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文化论文,史学论文,思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7）01—0023—08
新史学思潮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是针对传统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而产生的。与传统史学致力于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不同，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一样主张从更加广泛的范围研究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又与实证主义史学多从历史观上否定传统史学不同，新史学似乎更多地是从史学观念上突破传统史学的樊篱，更加理智地运用文化史研究的形式。可以说，伏尔泰、巴克尔和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化史家的贡献是以科学的名义研究文化史（即以自然科学改造历史学，把历史学看做是与自然科学完全相同的科学），而鲁滨逊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文化史家则把文化史看做是科学（即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改造历史学，而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着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正是构成历史学的科学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之所在）。对于中国学术发展来说，前者成就了20世纪初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明史研究，后者又成就了“五四”时期的梁启超的文化史。
一、“人类的问题”与“价值”：文化史研究的新观念
（一）“人类的问题”：《新史学》的文化史研究视野
《新史学》[1] 是美国著名的史学家鲁滨逊的史学名著，出版于1911年，书中汇编了他历年的论文和演说，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史研究的思想观点。
鲁滨逊阐述了文化史发展观。他说，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很近的事情。假定把人类全部历史比喻为12个小时，现在是正午时间；假定人类历史已经有24万年，1小时代表2万年，1分钟代表362年又4个月。那么，埃及和巴比伦文明的出现是在11时40分，希腊文化只距今7分钟，培根撰写《论学术的进展》距今不过1分钟，蒸汽机的发明距今半分钟。由此，鲁滨逊得出结论说，人类的进步最初非常缓慢，后来是越来越快；古代那些创造文明的人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实在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们的智力与我们是相同的，只是由于时代的延续，“知识是一直经常增加的”[1](P161)；人们对于进步和知识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可见，鲁滨逊的文化史观承继了巴克尔的文明史观，即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知识。但与巴克尔不同的是，巴克尔指出知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即从文明史出发，从人类历史的创造和发明的角度，认为知识的获取是依靠怀疑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鲁滨逊则是从文化史出发，从人类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的角度，认为知识的获取是依靠教育和模仿，“文化这样东西，或者是由模仿而来，或是由教育而来；假如没有模仿和教育，文化就要灭亡”[1](P170)。此外，巴克尔和鲁滨逊都对于保守思想予以了批评，只是巴克尔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出宽容，而鲁滨逊则更进一步予以肯定：“无论我们是赞美过去，或是咒骂过去，我们总是过去的子孙；而过去把我们培养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处境。”[1](P171)
鲁滨逊对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予以论述。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伏尔泰和巴克尔曾经质疑传统史学的只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过于狭隘，主张研究风俗史和域外史。鲁滨逊承继了这一观点，认为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很广，举凡一切“人类的问题”如探险、商业、建筑、教育、著书、绘画等，大到民族的兴亡，小到小人物的情感，都是可以纳入近来。当然，也不是说文化史家就没有选择的什么都研究，而是以“人类进化”为标准，选择那些与此相关的事情进行研究[1] (P13)。至于文化史研究的任务，不是如传统史学那样的要汲取过去事情的教训，而是通过“使我们懂得我们自己和人类的问题与情景”，“解除对于各种生疏不明情况的迷惑”，“给我们提供一些改良人类现状的原则”[1](P15、17)。由此出发，鲁滨逊说，对于生活在现代工业学校的男女学生而言，史学的任务就是在确定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工业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之后，提出他们“应该知道的、应该记得的”“那些人类过去的事实”[1](P97)。
鲁滨逊谈到了文化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本来，巴克尔希望用科学实验的方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史学成为科学。鲁滨逊则对史学史加以总结，说努力使史学成为科学的倾向在19世纪有两种途径，一是如兰克那样对待史料的批判与怀疑精神以及如实地叙述历史的主张，二是马克思的通过注重经济生活和巴克尔注重探讨历史发展规律。鲁滨逊认为这两种努力都决不可能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因为客观上历史现象十分复杂，历史资料短缺，主观上脱离不了想像和牵强的习性。鲁滨逊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史学科学化，只是更为求实地说明史学的科学化不是要使史学完全成为如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人类学那样的科学，而是说史学可以具备如同这些科学一样的某些特点。换句话说，史学不是科学，但史学具有科学性。史学的科学性的途径在于：“使它成为历史性的历史”，即注意考察“产生这种历史兴趣的原因及其逐步的演变”，“追溯变迁的缓慢的过程”，也就是研究专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要在许多方面来改正历史，来扩大和加深历史的作用”[1](P45、46、47、48)；“研究整体过程”，因为人类历史“决不是科学地分门别类的总和”，单纯地注重分类研究，就会产生荒谬的结论，因此“应该将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际生活加以验证”[1](P49、50)，也就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解释。由此，鲁滨逊对史学的未来预言说，“历史学者将来会越来越专业化，而且可以补充当时各种科学家的不足”；“我相信：历史学家将来会对解释现状越发感到兴趣”[1](P50)。应该说，后来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的发展，充分验证了这些预言。
鲁滨逊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史研究的科学性的途径。指出，“历史眼光”也就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文化史研究区别于传统史学的主要标志，也是借鉴于其他专门科学的方法的结果；又说，“一切的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1](P53)，所以，文化史研究“必须利用其他科学家所能提供给历史学的学说”[1](P70)。
（二）“价值”：《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史学科学观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2] 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的文化史研究的名著。
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区别中，论述了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李凯尔特说，所谓文化就是与自然自身生成不同，而是人事的活动或是与人事活动相关的东西：“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2](P20) 因此，价值就构成文化的特征，“价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因此我们把文化对象称为财富”[2](P21)。由此，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事活动，就是价值，也就是考察人事活动有无意义。因为人事活动很广泛，所以文化史研究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如宗教、法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这些与人事活动有意义的学科，都可以纳入到文化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从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区别中，论述了文化史研究的任务。李凯尔特说，事物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连续性，“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这可以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Satz der Kontinuitat alles Wirklichen）”；另一种形式是个别性，“每个现实之物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特有的、个别的特征”。这可以表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Satz der Heterogeneitat alles Wirklichen）”[2](P31)。自然科学探索自然发展的连续性，所使用的是“普遍化的方法”，也就是寻求自然发展的同；文化科学探索文化发展的个别性，所使用的是个别化的方法，它所寻求的是文化中的异。“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2](P51) 因此，可以说，文化史把“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作出表述是它的课题”，其研究的任务就是“想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2](P50)。因为现实的个别性是多样的，所以，文化史研究就是要确定文化现象是否是本质的，也就是是否是有意义的。“对于研究文化事件的历史科学来说，现实分为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也就是分为历史上有意义的个别性和纯粹的异质性（Anderssein）。”[2](P73)
从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系中，论述了文化史研究的功用。在这里，李凯尔特把文化史研究看做是历史学科学化的途径。一方面，文化史研究采用了科学的概念。科学的特征是寻求普遍化的概念，而历史学则是寻求个别化、特殊化的，文化则给予历史寻求个别性、特殊性提供了标准，从而促使历史在个别化中生成概念：“历史学家首先研究的，只是那些在其个别特性中或者体现出文化价值本身或者与文化价值有联系的对象；而在任何一个单一的对象从其异质性方面向历史学家提供的那无限众多的成分当中，历史学家又选择那些作为文化意义的依据，构成历史的个别性并与纯粹的异质性不同的成分。因此，文化概念给历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条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犹如作为现实的自然概念从普遍的观点对自然科学所做的那样。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以及通过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12](P73—74) 这样，正是文化史研究的展开，才“使历史得以成为一门科学”[2](P72)。可以说，“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2](P76)。另一方面，文化史研究消除了史学家的主观的随意性，使得历史的概念具有“客观性”。文化概念一经确认，那么文化价值就“被普遍地、即被所有的人评价为有效的，或者至少被文化集团的全体成员期望为有效的”，这样，就“使历史概念的形成排除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因而是历史概念形成的‘客观性’的依据”[2](P86)。
作为新史学思潮中的同龄主将，鲁滨逊和李凯尔特在文化史研究上的理论观点颇多契合。比如都看到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广泛，文化史研究重视历史的个别性、特殊性的探讨，文化史是使史学成为科学等。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鲁滨逊多是从历史进化观上讲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李凯尔特则是从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关系上论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作为历史学家，鲁滨逊的著作实证的分量重，读来通俗，而作为哲学家，李凯尔特的著作思辨的内容多，较为晦涩。分析其相同的原因，是因为德国和美国同是新史学思潮的发祥地，而且两国有着深远的学术交谊。鲁滨逊曾经到弗赖堡大学学习新史学思想，而现代文化史的奠基人兰普雷希特也曾经访问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传授他的新型文化史观，接受该学校的名誉博士学位，促成了这所大学成为美国新史学的摇篮。而其不同的原因，则可以说是两国的文化个性不同所导致的。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务实的民族，而德国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并重视思辨的民族。文化个性的不同导致他们在文化史研究上也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如在文化史研究的性质上，除了科学性之外，德国尚注重民族性，兰普雷希特文化史思想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民族，民族是研究人类群体最合适不过的单位[3](P334、341、337)；而美国则非常讨厌民族性，巴恩斯则说，“民族是一种危险的文化幻觉——一种文化的心理病态或文化的神经错乱”[1](P192)。
二、“人类社会”与“科学”：梁启超文化史研究的实践
（一）“人类社会”：《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研究旨趣
梁启超对于文化史研究理论的构建主要是在高校有关的教学过程中完成的。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秋）及其《补编》（1925年秋）、《〈中学国史教本〉改选案并目录》（1923年）大致上体现着鲁滨逊的史学思想，而1922年12月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讲演《什么是文化——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演》、《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和为南通科学社年会所做的《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则反映了李凯尔特的史学思想。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章开篇就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句话明确地表明了梁启超对于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作用等的基本观点。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这里的“人类社会”就是要研究人类全体，而不是如旧史学那样只注意统治者或者说是政治史。可以说，这既是文明史研究中否定传统史学思想的延续，同时也是文化史研究中要求扩大史学视野的反应。很难得的是，梁启超在把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区别的认识中，吸收了鲁滨逊和李凯尔特的观点，认识到了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特点。他说，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是“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常为普遍的”、“为超时间空间的”；而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则是“一度的，不完成的”、“常为个别的”、“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由此，个别性是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也是选择历史研究对象的标志。“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纲’，人类不可思议，莫过是矣。”[4](6章)
文化史研究的任务有三个层次：第一，“记述”人类的活动；第二，“校其总成绩”，即检讨人类在历史上的成就；第三，“求得其因果关系”，即探讨历史上文明成绩获得的原因。因为历史发展是呈现出个别性，所以文化史研究的任务也就是探讨历史上复杂的个性之间的关系。史家的职责，就是在“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4](6章)。可以说，这里的第一点正是传统史学的基本任务，第二和第三两点则是文明史研究的任务。说明此时的梁启超还停留在文明史研究的漩涡里没有能够走出来。在《补编》里，梁启超说文化史研究的任务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新价值”，并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4](1章)。这种重视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探讨，可以说已经是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了。因为新史学的任务就是“（1）把过去重要时代的文化整体重新复原；（2）研究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1](P187—188)。在这里，可以说，（1）就是“新意义”，（2）就是“新价值”。可见，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观点。
至于文化史研究的作用，似乎梁启超更注重。“以为现代一般人之资鉴者也”，“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表面看来，这是传统史学的史学观的折射。但在梁启超看来，这已经是与传统史学发生了质的变化。“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而“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4](1章)。这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的作用是针对整个国民的，而不是如传统史学那样只专供统治阶级。因此说，文化史研究的性质就是国民史学。这样说来，文化史研究的性质与文明史研究的性质是一致的。可见，1920年代的梁启超史学观与1900年代的梁启超史学观仍然保持着一致。所不同的是，1900年代是批评多建树少，1920年代是建树多批评少。所以，梁启超从文化史研究的需要出发，竭力否定政治史，主张国民史。他在《〈中学国史教本〉改造并目录》[5] 中，对政治史强烈地抨击。说政治史的特点，“旧式的政治史，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政治史的恶果，不能使人了解先民的生活，产生爱国情感；历史与现代生活隔绝，致使学问与生活“打成两橛”；政治现象数千年绝少变化，而且又充满着奸诈黑暗，使人“徒增保守性或其他恶德，与民治主义教育适相背驰”。矫正政治史恶果的办法，“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这里的“纵断史”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专门史，也就是文化史研究理论中的分科观念。可见，在梁启超看来，用文化史取代政治史不仅是新史学的发展趋向，而且也是中学历史教学的必由之路。
梁启超重视文化史研究的国民性质，而对其科学性质则同胡适一样作为方法论来看待。他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在这里，“专门史”就是上述的“纵断史”，也就是作为方法论的分科文化史。梁启超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他说，研究历史必须整体上认识历史，“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又说，“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个该专门学的素养。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个该专门学者”[4](3章)。在《补编》中，梁启超干脆把专门史分为人、事、文物、地方和断代五个方面加以论述，并且提出“文化专史”的概念。指出，“文化专史”就是“狭义的文化史”，专指“人类思想的结晶”，包括“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
“普遍史即一般文化史”，就是通史、全史，也是广义的文化史。它是在专门史基础上的更高层次上的研究。“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4](3章) 《补编》中的五种专门史的划分，实际上就是想以全史的方式鸟瞰文化史。以全史的方面看，梁启超虽然否定政治史，但并没有排除政治史。在“文物的专史”中，他列出了“政治专史”、“经济专史”和“文化专史”；在《〈中学国史教本〉改造并目录》中，也把政治史列为重要的内容。“将全史纵断为六部：1.年代，2.地理，3.民族，4.政治，5.社会及经济，6.文化。”在实践中，梁启超的重点也是政治史。这种口头上否定政治史，而实际上又青睐于政治史，固属矛盾，原因亦颇多，但也体现了传统史学在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正主动地利用新的观念在装扮自己，发展自己，说明借助于文化史研究走史学现代化之路还不是一帆风顺。
在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方面，同文明史研究一样，梁启超注重因果的分析法。他说：“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4](6章) 但他也接受了新史学思潮的观念，强调对于社会心理的研究。鲁滨逊曾说，只有借助于心理学，“才能说明那些历史学家必须加注意的‘进步’、‘退化’的问题”，才能够明白“关于文化的性质和传播的问题”，即“思想的变迁、制度的发展、发明的进步”[1](P66—68)。李凯尔特也说，只有借助于心理学的普遍概念来分析历史个别性的意义时，才能够使“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2](P60—56)。梁启超虽然没有说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但他说明了社会心理的重要性。“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4](6章) 进而，梁启超论述了心理分析的条件、难度和步骤。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假借新史学思潮构建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推动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进展。一方面，作为讲义，接受者多是青年学子，培养了大量的文化史研究人才；另一方面，梁启超作为近代学术史上著名学者，筚路蓝缕，勇于进取，不仅理论上倡导，而且实践中也尝试研究，为文化史研究树立了榜样。
（二）“有系统之真智识”：讲演中的科学观念及其质疑
1922年8月20日，梁启超在南通科学社年会上应邀做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6] 的讲演。在这篇讲演里，梁启超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科学的概念和文化史研究者所应持有的科学精神。第一，批评当时的中国人对于科学的错误理解。传统文化把科学看做是形而下者，只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却“看到了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科学除了包括化学、数学、物理和几何之外，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科学本身“是为学问而求学问，为真理而求真理”，至于它的功过在于使用者。第二，指出科学的精神含义。科学精神就是“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在这里，“求真智识”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普遍性”；“系统的真智识”就是“知道事物和事物互相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就是了解“事物的普遍性”和“事物的因果律”；“可以教人的真智识”是因为文化的发展，“全由于一人的智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智识能传给次代”。第三，指出中国学术界由于缺乏科学精神，所以存在着“笼统”、“武断”、“虚伪”、“因袭”和“散失”等弊病。
1922年12月，梁启超接受南京金陵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做《什么是文化——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演》，阐发了文化史研究的理论。
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才是文化，否则就不是的。“文化是共业的一部，但共业之全部并非都是文化。文化非文化，当以有无价值为断。”由此，梁启超把整个人类的活动分为有价值的“文化系”和无价值的“自然系”，并且指出，文化的发展是依靠创造和模仿两种形式。“创造者，人类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定一个自己所想要达到的地位，便用自己的‘心能’闯进那地位去。”创造实际上就是利用自然力，“人类能对于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出所谓文化领域者”①。“模仿是复性的创造，有模仿才有共业。”这里的“复性”就是重复，它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体的复集，二是时间的复现”。在梁启超看来，有意识的模仿因为是经过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其本质已经是“创造”。显然，这里的“创造”是对于巴克尔文明史动力观的发挥，而“模仿”则是对于鲁滨逊文化史动力观的阐发。
谈到文化的内容，梁启超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一方面，从人的欲求程度的高低看，为满足人类生存要求的活动，为“求物质的文化，如衣食住及其他工具等进步”；为满足人类的“求秩序、求愉乐、求安慰、求拓大”即发展要求的活动，为“求精神的文化，如言语、伦理、政治、学术、美感、宗教等”。另一方面，从人的活动的先后看，文化可以分为“业种”、“文化种”，它的特点是“活的”；“业果”、“文化果”，即人类有意识活动所“产出来的东西”的“实在体”，“结晶”，它的特点是“呆的”。这样，从内容上看，“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
同时又做《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的演讲，对文化史研究中的归纳法、因果分析法和进化观提出质疑。
归纳法的特点是剔除事物相异的属性，抽出事物相同的属性，从而确定事物的内容和特点。而历史现象的特点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其因是“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个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因此，归纳法在史学研究中是有限度的。“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我们知道，李凯尔特把价值看做是史学区别自然科学的标志，并说史学的任务是探索个别性，但并没有否认归纳法，相反，主张用普遍化的概念来认识历史的个别性。梁启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贸然否定归纳法，作为演讲，作为他表层的历史感，是可以谅解的。但若作为他的核心史学思想，则是错误的。因为他真正的意识并没有否认归纳法。其时，在《历史统计学》中，他力主用统计学的方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我并非说这是研究史学的唯一好方法；但我敢说最少也是好方法中之一种。因为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共相’和‘共业’。”[7] 统计学的实质就是归纳法。
因果律的特点是“必然法则”，而人类社会则是自由的产物，“‘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用自由意志来否认历史的因果律，从而否定史学的科学性，在巴克尔那里已经予以了批判。巴克尔主张用统计学的方法消除自由意志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李凯尔特强调原因的揭示要与“财富的实现具有意义”，也就是要“与个别化的、与价值联系的”相关的结果即历史事件有关联。因此，李凯尔特并没有否认因果分析法，也没有否定史学的科学性。梁启超这样讲演，也只能说是他的表层的历史感的体现，并不真正表达他的核心史学思想。实际上，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肯定因果分析法的。所以，他又说，在“全部历史里头”，文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梁启超质疑他自己一直主张的进化论，开始倾向循环论。“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他从生命意义上否定物质文明的进步，说，“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又说：“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历史上的物质文明，很是脆弱，消失得也很快。因此，不能说是进化论。但梁启超也并没有彻底否定进化论，只是认为进化在于：“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所能开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是循环了。”总起来看，演讲中的梁启超接受了李凯尔特的文化史研究理论的影响，对自己一贯主张的文化史研究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些质疑客观上丰富了中国当时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是“五四”时期文化史研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梁启超而言，这些质疑首先是建立在对于李凯尔特文化史研究理论的误读基础上的，其次这些质疑只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中的支流，不是主脉，只是表层的情感，不是深层的思想。只因如此，不能据此给予梁启超史学以定性分析。要定性分析，只能依据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
（三）未完之作：《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
《五千年史势鸟瞰》是在清华大学所做的演讲，是他构想中的3卷本《中国文化史》的第2卷。这一卷的特点是对于中国文化史做哲学的分析，寻求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但这一卷也如第3卷一样，没有最终完成。已经完成的篇章有一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8]。全文分为5个部分，论述了中华民族的起源、种类、融合及其形式和原因。梁启超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依照他的说法，民族意识就是在血缘基础上长期的共同生活，发明文字，拥有了共同的信仰、学艺和趣嗜，并因而产生的自觉地认同意识。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有诸夏、荆吴、东夷、苗蛮、百越、氐羌、群狄、群貊等八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融合，现在尚有中华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族、氐羌族和蛮越族等5个民族。在这里，梁启超最强调民族的融合对于文化史的促进作用。他说：“大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他总结民族融合的形式主要是自然融合（平等交际、经济）、征服融合（征服、归降）和移民融合（外迁、内迁）。分析中华民族所以特别发达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特性：主干文化确立早，统一的象形文字；爱和平、尊中庸和平天下民族性；同姓不婚，与他族婚盛行的婚姻制度；经济发达。他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充满着信心。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复杂巩固的民族，在过去的发展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将来“绝不至衰落，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鉴于中华民族来源的认识不同，梁启超主张将这一问题先搁置，“吾以为在现有的资料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这种存疑的方法应该说是科学态度。二是《地理及年代》[9]。论述地理环境与文化史发展的关系和文化史的纪年与分期问题。地理对于文化史的影响在于初始。“当文化愈低度时”，地理的作用愈强，不仅影响人的生活，也作用于人的心力，从而形成民族性格，“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就中国而言，黄河流域，“原大而饶，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东濒大海，西临山峦，自成一体。这样的环境对于文化史的作用主要是：独立之文化系；尊中庸，爱和平；绝不含神秘主义；科学思想发展甚缓，缺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伦理的人生哲学最为发达；有弘纳众流之量；孤立，单调，保守；“大一统主义”；专制的政治；自治不能发达；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常以“修身”为出发点，以“平天下”为究竟义。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全面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关于文化史的纪年与分期问题，在《中国史序论》中，梁启超主张采用孔子纪年法，“最合于中国”。因为孔子是东方文化的教主，中国第一的人物；在这里又主张用公历纪年法。分期问题上也有变化：名称上由原来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改为远古、近古和今代；起讫上由原来的中世史起自秦终至清乾隆，现在改为自秦至1911年；内容上原来考虑民族与外族关系，现在则更多是考虑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三是《最初可记之年代》[9]。这篇是考证中国文化史最初纪年应该从哪一年开始。显然，这是《中国史序论》和《地理及年代》讨论的延伸。在这里，梁启超显露出其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受科学实证的影响，梁启超对于传统观念中的纪年，如《俗史》所载自黄帝始至今（1920年代）中国历史已有4625年，汲冢《竹书纪年》自夏禹至今（1920年代）则有3915年等，都不愿采信。主张采信确实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若采最严谨的态度，当宗《史记》，以西周共和元年为断……故吾侪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载纪年，为中国有正确年代之始。自是即衔续不断以迄今日。质而言之，则我国史迹在时间上不生疑问者，最少已阅二千六百七十一年之久也。”另一方面，对于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文化，这样的截断横流显然无法说明，于是梁启超又说：“中国有严格的正确年代，虽仅二千六百余年，其有史则固当原溯诸四千年以上矣。”梁启超的矛盾，应该说是整个20世纪文化史研究者共有的。时至今日，虽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门研讨，但这一问题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中国文化史》原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是他构想中的三卷本《中国文化史》中的第3卷，也是其主体卷。从20世纪初年起，受文明思潮的影响，梁启超就蓄有编纂中国通史的志向，并已写出《中国史序论》，随后屡做屡辍，但已成就了部分章节。在“五四”新史学思潮的刺激下，原拟的中国通史编纂计划遂演绎为中国文化史的编纂计划，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里回顾传统中国文化所经历的路程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因此，总体性和分科性是《中国文化史》的第一个特点。就总体性而言，梁启超以其恢弘的学术气魄，为罄尽中国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列出25个专题：朝代、种族、地理、政制、政治运用、法律、军政、财政、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通商、货币、农事及田制、语言文字、宗教礼俗、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载籍。其中的种族、政治和学术思想又拆分为二，实际上是28个专题。就分科性而言，梁启超在这28个专题的基础上，又细分出相应的子课题。子课题细化的目的是穷源竟流，探索文化史的规律。据粗略统计，子课题有204个之多。这样庞大的学术规模和计划，就是博学多识、聪敏勤奋如梁启超也难以完成，更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无暇完成。尽管如此，他毕竟留下了他的打算，留下了《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10]，这些为我们了解他的文化史研究的实践情况，已经是弥足珍贵的资料。《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约有6万余字，分为8个专题，即母系与父系、婚姻、家族与宗教、姓氏、阶级上（统治者）、阶级下（被统治者）、乡治和都市。以现在的学科划分看，当属于社会史的范畴。注重阶级分析是《中国文化史》的第二个特点。《社会组织篇》用两节的篇幅专门论述贵族、统治阶级和平民、被统治阶级的身份演变，指出，阶级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故阶级者，人类社会所不能免也。”并注意到经济生活的变动和统治阶级政策的变化对于被统治阶级的人身解放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解释清朝中叶以后男奴的身份“渐次绝迹”因是“实在生计状况之变动与赋役制度之改良”。清朝初年，地旷人稀，豪强兼并占有大量土地，于是利用奴隶为自己创造财富。“凡蓄奴者，皆以殖产也。”而中叶以后，腹地各省“人丁滋衍，地狭民稠”，没有大土地占有者的存身之地，拥有奴隶也无利可求，“不容大农发生之余地，蓄奴者无所利，故不禁自绝也”。又，秦汉以来，以人头征赋役（口算之赋），贵族豪强免交，于是贫苦农民为逃脱赋役，“自鬻或被诱略为奴”，甚至有“带地投靠”。这样，豪强越富，政府益窘。清朝康熙51年制定“丁随地起”之制，屡次颁布“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谕，目的虽不是禁奴，“然而投靠不劝自绝，逃亡贩鬻，亦清其源”，男奴就这样消失了。众所周知，阶级斗争和经济分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梁启超以“新史学”的观点接受并娴熟地运用，可以说，为唯物史观的传播起到了促进的作用②。方法上的尝试是《中国文化史》的第三个特点。第一，注重概括归纳。如总结“我国婚姻制度之主要精神”在于：“婚姻为旧家庭之扩大及继续”，“绝对承认男女平等之原则”，“男女作合，皆由父母或长亲主之”。说周代姓氏的来源有4种：“天子以命诸侯以国为氏”，如管、蔡、成、霍、鲁、卫、毛；“侯国之支庶以王父为氏”，如公孙、展、孔；“世其官者，则以官为氏”，如司徒、司马、司空；“受有采邑者，以邑为氏”，如祭、尹、苏、刘。还总结乡治的主要事情有四：农耕合作，义务教育，办警察，练乡兵。第二，因果分析。分析战国时贵族阶级消亡的原因：学问上由于许多侯国的灭亡，使一些卿士大夫失其爵位成为平民，“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尤其是孔墨私学兴起，于是学问的中心在民间；生计上商业阶层勃兴冲击了原来“惟农是务”因循守旧的贵族阶级；政治上各国并立，以人才多少争强弱，使贵族阶级“皆尊降贵，不敢以宠位骄人，政治活动区域，卒全为平民阶级所占”。又如说乡治实施条件，必须在社会比较安宁有秩序时乃能实行。因为“乡民抵抗力薄，受摧残亦较容易”，在鼎革丧乱中乡民能保持其地位的很少，只能“束手以待盗之鱼肉”。这些分析，现在看来，仍然觉得全面中肯。第三，关注现实。梁启超以饱满的历史责任感，通过古今、中外的比较对照，特别关注现实的发展。在讲到婚姻自由问题时，他说，父母干涉的婚姻传统，其中“颇有精义”。因为“青年男女自择配偶，是否适当，当在今日欧美尚为问题。若我国往日早婚之俗，未成年无别择能力者，更无论矣”。基于奴隶是大产业经济的产物，说现代化的工厂制不利于人的解放：“自今以往，组织，受世界潮流之影响而剧变，大工行将代大农而兴，其利于蓄奴也盖相若。奴之名义，固非现代所能复活，然而变相之奴且将应运而生焉。此则视劳动立法之所以防救者何如矣。”这些议论，虽不一定正确，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照，却是文化史研究的旨趣所在。此外，在文化史编纂体例上，梁启超做了非常有益的尝试。《社会组织篇》的第1到5章，仍然采取他所惯常的史论体方式，边叙边议，事实与观点交融，浑然一体，一气呵成。第6到第8章，则一改往日风格，采用纲目体，即以叙述为纲，大字顶格排印，以注疏为目，小字空两格排印。纲目体的特征是论与史分明，史家的主观见解与客观事实豁然两清。从文化史研究的发展看，史论体和纲目体构成编纂文化史的两种主要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集中体现在一位史家的一部书里，却也是奇缘。
综上所述，作为最早的文化史著之一，《中国文化史》对于“新史学”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予以了有益的尝试。其实际的成果虽微，然其构想之宏伟博大与方案之切实可行，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化史研究。就其构想之总体性而言，随后王治心的《中国文化史类编》，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现代姜义华主编的百卷本《中国文化通志》，都可说是受其恩惠。而就分科性说，随后吕思勉对于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以及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都采用的是这种分科性的方法。
结语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五四”时期输入国内，在其影响下，梁启超不仅构建了中国的文化史研究理论，而且进行了研究的实践。
就理论层面来说，影响梁启超文化史研究的不仅仅是鲁滨逊和李凯尔特，此外还有冯特、柏格森等。只是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当是鲁滨逊和李凯尔特。在这里，李凯尔特对于梁启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什么是文化》中他自己说读过李凯尔特的著作。而鲁滨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影响梁启超呢？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还不能明确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知道，鲁滨逊的《新史学》是由何炳松最先从美国介绍到国内，1920年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做讲授西洋史学原理的教本”，次年译成中文[11]。但真正出版是在1924年，此时距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问世已经过了两年。那么，梁启超是否接受过《新史学》呢？我们不得而知。是否可以推测，当何炳松在北大和北高讲学时，他所印发的讲义被梁启超所读过？或者是梁启超本人在欧游期间通过德国“新史学”思潮而把握了鲁滨逊史学的精髓？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讲演稿子中，没有见到引用鲁滨逊的文字，也许梁启超根本没有注意到《新史学》？然而就当时《新史学》的那么大影响看，估计没有看到是不会的。总之，梁启超怎样受到鲁滨逊的影响？一时还难以下结论。
就实践层面说，从1920年代以后到去世，文化史研究就一直是梁启超学术研究的重点。从理论的构建到实践的研究，乃至于营建学术机关“文化学院”以培养造就拥有传统文化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可以说，梁启超是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但是从名义上的文化史看，文化史研究只占他整个思想的很少一部分。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只是中国通史在新时代的变种。但是，若从广义的文化史看，他所研究的都应该归纳进去。如《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都可以说是文化史著的典范。但因为课题的限制，这里就不再专门介绍。
收稿日期：2006—11—10
注释：
① “创造不必定当时此地发生效果”，也就是说，历史的影响可能要在事后才显现出来；“创造的效果，不必定和创造人所期待者同其内容”，就是说，人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不一定一致；“创造是永不会圆满的”，生生不息，欲望不止，创造也将继续；“创造是不能和现实距离很远的”，人的有意识活动是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的。
② 诚然，梁启超《非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1）质疑唯物史观。但他并不根本反对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他只是反对片面地夸大“心力”或经济的作用。他批评“唯心”说：“必要将所有物质的条件和努力一概否认，才算贯彻，然而事实上哪里能做到。自然界的影响和限制且不必论，乃至和我群对立的人们，从我看来，皆物而非心。我自己身体内种种机关和生理上的作用，皆物而非心。总而言之，无论心力如何伟大，总要接受物质的限制，而且限制的方面很多。”又说：“乃至最狭义的经济活动为构成文化的主要因素，这些学说，我都承认他含有一部分真理。”他批评“唯物”说：“若不承认一点心力的神秘，便全部人类进化史都说不通了。若要贯彻唯物的主张吗？结果非归到‘机械的人生观’不可。”现在看来，梁启超对于当时人们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理解的批评，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所以，不能据此指责他反对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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