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思路论文,农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认清形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一）今后5到15 年我国国民经济将实现向工业化中期成熟阶段的结构转型，国民经济将保持快速增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持续扩大。这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从我国国民经济宏观环境来看，“九五”期间和到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要实现五中全会确定的目标，必须保持高速增长。不少专家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至少是初级阶段的水平，随着今后15年的发展，我国无疑将迈向工业化中期比较成熟的阶段，即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这一阶段，据许多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伴随工业起飞，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业出现停滞、缓慢增长甚至萎缩的趋势。这本身就表明在这一阶段农业在资金、劳力等要素方面对工业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农业萎缩，可工业化也需要农产品作原料，这是矛盾，怎么解决？他们要么进口，要么掠夺殖民地。显然，我们不能走这条路。这是因为我国农业停滞不起，更萎缩不起，一是我国人口多，对农产品消费量大，我们主要靠自力更生，不能靠进口；二是即使实现工业化本身，也不能靠掠夺海外资源，而只能靠加强和发展本国农业来逐步积累资本和开拓市场。这一点表明中国实现工业化离不开农业这个基础。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否则，就难以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并最终实现工业化。
但是，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份额急剧下降，农业出现停滞甚至萎缩，毕竟又是一般性的趋势。要改变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国家强有力的调控和保护，让资源由非农倾斜转向农业倾斜。做到这一点，显然是非常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还比较低，国家难以对农业实行全方位的“反哺”。
从农业内部来看，面对工业化的这种要求，其自身也有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极度短缺，而且越来越短缺。我国的人均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最近有人预测，今后15年一桶洁净的水要卖到20美元，这不一定可靠，但至少表明水资源的日益短缺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现在华北地区缺水日益严重，西北地区则更是有水就有粮。二是农业生产条件差。不仅新资源开发难度大，而且现有资源也多是中低产田，投入不足，抗灾能力低。同时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也低，农业劳动力的素质远不能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三是激活农业生产要素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将实现向工业化中期成熟阶段的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求农业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对农业是个机遇，这是有利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停滞的一般趋势及我国农业外部不宽松的经济政策环境和农业内部的自身不适应性，又对农业是个极大的挑战，这是不利的一面。因此，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以支撑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就成为摆在我国农业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而重大的课题。
（二）今后5到15 年我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转轨过程中，农业很可能会更多地感受到市场的缺陷和计划体制弊端这一转轨时期特定的“双重风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我国十多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农业是基础产业，再加上其自身的弱质性，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决定了发展农业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是不行的，还需要政府的调控、支持和保护。目前，我国在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度上和政府保护农业的程度上都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样，在农产品供求偏紧以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时，往往就要倚重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实践中大多表现为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又损害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而延缓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同时，由于宏观调控和保护跟不上，弱质的农业和分散的农户又往往被一古脑儿推向市场，使他们承担了很大的市场风险，即使有时政府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对农业和农民进行保护，但由于市场主体特别是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健全，这些措施也大多走样变形。因此，从短期来看，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矛盾和摩擦，给农民带来的“阵痛”是巨大的，而且持续时间还可能比较长。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农业自身来看，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也还有许多障碍。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怎么进一步找到有效的实现形式，怎么才能使农民对集体财产的保值增值产生内在的利益关切。二是如何提高农户的经营效益和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在我国农业已基本跨过“口粮农业”阶段后，农民增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果不能增收，农民增产就没有动力。如何增加收入？在现有一户不到0.6公顷的土地上搞农业是不容易致富的， 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在中国相当长时期内也是很困难的。同时，我国超小规模的农户进入市场也缺乏有效的中介组织作纽带。三是国内区域间究竟怎样才能消除地区封锁，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
（三）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农业将面临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挑战，这个“关口”我们迟早要过，这对中国农业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当前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正在迅速提高。据统计，我国进出口总额已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2367亿美元，增长了10.5 倍，居世界第11位。设在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预测，1997年收回香港后，我国的出口可能跃居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的第四位。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名列第34位。这些，一方面说明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在不断提高。显然，我国的农业不可能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且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农业资源的转换和两个市场来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
面对这种国际化趋势，我国的农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才能既立足于国内，又能较为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这是我们过去接触和研究比较少的。1995年初美国的布朗先生提出“到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尽管其结论我们不能赞同，但我们也不能回避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总体上看，利用国际资源解决粮食问题，有一定潜力，但前景并不很乐观。有人说世界上还有大量的耕地资源，如美国休耕地有3.64亿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有大量耕地后备资源，阿根廷帕姆帕斯地区有4.55亿亩牧场可改种粮食，巴西中部高原的9.11亿亩耕地也有可能变为粮食生产带，等等。但这只能说是在世界范围内有解决全球人口吃饭问题的潜力，这些地区能不能生产粮食，并不取决于我们。因此，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必须立足于国内。这一条，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但反过来，这也并不意味着排斥国际市场，排斥利用国际资源。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明确，我们是无法也不应当回避的。因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产品可以不出去，但别国的农产品不能不让人家进来。因此，与其被动适应，不如主动出击。关键是要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中国的农业优势，一是物种资源丰富，品种繁多；二是有不少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农产品和民族手工艺品；三是劳动力十分便宜，初级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活劳动成本低；四是地域辽阔，气候资源也丰富，可常年发展一些反季节的农产品出口。我们要建设一批专业化程度高、技术含量高、生产规模和批量大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出口经营模式，以提高农产品竞争能力；同时，加快农产品外贸体制的改革，加强内外贸的衔接与协调。在主动出击的同时还要积极引进来，尤其是引进各种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这是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一条捷径。总之，不管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还是我们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都将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认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形势，并提出相应的任务，要放到“三化”的大趋势和大背景下来分析和把握，即结构转型——工业化趋势；体制转轨——市场化趋势；经济开放——国际化趋势。
二、今后一段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
首先，“九五”期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些特点，以及我们在考虑工作思路时应注意的一些基本点。
一是“九五”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在这一时期，我国农业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直接关系到“九五”乃至下个世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局。确保到2000年粮食总产达到9800亿斤， 力争实现1万亿斤，要求今后五年内再增产700～900 亿斤粮食， 平均每年要增长140～180亿斤，而“七五”以来平均每年只增长107亿斤。 农民收入实现小康目标，要求今后五年平均每年增长近7%， 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平均只增长4%，这两年花很大气力也只有5%，特别是目前尚未摆脱贫困的7000万人口，多数分布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脱贫致富的难度非常大。在改革上，“九五”要初步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面临着繁重的任务。
二是农业的基础差，欠帐多。
五中全会《建议》把农业基础薄弱列为未来15年必须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解决的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第一条，在指导方针中再次突出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1985年以来的几次经济波动，每一次都暴露出农业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发展的问题，不得不采取加强农业的措施，依靠农业的增产来缓解。但一俟形势好转，忽视农业的倾向就抬头，有的甚至是自觉不自觉地轻视农业，加强农业特别是增加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难以到位。近两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态势深刻地表明，再不加强农业，改善农业的基础条件，把“欠帐”还上，不用说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保持平稳的发展势头也是很困难的。而现在看来，今后加强农业，又远不仅是个还旧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形成新的综合生产能力，从总体实力上加强农业。
三是要明确在农村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或标志。
姜春云副总理不久前提出了在农村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个标志：一是农户和其他微观主体拥有比较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依据市场信息和政府调控目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二是农产品价格主要通过市场交换形成，国家定购必要的农产品能够依据生产成本和供求状况决定合理的价格，使定购价格逐步与市场价格相统一。三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各种合作与联合组织得到充分发展，供销社和信用社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服务组织。四是农产品和生产要素能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流动，各种资源要素得到优化组合，区域布局趋于合理，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初具规模。五是政府能够切实对农业实施保护，逐步实行“反哺”农业的政策，提高农业抵御市场和自然风险的能力。这五条标志的提出，对我们今后深化农村改革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对顺利推进农村改革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是要进一步处理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今后15年，特别是“九五”时期，要以奔小康来总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全局。但如何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尽可能发挥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潜力，关键还在于深化改革。改革只要有利于形成能激活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就抓住了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从而就做到了服从并服务于发展，就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了。过去17年我们依靠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今后5到15 年还要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改革需要不断探索，同样，发展也需要探索。不仅要总结已有的好办法、好思路，还要进一步开动脑筋，进一步解放思想，寻求振兴农业、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思路、新办法。我们相信，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只要我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五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上大项目，搞大开发，改革也要真正有所突破。
今后15年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任务都极其繁重，这决定了我们不仅要有明确的思路，更要有切实可行的动作，而且动作小了还不行。因此，我们就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议大事，抓大事，干实事。在发展上，一是要面向全部国土资源，大搞农业综合开发；二是以集约化为核心，充分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力；三是选准地方优势，上一些大的项目；四是集中财力搞一些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用工业项目，如像七十年代那样上十几套大化肥厂。在改革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既抓好已有改革措施的配套完善，也大胆进行制度创新。这样，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六是农村内部与外部都需要努力，都大有文章可做。
现在，不少人认为下一步农村改革与发展能否有所作为关键在外部，这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太绝对。事实上，农村内部有许多事情不受或基本不受外部制约也可以做，如经营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片面。
其次，关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
关于发展问题。发展要突出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增加农产品产量，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生活实现小康，包括解决7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一是在“九五”期间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要保证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粮食是重中之重。
确保粮食增产，首要的一条是稳住面积，粮食播种面积一定要稳定在16.5亿亩的警戒线以上。增产粮食主攻目标是提高单产，走集约化的路子。一是集中力量、下大力气改善农业生产和生态条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大力发展节水和旱作农业，增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二是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进一步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选择若干片增产潜力大的地区，如东北的黑龙江、西北的新疆、安徽的阜阳、河南的周口等地区，集中投入，建成稳定的商品粮基地；三是强化科教兴农，要在“种子工程”，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农业科研攻关和技术引进，以及农科教结合四方面有大的突破。在增产粮食的区域选择上，总的思路是提高东部、开发西部、主攻中部。国家的各项扶持政策要尽可能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东部地区不仅要稳住，还要提高，现在一些地方已显露萎缩的迹象要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扭转。要看到，尽管目前总体上我国还不具备较强的“反哺”农业能力，但一些地方只要领导重视，不急功近利，在“反哺”农业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这些年就做得比较好，不但稳住了粮食、稳住了农业，而且还基本做到了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健康发展。
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生活实现小康，也是硬任务。
实现小康已公布于世，一定要兑现。现在看来，如果没有明确的思路，没有大动作，工作不扎实，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实现小康确实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要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二是要紧紧抓住中西部地区。从前一个方面看，首先要立足农业，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尽可能挖掘农业资源潜力；在此基础上，在农产品的加工增值上下功夫，形成当地的主导产品和优势产业，再通过走产业化的路子，带动一、二、三产业共同提高、协调发展。其次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仅要“四个轮子”一起上，而且要鼓励和引导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介入农业、进入农村，搞工农“大联合”。第三是通过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缓解对土地的压力，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同时，通过深化农村改革，理顺关系，激活各种生产要素，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后一个方面看，中西部地区是实现小康的重点和难点，如果没有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是很难如期实现小康的。因此，中西部地区实现小康，一方面，要立足自身，苦练“内功”，挖掘现有潜力，发挥资源优势，选准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带动地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要加大扶持力度，不仅给钱给物，更要给政策，如财税上可少取多予等。这几年出台的粮棉大县贷款、中西部乡镇企业贷款以及开展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等，就是很好的思路，但落实得不够理想，还需要加大落实政策的力度。
关于改革问题。改革方面需要注重三个问题：
一是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家庭承包经营，是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经营制度。那种把家庭经营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相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双层经营制度安排下，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的有机结合，不仅使集体经济获得了新生，而且使家庭经营更具活力和适应性。
当然，这一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里边还大有文章可做，一是要切实贯彻执行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的政策，并将其制度化、法律化，完善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二是积极探索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逐步确立土地的流转机制，这个问题不能急，更不能动摇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基础；三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同时鼓励支持其他各种形式的服务组织成长壮大，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此外，要进一步深化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近年来各地涌现出的股份合作制，有可能是一种新的有效的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合作制至少两点作用已有所显露：一是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农民与集体财产的权属关系；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企不分，乡村干部视企业为“小钱柜”的问题。当然，搞股份合作制，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集体资产不能流失，可保值增值。在这一前提下来处理好集体存量财产的折股量化问题。
二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强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努力实现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的产业化，表面上看是一个发展的问题，但实质上更多地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实践证明，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不仅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搞，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搞。它是我国农业的一次“产业革命”。从各地的实践看，以产业化的思路来推进农业的改革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能较好地实现改革与发展相得益彰。
推进农业的产业化，一是要立足当地优势，选准产业和产品。其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本地优势，发展具有本地特色和竞争力的优势产品，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以主导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二是要选好龙头企业。对此不要有门户之见，不管是那个环节做龙头，只要能把产业链带动起来，能够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就要鼓励，就要支持。三是要努力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和农户与市场的对接。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是农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这也可以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高补贴农业的道路。以产业化的形式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联结起来，形成产业群体，使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步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这既是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形式，也是增强农户市场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在我国有极强的现实性。
三是按照市场化取向，积极稳妥地推进粮棉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逐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实现与农民的等价交换。
粮食和棉花的市场化，不仅制约因素多，难度大，而且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出大问题。现在粮食的销价已基本放开，在“九五”期间能不能做到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基本实现等价交换，政府主要以指导性价格和专储吞吐等措施来引导市场价格？这个问题还没定论，还要进一步探讨。对粮食经营渠道和粮食市场发育问题，“九五”期间应按照平等竞争的原则规范粮食经营企业的行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粮食市场的发育不能急于求成，还是要以集贸市场为基础，以批发市场为中心来建立市场流通体系。对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要求政府对粮价给予强有力的保护价支持在近中期是较难的，但政府完善和用好专储手段是必要的。
棉花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更具有特殊性。现在强调“三不放开”，是现实的选择，但不是长久之计。棉花主要是为纺织工业提供原料，实行市场化后让广大农民直接面对企业恐怕不行，它需要有中介组织，有规范化的市场。今后要在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在深化供销社改革，使其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的基础上，供销社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同时也不排斥其他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经营棉花，进而从总体上增强棉农在市场竞争中的能力和谈判地位；另一方面，努力探索如何发育和建立棉花市场，是通过基地建设搞“产销直挂”，还是建批发市场？要通过试点来寻找解决办法。
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小城镇建设问题，这既涉及到发展，也涉及到改革。
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在中国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据估计，到2000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今后几年要全部消化这2亿劳动力，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尽可能争取解决得好一些。应该说经过近几年的探索，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已比较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具体定位和定量。农业和农村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战场，特别是小城镇建设是主攻目标，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基本模式可能是现有的5万多个乡镇和2000多个县城镇。我们初步估算， 今后五年如果每个乡镇能增加1000人，每个县城能增加1万人， 全国就可消化8000万农村劳动力， 这比目前乡镇企业计划消化5000 万人还多3000万人（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重复交叉的）。这至少可表明小城镇和县城镇很可能是今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总之，如果搞好了，到2000年我们完全有可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降低到1 亿以下的水平。
归纳起来，今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切实按照五中全会提出的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要求，真正做到几个“并重”：一是产量目标与收入目标并重，但日益倚重收入目标；二是发展与改革并重，但发展是根本；三是发展上开发新资源与挖掘现有资源潜力并重，但以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力为重；四是改革上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并重，但以制度建设为重。此外，在协调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内外部关系上，尽管许多制约因素主要在外部，但内外部都有大文章可作，两者不能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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