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新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的到来，不仅仅是一个时空概念，其更为深刻的内涵是标志着人类社会迎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新时代。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假日经济、克隆技术、纳米技术、转基因技术、基因档案等等一些重大科技革命和全新理念充分体现了这一新时代的突出特征。作为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要深入搞好专业研究，就必须站到学科前沿，时刻关注当代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新动向，特别要关注社会科学整体发展的新趋势。21世纪社会科学发展主要呈现六大趋势：
一、综合化趋势
当我们从科学起源与发展的纵向角度来审视社会科学时不难发现，正是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始终存在两种取向，一是力图反映世界整体，一是更深入地认识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与特征。由此形成了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人类的认识就是在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的矛盾统一中向前发展的。
正基于此，历史中社会科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综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古代，科学呈现整体的特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当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这一特点清楚地体现在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的理解中。按照他对哲学的理解，哲学是一切科学，即柏拉图所谓的知识总汇，包括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艺术三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人们的思维方式是朴素的、直观的，重客观世界的整体图象而忽视其细节。这种以整体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使社会科学的发展表现为整体性。
近代，科学呈现分化的特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社会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化，然后是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分化，进而发展为社会科学自身的分化。社会科学自身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仅以经济学为例，至今已分化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近百个学科。这说明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深入到各个侧面、各个细节，这就使得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更加深透。但是，各个学科孤立研究的倾向也造成了学科之间的壁垒森严，削弱了对科学整体性的研究。
现代，科学又呈现综合的特点。随着“信息社会”初露端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日俱增，当代科学的发展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呈现高度综合的趋势，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交叉，又产生了大量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向学科和新兴学科。如经济学与人口学结合形成人口经济学，与法学结合形成经济法律学，与管理学结合形成管理经济学等等。另外还有大量综合学科，如管理科学、领导科学、行为科学等不断产生。
可见，社会科学发展呈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整体（肯定）——分化（否定）——综合（否定之否定）。社会科学各学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向高度综合性发展，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联系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入。这一综合无论就其程度还是性质而言都与古代朴素的整体不同。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础、更高层次上的辩证复归，是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螺旋式上升，一次质的飞跃，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
科学的起点是分类。在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状态下，如何对科学从总体上进行分门别类，说法不一。有的主张“二分法”，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的主张“三分法”，即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有的主张“四分法”，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我则主张“六分法”，即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里把数学和哲学单独提出来各为一个独立学科。前三个是广义的自然科学，后三个可归之于广义的社会科学。一般来讲，人们多用的是社会科学的广义概念。学科的划分是为了便于研究的深入，进而促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各门科学研究成果的不断突破和知识结构的不断创新，又加速了学科自身的进一步细化、分支，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运行轨迹。社会科学各学科各自专门研究的社会各个领域，其本身就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在对这些领域的深入细致地研究中，也随之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通过对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发现，无论是人类的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无论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还是地理环境的变迁都是一个有机运转的系统，并作为子系统，构成更高一级的社会大系统。正是由于社会科学的这种内在逻辑性，所以社会科学对各个对象日益精细地研究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接近事物总体认识的深化过程。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决定了高度分化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的综合化趋势。
从科学发展的横向角度来看，社会科学这种综合化趋势还拓展到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两大主干门类。虽然这两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原则区别，并且在自产主以来的漫长历程中，几乎处于严重的相互隔离、互不理解、独立发展的割裂分化状态，但进入现代以后却呈现出日益强烈的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预言的那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列宁也曾指出：“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更加强大了。”（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9页。）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化、一体化，并不是说两者可以直接等同和差别消失，更不是说各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向某一门具体科学看齐、靠拢乃至归并，而是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整体系统性的增强、互通融合性的递进和协调有序性的提高，在其实质上是一种丰富差异性的协同和复杂多样性的统一。
科学对象的相互统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交融和渗透，决不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而是物质运动规律、社会发展需要和科学研究能力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其发生发展的最为深刻的根源、基础和本体论前提，就在于现实的多样性和世界物质的统一性。所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一为自然，一为人类社会，它们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知识体系，不过是对自然与社会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自然与社会虽然在结构、功能、机制、层次、复杂程度上有着本质的差异，但这种差异非但不能成为它们相互割裂的原因，而正是它们能够相互补充和统一的条件。世界是物质的，人类社会是自然进化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构成世界整体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都统一于物质世界。所以，以自然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应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说过：“科学乃统一的整体。将科学划分为不同领域，这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其实，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直到社会科学，这中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环节，这些环节无论在哪一处都不可能被扯断。”（注：M·普朗克：《世界物理图景的一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6年版，第183页。）这充分阐明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反映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理论、概念、方法的相互移植和吸收。如热力学中“耗散结构理论”被应用于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电子学中“阈”的概念被引入心理学和用来研究社会变革；人们还把物理学“惯性原理”引入社会学和思维科学等等。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模拟方法、计量方法、元素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样，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概念和研究方法，如“系统分析”、“价值分析”、“模糊综合”、“模糊思维”、“目的假定”等已被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所吸收。而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愈来愈考虑到它的社会的、经济的功能。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的不朽之作，其书名就称之为《科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问题的相互综合。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化未知为已知的认识过程。这一认识过程总是首先从发现和提出问题开始，而后围绕问题展开研究，最后以问题的解决为终结。当今社会的发展，一些本来是从自然科学角度提出的研究课题，如空间、海洋、能源问题等，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社会科学问题，甚至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一些本来是从社会科学中提出的课题，特别是现代社会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问题，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许多大型工程建设问题以及各种社会系统管理问题等，一般都是综合性的，不是仅靠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就能单独解决的，需二者协同完成统一的使命。如我国长江三峡工程就有经济学、气象学、水文学、地质学、航运学、水电工程学、考古学、社会学、决策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众多学科专家学者参加论证才得以确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和共同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同发展，加强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组织他们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综合论证。要改革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截然分开的教育体制，从源头上改变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不懂或懂得太少，自然科学工作者对社会科学不懂或懂得不多的不利局面。
科学学科的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崛起的三门新兴学科——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就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贯通起来的“横断科学”。“三论”（老三论）已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用的综合研究方法。被称为“新三论”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也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广泛应用。有学者指出，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上述“横断科学”又一次“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界的思维方式。”1977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年鉴》中写道：“突变论使人类有了战胜愚昧无知的珍奇武器，获得了一种观察宇宙万物的深奥见解。”由此可以确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将成为科学知识的新的生长点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模式，21世纪将是边缘科学、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大发展的时代。
科学主体的相互结合。由于科学主体在科学系统运动中处于主导、驱动和调控中心地位，他们既是科学对象与学科的建构者，科学概念与方法的运用者，又是科学问题的提出者和解决者，因而他们的整体智能和整体意志是决策科学发展的最为首要的条件。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综合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完全可以说是由科学主体的集体选择与合力创造的结果。没有广大社会科学主体和自然科学主体的相互学习和理解，相互交流和协作，无论是两大科学系统之间的概念移植、方法吸收，还是问题解决、学科交叉等都是不可能自动发生和实现的。从科学人才史的角度看，古今中外的世界一流自然科学家，无一不具有良好的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修养，而一些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也大都掌握了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方法。在当代信息、知识密集和科技整体化加速增长的社会里，人们已普遍感受到了单一知识结构的弊端和复合知识结构的优越性，由此而兴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相互联盟的日益强大的呼声和潮流。科学主体的这种相互学习和结合，可以说既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走向综合化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其客观标志和重要形式。
二、科学化趋势
从系统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实现科学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的认识正确反映社会客观现实并不断深化的过程。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化发展；二是社会科学管理的集约化发展。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研究广度的不断扩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人们深感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借助于“数据说话”，数据诠释的说服力和真理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作为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只用定性分析方法加以研究是远不够的。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工作者总是把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满足于定性研究，而很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使社会科学往往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推理分析和描述界定上，其结果往往只能见仁见智，缺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精确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真伪难以得到验证。因而，影响到人们对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认可度。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注：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近几年来，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社会科学的定量化研究已有长足进展。据对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统计，自1930年开始，社会科学定量化研究出现增长势头，到1965年已成为主要趋势。1969年第一次设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时，两位欧洲经济学家因为使经济学有了数学的准确性，并给了它一定结构，从而使定量分析和各种假设的证明成为可能，因而分享了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埃里克·伦德伯格教授代表诺贝尔委员会为这一决定作了如下解释：“经济科学已日益朝着数学的精确性以及对经济内容的定量分析方向发展”。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行动，实际上反映并认可了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奉行的一种经济观，一种崇尚数学、图表、定量分析和数学公式的经济观。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加速了社会科学定量化趋势的发展。
定量描述是用于阐明最基本的量的特征和关系的研究方法。对于社会现象的定量描述，除经济、地理、人口等绝对值外，存在大量的内涵性的度量属性，如心理、感情、伦理、道德品质、熟练程度、智能水平等，要确定其度量的量纲、单位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定量描述必须经过实验的判定，而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的定量描述同样有待于社会实践的检验。但是由于定量描述能够提高经验材料的精确性，因而它是社会科学取得科学形态的基本程序和必要途径。
统计方法是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定量化研究方法。数理逻辑、概率论和现代数学方法的进展，使统计方法成为描述随机过程和偶然现象的有力工具。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模型的数学化发展也是一股强大的潮流。在经济学中数学化开始较早，发展进程也较快。国民经济生产、交换、分配领域大量采用分析处理数据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发展。社会工程的设计、评估及实施过程的管理都需要系统论、控制论等数学模型方法。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化，也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科学管理的集约化发展越来越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管理的集约化已成为社会科学管理实现科学化的前提条件和必由渠径。我国现行的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基本上是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科研机构、科研编制、科研计划、科研投入均由国家统一计划确立，人、财、物统由国家“承包”，完全依靠单一的行政方式实现管理。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初期，这种管理体制有它功能的合理性，但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其旧有体制的弊端逐步显露。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造成研究机构重叠分散、研究课题低水平重复、研究方法陈旧落后、人财物积压浪费、科研效益不佳等种种不良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僵化的体制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人为地造成学科间融合、交叉、综合的重重障碍，使我国的综合性学科、边缘学科以及一些新兴学科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些不利方面与世界科学迅猛发展的形势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当前我国科学领域正在进行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的改革偿试，国家大力推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合理调配、科学开发和利用资源的政策导向，也同时推动着社会科学领域正在转变过去那种经验式、计划式管理体制，逐步实现科研与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集约化和科学化。特别是近年来，在人们的科学研究和管理思想中明显突出了投入产出的经济意识和效益意识，追求合理投入，高效产出的经济科学模式。生态平衡理论与机理被引伸到科学资源管理领域，同样在社会科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开发、利用以及实现系统资源良性循环的过程中发挥着其应有的实践功能和科学功能。
三、社会化趋势
21世纪的社会科学，可以说社会化是其重要的发展方向。现阶段我国社会科学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规模，但与世界先进国家以及迅猛发展的社会现实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社会科学社会化的基本内涵是科研管理、科研活动以及科研成果的社会实践化。理论成果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获得其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存在和发展首先必须立足于社会，理论成果既源于社会，又引导、服务于社会，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社会科学发展的社会化趋势，我们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宏观而言，在国家政策导向和学科发展创新方面，明显体现出侧重应用性。而社会科学的应用性是实现社会科学社会化的必要前提条件。由于传统学院式研究方式以及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理解的偏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们重视基本理论研究，轻视应用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科学日益深刻地被融入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对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渗透和干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面向决策、面向应用、前瞻预测，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
国家科研政策引导社会科学向应用性研究倾斜。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出现的社会问题虽然性质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各国政府愈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地依靠社会科学，进而各自调整各国的科研政策，增强社会科学在国民经济以及社会政治过程中的科学功能。20世纪许多重大的经济改革和飞跃都是因为社会科学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结果。美国之所以能摆脱三十年代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不无关系；而西蒙、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会计法与罗斯福新政的巧妙结合则为美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魔力；日本战后起飞的真正奥秘在于技术立国战略的确立，而这一方针的确立正是社会科学参与公共决策的结果。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直接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等重大国策的形成和确立，它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其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人文意义是难以估量的。现在，许多国家都设有“思想库”之类的研究机构，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如成立于1946年的美国兰德公可，现已成为研究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等重大综合性战略问题的思想库，其中应用性研究项目占该库研究项目的47%。在日本，各级政府均设有“审议会”，作为学术咨询机构，审议会成员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占有相当的比重。现各种审议会共有200多个，它们的审议报告对于政府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另据统计，现已有400多个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应用研究为主，基本上搞对策、咨询、调研、协调、传播和培训工作。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方针。在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
在单一学科中应用性研究已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就伦理学而言，目前异常重视社会学分析，并日益社会学化，出现了一系列职业伦理学科，如商业伦理学、军人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等。再如哲学主动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数学哲学、物理哲学、管理哲学、领导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教育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等等，不胜枚举。
在学科群体中，许多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围绕着社会经济，产业生产经营等问题，一批应用性学科如管理科学、情报科学、预测科学、公共关系学、商品广告学、企业文化学、技术美学等应运而生。据统计，仅经济科学的390多门分支学科中，应用学科便占了80%以上。这些应用性学科在现代生产经营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会科学的社会化发展在微观层面上具体体现在，一是研究选题的社会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选题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科研选题范围和途径的延伸与拓展过程。传统的科研选题习惯于在书斋和资料中去运作，往往脱离社会实际，从理论到理论，空而论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启动了社会各领域对科研成果的广泛需求，使得传统模式下的科研选题途径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科研主体只有关注社会，走入生产生活第一线，才能扑捉到“产研对接”的高价值选题。这种科研选题的社会化是当代社会科学走向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二是研究过程的社会化。以往科研活动，其个案过程的参与要素非常单一，大都为科研个体加科研资料型。由于缺少第三要素、第四要素……，即研究客体、研究手段等要素的有机结合，致使较多的所谓应用性科研成果，虽逻辑严谨，措辞考究，但脱离现实，缺乏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难以实现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直接为社会实践服务这一最终目标。而只有科研主体、科研客体、科研资料以及先进科研手段设备等诸要素的有效结合和充分利用，才是社会科学功能、地位的新生点和获得旺盛生命力的不竭之源。三是研究成果的社会化。理论研究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不能服务于社会，不能指导社会实践，再好的理论也是无意义的理论。这是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熟知的常识。然而，多年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确有许多科研成果大量沉积，或束之高阁，或成为文化垃圾。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三点，其一是成果属于闭门造车，远离现实需要；其二是推广、传播、宣传渠道少而不畅；其三是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缺乏需求和吸引科研成果的自主动力和条件氛围。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成熟，社会科学科研市场也将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实践性以及质量价值必然得到不断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转化也必然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四是科研导向的社会化。社会科学的社会化还表现在科研导向将由传统的学科导向转变为社会问题导向。社会问题导向是今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走向。从根本上说，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当代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就是向“治理型社会”转变。“治理型社会”的来临，使得许多社会问题不能仅靠社会及市场自身来解决。社会科学要运用更多实证的方法，介入、协调和解决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主动为社会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理论保障。这就是社会科学向社会化方向发展的社会现实需求。五是管理体制的社会化。当前竞争机制、奖惩机制、聘任制、合同制、二次分配制等市场化、社会化的管理手段正在逐渐引入社会科学管理领域，过去那种“大锅饭”，多干不多得，少干不少得，干好干坏都一样的不良机制和分配弊端将被新体制、新机制所取代。这种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也必将带来社会科学资源的合理调配和充分利用，以及科研主体的科研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挖掘。
四、多元化趋势
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广泛生成，同样要求社会科学领域也要适应这一大环境，这种适应即表现为社会科学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科学多元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科研重心的转移，科研主体与投资主体的互动互变以及市场需求逐步增强等诸多方面。具体体现在，一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发展。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长期以来科研经费的来源只有国家财政投入这一单一渠道，投入经费的多寡直接控制着科研发展的强弱。由于多年的较弱投入，致使科研主体科研劳动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受到明显制约，不同程度地造成科研成果与社会市场需求之间的隔离和错位。从而使大量科研资源闲置浪费，不能充分调配和利用。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国家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已陆续启动，并不断向纵深推进，单一的科研经费渠道正在被逐渐打破。一方面，由于科研选题和科研目的性更趋向科学合理，贴近实际开展针对性研究，科研主体的科研主动性、创造性明显增强，进而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筹措科研经费的意识和能力将会得到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科研成果社会需求主体也在从计划行政管理体制下走入市场经济自主管理体制，对科研成果需求的自主性、主动性逐渐高涨。正是基于科研市场供需双方通过相互吸引达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再加之国家科研政策的正确导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投资主体必然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单一的政府投资转向政府和社会需求主体多元投资。仅仅被动依靠国家财政投入的经费来源局面，将会成为历史。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问题，必须走以政府投入为主，吸引和争取社会力量投入为辅的多元发展之路。当然，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研结合，科研成果实现“有偿转让”，国内外人士捐资赞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本身虽然也有一定的政府经费来源，但课题经费来源基本是采取社会筹资和各种社会基金等形式，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方式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二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职能的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就越要面向市场多元发展。它既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又要为部门、企业咨询策划服务，公益性和经营性同时并存，不再是纯而又纯的准行政管理模式。今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必须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积极开拓科研市场，在培育、锻炼科研市场经营能力的同时，按照社会市场需求进行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多层面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敬业创新精神。在科研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精炼科研队伍。对内强化科研内功，向外拓宽事业发展空间。逐步摆脱依赖性，形成生存发展的自主性。三是科研主体的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科研主体的变化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将打破科研队伍多年一贯制的“计划”格局，民营研究机构以及各类性质的“智囊团”等将会不断产生，形成科研主体多元，共存并进的协作、竞争局面。四是学科领域发展的多元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和发达时期，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将更加充分体现、充实和丰富“双百”方针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科研主体对科研选题的提出和研究更加具体化、目标化和市场化，而使科研重心由过去以科研主体自身需要和部门职能要求为主，转移到以社会需要、市场选择为主。随之而来的便是新领域，新学科，包括边缘、交叉、综合学科的速生和多元发展。同时科研劳动与当代先进技术，科研成果与决策、生产经营结合得愈加紧密，就越能促使社会科学学科领域更加纷繁多彩，充满活力和广阔的市场需求。
当然，社会科学的多元化发展，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范式在我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到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不动摇，不能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多元化发展与坚持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两者在本质上并不存在着矛盾对立关系。恰恰相反，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多元化发展，正是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前提下的多元化发展，而不是无正确路线方针指导下的盲目的多元化发展。我们主张社会科学多元化发展的原则和出发点，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社会科学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和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通过多元化发展而不断强化其自身的机能和作用力，才能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丰富的养料，才能确保历史唯物论范式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进而强有力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五、现代化趋势
继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爆炸时代”出现之后，信息高速公路作为人类社会迄今最高效的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均起到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和整合作用。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也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使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发生巨大变革。情报资料传递的空前便利快捷、信息资源的大量辐射与同受，改变了传统传播载体的地位、作用以及时间和空间，大大加快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一方面体现在“软件”的现代化上。这里的“软件”现代化主要是指科研主体的科研思想、科研观念、科研意识以及基本技能等的现代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的属性和作用问题。社会科学是认识和改造社会、探索和把握客观规律的真理体现，是科学决策和人的行为的智力支持和理性根据。社会科学固然对宣传舆论具有支持力和影响力，但简单地将社会科学视作宣传舆论的工具，或者要求社会科学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目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时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负面因素还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发挥社会科学的功能和作用来加以消解。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要使其能够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动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全方位地发挥它所具有的认识、论证、预测、导向、决策、咨询、策划、调控、教育等多种功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狭隘的社会科学观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倡导和树立现代的大社会科学观应是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态度和应有的时代意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为我们更新观念、提高认识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和参考。另外，科研主体的科研基本技能正在快速脱离传统“笔耕”时代。微机操作技能、网上资源检索技能成为今后科研主体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科研素质和技能。信息文盲、网络文盲将成为科研主体中被淘汰的对象。
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体现在“硬件”的现代化上。在研究手段方面，过去社会科学家找不到适合于研究社会现象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而现代计算机技术不仅能够完成资料的存储、检索、加工任务，而且能够进行数据、信息、模型处理以及方法、知识、经验的管理，使社会科学家如虎添翼，大大缩短了科研过程和科研成果面世的时间周期，进而使知识信息的增长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状态。在研究方式方法方面，综合集成技术能把个体手工业式研究转变为群体集成式研究。它把有关专家的个别经验和各个专业理论知识综合起来，形成经验性假设，并用基于统计数据和各种信息资料建立起来的包括大量参数的模型，对其确实性进行检验。这样，就可以克服个体式研究难以避免的个人偏好等局限性。尤其是计算机系统不仅会向人提出问题，要求解答，还能够帮助人寻找正确的思路，共同作出解答。通过人机交互作用，能够解决半结构化、非结构化问题，从而使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由个人冥思式转变为人机对话式。在语言交流方面，就语言的载体方块汉字而言有其传统优点，但也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模糊性、歧义性，缺乏共通性，不利于传统条件下的信息交流，使新知识、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的传播受到一定限制。由于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功能的应用，实现了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的兼容、转换和高速传输，使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走向网络化。我国最新成功研制的首台高速信息示范网核心路由器，其信息吞吐量每秒达400亿位以上，相当于每秒传输25亿个汉字信息。也就是说，1万册每册25万字的图书要换算成字符信息单位，在这个核心路由器上1秒钟就能完成交换传输任务。这标志着汉字在高技术条件下同样具有强大的信息传输优势。在社会科学资源管理、开发、利用和投入方面，计算机技术及其它先进传媒技术的介入，极大地节约了科研个体、科研机构对科研和科研组织工作的智力、体力、时间、经费以及相关辅助设备的投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科研成果的生产成本，进而推进社会科学资源配置和利用更加经济、合理和规范，并实现社会科学资源的共享和投入的高度集约化。
六、国际化趋势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的价值。人类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积累了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科学上、文学上、艺术上的珍品属于全人类。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知识信息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促使东西方文化在更加广泛、更深层次上实现交流和互补，进而带动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
研究方式和内容的国际化。许多国家学者为解决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粮食等全球性问题，纷纷走出国门，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着眼于世界性、人类性的共性问题，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去谋寻更有效的解决途径。这种没有国界的共性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国际性重大研究活动中的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国际性联合研究活动日趋增多，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即使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也开始致力于寻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合作研究。另一方面，也使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精华实现向后发展国家的输送。在这种共性问题的联合研究中，各个国家和民族充分发挥各自在地域、理论、资料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又要求必须突破各自的局限，特别要突破“欧美中心论”的局限，实行平等参与，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使科学研究更具有广泛性、互补性和国际性。
研究手段和途径的国际化。由于研究方式和内容的国际化，国家间的协作研究与联合攻关已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研究手段和途径。特别是各国社会科学家共同接受有关国家、地区、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各种世界组织的大型研究项目，运用先进的现代化研究手段，包括从大批国家间的脑库、情报中心信息档案中获取所需的文摘综述、题录、索引、数据等前沿资料和信息，改变了过去那种资料零散、信息封锁的小生产操作方式，促进了科研工作的高技术化、高速化和全球化。
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如今跨国学术研究机构日益增多，如国际哲学协会、世界社会学协会、国际生态学会、第三世界论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这些国际社会科学组织团结了世界各国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开展学术研究，在当代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突破性成果。各国社会科学家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互访、共同承担研究课题、协力开拓新学科和新领域等学术活动，交流观点、信息、方法和成果，从而促进了当代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发展。随着我国加大对外开放和加入WTO，将进一步扩大我们吸收人类所有文明成果的机会、空间和数量，进而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