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变迁和变迁人格：社会变迁视角下的人格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视角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4-0001-08
从人格研究的历史看，在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影响下，关于不同文化下的人格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例如，关于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研究[1-6]，使人格研究的“去文化脉络”的倾向得以扭转。相形之下，人格研究“去历史脉络”的倾向依然存在。这是由于社会变迁的视角没有更为充分地纳入人格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中。
如果说，文化脉络下的人格研究，是将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维度作为研究的预设，那么，社会变迁脉络下的人格研究就是要将“时间”、“历史”的维度也作为研究的一个预设。为什么要将人格研究纳入一个“时间”的分析维度呢？这一点，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巨变的状况来看，是不难理解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快速的社会变迁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变迁不仅影响着个人的心理变迁，而且也受到个人心理的影响，二者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前一过程在人格上的表现称之为“人格变迁”，即在社会变迁的脉络里，看人格出现了哪些改变；而把后一过程在人格上的成分称之为“变迁人格”，即社会巨变使人们形成了变迁时代特有的那些应对、处理社会变迁的人格特质。
要想研究人格是如何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出现改变的，以及某些人格成分又是如何影响社会变迁过程的，需要对社会变迁本身有较为深入的认识。换言之，关于人格变迁及变迁人格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人格研究领域寻找理论资源，还需要从相关学科中获得支持和启发。在此，我们通过对以研究社会变迁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分析，探讨推进人格变迁和变迁人格研究的可能性。
一、社会变迁的视角与人格变迁研究
发展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经过50多年的积累，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其一是面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其二是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发展理论(theories of development)，其三是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苏东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转型理论(theories of transformation)[7]。这些学术流派也都影响着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关于变迁人格和变迁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以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变迁视角下，人格变迁的核心内容即是个人现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问题。
社会学家认为，20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就其范围来说，是世界性的，就其深度来说，是社会结构层次的，它给全世界带来的冲击、变动、影响及其结果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有着巨大动力作用的历史事变，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性质上区分开来[8]。学界把这一巨变过程概括为现代化过程。
现代化理论的基本主张有三点：第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存在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差别和性质上的分野。这种“传统—现代”的两分法，其背后的假定是，现代化过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是广泛而深刻的，是一种“社会进步”过程。第二，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文化与价值观。特别是理性化、世俗化、普遍主义、公共参与、个体主义、个人成就、多元开放等价值观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第三，现代化国家将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通过传播和模仿，人们的价值观逐渐趋同，社会之间的相似性大大超过传统时代[7-8]。
（一）现代化理论与个人现代性研究
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受到诸多批评。首先，这一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认为产业革命与工业化逐渐为全人类创造某种程度的共同文化，任何国家或社会只要仿照西方工业化先进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就必然能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及文化模式等方面产生实质的变迁，逐渐步入发达国家之列，从而成为现代化国家。这种观点被认为带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被学者所诟病，一些学者[9-10]举出不少反证，显示有些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未能顺利走上现代化之路。其次，这一理论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假设发展即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例如，Redfield[1]的“礼俗社会”(folk society)与“都市社会”(urban society)概念，Becker[12]的“神圣社会”(sacred society)与“世俗社会”(secular society)的概念，Toennies的“乡土社会”与“法理社会”的概念、Parsons的五种模式变量等都是采用“传统—现代”的两极对应的分析框架。批评现代化理论的学者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分析框架过于简化，它忽略了一项重要的事实：现代社会中含有不少传统社会或文化的特征[9，10，13]。第三，由于现代性被理解为对传统的取代，因而，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的文化特征对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是负面的，是必须全面超越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保留将阻碍现代化的实现。反对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证据加以反驳。例如，Levy[14]与Apter[15]分别以其在日本与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为根据，指出有些传统的社会文化要素固然有害于现代化，有些要素则具有促进的作用。他们认为，传统完全可能对现代化的方向、速度、模式和道路选择形成影响，还可能对现代化的内容作出修正[16]。
现代化理论对于关注社会现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与个人或心理现代化(individual or psychological modernization)关系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影响很大。社会现代化所指的主要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方面朝向现代化方向的变迁，而个人或心理现代化所指主要是社会中的个人在价值观念、思想形态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变迁。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开始假设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个人也将经历一个由传统而现代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人格特质逐渐被抛弃，现代的人格特质逐渐被打造出来。
将社会发展的动力简单归结于文化和价值观的观点引出了社会变迁与人的变迁在因果链中孰先孰后的问题。有的学者[17-18]强调先要从社会现代化做起，而后方能扩及个人现代化；例如，先透过政治力量的推动，使经济逐渐发展与成长，最后方能导致个人观念、思想、性格及行为的现代化。有的学者[19-21]认为先要有个人层次的价值观念与心理特质的转变（个人现代化），方能促成经济、政治及社会层次的变迁（社会现代化）。还有一些人持一种相互建构的观念，即认为社会现代化与个人现代化可以互为因果[16]。
社会现代化是否会导致全球化或一体化也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讨论焦点。现代化理论认为，在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各种各样的传统社会都会有一种逐渐向同一类现代社会[22]蜕变的倾向。由于将发展视为一个线性过程，因而未来世界的图景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被描画的蓝本：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较高的识字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会流动的增加、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的影响力的衰落、能适应变迁的结构、现代价值系统等[7]。而社会现代性(societal modernity)是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制，可以分为精神与制度两个层面。制度的层面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而精神的层面则表现为个体的自主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23]。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全球化”，而现代性则是“全球化的现代性”。
与这些内容相对应的心理品质成为社会心理学家刻画具有现代性个人的指标，并且被统称为个人或心理现代性(individual or psychological modernity)，它是指上述精神层面中那些有助于实现和适应现代化的人格和价值取向。即：个人或心理现代性是现代化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气质特征及行为模式。与此相对是个人或心理传统性(individual or psychological traditionality)，是指传统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气质特征及行为模式[24]。前者可以称为现代人的“众趋人格”(modal personality)[22]，后者可以称为传统人的众趋人格[25]。
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探讨心理现代性的西方学者颇多，大部分是在非西方国家或跨国完成的研究项目。最著名者有Armer与Youtz[26]，Dawson[27]，Doob[28]，Guthrie[29]，及Inkeles与Smith[30]，Kahl[31]，Schnaiberg[32]，等。其中，Inkeles与Smith的跨国（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孟加拉）比较研究影响最大。该研究每个国家的样本量为1000人，调查对象包括农民和产业工人以及在城市中从事传统职业的人。Inkeles所描述的现代人的特征包括三个基本角度（分析、主题、行为）下的24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研究发现，现代人与传统人是一个维度的两极。主要特点是：(1)见闻广阔、积极参与的公民；(2)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3)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4)乐意接受新经验和新观念。个人现代性是一种跨国家和跨文化的类型。并且可以用OM量表进行测量和区分。影响个人现代性的最重要因素是现代学校教育、现代工厂经历和接触大众传媒的程度[33]。
关于心理现代性的内涵，各位学者所提出的概念分析与研究发现并不相同，台湾学者杨国枢综合以往的有关研究，发现大约有20项心理与行为特征是工商社会中的人所最常具有的共同人格特征，可以视为心理现代性的主要内涵。他认为，现代工商社会有其独特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长久生活其中的人，当会形成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思想形态及行为模式[25]，这些人格特征被他视为“对现代化的反应”[24]。杨国枢的分析框架是：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分别表现在各自14个项目维度上，详见下表：
杨国枢等人关于中国人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研究，持续多年，相关的研究发现甚多[34]。限于篇幅，仅以介绍其核心内容——狭义的个人传统性和现代性研究的主要发现。
1.心理成分
经过对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主要范畴的题目编制、预测、筛选，对回收的有效问卷（1710份）进行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和陡阶测验），发现个人传统性有五个因素：(1)遵从权威，(2)孝亲敬祖，(3)安分守成，(4)宿命自保，(5)男性优势。“遵从权威”强调在各种角色关系与社会情境中应遵守、顺从和信赖权威，包括各种传统规范和道德要求。“孝亲敬祖”强调对父母的尊重、孝顺、增光、赡养、继承志业、侍奉在侧等。“安分守成”强调自守本分、与人无争、逆来顺受、不求进取、依赖亲友。“宿命自保”强调明哲保身、凡事利己而又靠运气。“男性优越”强调男女有别，女不如男。
个人现代性的因素分析结果也是五个因素：(1)平权开放，(2)独立自顾，(3)积极进取，(4)尊重情感，(5)男女平等。“平权开放”强调平权思想，主张民可以批评官，学生可以与老师辩论等。“独立自顾”强调独立自主，也有只顾自己便可，不必多管他人的含义。“乐观进取”强调乐观看待人类的进步，个人应积极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功。“尊重感情”强调以真实的感情作为交往的依据，而不再看重外在的身份、年龄等。“两性平等”强调两性在教育机会、社会地位等方面应平等，夫妻双方在人格上独立等。这两组心理成分，大部分有对应的性质[35]。参见下表：
2.心理成分的演变趋势
这些被界定为中国人传统性或现代性的心理成分或人格特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会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是该研究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五种传统性心理成分与五种现代性心理成分之间的反向程度以“男性优越”与“两性平等”最为清晰。在1989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台湾大学生和社会成人不论男女都偏向不同意“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越”和“遵从权威”，但偏向同意“孝亲敬祖”。同时，大学生和社会成人不论男女都偏向同意“乐观进取”、“两性平等”、“平权开放”以及“尊重感情”。可以认为，这些因素有交叉变迁、此消彼长的趋势。
杨国枢等人的研究发现，不仅中国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在社会变迁中是并存的，而且这些特质还会出现不同程度、不同趋向的变化。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杨国枢形成了一个对民众共同的心理与行为在社会变迁中可能出现的变迁趋势的预测。他假设，传统性心理与行为都可能与现代性心理与行为同时并存，只是其中有些在现代社会中会减弱其强度。这些发现与发展理论的提出有相应的契合之处。
（二）发展理论与个人现代性研究的转向
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依附理论(dependence theory)与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是继狭义的现代化理论发展起来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基于对拉美和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提出的依附理论，以“中心—边缘”的分析框架，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的格局中，并以“中心—边缘”的关系作为“传统—现代”发展的解释变量。从依附理论提供的视角看，所谓发达国家并不是以其在一条历史的渐进线上处于前沿位置来界定的，而是与不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后表现出的结果。既然如此，发达国家的所谓“发达”正是以不发达国家的所谓“不发达”作为前提的，所谓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其原因在于那些发达国家的所谓“发达”。即那些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大多数是通过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不公正的贸易关系控制和支配了非西方不发达的国家，迫使那些不发达国家不得不依附发达国家[7，36]。
在依附理论以后，匈牙利裔的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将世界使用三个概念作出了“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划分。它显示出，从发展的角度看，各个国家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此外，这一理论强调了整体发展的规律和机制。它使我们对整个世界发展的复杂性和以长时段的视野来思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现实影响是唤起了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跳出“传统—现代”的认知和评价模式，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自身的价值。这些讨论对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的影响是在个人现代性的研究中增加了新的理论增长点。特别是在发展理论同时期出现的社会心理学危机以及反思之后出现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和社会心理学中的“文化革命”，直接影响到个人现代性研究方向和策略的选择[35]。
在个人现代性的研究中，个人传统性曾被视为变迁的起点。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者大都将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对立或相反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因而在其所建立的测量工具中，通常只是将测量传统性特征的题目视为测量现代性特征的反向题目，只要反向计分后即可与现代性题目上的得分相加，以获得代表个人现代性程度的分数，因此，个人现代性的研究即意味着个人传统性的研究。以此为理论出发点的研究，通常忽视了个人传统性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发展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已经发现，发展的模式并非简单的“传统—现代”，而是世界各国处于相互依存的发展条件下，并且，当我们思考世界上复杂的发展模式和现状时，不得不承认，不同类型的传统社会直接影响到现代社会的类型和发展路径[37]。因而，发展并不是殊途同归的，“传统”依然可能“活”在“现代”之中。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继替的，此消彼长的，恰恰相反，传统和现代有可能是并存不悖的。这些观点体现在个人现代性的研究上，即个人现代性的研究者采用了“传统”、“现代”双维度的研究框架[24]，并且，对本文化的心理传统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华人社会心理学家反思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世界体系”和“依附”现象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他们对以北美为中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为边缘的人格社会心理学理论发展的时间脉络和关系格局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和检讨。这些工作最初由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开始进行，随后传入中国内地，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其代表人物有何友晖、M.Bond、梁觉、张妙清、高尚仁、杨国枢、叶启政、杨中芳、黄光国、瞿海源等。其中，由杨国枢主持的持续近30年的个人现代性研究备受关注，开启了中国人格变迁的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说明，个人现代性，其中应该包括普适的、全人类共有的部分，也有非西方国家特有的部分[35]。
（三）转型理论与个人现代性研究的拓展
转型理论的提出是与前苏联、东欧和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大社会转型的实践分不开的。社会学家认为“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7]。这些国家的社会变迁脉络不是简单地从传统到现代，而是有着独特的过程、逻辑、机制、技术。即：从再分配的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国家垄断的总体性社会到社会重建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对个人的支配和动员从命令式的到自下而上的公共参与。这些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重大调整，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中国内地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积累了极为独特和新鲜的经验。中国不仅有历史很长的传统社会，也有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与整个世界体系形成的格局和关系，同时还有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经验。在此前提下，几十年来中国的变革是翻天覆地的。与这样的变迁相对应的个人现代性就不可能等同于非转型国家的个人现代性。因此，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个人现代性研究应该是中国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的一个独特研究对象，是“中国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型社会学关注社会转型实践中伴随政治经济转型同时出现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转型社会心理学（变迁社会心理学的领域之一）则关注上述变化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市场关系的相应变化和相互建构。这些过程、机制、效果都将积淀在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中，成为个人现代性研究的对象。例如，在中国这类转型国家中，原有的国家对个人的控制与支配是“动员—参与”式的，将在特殊的权威性人格中体现出来；原有的国家与个人的价值关系是“无私奉献”、至少是“先公后私”或“公私兼顾”式的，将在公私观念中体现出来。越是在中国这类转型国家中，原有的“社会”出现缺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显得越发重要，也就越会表现在人格层面上。这也是例如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中对于为了集体、全体人民、政党、国家服从与牺牲等道德行为格外强调的一种解释。
在社会变迁的视角下，个人现代性是从人格角度来描述（刻画变迁在人格上的反映，一些因现代生活而形成的心理素质）和解释（作为变迁的后果变量）社会变迁的一种研究策略、理论框架和学术概念，它与变迁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理论上的联系。
二、我国大陆学者关于人格变迁的研究进展
继Inkeles和杨国枢之后，大陆学者采用Inkeles个人现代性量表(OM)和杨国枢个人现代性、个人传统性量表主持或参与进行了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研究类型一：Inkeles框架和测量工具，中国样本
这类研究使用的是Inkeles框架和测量工具，在中国收集数据，例如Inkeles、曹中德和Broaded的合作研究，以及蔡笑岳、吴萍关于中国青少年观念现代性的研究。
Inkeles等人的研究[22,38]，是为了将Inkeles原有的结论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尝试使测量工具扩展为跨性别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特别从中国经济社会因“改革开放”出现转型这一过程出发，考虑到农村出现了大量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城市的不同工厂和就业机构的所有制性质也不同（例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户、外资企业等），以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大众传媒也不是相对自由的，城乡之间的流动还受到户籍制度等限制，在样本抽取上采用了配额的方法。其样本是在天津市所属的县和城区中的6个村和60个工厂抽取了农民128人，农村乡镇企业工人128人，城市非工业工人36人（服务员），城市个体工商户128人，城市国有企业工厂工人318人，集体企业工人131人，合计1069人。问卷采用119题的现代性量表，涉及到24个主题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例如个人效能感、计划性、公共事务的参与等。
研究发现，Inkeles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中国内地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作单位性质比起教育和年龄组来说对个人现代性有更强的预测力。此外，个人现代性量表可以用于男女两性被研究者。这一研究抓住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记录了这一过程。
蔡笑岳、吴萍的研究[39]采用InkelesOM-12量表（14个测题），测查了重庆、兰州、广州等城乡774名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三个学生群体的观念现代性水平。结果发现，(1)这些学生的得分分布在29～100之间（1～100计分），平均分维70.39。高端的15分只有4.3%的人，中数以下有13.4%，82.3%的人分布在51～85分之间；(2)广州学生的现代性得分明显高于重庆，重庆明显高于兰州；(3)小学、初中学生的现代性得分的城乡差异显著，高中学生则不显著。
（二）研究类型二：杨国枢框架和测量工具，中国内地、香港地区样本
这类研究采用杨国枢的框架和测量工具，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收集数据。例如，郭亨杰、夏云关于大学生的个人现代性、传统性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40]，许燕、曹雪关于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转变上比较京港大学生人格差异的研究[41]以及张兴贵、郑雪关于青少年人格现代性的城乡差异比较研究[42]。
郭亨杰和夏云的研究使用了杨国枢“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和“多元个人传统性量表”，对江苏和青海两省大学的本省生源大学生219名和244名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大学生的个人现代性明显高于个人传统性；东部大学生的传统性低明显低于西部大学生，但是两地大学生在个人现代性上却没有显著差异。许燕和曹雪的研究也使用了杨国枢“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和“多元个人传统性量表”对北京（264名）和香港（69名）的大学生进行了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测量。研究发现：(1)学生的传统性得分均显著低于现代性；(2)在“宿命自保”、“乐观进取”、“尊重情感”三项上存在京港差异，其中北京学生在乐观进取上得分更高，香港学生在宿命自保和尊重情感上得分更高；(3)北京女大学生的现代性显著高于香港女大学生。香港男女生在传统性上无显著差异，在现代性上，男生高于女生。北京男大学生在传统性上高于北京女大学生。张兴贵和郑雪的研究在广东湛江抽取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和大学三个学生群体样本300名，同样采用杨国枢“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和“多元个人传统性量表”，研究发现：(1)学生的传统性得分均显著低于现代性；(2)三个样本群体在传统性得分上呈随着教育程度和年龄增加，传统性降低，而现代性增高的趋势；(3)男性的现代性显著低于女性，尤其在传统性的“男性优越”和“安分守己”维度上；(4)家庭所在地为城市的学生在现代性上明显高于家庭在农村的学生；但家庭所在地为城市的男性学生在传统性上高于家在农村的男性学生；而家庭所在地为城市的女性学生在传统性上低于家在农村的女性学生；(5)教育程度和性别对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影响最大。
（三）研究类型三：CPAI框架和测量工具，中国内地样本，十年纵贯数据比较
这类研究采用CPAI框架和测量工具，在中国内地收集数据，进行十年纵贯数据比较。主要有周明洁、张建新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水平与中国人群体人格变化模式”的研究[43]。作者在多年探索发展中国人个性测量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CPAI，其中包含西方人格量表不具有的本土构念，例如“面子”、“人情”、“和谐性”）的基础上，采用相隔十年的两个全国抽样样本（样本量分别为1930和1575）和80%以上的共同测题，比较了人格的变化模式。研究发现，1992年的中国人在阿Q精神（防御性）、人情和纪律性上的得分显著高于2001年的中国人，而2001年的中国人则在领导性、外向性、情绪性、务实性、乐观性、外控性、自我独立性、和谐性、节俭性上显著高于1992年的中国人。这一研究是我国学者进行的一项相当规范的研究，并且有多年的人格测量研究为基础。但是，这一研究主要以社会变迁为自变量，测量基本人格特质的变化情况，而不是针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设计的测量。因而，在构念上，并不针对特别能反映社会变迁的“变迁人格”，而是在更为抽象、更为一般的层面来考虑人格的变迁。
上述研究除周明洁和张建新的研究外，都是直接采用Inkeles或杨国枢的量表作为测量工具的。而周明洁、张建新的研究则依靠多年探索发展的CPAI的系列量表(CPAI-1，CPAI-2)和纵贯数据。由此可以看到：(1)测量工具的发展是人格变迁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没有有效的测量工具，任何研究都是空中楼阁，而有效测量工具的研发，大多数都需要历经几十年的时间。一旦有了标准化的测量工具，才可能进行纵贯式的数据采集工作，并且进行时间向度的数据比较；(2)测量工具需要在很好的理论构念指导下发展出来，因此，如果没有好的理论，就无法判断已有量表是否具有良好的构念效度。英克尔斯在六个发展中国家、杨国枢在中国台湾发展出来的测量工具是否适用于中国内地的问题尚未有确切的答案。从样本来看，上述研究的样本量显然都比较小，除了周明洁和张建新的样本外，都是使用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作为被试。因此，还不足以推论中国人人格变迁的基本特征。从施测年代上看，除了周明洁、张建新的研究外，大多数研究都是在1999年到2001年。
三、研究人格变迁、变迁人格研究的意义和方向
个人现代性是人格变迁研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等同于人格变迁的全部领域。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极为重要的，它使我们将人格纳入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研究视野，或者，反过来说，将社会发展与变迁纳入人格研究的视野。在杨国枢等人有关个人现代性与个人传统性可能并存的研究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变迁与人格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关系，包括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一方面，人格变迁、社会角色的新内涵、现代性自我构念（例如，多元文化的自我构念）的研究意义就可以被彰显出来；另一方面，在共存的人格特质背后，存在着一个新的人格成分，即在变迁的社会生存环境下，个体因变迁而形成应对变迁的心理与行为特质。这就是个体期待变迁和追求变迁或利用变迁、选择变迁和引导变迁而形成特有的变迁人格，例如顺应、包容、多元等。作为一种对应或因应变迁的个人特质，变迁人格将可以特别用来解释个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人格的主动作用，解释传统与现代人格并存的人格原因。
适应变迁、迁就变迁、退避变迁或阻止变迁和抗拒变迁等，这些对社会变迁的心理应对与建构过程以及相应的后果（例如个人现代性）成为人格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变量和领域，很多社会心理过程、后果、原因都可因此得到重新解释，并且可以有新的发现。例如，一个人、一代人、一个类别的人可能持有不同的知觉时间框架(time frame)和时间知觉偏好或时间取向(time orientation)，这些有关时间及变迁的知觉取向可能内化为变迁人格和应对变迁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不同的人、不同类别的人，在社会文化、具体情境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下，可能会采取以“过去”作为理解“现在”和“未来”的参照框架，也可能相反。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变迁历程中，一些特有的人格和价值观也成为这一社会的诸多现象的描述和解释变量。可以看出，与传统的人格研究以及个体社会心理不同的是，变迁人格和人格变迁研究将更加贴近社会变迁与个人特性的相互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从社会变迁与人格变迁双重角度来看，变迁人格与人格变迁既有联系又相区别。关于个人现代性（心理现代性）的研究，强调的是对分别对应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人格特征的探讨，而非对变迁本身的人格进行的探讨，也就是说，将人格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后果采看待，而不是对社会变迁具有建构意义的因素来看待。变迁人格是个体在应对社会变迁这一重要社会情境而形成的心理特质，是个体知觉和应对变迁的较为稳定的取向。具体可能包括时间取向、发展取向、顺应取向等。在以往的研究中，人格研究中一直缺乏对变迁社会中应对和适应变迁形成的人格特质进行研究。因此，变迁人格应该成为中国人格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目前，关于思维方式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包括整体性／分析性思维研究[44]、中庸研究[45-46]等，为变迁人格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中国传统文化中“易学”思想，渗透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关于“命”“运”“势”的观念、“变”“顺变”“应变”的智慧也非常丰富，这些都是值得变迁人格研究深入探讨的宝贵思想资源。
收稿日期：201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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