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记
贾植芳
我生性冥顽不灵，从孩提时代就在家里闹事，外面闯祸。家里为了图个清静，从五岁时起，就由哥哥带我，到同村一个不第的老秀才家里读私塾，每天围在一张圆桌边，跟上同学们嚎叫“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字却不识一个。念了半年，老秀才死了。我家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没有小学。家里把我送到邻村小学读书，这次是读《共和国语文》，我又跟上同学吆喝：“人、手、足、刀、尺、山、水、牛、羊。”跟着没嚎多久，又换了《语文教科书》，第一课课文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三跳，汪、汪、汪！”父亲虽然每七天赶一集都给我买一本新的《语文教科书》，但我把它拴在裤带上，买一次，丢一次，又买一次，虽然也还是跟着嚎叫，却觉得这些话说得很好玩，引出兴趣来了。但字还是不识。老师让我背课文，我背得倒很流利：“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三跳，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却一股劲儿叫下去。不是老师拍桌子，我还会“汪汪”下去，叫得特别积极卖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每每批斗我时，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汪汪汪汪汪……”的积极性。
后来，我那个在外埠经商的伯父，和家里人一合计，决心请一个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书，再找几个同族的小孩陪读。这下管得紧了。年轻的师傅，针对我不喜欢读书的老毛病，用大楷写了四句旧诗，作为习字帖，要我每天描摹，诗云：“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内有黄金，早知书内黄金贵，夜点明灯下苦心。”现在回想起来，这大约就是我那个年青的师傅结合教学对我进行过细的思想工作。从此以后，我开始真正一个又一个地认字，师傅又在家人面前，夸我聪明好学，家里人一下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和待遇，把我当“知识分子”照顾了。二年级时，我跟同学到镇上参加全区小学生会考，作文题目是《秦始皇论》，我按照记忆，把学的课文一字不漏地照抄上去：“秦始皇，灭六国，收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很快就交了卷，跑出考场。在门外候我的父亲惊奇地问我：“怎么刚进去就出来了，别人都不见出来？”我说：“我文章做得快，一下子就交卷了。”父亲虽然显得不无怀疑，但还是给我买了一个火烧（大饼），以示奖励。在我们那个穷山沟里，一个大饼的地位，等于现在上海家长给孩子买一块巧克力的价值。
那时候，山西省的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发给小学生每人一本《人民须知》，那上面开宗明义第一条：“人生有三怕：上帝、法律、舆论。”这些词句，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在西方社会，这是三个并列的东西，而在我们古代以至现代的东方某些国家它们是一个东西。我真正为书籍入迷，是高小时代，同学借给我一部石印本的《封神榜》，那里面的字我虽然不全认识，情节大体上能看得懂，我被纣王、妲己、姜太公、申公豹、黄飞虎、哪吒的事迹迷住了。
到省城上了初中，我因为课上听不懂先生讲的话，就沉迷于同学们借给我的各种石印本小说，使我入迷的有《水浒》《西游记》《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以及《大八义》《小五义》之类的武侠神怪小说。我钦佩行侠重义、对官府造反的绿林好汉，对成精作怪的妖魔鬼怪则不胜其反感，因此更佩服降妖镇怪的神道的神通广大。可以说我从小到老对中国官绅社会感到天然的憎恶。《红楼梦》《西厢记》这些感情细致、谈情说爱的说部，却一时读不进去。初中二年级时，来了一位北师大毕业的国文教师杜先生，他指导我们看新文学作品《呐喊》 《彷徨》《女神》《少年漂泊者》《灭亡》《飞絮》《苔莉》《短裤党》《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以及外国翻译文学，介绍马列主义的政治读物，如李达、马哲民等人的著作，其中高语罕的《白话书讯》、李浩吾的《新教育学概论》，这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对我影响甚深。因此，从初三起，我在热衷于读书之余，想当作家了，起了个叫“冷魂”的笔名，开始在省城的日报、晚报上投稿，小说、诗剧、短诗都写，而且注重它们的社会和现实意义。报馆给我回信，称我“贾植芳先生”，我感到无上荣耀。
贾植芳（1915-2008），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七月派”重要作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曾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专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著有《人的证据》《人生赋》《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等，译有《契诃夫手记》《契诃夫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等。
（摘选自《语文学习》1990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