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商业经济的变迁及其意蕴——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一个村落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落论文,义乌论文,意蕴论文,发源地论文,个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村落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群体。（注：关于村落这一概念，在日常使用中具有多种含义。本文所研究的村落是指一个村民委员会所辖的社区，即人们平常所说的行政村。如果将村落看作是一个社区，那么它首先是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上的一群人。基于此，本项研究的村落商业经济，不仅仅是指在村落地域内发生的商业活动，而且更主要地是指这一村落中的村民所从事的商业经济活动。） 因此，选择村落为基本对象进行乡村经济社会变迁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视角。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变迁是建国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主流，而非农经济变迁则是中国农村经济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经济社会变迁集中地表现为农村和农民的非农化，并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现代性变迁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特色。然而，在以往的农村非农化研究中，人们主要关注乡镇企业崛起及其由此而引致的乡村工业化，而对农村商业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对疏忽，尤其是村落商业经济变迁的研究更为鲜见。本文选择村落作为考察单位，试图通过对闻名中外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一个村落——后乐村的50年商业经济活动的追踪描述和透视，阐释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和发展进程。
一、研究样本——后乐村的基本情况
本项研究的个案村——后乐村是浙江省义乌市东部的一个行政村。建国以来，行政上一直属义乌市廿三里镇（或公社）管辖，离廿三里镇约1公里。后乐村的辖区范围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所差异。从人民公社时期起，后乐村一直由后乐、张店、骆宅3个自然村组成，当时，属义乌县义东区廿三里人民公社管辖，称后乐大队。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由此逐渐形成了农村基层的“乡政村治”格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相应改制为乡（镇）、村、村民小组。
据2000年统计，后乐村有农户266户，人口801人，耕地447亩。村落经济主要以个私工商业为主，由于其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的特殊性，目前尚无较准确的诸如全村年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商业营业额、人均年收入等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之类的统计数据。
历史上的后乐村，长期处于人多地少的状态。1951年土地改革时，后乐村的人均耕地不到1亩，而且没有大的江河、湖泊等水利资源，仅有的几口公共池塘主要作水田的灌溉之用，兼作村民的洗涤场所，由于面积狭小没有被用以发展渔业。后乐村有落鲍寺的岩山兰坞、昂天坞、梅树坞和簿刀坞等四处山林，共109亩。后乐村人在这四座山上砍柴，一般每3年开山一次，平时封山。除此而外，后乐村也没有大面积的草地，村民养猪、牛、羊、兔等主要是利用田间地头的野草。
总之，后乐村在其发展史上，就没有大规模渔业、林业和畜牧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由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资源条件所决定，后乐村村民尽管长年累月地在微薄的土地上艰辛劳作，但还是无法解决一家人的温饱。为图生存，后乐及其周边类似村庄的农民早在清朝时期就干起了鸡毛换糖的营生。（注：“鸡毛换糖”是浙江义乌东部地区农民的一项传统副业。历史上，当地农民以自己生产的蔗糖为原料制作成“敲糖”，在农闲时节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外出到周边地区用自制的“敲糖”换取鸡毛作为农田的肥料。在当地习惯地称之为“鸡毛换糖”。后来，鸡毛换糖这种流动性交易逐渐演变为小商品经营，并促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产生和繁荣，因此成为闻名中外的义乌小商品经营业和小商品市场的起源。） 鸡毛换糖这一流动商业营生，在社会的发展中与时俱进，不断地顺应时代要求转换经营形式和内容以求得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有利的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下，后乐等义乌农民充分利用鸡毛换糖中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本和经商优势，促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和小商品经营业的迅速发展与繁荣。后乐村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实现了村落的非农化，成为闻名遐迩的超级村庄。后乐村所在的廿三里也因此而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二、建国50年来的后乐村落商业经济变迁
建国50年来，后乐村商业经济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沿袭传统的鸡毛换糖营生（20世纪50年代初至50年代末）
历史上，后乐村所在的义乌东部地区向来以生产水稻为主，兼种甘蔗、黄花梨等经济作物，并有以甘蔗榨制红糖的习惯。由于该地区人多地少，而且耕地土质贫脊、土层浅薄，为增强土地肥力，提高粮食产量，农民群众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根据经验发明了“塞秧根”的施肥方法。（注：“塞秧根”就是用人、猪肥搅拌草木灰，加进铡碎的鸡毛、猪毛、头发和豆饼等，在插秧7天后，在每株秧苗根部塞一小团。这是后乐村周边地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施肥方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 运用这种施肥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粮食产量，但需要大量的鸡毛等动物毛发。由此衍生出了一门当地农村独特的传统商业——鸡毛换糖。
鸡毛换糖最早出现在后乐村所在的义乌廿三里一带。大约在清乾隆年间，这里的农民就利用春节前后的冬春农闲时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乡，外出到周边县市从事“敲糖换鸡毛”营生。他们用自己种植的甘蔗榨制的义乌红糖加工成敲糖、生姜糖等，上门换取鸡毛等动物毛发，用作种植水稻的主要肥料。这一营生在后乐及其周边村落代代相传，成为后乐所在地区的一门传统副业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说，鸡毛换糖是一种流动的、易货交易行为，其本身内含着商品性。但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业行为，它并不是以追求直接的商业利润为主要目的，其原始的动因和目的只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肥料，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说，鸡毛换糖也是增加农田单位面积产值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当初，后乐的男性村民从事鸡毛换糖只是村落主业——农业的补充，利用的是农闲时间、农余劳动力和农业副产品，因为：
第一，从生产经营时间看，主要是农事之余的农闲时节，具有农余性。在建国初期，鸡毛换糖一般在一年之中的农闲时节，特别是春节前后那段农闲季节。
第二，从工作安排看，须以农活为先，首先服从农业生产，具有次从性。农村和农民必须以农为主、其他为副，这在当初是农民普遍认同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村民的工作安排依据的是农业优先原则而非经济效益，鸡毛换糖等农外活动只能屈居次要和从属地位。
第三，从行业发展看，相当程度地服务于农业、依赖于农业，具有赖农性。换鸡毛的货物——敲糖是农民自产红糖的再加工产品，换回的鸡毛则主要用作农作物的肥料，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当时的鸡毛换糖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其发展空间有赖于农业发展所提供的原料、商品和市场等。
可见，鸡毛换糖在建国初期的后乐村是非主导性经济，它服务于农业、服从于农业，围绕农业这个中心，尊农业为先，是村民群众赖以谋生的副业。
（二）鸡毛换糖业的艰难发展和创造性转换（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急进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展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共产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试图以此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结果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后乐村所在的廿三里于1958年实行政社合一、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生产资料和粮食全部归公共所有，实行统一经营、统一供给。大队办公共食堂，全体社员统一到公共食堂吃饭；劳动报酬按劳力强弱而定，实行工资制。但不久便陷入了困境。据《后乐村志》记载，“仅发二个月，后来就不再有，连饭也没有吃了。解放后最困难时期从此开始，农民生活处于极度贫困。”
“公社化运动作为一场空前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给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乃至农民群众个人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 毫无疑问，它也对后乐村的传统商业活动造成了巨大冲击，鸡毛换糖这一农村副业一度萧条。如前所述，后乐村人多地少，向来依靠农外经营谋得生存，传统鸡毛换糖业的萧条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村民的苦难，当时后乐人的生活极苦，部分村民甚至被迫逃亡外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社会一度笼罩在“左”倾政策之下，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全村男女劳力基本被动员出来，长年投入到人均不到1亩的土地上，但还是不足以养活一村老小。唯其如此，尽管在当时人民公社集体劳动体制下，村民外出鸡毛换糖受到了严格限制；尽管在“左”倾路线干扰下，村民外出鸡毛换糖需要冒搞“投机倒把”挨惩的危险；尽管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走村串乡、流动交易的传统经营模式下，村民外出鸡毛换糖需要经受外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但是，为了生存和赚钱，饿坏、穷怕了的后乐人还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冲破阻力，利用或变通政策，偷偷摸摸地外出到周边县、省继续从事鸡毛换糖业。而且在反复的政治运动造成农村日常生活用品极其短缺，鸡毛等在农村工业发展中形成了新的需求的背景下，（注：1958年，在政治运动的促进下，中国兴起了第一次农村工业化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后乐所在的廿三里人民公社响应大办社队企业的号召，因地制宜地建立了一家羽毛厂，生产鸡毛掸帚等羽毛产品，从而对鸡毛提出了新的需求。） 后乐及其周围地区的鸡毛换糖业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时实现了行业经营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具体地说：
第一，鸡毛换糖的交易内容更加丰富。传统的鸡毛换糖，主要是单纯的敲糖换鸡毛等动物毛发，是一种较单一的易货交易行为。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人们仍沿用传统的名称——鸡毛换糖，但其交易实际已不再限于糖与鸡毛等的交易。鸡毛换糖商用于交换的除传统的敲糖之外，增添了缝衣针、线、小玩具、纽扣、发夹等类当初农村居民极为短缺的小件日常生活用品，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小百货。他们所换取的除鸡毛等动物毛发之外，也增加到所有能给其带来利润的废铜烂铁、牙膏壳、鸡内金、破塑料等小件生产、生活废旧物品。
第二，鸡毛换糖的交易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鸡毛换糖总体还是沿用了流动交易、上门服务的老传统，但在交易方式上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换。在过去，鸡毛换糖是一种多少鸡毛交换多少糖等简单的易货交易方式，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既可以习惯地用鸡毛或废品向鸡毛换糖商交换所需的糖或日常生活用品，也可以拿现金购买小百货。而且在交易过程中，开始以货币为媒介计算交换的货物量。
第三，鸡毛换糖的目的已经转变。谋取生存、服务农业，这是过去鸡毛换糖的主要目的。20世纪70年代的鸡毛换糖不再仅仅是为了生计，追求市场利润显然已经成为这一时期鸡毛换糖商的主要经营目的；鸡毛换糖也不再主要地为农业服务，而是优先为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利润的工业生产服务。村民们换回鸡毛后，首先挑选出优等的“三把毛”，出售给公社羽毛厂做加工鸡毛掸帚等商品的工业原料，然后再把挑选剩余的鸡毛交给生产队做农作物的肥料以换取劳动工分。换取的废品也都交售到废品回收站等部门，再转售给企业做工业生产的原材料。
第四，鸡毛换糖的交易范围进一步扩大。过去，受交通工具的制约，村民外出鸡毛换糖主要依靠肩挑、步行。所以，村民外出交易的地域半径较小，主要限于靠近义乌的诸暨等周边县市。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村民开始通过火车托运或租用拖拉机等方式运输鸡毛等货物，由此促使鸡毛换糖的区域进一步扩大。为了能获得更多利润，村民们不再限于去周边县市鸡毛换糖，他们开始跨出省界，足迹遍及江西、安徽等邻近外省市。
总之，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农民经商，禁止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为了生活，后乐人冲破了国家政策的底线，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为。当时集体化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村民的生活贫困，形成了后乐人从事传统商业活动的需求和必然。国家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造成商品的严重匮乏，又为后乐人从事鸡毛换糖这一“投机倒把”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正是这种种因素造就了20世纪60—70年代后乐传统的村落商业经济的发展和转换，促使鸡毛换糖业在“不允许”的政策环境中实现了非同寻常的发展，达到行业的鼎盛，并为后乐人今后的村落商业和村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鸡毛换糖等村落商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特别是“以粮为纲”的国家宏观政策背景下，集体农业经济在村落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个体商业活动依然屈居于副业地位，必须首先服从于农业生产。然而，我们如果剔除政治因素，单纯地从经济产值和农民收入等经济指标透析，那么这一时期后乐的村落经济结构已经逐渐从以农业为主体演变为以个体商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因此造成了村落主导产业与主体产业相分离，在后乐村落经济体系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模式。
（三）小商品经营业的形成与崛起（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后乐村及周边村落的鸡毛换糖行业中逐渐分化和衍生出了一门新的行业——小百货经营。据村民们回忆，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始，由于当时农村市场上日用品紧缺，精明的鸡毛换糖商为了提高经营收益，及时揪准这一商业机会，开始用日用小百货换取鸡毛和废品，实现交换中的双重获利，因此急切需要小件日用品货源。但在当初的政策环境下，他们又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从集体或国有单位获得所需小百货。于是，个别后乐及邻村的农民开始动脑筋设法为鸡毛换糖商组织小件日用品货源，专门经营小百货。因此逐渐地演变成了一项新兴的村落商业经济——小商品经营业。
由于经营小百货获利较丰，其他村民陆续在亲友带动下加入小百货经营行列，并逐渐地在廿三里镇形成了一个地下的小百货批发交易市场。随着其影响的日益扩大，外地客商也陆续来到廿三里批购小百货。改革开放后，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小商品市场开始向县城的湖清门延伸，后经多次易址和扩建，逐渐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华夏第一市”——义乌小商品市场。所以，从历史发展而言，当初后乐等村的小百货经营者是廿三里最早一批小商品经营者，也可以说是义乌小商品经营业的拓荒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把后乐村所在的廿三里镇视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和小商品经营业的发源地。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义乌小商品市场及各地小商品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小商品经营业的重要依托，有力地促进了义乌小商品经营业的崛起。具有悠久经商传统和丰富经商经验的后乐人更是如鱼得水，他们纷纷投入商海，迅速形成了后乐人“八十年代经商”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和各地小商品市场摆摊，直接经营小百货的后乐人大约有近二百人。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在当时总人口不足800人的后乐村，经商者已经占居一半左右。
20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小商品经营业，与传统的鸡毛换糖业相比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交易方式看，小商品经营不再是一种易货交易，而完全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现代商业买卖活动；也不再是零售买卖，而是批发交易，或者是批发为主兼营零售。经营规模大大扩大。
第二，从经营制度看，小商品经营不再是没有固定场所的流动交易，已经变为坐地经营，即村民们通常说的“摆摊”。经商者一般在义乌或外地商品市场购买或租用小商品经营的摊位，从事小商品买卖。也正因为如此，其经商活动纳入了市场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之中，进入了现代市场管理体系，必须遵循现代市场运行规则。同时，这一阶段的小商品经营业的经营主体尽管属于个体经营范畴，但与鸡毛换糖不同，它不再是男性村民的个人行为，一般是夫妻或父（母）子（女）搭伴、合作经营，可以以男性为主，也可以以女性为主，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经营制度。此外，由于小商品经营多为批发，经营过程中开始出现了以往没有过的代销、经销等经营制度。
第三，从经营的内容看，小商品经营尽管仍然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但已不再局限于鸡毛换糖的货盒可以容纳的微型小件商品，它进一步地扩展到了袜子、床上用品、花边、头巾、服装等日用小商品。
第四，从服务的对象看，此时的小商品经营不再以农村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而是面向全国城乡居民。他们要为各个层次的城乡居民提供商品经营服务，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不过，就某个经商单位（摊位）来说，它们往往针对某些阶层和群体，专门经营某种或几种小商品，因此与一般的百货商场有所区别。
第五，从经营的区域看，小商品经营的地域不再局限于周边县市和省份，进一步扩大到了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经商的地点不再以农村为主，而以城市中的商品市场为经商营业地，由农村转向了城市。
总之，这一阶段的小商品经营业是后乐村落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它实现了经营模式的根本性转换，实质已演变为现代商业。同时，它导致了村落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小商品经营业在这一时期的后乐村落经济体系中已经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村庄劳动力结构中，经商者比例最高，务农劳动力的比例明显下降。
（四）前店（摊）后厂式经营（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末）
“买全国货，卖全国货”，这是后乐及整个义乌早期小商品经营的特点之一。它主要依靠利薄的竞争优势和销量多的规模优势取得成功。随着全国各地小商品市场的兴建和发展，商品市场的竞争势必加剧。这种两头在外的小商品经营业缺乏本地产业的有力支撑，有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走向衰退。基于这样的认识，义乌市委市政府较早地提出了“以商促工、工商连动”的重要方针，鼓励和引导部分经商大户创办工业企业。相应地，后乐所在的廿三里镇党委、政府制订了“引商转工、以商强农”的方略，引发了一场由商业资本变成工业资本、由流通优势引发产业优势的飞跃。[2] 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政策的引导，加上小商品经营业的竞争日趋激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后乐经商者开始创办工业企业。这一时期，后乐的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针织、服装等行业，其产品大多与业主原来经营的小商品有密切联系，而且义乌小商品市场是这些企业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如此形成了“前店（摊）后厂”式的新型工商兼业经营模式，即在义乌小商品城设摊位或店铺，销售自家生产的产品，同时兼营其他厂商特别是同类的产品；在村里办工业企业，生产小商品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产品。业主同时兼顾工厂和摊位，在摊位上接受订单，按订单组织企业生产，企业的生产根据市场不断调整。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他人的摊位经销或代销其产品。“前店后厂”式经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前店”无非是工业企业前伸向市场的一个“供销科”，“后厂”则成为商业经营单位的商品供应地，它使商业与工业在家庭经济的形式中实现了有机的融合。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后乐人在村内创办和经营的企业有五十多家。
村落工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吸纳了大批本村劳力进入企业务工，从事非农劳动；另一方面，许多外地务工者纷纷进入后乐社区。外地民工的大量进入，形成了人口在村庄社区内的新的集聚，并由此促进了社区商业、饮食业，以及娱乐、服务业、租赁业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村域内共计有各类店铺等第三产业企业10多家。如此，形成了一种工商并举的村落经济结构。
三、后乐村落商业经济变迁的意蕴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明显，特别是处在这方土地上的数十万个村庄更是丰富多彩，致使乡村社会的变迁呈现出眼花缭乱的景象和各自的村域特色。建国50年来，后乐村的村落商业变迁历程无疑具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包含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意蕴。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足以解构和颠覆一些被当下人们广泛认同的理论和观点，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这里，我们择其要者讨论几点：
（一）关于村落商业在农村现代性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人们谈论起农村现代性发展特别是非农化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有的人甚至把农村非农化、现代化等同于农村工业化，而置村落商业不顾。或许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重大发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导致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结构变迁，从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或许这是因为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转变是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因此处于现代化进程初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应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工业化上。
然而，后乐村的现代性发展并不是像一些“超级村庄”那样，通过村落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型的“非农社会经济区”，[3] 而主要是通过商业的发展实现村落和村民的非农化。商业经济在村落非农经济变迁中居于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是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的中心。鸡毛换糖——小商品（百货）经营——小商品交易兼小商品生产，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村落非农经济发展主脉。它明显背离了所谓的农村非农化、现代化规律。
（二）关于村落商业发展的内源力
在发展理论中，常常把发展进程分为内源性发展与外源性发展。内源性发展是指社会变迁主要由社会内部因素引起，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社会内部生成的，是一种渐进的、主动的变迁过程。相反，外源性发展则指社会变迁主要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由外在文明冲击而引致的一种被动的变迁过程。
在传统的认识中，商业经济总是形成和繁荣于人口集中的城市、集镇等场域，村落作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不存在产生、繁荣商业经济的环境和动力。但是，后乐村的商业经济变迁恰恰告诉人们，村落同样可以成为商业经济兴起和繁荣的场域，具有发展商业经济的内源力。后乐村的村落商业发展明显表现为内源性发展，它主要由村落内部因素引发，是一个渐进的、主动的变迁过程，不仅发展的原动力来自村落内部，而且发展的主体也是村落内部的村民。
首先，后乐村的商业经济最早源自村民的“饥饿”。正是迫于生计的压力，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从事鸡毛换糖营生。通过鸡毛换糖，村民们完成了最初的资金和经验积累，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村落商业经济的变迁。村落商业经济的变迁主要是在村落内部条件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外部因素在村落商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它是通过与逐渐成熟的内部因素的结合而对村落商业经济变迁发生影响的，而不是作为内部因素的对立物出现的。
其次，后乐村的商业经济变迁不是城市商业扩散的结果。在村落商业经济演变中，村庄和村民不是作为客体而存在，而是始终作为行动的主体出现的。村落商业经济变迁是村民群众自觉、自主的行为过程。无论是鸡毛换糖业的发展，还是小商品经营业的发展，村民都是推动发展的主体力量。
最后，后乐村的村落商业经济变迁是对村落内部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的结果。从自然资源而言，后乐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村落，但正是自然资源的贫乏，迫使后乐人较早地走上了鸡毛换糖之路，寻求农业之外的生存机会。唯此，后乐人很早就开始了经商的经历，并逐渐累积起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在村民中形成了敢于冒险、勇于超前、精于经营、不怕艰辛、务实节俭等人格。从一定意义上说，后乐村的商业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开发和利用这一笔村落内部资源而实现的。
不过，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后乐村落商业经济的一个典型的村域特点，即后乐的村落商业经济并不是在后乐村地域内发生的商业经济活动，而是后乐村落中的村民从事的商业经济活动。从最初的鸡毛换糖到现在的小商品经营，后乐的村落商业经济活动几乎都发生在村落的地域之外。尽管在村民人数不到千人的后乐村域内无法形成繁荣的商业市场，但后乐人首先通过鸡毛换糖这种上门服务的流动交易方式在村外找到了市场。改革开放后，则在义乌及其它地方的小商品市场找到了村落商业经济的发展场所。如此，实现了村落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三）关于村落现代性发展的轨迹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要求就是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即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二或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变”。[4](P99) 从1950到2000年，这50年来后乐的商业经济变迁，不仅使自身经济得到增长，而且还推动了整个村落经济的结构变迁，实现了既有经济增长又有经济发展的结果，完成了村落的非农化。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经济结构的转变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并说明社会形态的变化，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正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本世纪5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表明人类社会已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4](P100) 这些来自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总结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一个具有较广地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或许有其真理性，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那么，对于像后乐村这样一个村落社区而言，是否仍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意义？
如上所述，建国50年来，商业经济是后乐村经济社会变迁的核心，随着村落商业经济的变迁，后乐的村落经济结构发生着相应的变迁。但是，后乐的村落经济结构变迁并非遵循现代化理论家们所揭示的经济发展规律，而是遵循自身的演变轨迹，走着独特的发展道路。它没有按“农业为主——工业为主——第三产业为主”这样的历史轨迹变迁，而是从以农业为主到商业为主，最后发展到工、商并举。
我们认为，伴随村落商业经济变迁而实现的后乐村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村落作为一个社区、一个小社会，总是处在非常特殊、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因此村落之间存在着众多经济、社会、文化差异。在特定环境中发生的村落经济变迁的实践，主要不是理论或意识形态单方面的落实，也不是国家政策单方面实施的进程，而是村民群众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对此作出回应和建构的进程。所以，不能够简单地从某种理论原则或意识形态，以及一般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来理解和解释社区实践和村落经济变迁。第二，测度和评价村落现代化应当有其自身的特殊指标。经济结构是目前通行的测度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但从后乐村的实践来看，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个村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对于一个像村落这样的小社会，我们不应当简单地以经济结构这种指标去衡量其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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