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同社会与西方利益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中国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试图从较大的地理架构内理解中国，或按照浩瀚的历史发展理解中国，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简单化和老调重弹。通常，在地理上与中国形成对照的概念是“西方”，这种对比很可能是西方自己作的，因为这一对比是西方从它的立场出发看中国与西方差异的标尺。但是这种对比对于中国在整个20世纪认清自我及其在全球所处的位置也是重要的。20世纪前半叶，这种对比以西方强大和中国贫弱的二分法为基调；从1949年到1979年，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的二分法成为这一对比的主要内容。
在现今的变革年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二者不再像以往那样毫不相干。这当然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发展。中国和西方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学术氛围更加活跃。然而，尽管中国与西方之间那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业已消失，但是中国与西方有多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消失却不甚明确。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当今西方代表着建立在市场力量基础之上的一个普遍的社会发展阶段，而非代表着一种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如果是这样，那么市场力量在中国的引入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促使中国向西方靠拢。
因此就有必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再作一比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分法，不是建立在文化相异的基础上的，而是以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基础。如果由于市场力量的较大影响将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走势接近西方，那么今天的中国确与西方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与市场力量较弱小时的西方早期发展阶段有相似之处。
的确，如果我们考察西方社会的发展，就会发现从1500年到1900年的变化是其主要的社会历程，而且探讨这一变化过程是西方社会学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从1500年到1900年的转变，不仅促使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著名的商品生产分析，而且导致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更为普遍的区别。在这里，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划分是基于现代性中市场力量的重要程度。“德国社会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如M.韦伯、F.滕尼斯、W.桑巴特等人，都关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不同、现代西方的演变以及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
尽管M.韦伯理所当然是“黄金时代”最卓著的理论家，但唯一的、最著名的关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区别的阐释，却是F.滕尼斯在其1887年写就的书中提出来的，这本书就是《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滕尼斯描述了社会生活的两种方式。一种建立在家族、村落模式互动的基础上，称为“共同社会”（德语为Gemeinschaft）；另一种以非人格性的市场互动为基础，称为“利益社会”（德语为Gesellschaft），大城市是其特征的最好描述。尽管滕尼斯本人对共同社会抱有相当的怀旧情绪，而对利益社会极为挑剔，但他对于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的区分却很快成为西方社会学中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的最为普遍的阐释。如果我们用这些术语重新提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就必须考察中国是否正经历着一场转变，即正从家庭模式的社会互动为基础的共同社会，转向生活越来越非人格性的、市场力量主导行为的利益社会。是不是中国在1980年以前是一个传统社会，而现在正在转变为一个现代社会呢？
同意和反对这个观点的各执一词。支持者认为，中国正在发展为像西方那样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妨列出几种主要论证。第一，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和物质进步毫无疑问是由引入的市场力量驱动的。第二，市场力鼓励个人主义的行为并给其以回报，同时在各个层面削弱团体的作用。市场社会崇尚的德行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说教极其不同，而与西方的个人进取心和保护用户利益主义非常类似。第三，尽管市场力量引入中国时，政府政策对其加以变动，但它们还是产生了应有的巨大动力。这一政策的选择，使1978年围绕是否允许引入市场力量的问题转为现今以多快的速度演化改革的问题。
但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第一，1980年以前的中国不能简单认为是传统的共同社会。传统的、前现代化的中国在1840年受到了挑战，并在1911年被打破。经过40年的混乱无序后，一个崭新的中国被缔造出来，并向共产主义者的、而非传统主义者的未来迈进。即使中国并未经历过市场发育时期，它还是不能等同于1500年以前的西方。第二，共同社会在市场形势下成功运转，私有企业使包括其家族、地方和整个中国在内的共同社会受益，都是非常可能的。共同社会里市场行为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乡镇企业。第三，1980年以来市场力量的引入，只是大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从1957年到1980年市场力量曾受到人为压制，所以1980年以来引入的市场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但是，市场仍只是中国未来的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修正引入市场的政策，重新回到非市场政策也是非常可能的。或许未来的政策形势是实施“两手”政策，即“一手”是用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另“一手”是用政府支持普遍的公共福利事业这只“看得见的手”。
在我看来，前述两种观点都说理充分，分别支持这两种观点的三个论证也都描述了中国社会现实的主要向度。尽管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对于设计和凸显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形势和趋势不无裨益，但其中一种观点却永远不可能信服另一种观点。“反对滕尼斯一方”可能会欢呼胜利，因为他们的观点没有包括描述一个明确的发展趋势。然而，“支持滕尼斯一方”可能回击，中国的发展还须假以时日。毕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从1500年持续到1900年，比中国市场改革的20年长得多。
如果我们回到F.滕尼斯的基本观点上去，就可以廓清这些争论。本文将把介绍他适用于西方发展的一些观点作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对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加以评论，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在一些主要方面与西方经验截然不同。最后一部分将考察现代化国家在下一个世纪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F.滕尼斯与西方
F.滕尼斯在西方现代化的普遍经验基础上，发展了他关于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的理论。事实上，他的理论与西方经验是如此吻合，以至于在他落笔之前，这一理论就已运用在语言中了。在德语中，Gemeinschaft就指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社会交往发生在彼此熟悉的个人之间；而Gemeinschaft指的是更大、更加非人格性的社会单位，它的社会互动主要是非人格性的市场交往。所以滕尼斯提出的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思想，也是对根植于其母语的一般经验的精心描述。有两个事实又加强了滕尼斯论述的普遍意义，一个是英语名词“community ”（共同社会）和“ society ”（利益社会）， 有与 Gemeinschaft 和Gesellschaft相似的涵义，尽管这两个词本身并无关联；另一个事实是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二分法很容易转译成其他西方语言。
然而滕尼斯富有创见的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在后来大多数引用中见不到了。滕尼斯并没有简单地描述社会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反，他将每一阶段都与对应的个人行为模式联系起来。F.滕尼斯论述到，人类的意志有两种形式，就是“本质意志”（德语为Wesenwille）和“选择意志”（德语为Kürwille）。在思维与身体的关系上， 本质意志主导身体，而选择意志主导思维。本质意志不问条件（包括内心倾向[德语为Anlage]和外部环境[德语为U mstande]）， 为满足身体器官的要求和需要而发挥作用。与此形成对比，选择意志主导着思维的偏好，并运用现有条件满足预计的、想象中的目标。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感到饥饿，并随后去寻找食物，这时本质意志就在起作用。如果一个人饿了，却担心自己变胖，为避免多吃食物转而出去散步，这就是选择意志在起作用。
本质意志的实质，是身体器官的联结者。因此，它是与现代利益社会相对照的传统的共同社会的内在行为方式。本质意志作为特定的器官整体的思维与行动部分发生作用，而不是作为临界意识试图改变自身及周围环境。社会关系是已接受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关系脉络是家族。有机的、具典型意义的、具层次性的家族关系为更大的社会形态，如民族、村落，提供了原型。在更大的社会形态里，年龄、力量、智慧归于首领，他对社会有机体的负责证明他的权力是合理的。有机统一体赋予其首领以不容置疑的权威，但这是因为他们要对整个统一体负责。而且，一个有机体中的亚统一体（如村落中的一个家族）对其成员而言也是一个整体，但团体之间的关系是靠传统而不是契约来决定的。共同社会的伦理靠的是良知，即判定善或恶的一系列特定行为方式。它最简单且最深奥的形式是羞耻感，并最终组织成为宗教信仰。对家族外部的合作而言，友好关系的可靠程度是最重要的。
劳动分工在团体内部是可能的，但专门劳动就是要服务于整个统一体（通常以领主为代表），而且要依照它的地位而得到回报，而产品的售卖还是偶然的。在团体内部，农地是所有权的原始形式，因为它是为维持生活而给出的机会和依托，而不是作为商品来售卖。尽管滕尼斯没有像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阐述的那样，在售卖产生的物的转移与商品社会里人的转移的关系上作文章，但他的理论与马克思的分析和观点非常接近。
作为现代利益社会行为根源的选择意志，主导着一个完备的统一体。它按照自己的目的而运转。它的着眼点在于将来，对于现在则永不满足。由于潜在地将所有已存的社会联系置于竞争中，选择意志必然是个人化的。为自己利益而努力的个体，处于与其他个体潜在的竞争甚至敌对的形势中。他们之间可以进行买卖活动，也能为将来的发展而订立契约，但共同社会里的不确定的社会网络已被自由个体与特定契约之间的交往所取代。为达到目标，选择意志对自己负责，但它的动力则是确立和追求目标的自由。个体自由的最自然目标是能力，在商品社会表现为财富（德语为Vermogen）。
除了强调选择意志中的自由与个体之外，马克思对滕尼斯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继马克思之后，滕尼斯认为不平等和剥削是现代利益社会的基本要素。对穷人而言，个体自由只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因为他们为能买到生活必需品而不得不出卖他们所拥有的唯一商品——劳动力。但是，对富人来说，资本主义却允许他们无限制地积累财富，因为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社会规范。在共同社会，黄金由于作为金属的使用价值而成为交换的中介，但在利益社会，纸币成为了交换中介，甚至土地和房屋都可作价流通。包括国家在内的集合体为个体目标提供方便，所以集合体的权限是建立在有限的契约之上。然而，在个体自由中正式确立的权威，并未阻止富人事实上的专制。
现代利益社会就是一个个体及其选择相杂糅的混合体。它给智慧以回报，而不回报良知。公认的东西像宗教教义一样易于判断，但更加易变；它自然而然地形成许多相互竞争的集合体，各集合体通过立法来争夺控制公众的权威。与共同社会浸润在传统和习惯中的村落形成对比，利益社会典型的社会单位是世界性都市。
尽管滕尼斯本人并未将共同社会和利益社会分别贴上“传统”和“现代”的标签，但他关于从共同社会向利益社会转变的探讨却界定了这一转变阶段。简而言之，他描述了两条从共同社会向利益社会转变的途径，并且任何一条都是不可逆的。第一条是共同社会首领滥用特权引发其成员愤怒而导致的转变。滥用特权证明，被滥用的利益与首领本应有的利益在事实上是不同的，这种利益的转移就促使首领去考虑作出他们自己的选择，或者通过逃避和诡计作出被动抵制，也可能导致出现议会，对共同社会领导权加以限制。
通往现代利益社会的第二条途径可被称为精英的自上而下之路。随着一个集合体内的财富的不断增值，为了富人的利益，就需要有建立在购买能力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已存在的、特定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普遍反抗的自下而上之路以穷人里出现临界意识为基础，而精英提倡市场社会的自上而下之路则是建立在部分传统社会的精英基于财富而出现权力意识的基础上。
不管利益社会是产生于确立个体自由的渴望，还是产生于精英除去商业化障碍的愿望，现代利益社会的建立者们都是支持普遍的市民权利、组织社会的合理法则以及一个有限国家的，而反对共同社会里自然的成员资格、已确定的特定关系以及对公共利益的不受限制的特权。向现代性的进化属于市民和城市，尽管它不能彻底清除传统共同社会的影响，但却缔造了一个竞争、进取的环境。在这个新环境里，共同社会的遗老遗少很快落伍了，随后在生存竞争中败下阵来。滕尼斯希望自给自足的协作者们在充满敌意的利益社会的汪洋中重新找到某个共同社会的避风港，但是试图对现代利益社会进行结构性逆转的努力也将包括对个体权利的压制。滕尼斯对于进步的幸福不抱热情，但他相信，历史迈着坚定的脚步，决不会倒退。
历史又发展了110 年后，我们回过头去考察F.滕尼斯的思想观点，不难发现它们仍然非常新鲜和实用。他基于已出现的市场利益社会而对历史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作出的阐释，也仍然为多数人所接受，而其他曾一度流行的理论，如W.桑巴特的资本主义自我毁灭论，O.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或J.施密特的政府计划渐次取代市场论，虽然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已经很过时了。
我认为，连结个体意志与社会阶段的纽带也极具促进作用。本质意志与选择意志存在于所有时代的每个人身上，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均衡的。可以像阴与阳一样，将它们视为一对辩证的范畴。传统的共同社会鼓励本质意志，压制个人主义的选择意志，但它们至今仍都存在。与此类似，现代利益社会有压制随遇而安的本质意志的趋向，但这种趋向也依然存在。换另一个角度，传统的共同社会使老人受惠，而现代利益社会则偏爱年轻人，但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同时存在。
我的结论是，滕尼斯试图提出关于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的普遍理论，但事实上他提出的是限于西方的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的理论。滕尼斯假定共同社会的内部力量促使着它向利益社会演进。他考察了来自于穷人普遍反抗的“自下而上之路”和来自于精英权力的“自上而下之路”的转变，但他没有考察外部强国的军事力量破坏传统社会，并使被征服者屈服于征服者的利益这一情形。只有西方的理论家能从这个角度考察现代化，西方的这种考察视角也使滕尼斯的理论对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适用性受到限制。
二、20世纪中国的历程
传统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与滕尼斯关于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的理论有契合之处。比如，他强调家族模式中权力的重要性，而不强调基于契约关系的社会秩序；也强调世袭制与宗教仪式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两点不仅是中国历代王朝制度，而且是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主要内容。然而，现代中国的历程则与滕尼斯描述的西方极为不同。或许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也可能将中国引向一条与西方相似之路，但西方的军事力量从外部削弱并破坏了传统的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同社会，但也不是建立在市场之上的现代利益社会。孙中山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一般散沙”。
国家的危机形势激发了拯救国家的普遍反应。甚至像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介绍西方思想的先行者都强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是全中国人共同的责任，而不强调对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加以立法保护。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中国的现代思维体现了传统观念的连续性，但也应注意到当时中国的形势需要紧急的共同行动。我认为，中国的思想家理解西方思想家的个人主义观点，但他们也认识到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并没有生活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就像孙中山描述的中国）。由于社会背景不同，西方思想在中国的适用程度与在产生这种思想的地方的适用程度必然不同。
如果我们用F.滕尼斯的语言描述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圈子，就会发现那是一个与他描述的西方截然不同的模式。很明显，中国的现代思想将目标定位于未来，是为达到理想中的目标而运用了现在的形势。因而，与此相适应，中国就是选择意志而非本质意志在发挥作用。但中国的选择意志是基于为共同目标而采取的集体行动，而非基于市场形势下的个人利益。共产主义成为中国定位于未来、创造一个共同社会目标的最终表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产生了新的秩序。不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层次上，其目标都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同社会而不是商品化的利益社会。在宏观上，中国共产党希望用人民民主专政方式先达到社会主义目标，并随后进入共产主义。在微观上，在城市实行“工作单位社会主义”，在农村建立合作社，其目的都是在于确立一种建立在基层单位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生活结构，而不是确立以追逐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生活结构。
像滕尼斯所描述的传统共同社会那样，中国新生的共同社会也是建立在全体成员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而不以契约关系为基础，而且自给自足的行为被认为是市场活动。但与传统的共同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将目标定位于未来。中国的过去被斥责为封建主义，市场社会被斥为资本主义。中国努力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共同社会，这是 F滕尼斯不可能想到的。
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灾难，但共和国在前30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共同社会的基本模式在这时期确定下来。如果我们审视1978年的中国——这一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之前——就会看到一个凭自身力量成功地建立起现代的社会经济的国家。中国不仅物质成就令人瞩目，而且其价值观、政策和制度都已证明，不通过资本主义建立起超现代生活是可能的。但是，中国也存在两点主要不足。第一，微观上，个体的创造精神极大地受到限制，激励机制非常有限，以致于个人和工作单位都缺乏创新精神。第二，宏观上，中国在经济上没能赶超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也没能产生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所以，为取得更快发展，新的激励机制不应以更严格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而应以更大的灵活性为基础。
始于1979年的市场改革在过去20年里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但方方面面的改革仍旧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之内。尽管邓小平将改革定义为“第二次革命”，但改革仍是量的积累而非质的突破。与西方从传统的共同社会向现代的利益社会转变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路”形成对比的是，一个已建立起来的现代的共同社会允许市场在中国发展。甚至在微观层次上，市场激励机制在由家族、关系、工作单位和政党与国家监督构成的世界里也发挥着作用。在宏观层次，发展市场力量和对外开放受到鼓励，但它们仍是商品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要取代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用F.滕尼斯的思想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年代，就还会发现一个与西方的历程相反之处。不是商品社会与选择意志紧密联系，也不是选择意志与特定环境进行斗争，而是选择意志似乎接受了特定的环境，并在这一环境中寻求自身愿望的满足。社会主义企业进行市场竞争，村镇甚至个体户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对关系的依赖程度几乎达到了与价格竞争相同的程度。商品利益社会的确是注入中国生活的重要而全新的要素，但它似乎并未将自身隔绝于已存模式之外。中国社会似乎也没有分裂成两种社会生活，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当然，市场力量加剧了对制度与政策的挑战，如加强了法律的主导地位，但共同社会也从这些改革中获益。
三、现代社会的共性
中国的历程已经证明，西方的道路并不是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途径。通往现代化的路，即使方向各不相同，也还是包含一些共同的要素，而不会存在天壤之别。对于中国和西方都确实存在的现代性的共同要素是什么呢？
也许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共性，是社会复杂性与政治吸引力的结合。我将以对复杂性与政治吸引力的讨论结束此文，并于最后提出下世纪的两个问题，即全球化与资源保护。
像很久以前卡尔·马克思和其他人指出的，现代化生产的社会先决条件是复杂的劳动分工，复杂的生产关系又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框架，在这个社会组织里，每个个体都处在独一无二的位置上，但同时又以无数种方式与其他个体的活动发生关系。这种高层次的社会复杂性需要更加非人格性的、更灵活的交换方式，这样商品市场就变得极为重要。但是，市场交往的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并不是简单地取代了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公共纽带。中国的经验就已说明，市场关系是必要的；但中国也同样说明，公社关系也可以在一个现代国家持续地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更周密地考察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也会发现，公社关系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特定国家，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本质意志与选择意志的特定结合更多地由其文化和历史来决定，较少地由其社会发展的一般水平来决定。
尽管存在文化上的区别，但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不仅专业化需要专门的知识，而且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交换的速度也需要部分公民（以识字为最低起点）具有较高层次的一般知识背景以及与社会自身相关的新的专门知识领域。所有的现代社会都需要个人自主与供给公共财货在微观上的某种融合，以及市场与调节在宏观上的某种融合。不了解一点个人自主，个人的成就和财富就是无保障的；没有公共财货，个人在面对竞争的危险时就是不安全的。同样，如果没有市场，那么更大规模的生产就会日益艰难并无利可图。如果市场调控不当，那么就将产生风险，市场波动也将带来危险。
社会能力的巨大增长使其能够为社会复杂性辩护。对社会能力的基本表述就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国家对物质财富拥有最高权利，因为它代表着公共利益；所以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国家权利的增加。国家的基本职责包括防御、社会管理以及领导。管理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国的相对发展程度。如果一国处在当代经济发展的前沿，那么它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就不很明确；而管理眼前问题则是当务之急。但对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来说，较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为其达到目标提供了非常具体的范例，做好计划就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政治力的问题在于，它可以破坏社会复杂性，也就是说它可以破坏产生其自身力量的根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但亦有其他多种形式，以这些形式运用政治力量就可能损害产生政治力的复杂社会结构。如果所提供的政治秩序和方向太微不足道，公共财货就将被忽略，甚至商品社会也将受到损害。如果政治影响力过大，社会创新和发展的激励机制就会被削弱。
对现代社会发展进行一番审视之后，我们就可以粗略地谈一下未来发展的问题。对所有现代社会而言，它们面临的两个主要挑战是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
可以说，全球化始于1500年，从那时起它一直是现代社会的内容之一，但以运输手段的革命为标志的国际间交往程度使之成为可能，到20世纪通讯技术使国际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市民的眼界也不再限制在本国的疆域里。正像过去村落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一样，国家也正在意识到自己是“地球村”的组成部分。
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全球化含义才刚刚开始探求。一方面，现在有大家共享的、信息化的、大众的、有形的文化进入每家每户，它对全球的反映与对个人的反映一样迅捷。另一方面，确定个人、国家的位置仍是生活中基本的决定性的一面，而且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可能简单地消解于全球意识之中。
另一个挑战是，全球的技术能力可能已超过全球的资源水平，所以制定全面的资源保护政策成为必要。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预见科学会找到新的资源领域，但在另一些方面，发展将不得不受到保护资源的要求的限制，并为可再生资源提供一种可持续的循环再生环境。即将到来的技术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主要始自于200年前开始的工业化进程。 对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物质贡献一直归于对自然能源的利用。要是“马力”还限于马的力量，我们今天会停留在什么年代？200年来， 自然能源几乎被剥夺殆尽，而且似乎这种剥夺的后果——污染、城市化、消费需要的不断提高——只引起些微关注，发展的速度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创造性破坏”——用更好的无情地取代好的——已经成为并仍是资本主义运转的典型模式。这不再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在即将到来的世纪末，人们将无法想象这种态度曾大行其道。
资源保护与分配的问题远比环境污染和石油储备减少的问题复杂。科技可以打尽海洋的鱼、可以使大气变暖、可以用核武器破坏地球；可以使昂贵的医疗卫生提供给每个需要它的人；也可以使各种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都提出道德与伦理问题，然而也保留了对无止境享受的不尽诱惑。
仅以市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不可能解决资源保护和分配问题。国家必须接受经济运作的挑战；必须保护未来的公共利益，以使其不受追逐个人利益行为的蚕食。长期过度砍伐造成长江洪水泛滥就是典型的例子。只有以政府政策禁止砍伐，才能遏制住过度砍伐；对伐木公司来说，自我限制永远不可能比不受限制地砍伐更有利可图。但这个问题不是由市场产生的（联想一下俄罗斯的环境问题），而是由科技水平本身造成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样，资源管理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所有现代政府关注的焦点。
结论
现在我们回到初始问题，即处于改革年代的中国是否在走一条西方式的路，就能确切地发现，一个简单的答案有可能将人引入歧途。或许我们可以三条观点对本文作以总结。
第一，西方对自身现代化的努力认识与中国当前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做法是相关联的。现代国家有一个基本的共同关注的领域，而且由于现代性最早产生在西方，西方知识界对解决现代性问题所做的尝试是一笔可资宝贵的财富。经过了一百年的变化之后，如果F.滕尼斯在西方仍有解读的价值，那么在中国他也值得作一研究。
第二，中国选择了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而且它不是对西方现代化之路的简单回避。如果认为在西方的书籍中或重复西方的经验就可找到中国问题的答案，那么在理性上就是肤浅的。中国的根本任务是找到适合中国情形、水平和需要的政策。
第三，新世纪对所有国家都提出了全球化和资源管理问题，这也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全新挑战。在过去的20年里，市场力量在中国的蓬勃壮大，已经取得了积极的具转折意义的发展。但市场可能只是中国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的一个方面。西方的市场经济将不得不适应公共管理资源的需要，而且很可能西方在这方面的行动将比亚洲迟缓、无效。同时，全球化将意味着每个国家的问题将出现在其他国家的电视屏幕上，但每个公民、每个国家仍将对自主权保有合法关注。在变革与创新的速度上，历史似乎不会慢下自己的脚步，所以，即使一个人自己过去的模式也不足以成为其未来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