筮之书”就“全无哲学史料可说”？胡适这里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我们看胡适在论述孔子的思想时大量引用《周易》，又说《周易》只有三个基本观念：“（一）易，（二）象，（三）辞。”那么，是胡适也不排斥“象”了。“象”不正是“卜筮之书”吗？又，胡适所说《周易》的第一义“易”也就是“变易”，这一思想首先正是存在于卦辞和爻辞中，然后才在《易传》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的。胡适如果否定了卦、爻辞，那他实际上就将自己立论的前提推倒了。这种地方，胡适的持论都欠平实，断得太过太勇。
三、辨证《老子》与胡适对其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老子其人和《老子》一书进行的考辨。这不仅是因为老子和《老子》一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因为胡适对老子和《老子》一书进行的考辨引发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老子》和诸子学研究热。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用在考据方面的笔墨仍然不少。例如，胡适专列“老子考”一节，考证《老子》一书的章节、内容以及版本问题。对于乾嘉考据学者已经取得的成果，胡适也能够注意吸收利用。如《老子》第五十三章：“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注“唯施为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两家的注均捍格难通。胡适引王念孙《读书杂记余编》指出，“唯施”的“施”字义当同“迤”。“迤”即“邪”。经此一解，《老子》中难读懂的字、名变得文通句顺了。
但胡适也有妄断处。如《老子》第三十二章有“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这八个字，胡适认为，这八个字“既失韵，又不合老子哲学。疑系后人加入的话。”实际上，《老子》中的这八字是古本所有语。据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注：据研究，帛书《老子》是目前所见到的《老子》一书的最古老的本子。帛书《老子》甲本写定的年代，最晚在汉高祖时代，约公元前206年——公元前195年间；帛书《老子》乙本写定的年代，当在惠帝或吕后期间，约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0年间。见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第409页。），甲本此八字作“天地相谷（合），以俞甘洛（露）”；乙本此八字作“天地相合，以俞甘洛（露）”。（注：引自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第441页。）证之以今本《老子》，今本无误，胡适误。
又，对于《老子》中“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一句，胡适引用王弼本，断王弼本《老子》“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中的“知止”原为“知之”；“不殆”原为“不治”，并认为之所以今本《老子》作“知止可以不殆”，是经过了“妄人”对王弼本的篡改。（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4页。）胡适的这个论断实际上也没有根据。据帛书《老子》乙本，此句原文恰作“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注：引自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第441页。）以此可以断定王弼本此句肯定是据古本而来，胡适擅自改动王弼本，亦属“妄改”。
如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这部书的发表，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出书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到第八版，可见风行和受欢迎的程度。此书出版之际，正是二十七岁的胡适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教授之时，因此，《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这也是胡适“暴得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二十年代初瞬息万变的风云际会中，胡适在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学术界中心人物，这多少绷紧了胡适和他的学术前辈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就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后不久的1922年，梁启超即发表讲演，提出了六条可疑的理由对胡适书所说的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表示质疑。
以梁启超的地位和声望，他的演讲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梁氏文发表后仅一周，张煦即发表了《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对梁启超提出的论据逐条反驳。（注：见《古史辨》第四册。）时隔不久，1923年2月顾颉刚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表示了他同意梁启超的意见，即认为《老子》应成书于战国之末。这实际上也是顾颉刚对胡适意见的否定和委婉批评。（注：见《古史辨》第一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1923年“夏秋之间”，钱穆撰《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专就“思想上”的线索立论提出了“老在孔后”的结论。
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这部书将老子安排在孔子、墨子甚至孟子之后，冯友兰主要提出了三条理由：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二，《老子》的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当在《论语》、《孟子》之后；三，《老子》为简明之“经”体，可见为战国作品。又指出：“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逻辑上所谓的‘丐词’(Begging thequstion)之嫌。”
1933年《古史辨》第四册出版，专门讨论诸子问题。由于第一册《古史辨》未能将讨论诸子的撰述尽行收入，于是1937年又出版了《古史辨》第六册。
从1917年胡适发表《诸子不出王官论》到1937年《古史辨》第六册出版，由诸子学的源起问题，逐渐牵蔓到对老子年代的考辨，再到墨子、庄子、杨朱、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史迹、史籍的考辨，前后逶迤长达二十年之久。仅仅“关于考据老子年代的文章，止第四册及此册（《古史辨》第六册）所收，就有三十五六万言，……不要说旁观者望而却走，当事者也见而生畏。”（注：《古史辨》第四册《自序》第1页。）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诸子学大讨论中，胡适所起到的筚路蓝缕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这从《古史辨》为第四册上编以《诸子不出王官论》起首，下编以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移录的《老子传略》为第一篇就可以看出。不仅如此，而且胡适也一直参与了诸子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老子生年，《老子》成书年代，考信辨伪的方法论等等的辩难，因而，胡适对这场诸子学问题的大讨论的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发表于1931年的《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1932年的《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和1933年的《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这三篇论文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胡适对“方法论”问题的检讨。
在《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中，针对冯友兰提出的“老在孔后”的三点理由，胡适指出：一，所谓“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说并没有根据，叔孙豹已有“三不朽”说，其中“立言不朽”不能仅仅看成是口说传授；二，冯友兰的“《老子》的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当在《论语》、《孟子》之后”，这一通则本身即站不住脚。不能说一切问答体之书都应当在《孟子》之后；三，冯友兰的“《老子》为简明之‘经’体”一说，此条更不可解。什么样的文字才是简明之“经”体？冯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注：《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6、418、411、391-393、395页。）
在《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中，针对钱穆专门从“思想上的线索”论《老子》当在战国之末，胡适指出：“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注：《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6、418、411、391-393、395页。）
在前两篇论文的基础上，胡适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中对在考辨老子时所表露出来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检讨。胡适将与他进行辩论的学者的方法论分作两组：第一组是从“思想系统”或“思想线索”上证明老子之书当在战国之末。梁启超、钱穆、顾颉刚持这一观点。
胡适指出：
“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我现在很诚恳的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
第二组，用文字、术语、文体等来证明《老子》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冯友兰、梁启超、顾颉刚使用过这一方法。
胡适指出：这个方法，自然有有用之处。“孔子时代的采桑女不应该会做七言绝句，关羽不应该会吟七言律诗，这自然是无可疑的。”
“但这个方法也是很危险的，因为(1)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2)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时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3)文体的评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注：《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6、418、411、391-393、395页。）
胡适举例说，一些俗文体看起来象是后起的，但实际上却早得多。如敦煌写本中的民谣即是如此。“总而言之，同一时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谨与豪放的不同，还有地方环境的不同，决不能由我们单凭个人所见材料，悬想某一个时代的文体是应该怎样的。”（注：《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6、418、411、391-393、395页。）
在中国现代史上，对方法论问题着意最多的应当是胡适；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也是胡适。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疑古运动在近二十年间风起云涌。在疑古运动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之后，不仅疑古运动本身的变化与分化在所难免，而且胡适本人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如顾颉刚后来回忆所说：
“一九二九年我去看他（胡适），他对我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我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改变的原因。”（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胡适说他由“疑古”转向“信古”，胡适转向了“信古”，这个说法准确不准确可以置之勿论。但胡适的反对“疑古”的说法至少还可以找到一条有力的“内证”，那就是胡适在他的那篇《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中，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表示了钦佩之意。而如所周知，钱穆此文正是反对康有为的疑古，——实际上也就是反对顾颉刚的疑古的一篇影响最大的力作。以此，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胡适发表的对于考信辨伪的方法论检讨的系列论文，我们实际上也就可以将其视为“疑古派”分化的标志。（注：另，胡适作于1930年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作于1932年的《中国中古小史》，其观点与顾颉刚作于1930年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的疑古思想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此亦可为证。）
从胡适上述对考信辨伪方法论的检讨来看，检讨的实质性内容，似乎可以归结为胡适对早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疑古派所普遍使用的“默证法”，在遭受到严厉批评以后的反省与觉悟。1925年，张荫麟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中就已经指出了“默证”方法论的弊端。（注：见《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3页。）我们看胡适对于方法论的检讨，无论是他提出的用“思想线索”考证史事的不可信，还是用文字、术语、文体等来证明某书某事之无据，似都可以归入“默证”的使用不当。在整个疑古运动中，“默证”是使用最多的一种方法。随着地下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以及新史料的不断面世，主要运用于对上古史事考辨的“默证法”的弊端日益显露；与此同时，包括胡适在内的当初赞成疑古，参与疑古的学者，其本身的治学观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胡适这种对实质上可以归结为“默证法”的检讨，与其早年激切的疑古思想相比，其间的变化是巨大的。应当说这是胡适的一种合乎情理的自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似乎也可以看作胡适对他的“大胆假设”方法论的某种修正。
收稿日期：200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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