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中[1]2000年在《论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文中提出中国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村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依然如此。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领导的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完善和我们当代的社会主义村民民主自治建设，显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鸦片战争前后，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随着西学传入了中国。受其影响，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在农村基层，封建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政治秩序也开始有所变动。在制度层面，传统的里甲制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自治性质的乡村制和市村制；在统治力量上，随着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锲入(这些新阶层的数量并不大)，传统的乡村统治阶层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向。然而，直到抗战前夕，由于社会上层变革与基层变革的脱节，改革者与乡村民众的脱离，中国乡村政治秩序的变化相对于社会上层的激烈变动来说是十分缓慢的；而且，受整个社会性质的影响，抗战以前的中国农村依然处于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只不过封建主义的因素在其中所占的比重要更大一些。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挺进到华北敌后。他们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又领导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开展了乡村民主政治建设。这种民主政治建设以乡村民主政权的建设为中心，其主要内容包括：组织各种乡村抗日民众团体，开展民主的普选运动，建设民主的乡村政权，广泛开展各类民主运动等四个方面。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合考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开拓性的伟大尝试；第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一种策略；第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第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是一种具有初步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治建设。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都是一种成功的历史实践，具有积极而又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这种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 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为中共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依托之所，为抗日战争和随后 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这种建设开始从根本上打破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 旧秩序，又逐渐营造了一个适应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秩序；再次，这种建设在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给我们当代的村民民主自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给我们提供的历史借鉴主要有：建设乡村民主政 治首先要解抉农民的经济问题；通过组织民众团体来培养民众的国家和民族观念；要推动 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继续前进，就必须及时解决农村在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县级政权 的建设要适应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加强法制建设是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保障： 加强党的建设是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
李隆文[2]2010年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郡县治,则天下安”,县级政府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县级政府作为功能完备的一级政府,肩负着全权管理基层社会的繁重任务,其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管理效果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活动的成败、关系到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党和政府能否实现长治久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是边区政府——县政府——乡政府这样一个三级政权组织结构,县政府作为三级政府中的中间一环,是一个枢纽机关,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级政府在连结边区政府和乡政府,贯彻落实边区政府的政策和指令,领导全县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是军事事务的发展,指导和加强乡村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县级政府的有效治理,对边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乃至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作出了特殊贡献。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的研究,有助于明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的体制、机制和特点,为当前的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和启发。本文选择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为研究对象,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充分吸收学术界研究已有成果,努力实现中共党史学和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整合和互补,为中共党史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开阔新的视野、拓展新的领域、提供新的范式、方法和手段。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导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基本概念的界定、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学术创新和写作难点。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历史沿革。本章在阐述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环境、人口和行政区划、社会经济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从工农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转变以及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与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二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结构与功能。本章在阐述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的基础上,从纵向和横向的层面分析了县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县政府与县党委的关系、县政府与乡政府的关系、县政府与县参议会的关系以及县政府与县司法机关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三三制”、“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与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及职能转变。第三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管理机制。本章从决策环境、决策依据、决?策方式、决策程序等方面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决策机制;从执行前提、执行路径、执行新模式等方面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执行机制;从边区政府的监督、行政监察专员公署的监督、参议会的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方面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监督机制。第四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人事管理。本章在分析陕甘宁边区政府人事管理机制和人事管理政策以及县级政府干部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围绕“怎样做县长”、干部审查与培养、“干部教育第一”、整风运动与县干教育以及干部的考核与奖惩等方面,阐述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人事管理的基本内容。第五章,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财政管理。本章在阐述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的建立、发展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支出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爱国公粮的征收、救国公债的发行、人民负担与减租减息、生产自给与厉行节约等与县财政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结束语部分,阐释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的特点,即广泛动员民众的民主管理、巩固执政基础的目标管理和适时革新的权变管理,并与国民政府实行的“新县制”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国民政府“新县制走向终结的表征和深层次原因。
王荣花[3]2011年在《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一战争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从此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变迁,这种变迁的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根据地成为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刷新社会的“实验基地”,通过战争期间不断积累的社会变革而实现了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太行革命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创建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地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发轫地和中心,也是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嗣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驻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太行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太行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这一地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根据地建立之前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之中。劳动群众沿袭着旧有的生产方式,民众生活因循守旧,老百姓世代承传着小农社会中固有的乡土文化。随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所发动的一系列革命性改造,这块落后、愚昧、封闭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改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据地社会的两大主题。太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对根据地区域内的乡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壮大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乡村,尤其是抗战的政治领导力量与活动范围转入乡村,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充实文化建设队伍的也是农民,正因为如此,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便是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战争爆发后,随着官方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作为战争宣传动员的阵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为主导的,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太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农村的、战争动员的、统一战线的,是同敌人的奴化宣传、同封建迷信思想搏斗的,是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战时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行根据地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不断教育的过程。文化走入乡村,真正启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育了农民爱国主义情感,张扬了民族精神,活跃了民主空气,有力地破除了在农村广泛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促进了军民团结,推动了抗日战争,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积累了宝成经验。太行革命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宣传、普及和建设运动,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改造运动。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冲击了农村中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旧的风俗习惯,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了,买卖婚姻开始被废除了,广大妇女开始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旧的风俗、习惯、道德,凡是不利于人民的解放,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都被不断地清算和扫除着,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品质,开始成长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摆脱了旧习俗、旧文化的束缚的同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并自觉地将其行为纳入到新政权为他们规划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及文化模式中,而这一过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民众力量与国家政权的结合。通过社会文化革命,中共权威逐渐向民间渗透和并最终达到了对民间的控制。无疑,战争改变了社会,战争孕育着新生。与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乡村社会文化入手,将束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打破,从而进行了一次乡村革命,这里的革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政权变革,而是涉及到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从文化变革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是依靠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张力来完成的,是发生在乡村社会中静悄悄的革命,所以通过这一研究路径可以凸现文化变迁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是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透视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为人们了解与研究根据地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形和普遍意义,提供具体生动的现实标本。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太行山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土地占有状况、乡村权力结构、人文历史变迁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诸方面,如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戏剧娱乐、家庭婚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革政策相结合,对太行革命根据地区域社会文化演变的形式、特点与规律等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详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中共革命中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改革的过程予以“实相”的描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等学科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视野研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被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着的落后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和倡导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新的文化纳入政权建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且以超然的政治力量来唤醒和组织民众完成乡村社会改造的。
朱心明[4]2006年在《抗日根据地治理会道门研究》文中指出在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对于会道门这样一种传统社会组织，如何在近代多重的历史任务中，既在政治上发挥会道门可能的积极作用，又在社会发展上逐渐消除会道门及其消极作用，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政权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根据地政权通过有效的政策、完善的制度和灵活的运作过程，从而既发挥了会道门的积极作用，又逐渐消除了这一落后组织。政策方面，在根据地创建阶段，中共对会道门的政策是以争取其团结抗日为主，支持会门武装抗日，以抗日等名义联合与团结他们，逐渐吸收其为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反共猖獗的会道门进行军事打击。在根据地巩固、坚持、发展阶段，虽然争取政策没有放弃，但注意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在根据地则坚决瓦解会道门政策，对被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利用破坏、进攻根据地的会道门坚决予以摧毁消灭；强调争取会门工作必须与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相结合，以根据地建设为根本。制度方面，从调查会道门情况、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安保卫体系等几个方面有效地遏制了会道门发展，并逐渐消灭了会道门。运作方面，具体运作过程中，根据地政权善于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敌我力量的对比、会道门的实际等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人选、时机、步骤、方法，逐步改造与瓦解会道门。根据地党组织及政权对会道门的政策、策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战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有力地动员了民众抗战，促进了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和日益巩固，促进了根据地军事力量的发展。 根据地政权能基本消除会道门，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全能主义政权的确立和对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根据地通过政权下移到村和各种群众团体的广泛建立，将民众最大限度地组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政治宣传、文化教育等重塑乡村的意识形态，从而既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动员，也消除了会道门存在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根据地政权对根据地社会的改造与建设，特别是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运动等经济建设，改变了乡村地区的社会精英结构。以地主为主体的传统乡村精英地位衰落了，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权，而反之，中农、贫雇农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了，其文化观念也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同，其中的积极分子掌握了乡村的基层政权，成为乡村地区新的社会精英。这些新的社会精英力量，其地位来自于新政权，来自于对新的党和政府的认同，所以他们密切了和政府的关系。同时由于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无法与传统精英相匹等，这就减少了他们自足的可能性。弱势群体如妇女群体由于妇女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乡村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使她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极大地削弱了会道门的社会基础。
李会先[5]2008年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研究》文中认为陕甘宁边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地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动员,既包含严格意义的战争动员,也包括那些由战争引发或与战争多少有些关联,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参与而具有“临时性”的动态事件。如,组织自卫军、整理少先队、老战士归队、组织缴纳救国公粮、组织普选运动、开展社会教育,等等。特定时期的民众动员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抗战前中共民众动员理念的演变、国内时局的变革及民众社会心理的剧烈变化、陕甘宁边区其时其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中共民众动员的基本依据。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推行的社会教育在动员民众(政治动员)方面尤具典型意义。本文运用历史文献法和个案分析的方法解读中共民众动员理念的演变,勾勒中共民众动员“图谱”,展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的“实相”,揭示其成功的“历史合力”,概括中共民众动员形态发展的轨迹:建党之初的“幼年”形态——动员对象范围的狭窄、动员方式的单一、动员能力的严重不足等;土地革命时期的“成长”形态——由简单的“暴动”形态一步步走向“割据”;抗战时期的“重大转向”——由于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及时调整民众动员的政策和策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举起民主的旗帜,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号召广大民众为实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从而获得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广大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和认可。民主是动员民众抗战的旗帜之一。在陕甘宁边区,中共通过开展普选运动、组织参议会、推行“三三制”政权等各项政策,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资源。与其说陕甘宁边区推行社会教育是对民众进行扫盲,不如说是对民众的政治洗礼,通过全面实施社会教育,中共各项方针政策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参与和认同,扩大了中共“合法性”基础。抗战时期中共民众动员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一个动态事件,它的形成和实践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由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想加快发展,需要进行广泛的民众动员,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让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
王彦[6]2012年在《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小学教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战前,农村仅有的知识分子私塾教师和小学教师都面临着生存危机,私塾教师在政府的压力下,生源越来越少,面临着失业危机,但是其在农村的社会公共事务中仍承担着一定的职务,在农村处于有权威而无权力的境地。小学教师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政府的腐败,收入很低,生活无保障,经常面临着失业的危机,自身也难以融入农村社会,在农村公共事务中很少发挥作用,地位很低,都急需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陆续开辟了大量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不仅是抗战的后方基地,同时也是中共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模式的“民主实验场”。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讲,它也是国家权力向下延伸,努力把乡村社会纳入到新政权体系的尝试。这就需要有大量的有渊博知识、宽广视野、新的观念的知识分子深入到广大民众当中宣传民主,宣传中共的政治体制和方针政策,并且帮助农民真正建立新农村。而小学教师作为农村中仅有的知识分子,既能懂得政府政策,又能接近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根据地政府培养的主要对象。战前各级学校的教员是根据地政府的主要争取对象,通常他们都只接受过私塾教育或高小毕业,从思想到知识水平以及教育方式都与新民主主义教育不相符。把这些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战士,真正为群众服务,成为根据地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根据地政府对小学教师进行了培训和改造,使得小学教师不仅从知识水平上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确立了群众观念、劳动观念,积极参加农村社会活动。经过改造后的乡村小学教师在农村公共事务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小学教师几乎参与了根据地所有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并且在其中起了重要的组织和指导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参与能力得到很大的加强。小学教师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支撑。从根据地小学教师在农村行使的社会职能可以看出,小学教师已经突破了自身的职业功能,积极参与根据地的各项活动,作为主要的乡村知识分子,其在农村行使的社会职能和所充当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继承了传统士绅在农村的角色。乡村小学教师的群体性质和获得农村权威的方式都与传统士绅有很大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其权威的威慑力和稳定性都无法与传统士绅相比。在抗战之初,农村旧有权威缺失,新的农村权威还未培养成功之时,小学教师在短时间内充当了农村社会的权威。随着根据地新的农村权威(劳模英雄)的树立,旧有小学教师群体也分化瓦解,很大一部分上升为党政机关干部。
王星慧[7]2016年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儿童生活探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外历史上,儿童皆处于失语状态。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儿童自己的身影,听不到儿童的话语。然而时至近代,特别是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已有儿童开始史无前例地关注国家政事。抗战时期,儿童遭受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战火、死难、疾病、饥饿、恐惧、劳动、贫穷、失学等都充斥着他们的童年,但也正是在抗战时期他们的生活从教育、家庭、社会活动、心态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地变化,中国儿童开始近代化意识的萌芽。本文以山西农村根据地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透视山西农村根据地儿童抗战时期的生活,从而探究中国农村儿童在抗战中近代化意识的产生这一重大变迁。本文从七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第一章。绪论主要进行概念阐释、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意义、资料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介绍山西农村社会的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概述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沿革、抗战前的山西农村经济与民众生活,论述近代以来山西出现的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儿童造成的影响。第五节介绍抗战时期山西农村儿童人口,首先提出问题,即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数量到底几何?列举现存的争议、并分析数据,得出自己的结论。然后根据相关材料确定山西农村儿童人口数,分析抗战时期山西农村儿童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本文将儿童人口按年龄分成0—4岁、5—10岁、11—15岁三段,经过数据比较,分析山西农村儿童年龄分布特点及其呈现这种特点的原因。本文认为山西农村婴儿出生率和死亡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和同时期国际水平相当。所以,一般所说的民国包括抗战时期中国婴儿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说法并不适用于山西。山西农村儿童人口数量从0—4岁段到11—15岁段依次呈递减态势。儿童人口死亡率与儿童所处的地域经济和家庭经济有关,地域越穷和家庭经济越穷,儿童死亡率越高。本文第二章探究山西根据地儿童的学校生活。山西抗日根据地偏僻贫困,贫雇农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贫童能否入学以及有多少贫童能入学是评价根据地儿童教育的最基本的指标。因此本章第一节首先分析评价抗战前阎锡山儿童教育的成就与不足,第二节分析抗日根据地的贫童群体及其形成原因,研究抗日根据地的贫童教育政策,总结抗战时期山西农村抗日根据地所取得的成绩,分析根据地教育存在的不足。第三节探究抗日根据地在缺乏教材等基本教学设施的情况下,根据地小学如何通过利用“活教材”来更有效地引导、教育儿童,激发儿童抗战热情,培养儿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主人。本文引进“活教材”这个词语,并认为活教材是抗日根据地儿童教育的一个创举。本文认为根据地小学“活教材”主要包括报刊活教材、艺术活教材、劳动活教材三种形式,运用这三种形式的活教材,既可以教授学生识字、又有利于培养儿童爱国心、民族心,也能教授给儿童现实生活中实用的知识文化。第四节探究根据地革命性质的文学与儿童变迁的关系,首先分析传统民间文学如儿歌、童谣在根据地的变化,然后论述作家文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面积的涌入偏僻农村给儿童带来的冲击,以及学生课本中的课本文学的革命性体现,这些作家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近代性、革命性对儿童思想意识带来的影响是这一小节的研究重点。第三章分析探究山西抗日根据地儿童的家庭生活。第一节主要探究儿童健康状态、政府对保障儿童健康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由儿童健康所反映出来的在贫困的经济下儿童的衣、食、家庭劳动等方面的生活。第二节论述山西根据地的溺女之风,分析长期存在的溺女现象,政府采取的制止措施,以及溺女带来的危害。本文认为溺女说反映的不是简单的性别歧视,溺杀女婴——人口性别比不平衡——男子娶妻困难——彩礼增高——早婚——早育——母体及后代健康、人口增加——溺婴,如此循环往复,农村人口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第三节探究童婚现象。论述民国至抗战时期童婚的变化,儿童由大人随便摆布安排婚姻毫无反抗能力到积极主动的反抗童婚,这是儿童思想进步的具体体现。本文论述山西农村童婚的特点,探究早婚儿童的家庭生活,分析儿童早婚的危害,并进一步探究儿童突破早婚的意义——这也是儿童摆脱桎梏、迈向近代的一个标志。第四章为儿童的社会组织活动与游戏。儿童社会组织主要是指抗日根据地的儿童团,儿童团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儿童自己的组织。本章第一节介绍儿童革命团体的发展过程、山西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特点。根据地村村皆有儿童团,儿童团是连接家庭、学校与社会活动的纽带,它促进了儿童的社会化。儿童团组织让儿童有了初步的团体意识,启蒙了儿童的思想。游戏也是儿童的社会活动之一,本文第二节介绍儿童游戏及其游戏的主要功能,论述抗战前后儿童游戏的变化,从这种变化中探究抗战对儿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抗战游戏的意义,本文认为抗战游戏是根据地儿童生活的反映,能实现儿童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第五章论述抗日根据地儿童在抗战大背景的剧烈冲击下的心理状态,分析这种心态形成的因素以及产生的效应。本文认为在抗战时期儿童心态典型地呈现三种行式即恐惧心态、民族主义心态及实用主义心态,正是在这三种心态的影响下,儿童参加抗战,参与生产劳动当小先生等,儿童在抗战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最后一部分是余论。本文认为抗战时期根据地在儿童观念上有了进步,杜威提倡的“教育即生活”、“以儿童为中心”有了一定的实践成果。这是一个意外,也是在特殊环境下创造的一个奇迹。儿童参与革命,革命必定在儿童身上留下烙印,影响儿童的生活和思想。农村根据地各种革命是儿童近代意识萌芽的前提,儿童思想的变迁打着革命的烙印。
施锦楠[8]2016年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军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种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建设,人民享受到民主权利,革命热情高涨,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战争结束后,党坚持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追求,继续学习和借鉴根据地时期政治建设的经验,在当代运用并发展完善,推动了当代的政治建设和发展。论文主体由四部分组成：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苏中抗日根据政治建设的主要成果及特点、苏中抗日根据地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苏中抗日根据地政治建设的启示。第一部分叙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一方面,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环境、国内外局势分析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从创建到巩固根据地,描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过程。第二部分论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政治建设的主要成果及特点。通过三三制、参议会、苏中行署、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等,促进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设；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巩固民主政治的成果；从思想、法律等方面入手,保证廉洁政治的构建。第三部分总结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历史经验。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加强民主政权建设、以及加强廉政建设。第四部分阐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启示。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建设中,总结经验,促进当今社会政治建设,依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高人民参政能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握和科学分析不断变迁的政治环境,反腐倡廉,建立廉洁政府。
乔叶[9]2013年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文中认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和前卫，也是抗击日军进攻的前沿，同时与国民党晋军驻区相邻。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斗争与合作的形势并存。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政权，为了巩固根据地，抵御敌人的军事威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在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也是各种势力交错复杂的敏感地带。所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对坚定群众的革命立场和抗日信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地处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各村庄里识字的人寥寥无几，广大农村几乎是一个文化荒漠。这种状况,同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反击日寇的封锁和侵略的现实状况,是完全脱节的。因此,在抗日根据地开创和发展时期,普及社会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就成为共产党各级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主要由引言、正文和结论三部分构成，共八章。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从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的资料与方法、创新与不足等五方面对选题缘由和前人研究成果做了简要的介绍。本文的第二章到第八章为正文部分，共六章，主要内容是:第二章简要介绍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社会教育的背景。首先，结合历史档案和报刊资料展现晋西北在社会教育开展前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其次回顾了晋西北根据地的创建；第三章，以教育史资料为依据，介绍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新民主主义教育和晋西北政权建立之初颁布的一系列关于社会教育的计划、条例，以及社会教育的内容和组织机构；第四章，以时间为线索，分析抗战时期社会教育的起步和深入开展的情况；第五章，是以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两个受众群体为个案，从教育的内容、组织形式、开展情况等方面对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受众群体进行研究；第六章，从社会教育对人民的抗战决心、抗战技能、政治觉悟、生产积极性、生活习惯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阐述社会教育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效果；第七章，正视社会教育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开展过程中的不足之处；第八章是结语部分，全面总结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的发展概况。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是共产党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动员教育，它兴起于广大乡村文化的荒漠上，遵循着为抗战服务、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基本原则，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民众文化素质，改变了一些陋俗与不良传统，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调动了民众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保证了基层党员干部的文化素质，为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及新中国的建立准备了干部人才，促使党完成了发动群众的任务，达到了领导乡村,在乡村建立党的政治秩序的目的。本文根据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报刊资料，运用区域史、实证分析等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开展的背景、深入的各个层面以及教育的内容、局限性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社会教育在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文化运动、政治攻势，对支持抗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论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D]. 李伟中.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县级政府管理研究（1937-1945）[D]. 李隆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3]. 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D]. 王荣花. 河北大学. 2011
[4]. 抗日根据地治理会道门研究[D]. 朱心明.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5].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研究[D]. 李会先.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6]. 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小学教师研究[D]. 王彦. 山东大学. 2012
[7]. 山西抗日根据地儿童生活探究[D]. 王星慧. 山西大学. 2016
[8]. 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研究[D]. 施锦楠. 扬州大学. 2016
[9].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D]. 乔叶. 山西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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