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齐[1]2001年在《新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关系》文中研究指明随着21世纪的来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全球化时代，与以往的时代相比，社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有两点格外引人注目：其一，文化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作为文化问题重要内容的文化关系问题，也随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其二，“全球化”促成了不同文化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交往，这也使人们关注文化关系问题。那么，文化关系的主导趋势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文化关系问题的挑战？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和当代价值如何？本文正是致力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本文采取了层层推进的研究方法，在正文中，首先指出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关系问题。其次，通过对目前学界流行的几种观点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文化关系的主导趋势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共生”。最后，提出了把握文化交往关系的基本范式，其一，承认文化之间的多元差异。其二，在交往中展示我们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和当代价值。
吴立忠[2]2011年在《当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与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试图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脉络。本文以资本和技术(高新技术)为主线,论述了当代社会形态呈现了新的基本特征、当代社会形态运行机制状况、当代社会形态运行机制推动当代社会形态的运行以及当代社会形态发展的趋势,等等。本文在前言交代了本文研究的时代背景、理论意义、现实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方法和创新之处。在第一章提出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思想分为叁个层次,并阐述了马克思的“叁形态说”和“五形态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接着通过与社会、形态进行对比界定了社会形态,阐明了社会形态的要素,以及社会形态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最后,界定了当代社会社会形态,并通过与古代社会形态、近代社会形态进行对比提出了当代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新的特征。第二章阐述了影响当代社会形态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技术、自然、文化等因素,其中资本、技术因素是主要的因素,自然、文化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并且回答了为什么它们是影响当代社会形态的因素。第叁章阐述了在资本、技术(高新技术)的推动下当代社会形态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风险化等基本特征；阐明了当代社会形态要素呈现的特征。这些表明当代社会形态确实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进而说明了当代社会形态正向世界社会形态发展。第四章首先对机制,运行机制和当代社会形态运行机制进行了界定,说明了当代社会形态机制由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构成,其中动力机制有资本机制、技术机制、以及资本机制、技术机制交织在一起构成的机制,而自然因素、文化因素构成平衡机制；接着阐述了当代社会形态在当代社会形态运行机制的推动下的运行状况。第五章从高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形态的资本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展望了当代两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趋势；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及其变化的原因,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阐述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阐明了利用资本和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符合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阐明了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阐明了正在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符合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然后,对公民社会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叁大基础；最后,阐述了资本逻辑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不良影响,并探讨了一些措施去化解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不良影响。结语部分阐明了当代社会形态正向世界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美好的展望：当代社会形态正向世界社会形态发展,人类社会一定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本文在大科学、大技术、大生产、大社会、大文明等时代背景下,面向当代人类社会所共同面对的和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发展问题,立足于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风险化与新科技革命的时代高度,从客观实际出发,展开对社会形态的研究。这对于认清当代社会形态发展的趋势、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陈明琨[3]2017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历史的图景在人类发展史中铺展开来,伴随着科技、文化、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地球村"已经从观念走向现实,人类社会从未如此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新的时期、新的阶段,有新的机遇,也不乏新的挑战,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如何发展?一连串新的问题扑面而来。面对新时代、新局面,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正是中国基于全球视野贡献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固然不会一帆风顺,它面对着诸如极端的国家权力观、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偏执的普世文明观、片面的一国安全观、功利的生态逆持续观等方面的多重问题,而人类总是在克服一系列艰难困苦中获得进步的,在认真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问题及其思想根源的基础上,要通过树立国际权力观、弘扬共同利益观、倡导新型文明观、坚持整体安全观、构筑全球生态文明体系等举措予以破解,进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之路。本选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轴,紧紧围绕"为什么要构建"、"构建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怎样破解面临的问题"叁条主线而展开。即在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围绕"为什么要构建"挖掘现实依据,以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围绕"构建过程中面临哪些困境"找寻问题、剖析根源,以明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攻方向;围绕"怎样破解面临的问题"直面现实,以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之路。本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相关理论阐释,包括对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意涵和基本特征的揭示等;第二章致力于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性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西方全球治理思想的有关镜鉴等几个方面梳理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脉络与理论渊源;第叁章是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论述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四章从"五位一体"的角度描绘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方面面临问题的具体表现并对其进行原因分析;第五章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同样是从"五位一体"的视角直面问题与根源,针对性地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策。
刘杰[4]2003年在《全球化境域中的跨文化管理》文中认为全球化使得当代管理的发展遭遇到结构性的危机。昔日工业化时代的管理技术、营运策略、思维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不能走得更远，管理不得不面对管理环境变迁、组织机构转化、管理技术重整、人力资源素质重构、管理决策程序调整、企业文化重建、思维方式变革等重大变化，全球化将使传统管理似凤凰涅磐一般烈火重生，全球化的过程将是传统管理的一个新的蜕变过程。 全球化对现代管理冲击和影响的本质还在于将使人类管理在更广范围内、更深的程度上进入跨文化管理时代，因此，论文选取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管理变革前沿的——跨文化管理这一视角作为论述的中心视野。 跨文化管理建立在以跨国公司为典型代表等跨文化组织中。多元互动，一体融合的全球化发展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文化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环境驱动力，同时也使得文化差异的冲突和碰撞成为新课题。跨国公司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全新的发展，但其特殊的多元文化构成，却使得跨国公司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了“硬件”与“软件”日趋背离与分化的特有现象。其组织结构、技术方法、决策程序、设施配备等“硬件”正以加速度全面趋同，但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之上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思维模式等要素却在“软件”层面统合成以民族为分野的文化差异。后者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成本、资源配置等经济行为及系统决策、人际关系、组织沟通、激励等绩效行为产生重大作用与影响。因此，以涵盖多种异质文化背景为特征、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以提高差异性文化背景下的管理主客体在跨文化组织中的工作绩效为目的跨文化管理便成为全球化视野中管理学界注视的焦点及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跨文化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差异对管理诸环节的影响。“解铃还须系铃人”，文化层面引致的问题仍须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文化管理，作为单质文化背景下组织管理模式的历史选择，它在规范组织的经营理念、构筑企业发展目标、强化群体凝聚力、挖掘人力资源的潜能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文化冲突错综复杂、文化互动空前高涨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管理是跨文化组织管理模式的最佳选择。唯有以企业文化的建构为主要内容，以现代管理制度为支撑，通过对企业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塑造，借助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具体途径，统合组织向心力、增强组织凝聚力、激发组织创造力，促进“亚文化群落”间的沟通，推动文化际的互动与融合，唯此，方能使跨国公司整体绩效达到最优。 对跨文化管理模式的选择这一问题的阐述，论文从四个方面展开。其一，对跨国公司的发展作宏观与动态考察，并指出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及面临的核中文提要全球化境域中的跨文化管理心问题。其二，从管理成本、决策模式、员工激励、组织沟通等不同视角考察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管理诸环节的影响.其叁，从历史演化及其功能等不同角度考察文化管理的作用。其四，探讨文化管理作为跨国公司主导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及其具体途径，并最终在人格层面倡导建立“文化边际人”—这一跨国公司管理中的理想人格。 跨文化管理是以跨文化组织为载体，以跨越不同文化区域为特征，以消除文化差异对管理的负面影响、提升管理效益为目标的管理样式。在全球化境域中，跨文化管理成为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宏观视野，多元化的外在文化环境对管理科学的本性，即管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普世性提出挑战:同时跨文化管理的进一步发展也要求必须从根本上对管理普世性问题予以说明，管理学科的科学性要求和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也对跨文化管理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管理普世性课题;经过对跨文化管理在实践层面的建设性分析，更需要管理哲学在学理层面对其进行探索性的剖析和解读。 在管理学的框架内，普世性有何意义呢?作为对全球化对跨文化管理的影响的形而上思考，该篇的核心内容在于思考以下内容:在管理学学科架构中，使管理普世性问题得以彰显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对管理普世性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的解读;管理普世性的基本表现形态。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对于跨文化管理在管理科学层面的进一步思考;对第二个问题的阐述更多是在逻辑层面论证管理普世性成为真值命题的内在逻辑结构;对第叁个问题的解答将是我对构建管理普世系统的探索。 本文对全球化与跨文化管理关系问题的探讨经历了由具体的管理形式到抽象的管理本性、由综合的管理环节到个别的管理样态、由形而下的管理实践操作到形而上的管理普适性的思考路程;力图从不同的层次围绕文化多元化与管理统一性这一核心命题做一清晰的阐述，力图能为21世纪跨文化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些许的参考。
冯建军[5]2007年在《文化全球化与道德教育》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全球化不是同质化,又不是西方化。当前的文化全球化应是多元文化的共处,但这又不是文化的自我封闭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而是文化间的“和而不同”。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待文化,尤其是对待具有价值指向的道德文化的态度,构成了文化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核心。
何建津[6]2004年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开放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开放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世界历史背景中认识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符合各自具体国情的开放战略，是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考虑的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具体战略，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就是开放战略。这既是世界历史和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现代化探索的曲折经历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实施开放战略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此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推动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实现中国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与进步。以上就是本文研究开放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论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首先分析了本文的核心概念——开放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开放战略的基本规定及其在社会发展战略宏观体系中的逻辑定位。开放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发展状态所必然要求的外部交往关系，是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此前，国家之间所建立的外部交往关系，是偶然性联系；开放战略则是一个国家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应对全球化潮流，实现社会发展所制定、实施的外部战略，是外部战略的一种现代形态。我国学术界在开放战略研究上作了些有益探索，但把开放战略作为专题研究的成果不多，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突出从社会结构整体而不是某一个社会领域来研究开放战略，坚持理论研究与战略研究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在坚持系统观点和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将综合运用世界历史理论、世界体系论、交往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开放战略的各方面内容。第二章从现代社会内部结构的开放性、现代社会外部交往关系的开放性和现代化的客观进程叁个角度分析了开放战略的客观依据。社会结构本身具有开放性才有可能建立开放性的外部交往关系。现代社会内部结构的开放性，既表现为现代社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一个从小私有制向大私有制、公有制逐渐演变，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也表现为贯穿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多数原则、公开性原则、程序性和合法性原则。现代社会外部交往关系建立的过程就是一个开放过程，其开放性主要通过现代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表现出来。现代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相结合，使商品交换用时间消灭了的空间，为全球性交往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使商品经济的基础从小生产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为全球性交往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物质生产基础；使商品经济的交换活动无处不在，交换对象无所不包，交换属性得到<WP=4>极大发挥，交往活动普遍化了。现代化是开放时代提出的社会发展任务，现代化的内涵只有在与世界体系的开放性联系中才能把握住，同时实现现代化有赖于建立开放性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并在开放中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和体制。全球化时代，开放活动的主体是多元的，但只有主权国家才成为开放战略的主体，因为主权国家是一个自主的、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和国家对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程度不同，主权国家的开放战略部署也不完全相同。第叁章对历史上的开放战略进行了归纳和分类。根据主权国家在对外开放中的姿态，可将开放战略区分为主动开放战略和被动开放战略；根据国家对外交往的层次，可将开放战略区分为制度、体制层面的开放战略和器物层面的开放战略；根据政府推动社会开放的方式，可将开放战略区分为渐进式开放战略和激进式开放战略；根据对外开放的领域和对象范围的大小，可将开放战略区分为全面开放战略和片面开放战略；根据对外开放的手段，可以将开放战略区分为和平开放战略和非和平开放战略。这些类型的开放战略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殖民统治、武力扩张、参与国际机制及和平、平等的国际交往是几种主要的实现形式。选择不同类型的开放战略及其实现形式，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和具体国情选择、探索有效的开放战略类型和实现形式。 第四章着重分析现代社会外部交往关系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开放战略提出的客观要求和开放战略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现代社会的外部交往关系，作为开放战略的客观根据之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必然建立的全球性交往和联系。作为一种现实关系它包括时间上的延续、空间上的拓展以及层次上的深化叁个维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种全球性交往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给开放战略提出了新要求，也使开放战略面临一些突出的新问题。突出问题之一是国家主权问题，面对全球性交往关系的迅猛发展，挑战和否定国家主权的思潮开始流行开来。为了走出开放战略中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两难困境，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必须转换思路，改变长期以来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消极被动观念，以积极主动的精神重新认识主权；另一方面要坚持主权独立，反对少数国家以主权过时论为由，干涉别国内政。突出问题之二是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用文明范式论和国家范式论，来解释当前国际社会中
肖柯[7]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凝聚、方略制定、路径选择等日益面临新的现实要求并呈现新的具体特点。当前,无论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抑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均涉及如何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问题。尤其是要在世界各国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多变的当代,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多维考察和系统阐发,消除重物轻人的发展思路和模式的消极影响,正确看待精神生产对于物质生产的引领作用,为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是包含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再生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再生产等在内的全面生产。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亘古如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动因。精神生产既赋予全面生产以目的,又以新科技应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彰显其作用,促进着人的价值实现和自由解放。中国传统精神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精神生产方式及其数量庞大、异彩纷呈的物化形态,构成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文化渊源和坚实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一项博采众长的开放性工程,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域外文化思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拓展了理论视野,提供了宝贵养分。在中西智慧交融与贯通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彰显出开放性特点,特别是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等日益成为自觉的战略选择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兼收并蓄,不断得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物质生产长期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勃兴、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精神生产方式创新速度加快、精神生产方式变化的新形态和新趋势层出不穷以及精神文化多样竞存日益成为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等鲜明特点。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与经济、政治、科技互动及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渐强化,大众传媒、大众精神文化消费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凸显。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任务的提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目标任务和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其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入探索等若干历史阶段,形成了意识形态创新与社会思潮变迁的互动、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契合、精神产品生产与国家软实力提升的统一等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由各有侧重又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层次构成的系统工程,涵盖由消除体脑差别到多样化的精神生产共同体劳动、由提供精神产品到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由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到社会整体变迁等逻辑层次。这种创新,不但是精神生产方式的创新,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这一宏大事业的有机组成、具体体现和基本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涉及头绪纷繁的诸多具体措施,既包括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又包括微观层面具体精神产品的创新,还包括人的素质提升以及精神产品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规范与治理等。概而言之,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善消费需求结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转型与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进全球化时代精神生产的本土化建设,以及解决精神生产领域的消极因素等现实路径之中。加快上述建设,能纲举目张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进而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完善相关制度以及加强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周从标[8]2004年在《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它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不同的学科都关注和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人们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种活动,理应特别关注全球化问题。全球化与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当属新世纪初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之一。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和紧迫的历史任务,因此,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角度探讨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的内容和结构安排,摘要如下: 第一部分(导论),该部分对选题的意义、研究的现状、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进行了说明。本文认为,进行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第一章),阐述了全球化的含义及本质特征、全球化的起源、全球化的动力以及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文章认为,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整个世界。如何正确理解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和本质特征,已是摆在各国政界、学术界、企业界人士面前的难题。较为确切的界定是,全球化是指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关于全球化的起源,亦即全球化的开端,也是国内外争论不休的一个全球化基本问题。笔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应该是二战之后,随着商品、服务、资本流动的跨国界的交易流动以及技术的国际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发端的。此前人类还经历了从猿转变到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依靠航海仪和天文学等科学技术推动的国际化过程。无论是社会化、国际化,还是全球化,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更加有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它已经、正在和将要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须面对且要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 第叁部分(第二章),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理论。文章认为,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在这一背景下,所有区域和领
陈世阳[9]2010年在《国家形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形象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它既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又是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国家形象的战略地位日益凸现出来,各国纷纷从战略高度对国家形象重新定位,竞相调整或重塑国家形象。在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掌握的强大国际传播力量,把歪曲和丑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形象作为其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同,有效避免被包围遏制,从而为国家的和平发展争取更为稳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环境,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目前国内外国家形象战略研究中存在的宏观和理论研究不足,视角方法单一的现状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开展和加强对国家形象战略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搭建国家形象战略框架,以此为依据分析、总结新中国60年来国家形象战略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演变,最终落脚于对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思索和设计。因此,本文在逻辑上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包括前五章的内容。这一部分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集中回答国家形象战略的概念、国家形象的战略作用,国家形象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等问题,并结合国际政治学、战略学、形象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提出国家形象战略框架。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调动一切力量与资源以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艺术与科学。国家形象战略的要素包括:国家形象战略资源、国家形象战略环境、国家形象战略定位和国家形象战略的实施。这些要素构成了国家形象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战略谋划和战略实施。前者集中于观念层面,包含对国家形象战略资源的分析、战略环境的判断、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国家形象的定位;后者主要涉及实践层面,主要包含国家形象塑造和危机管理,其中国家形象战略实施涉及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危机管理。第二部分包括第六章,在国家形象战略框架指导下,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新中国60年来在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冷战后时期国家形象战略的思想和实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挖掘中国国家形象的特点和内核,指导未来的国家形象战略设计。新中国成立的60年是中国不懈努力探索和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期间形成了一些特点,成为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珍贵启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树立和形成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形象战略目标,并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着这个目标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对国家形象的具体定位由于受中国实际情况、领导者个人、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但社会主义、大国、和平是贯穿建国后中国国家形象不变的特色;发展综合国力、对外宣传和外交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第叁部分包括第七章,主要是分析中国国家形象现状,结合国家形象战略框架以及中外经验教训,提出未来10年中国国家形象战略设计。在战略谋划上,未来的国家形象战略应坚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追求;在尊重历史、现状基础上,结合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应从多个方面对未来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定位:改革开放的经济形象、民主进步的政治形象、和谐文明的社会形象、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国外交形象、和平透明的军事形象。在战略实践上,应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尤其要注意的几个关键领域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危机应对能力,树立政府新形象;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的大国心态、国际意识和形象意识;培育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和品牌,加强国家品牌形象建设。进一步推进国家形象外交,坚持和完善政府外交,发挥民间外交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独特作用;大力发展公共外交,尤其是加强文化外交和国际公关。进一步加强媒体建设,提高国际传播力:推进对外传播事业的改革和建设,转变传播观念,提高传播技巧,增强对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图融合多种研究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论上,注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历史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以国际政治学和战略学的理论为基础,同时注意借鉴吸收形象学、心理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成果。在实践层面,以理论为基础,总结中外实践经验,提出对策建议。
裴森[10]2011年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伦理——“普世价值”问题的理性省思》文中研究表明对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在道德哲学的历史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话题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尽管不论在东方抑或是西方,传统的对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已然崩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应该停止探寻“普世价值”的脚步。全球意义的“普世伦理”的前提是人们之间世界性的交往。在今天,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无疑是人类呼唤出现一种“普世价值”的根本原因,这是任何意识形态的反“普世价值”的论点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人们不应忘记的是“全球化”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的过程,推动它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西方主流话语宣称的“普世价值”无疑带有资产阶级的烙印。本文的第一章主要表达了这样种认识：全球化的双重理论内涵,同时决定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进步性和反动性。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需要我们做仔细的辨别和认真的思考。在第二章中,笔者认为当今时代条件下的“普世价值”应该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全球性交往实践中理应共同遵守的“底线伦理”；人类全球性生存危机所呼唤的环保、和平、发展价值；作为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人道、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人类终极价值关怀。然而实现本真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并非易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载体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让“普世价值”走向了误区。本文第叁章论述了“普世价值”走向误区的理由。首先,在理论上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受到了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批判并且自身之中也存在着矛盾；其次,在实践中,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世界环境危机等问题都某种程度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观的全球化的结果。同时本章也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迷惑性使得人们无法穿透这些迷雾看到问题的本质,这也是实现“普世价值”的困难所在那么“普世价值”实现的正确路径是什么?本文的第四章首先列举了从形而上的层面出发的文化导向路线和从形而下的层面出发的制度改革路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客体有机互动的路线是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主义”的正确道路,并且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普世价值”的实现道路。
参考文献：
[1]. 新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关系[D]. 刘国齐. 苏州大学. 2001
[2]. 当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与运行机制研究[D]. 吴立忠.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陈明琨. 山东大学. 2017
[4]. 全球化境域中的跨文化管理[D]. 刘杰. 苏州大学. 2003
[5]. 文化全球化与道德教育[J]. 冯建军. 高等教育研究. 2007
[6].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开放战略研究[D]. 何建津.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研究[D]. 肖柯.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8]. 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周从标. 武汉大学. 2004
[9]. 国家形象战略研究[D]. 陈世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10].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伦理——“普世价值”问题的理性省思[D]. 裴森. 南京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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