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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8-0060-07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获得重大进展，取得一系列可喜成果。但是对列宁主义的研究停滞和边缘化。为此，本文就立足现时代加强列宁主义研究，谈一些看法。
一、如何看待列宁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
国外有一些研究者不厌其烦地散布如下观点：列宁主义并不根源于马克思思想，列宁背离了马克思的遗产，“逆转”了马克思的道路。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对列宁主义的研究。然而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包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优秀遗产，最根本的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由于具体历史实践的需要，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一方面马克思对俄国开始予以关注，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开始传入俄国。例如，马克思1846年12月就曾致信俄国作家帕·瓦·安年科夫，深入地交换了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看法，信中马克思阐述了《哲学的贫困》的主要思想。到了六、七十年代，第一国际在俄国建立支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越来越多地传入俄国。1869年巴枯宁译《共产党宣言》秘密出版，1882年普列汉诺夫译版本又出版。对于此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亲自写了序言，提出“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俄国的传播绝不是零星的，他们当时已经问世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俄译本。《资本论》第一个外文版就是俄文版，由洛帕廷和丹尼尔逊翻译，出版于1872年。查苏利奇翻译了《哲学的贫困》，出版于1886年。马克思在一封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我的反对普鲁东的著作(指《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1](p371)他为此感到欣慰。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日内瓦组织成立“劳动解放社”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一步得到广泛传播，他本人就翻译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对于这种情况，恩格斯积极地评价说：这表明“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2](P301)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俄国的传播是历史的必然。19世纪中期以后，俄国已经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并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列宁概括了这一历史进程，“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3](pp.136-137)这样的经历在当时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受到空前的欢迎和重视。
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是毕其一生反复学习和钻研的。这里仅以《资本论》为例。1888年列宁在喀山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思想上就开辟了新的境界。如他所说：“《资本论》刚一出现，‘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就成了俄国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主要理论问题，最热烈的争论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纲领性的原理都以这个问题为转移。”[4](P.245)在《列宁全集》的头三卷里，引用《资本论》就多达一百多处。列宁不仅十分重视《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且高度重视《资本论》中深刻的哲学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认为，马克思有经济著作和历史著作，唯独缺少哲学著作，主张用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加以补充；普列汉诺夫虽然有捍卫马克思哲学的主观努力，但对《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缺少重视，导致他往往不能正确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列宁远远高出他们一头。他首先是重视《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指出创立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巨大功绩，从而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传统唯心主义历史观。“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成为适合于分析各个社会形态“唯一科学的历史观”[5](p.10)。再有就是重视《资本论》中的辩证思维方法。“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6](p.357)。在《资本论》的启发下，列宁提出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统一的思想，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①列宁在1922年写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还强调要深入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有一些基本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公开出版，列宁生前当然没有看到。因此，立足当代对这些著作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并且应当用这种研究获得的成果，丰富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甚至修正某些个别结论和观点。但是，绝不能以此否定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精深研究，包括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研究、基本著作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等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问题，应当坚持列宁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
二、如何评价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他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一个时期以来，伯恩施坦被一些西方社会民主党尊为“教父”，国际上出现了“复兴”伯恩施坦的思潮；而随着当今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某些人则提出重新评价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主张。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列宁与伯恩施坦的分歧和斗争，其本质是如何在历史转变时期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一般地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在具体应用时都要依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问题是伯恩施坦以历史条件变化为理由，对“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进行思考时，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如他自己所宣称的是，“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否则就是把马克思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7](p.110)。社会民主党需要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检查一下我们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以“个人的观点和传统的观点”为副标题连续发表文章，并于1899年公开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观点，“带有宿命论音调”；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折衷主义才是“清醒的理智”；剩余价值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完全是一种“空想”；信奉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条“不归路”；无产阶级是“虚假的阶级基础”，其“革命权”已经消失；社会民主党需要放弃阶级斗争和革命，顺着改良道路“回到朗格去”。②在伯恩施坦眼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整体上失去了正确性和实践意义。
针对伯恩施坦的主张，列宁1899年在《我们的纲领》中就指出：“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鲜明地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遵循的道路”。与此同时，列宁又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pp.274-275)列宁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尽管伯恩施坦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具有合理性，但是他走到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学说基础的地步，则是极端错误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场”的当代性，并在实践中赋予这一学说以勃勃生机。
列宁与考茨基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帝国主义问题展开。当时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主要有三股思潮：一种是“‘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包括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塞西尔·罗德斯，德国的雅科布·里塞尔、舒尔采·格弗尼茨、罗伯特·利夫曼等人。列宁揭露他们为帝国主义辩护“顽固而反动”，同时肯定他们“清楚地看到现代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提供的“实际材料很有用”[8](pp.421、392)。第二种思潮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评家，如英国的约·阿·霍布森、法国的维克多·贝拉尔、保尔·路易、德国的埃格耳哈夫以及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叶·阿加德等人。列宁赞赏经济学家保尔·路易将帝国主义看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家埃格耳哈夫“提供了作为时代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和民主运动的图景”；评价经济学家霍布森“最擅长把最新的统计材料分门别类并且加以叙述”，得出了“接近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一些结论”，“不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③列宁指出，这些人的根本错误是无视帝国主义的本质，企图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代替帝国主义的现实。第三种思潮就是以第二国际的希法亭和考茨基为代表。希法亭于1910年写了《金融资本》。列宁认为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8](p.331)同时也批评了他的不足和错误。考茨基在1914年发表了《帝国主义》一文，第二年他又发表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家联盟》，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据统计，列宁作了大量的摘录、札记、评注，先后有20个笔记本，约65万字之多，主要收编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之中。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帝国主义是“纯洁的、平静的、温和谨慎的资本主义”；声称“不管怎样”，将会出现“实行国际联合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与考茨基的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帝国主义是否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还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政策；帝国主义的起源和本质是什么，在世界大战正酣的环境下是否可能“超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是抓住机遇进行革命，还是支持战争进行改良。列宁深刻感到：“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楚帝国主义的实质，如果不以此为基础，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当前这场战争”[8](p.140)，就不可能制定无产阶级政党正确的方针路线。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立足对资本主义生产引起的垄断的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运用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本质自身的矛盾”和本质；确定了这一动荡不安时代中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从而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政治基础。
列宁开启了研究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但并没有结束这种研究。列宁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理解为历史过程：“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甚至会出现“惊人迅速的发展”[8](p.436)。我们今天研究当代帝国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仍然需要坚持列宁的研究方法，即运用唯物史观从经济分析入手，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对帝国主义作出整体的分析。眼下有些学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忙于话语转换，即完全转向文化分析和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被边缘化。对于这种路径转身，美国以写作《新帝国主义》闻名的大卫·哈维评价说：“在北美，或者说英语的知识、学术圈子里，我们非常流行说‘文化转向’”；“人人都会说政治经济学无用，是旧传统，应该搞点文化研究吧。我不是完全不赞同文化研究，我也受过其影响”；“当有人说这是文化，是现代，我同意，但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的，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想将人们从‘纯文化’研究拉回来，带点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我想让人们理解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想，如何做的根本”。④这一批评确实值得重视。
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紧密相联系对社会主义命运之思考。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研究的最大弱点，就是企图保持价值中立。在他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本身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是作出价值的判断”[9](p.3)。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则在理论和实践上把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加以分离。列宁批评这种实证主义的倾向。他指出，从新康德主义哲学出发，必然“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只是“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从而“暴露出观察者的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没有认识这些材料的含义和意义”，“力图掩饰事物的本质”。[8](pp.438、351)希法亭和考茨基的“和平主义”得到伯恩施坦派的支持，拒绝任何革命的主张。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敏锐地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了战争向革命的转变，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否定列宁当时的正确主张。我们更不能因为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自我调适能力，而这样或那样接受福山宣扬的“历史终结论”。
三、如何认识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
苏联兴亡是20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应当如何看待呢？在西方某些政治家看来，十月革命从一开始就犯有“原罪”，因此必然导致后来苏联的解体；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试错’，十月革命和其苏联模式的失败，让人们更加看清楚，社会主义的价值在于它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的存在”。⑤其实对革命的怀疑和指责从一开始就存在。普列汉诺夫曾认为，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如果硬要冒险夺取政权，将会把俄国“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⑥考茨基认为“俄国经济落后”，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注定要夭折的“早产儿”。⑦这些看法能够成立吗？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辩证法的胜利，苏联解体则是由于斯大林模式不成功所导致，两者之间的前后关系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十月革命开启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新道路，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正确评价必须有赖于辩证思维。在列宁看来，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1883年通信集》批注中认为，“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最新颖的贡献，思想史上英明迈进的一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人认为，列宁重视唯物论忽视历史辩证法，这是片面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确实重视将辩证法与认识论相统一。这样做绝不是进行“纯认识论”研究，而是为了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和方法，正确地揭示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辩证法。列宁是20世纪最重视历史辩证法的革命家和学者之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改造世界的核心主张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都十分关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长点。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他们逐渐将视野转向东方社会。1877年，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是应当像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特有的历史条件，不经受资本主义的苦难而取得它的成果？1881年，查苏利奇再次就这个问题请教马克思。马克思草拟了四个草稿，最后形成复信。他强调指出，《资本论》揭示的西欧其他一切国家正在经历着的资本化的运动，是有范围的，“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决不能教条地、无限制地把它扩大应用到东方社会；俄国存在可能性，“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10](pp.466-467)。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种历史环境的结合，促成俄国革命条件的逐渐形成。就内部来说，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一定的发展。布哈林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从最薄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的。”列宁予以纠正说：“不对，是从‘比较薄弱的’体系开始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什么也办不成的”[11](p.317)。就外部而言，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显现出来，这种不平衡性引起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世界大战，并出现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2](p.367)。列宁以“极大的灵活性”，在俄国社会“‘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刻，抓住历史的机遇，从而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列宁晚年反思这次革命，针对尼·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的指责指出，他们在行动上“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国定道路”，只会按照“考茨基式的教科书”思考；在思维上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无视这次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必然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他们根本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p,776)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所有怀疑、责难和反对十月革命的人，都将这条当作主要理由。他们身上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一方面支持伯恩施坦批评唯物史观是“经济决定论”，将列宁归队于“历史机械论”；另一方面又指责列宁领导这次革命，是犯了“唯意志主义”错误。需要反问的问题是：面对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俄国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获得某种进一步发展文明的条件吗？列宁的回答明确和坚定：“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3](p.777)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开辟了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从实质上说，这就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列宁开辟了这条新道路，并且不断地进行勇敢探索。取得政权之后，列宁就十分重视建设，并且充分估计到建设的困难和复杂。他指出，为了建设“完整的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1918年3月，在写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中，列宁列出了这样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好的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接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他提出了新的过渡时期理论，鲜明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13](p.436)这种过渡阶段对俄国来说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却未必必要。沿着这种思路，列宁果断中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排除阻力实行内涵丰富的“新经济政策”：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文化建设；对农民实行粮食税；利用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发挥商品和货币的作用等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3](p.773)。这石破天惊之语，集中反映了列宁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历史辩证法所造就。它开辟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条崭新道路的开创不容易，走下去更不容易。对于这一点列宁生前已经有所认识。如果从这种视角看问题，苏联的解体确实与十月革命有历史联系。但是，苏联解体与十月革命不存在本质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新经济政策在1930年就被斯大林中止。苏联解体是模式僵化和改革迷失方向的综合产物。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4](p.139)今天虽然苏联解体了，可以坚信的是，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是永存的。
四、如何看待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5](p,185)。这个定义曾被长期誉为“捍卫列宁主义的”、“科学的”、“正确的”定义，“是对于列宁主义的一个精彩的解说和深刻的理论上的论证”⑧。立足现时代加强对列宁主义的研究，必须扬弃和超越斯大林的定义。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开展了埋葬“反对派”的政治运动，其目标先是托洛茨基，接着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们都分别提出了自己对列宁主义的解说。托洛茨基声称，“不断革命的理论直接导向列宁主义”；季诺维也夫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斯大林的定义具有三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明确了列宁主义的时代性。它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物，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二是强调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考茨基等人认为，列宁主义只是俄国落后农民国家的意识形态，十月革命缺少历史合理性。三是说明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但是，斯大林的定义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斯大林将列宁主义归结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其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呢？即认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16](p.17)。这就导致了对列宁主义理解的简单化倾向。我们认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应当是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是如何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这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现实生长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诠释，忽视了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实践和主张，助长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的膨胀。还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存在片面性阐述，夸大了列宁某些不确切的提法。例如，列宁在肯定革命暴力的同时，又强调指出：“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13](p.830)他严厉批判认为“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主张，认为这“十分荒谬，十分糊涂”，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7](p.168)。这些在斯大林那里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次，斯大林在强调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地——其中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都是适用而且必要的学说。”[16](p.18)这就导致了两个消极结果：一是完全忽视了列宁毕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并不是致力于解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是开辟和探索了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对列宁主义的模式化，助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极大地堵塞了各国共产党人认识新时代、新生活、新实践的途径，扼杀了各国共产党人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探索、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
最后，斯大林定义的哲学思维是形而上学的，同列宁倡导的辩证思维不相合拍。没有正确反映出列宁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明确反对铸造某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每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特点。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论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他肯定十月革命“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趋势”，但是强调这种“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而“是按最狭义来说的”[3](p.132)。列宁反复指出，俄国革命带有新的特点和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3](p.776)各国不能机械照抄照搬俄国经验，相反，必须认真考察、研究、探索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有创造精神。
注释：
①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②参见《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163、176、318页。
③参见《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769、137页。
④参见《哈维访谈：今日乌托邦，明日的现实》(由黄孙权整理刊布)。
⑤参见“星岛环球网”，2007年11月6日。
⑥参见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2-466页。
⑦参见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4-66页。
⑧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1975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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