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幕府与晚清政治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幕府论文,晚清论文,政治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湘军幕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为湘军治军书、参机要、领兵出征、理粮台、筹军饷等充当鹰犬，效尽犬马之劳，助成了曾国藩等在短期内挽救清王朝。但湘军幕府在充当湘军的参谋部和后勤机关，帮助战争机器正常运转的同时，又促使晚清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
湘军幕府在办理军务、赢得战争的旗号下，使湘军大帅等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逐渐取得了军事大权、经济大权和人事大权。
咸丰以前，由于清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督抚表面上拥有综治军事、统辖文武、考核官吏、督理关税、监临乡试、管理漕政等大权，但实际权力并不大。而且，总督主军政、巡抚掌民事，互不统属又多牵制，又以提镇武职牵制总督，以布、按两司分割巡抚权力。因此督抚的权力不但分散，而且被极大弱化。但是，咸丰以后，中央集权体制发生了逆转，督抚权力不但得到集中和强化，而且逐渐形成督抚专政的地方分权体制，这一重要转变是以湘军幕府为其枢纽的。
第一，湘军幕府造就了晚清的兵为将有的局面，为督抚专政提供了军事基础。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湘军异军突起。曾国藩等“以招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采取先设官，后募兵，形成了以将领为中心，“勇视营销，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1 〕的作战指挥系统。作为这种作战系统基础的新的兵勇招募制度，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招兵之前，督抚（大帅）必须有一批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只从属于他个人的将领（如统领等），他们之间关系的确立，必然要以了解、熟悉、相知为基础的，而湘军幕府的幕僚关系正适应了湘军这一募兵制度的需要。于是建立了以统帅为中心，以幕府人物为主体的将领统一协调、战斗力强大的军事组织就应运而生。在这一方面最典型者当数左宗棠和李鸿章。左宗棠加入曾国藩幕府后，统率八千乡兵，转战浙、闽、赣三省，后又用以征战西疆，形成了一支只属于左宗棠个人的三湘子弟兵。李鸿章的“淮军始于同治元年，其营制为曾文正手定，而李伯相遵守之。”〔2〕其后，李鸿章率淮军赴上海，转战苏浙， 先后参加镇压太平军，和剿平捻军，成为一支只服从于李鸿章的皖籍军队。总之，湘军幕府以个人为中心“选士人，领山农”，上马击“长毛”，下马草军书，入则宾师，出则将相、疆吏。这样，不但有以曾国藩为中心的这支湘军私人军队，而且许多幕僚将领也各有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武装，待幕僚们出任督抚后，这种“兵为将有”就普遍存在于各督抚。在晚清史上湘军幕僚先后出任总督巡抚者达二、三十人之多。督抚的私人武装导致督抚军权膨胀，为督抚专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二，湘军幕府筹措军饷，为督抚提供了军需分配大权，造成督抚专擅财政大权的局面。咸丰前，国家有大兵役，一般由户部拨饷、兵部调兵，兵饷权相分离。平时地方收支，督抚须照例题奏，户部通过审核，或准或驳，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斗争年复一年，清政府无法维持浩大的军费开支，财政上捉襟见肘。军前饷需，户部无法筹措，只以空文指拨。湘军乃各自为计，他们认为“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于他人”〔3〕，湘军的筹饷重任基本上是由幕府承担的，以湘军饷源的大宗厘金为例，厘金制由周腾虎“创其议”〔4〕，江北大营雷以诫“励其行”后，湘军将帅纷纷仿效，幕府则为湘军筹饷费尽心机，如胡林翼以幕府佐办厘捐，“咸丰六年（1856年），武汉既克。……又请变通部章，试行牙帖捐输，益务推广厘金于各县府市镇，仿刘晏引用士流之意，招致朴于之士绅，佐官董理，综檄精密，杜绝中饱，一除税关衙署锢习”〔5〕，曾国藩赞许胡林翼的作法并要各地仿照实行，此后，广布于湘、鄂、赣、徽、苏、奥六省的厘金局，如湖南东征局、汉口厘金局、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泰州厘金局、广东厘金总局等各项重要事务大都由幕府充任，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黄冕、郭昆焘、恽世临、胡大任、李桓、李瀚章、范泰亨、李宗羲、丁日昌等。正是幕僚们的努力，保证了湘军的军饷供应，湘军的军饷既由幕府筹措，大帅们便有支配其饷项的全权。由于厘金等军饷由幕府筹集，并非正供常赋，虽然形式上奏请清廷核准，但军饷捐课的项目、额数、税率、报解以及协解的程度，报请的规定、局卡人事等，均无具体的规定。又由于厘金等项抽取方便，税源可靠，而项类又十分庞杂、数目巨大，朝廷无可查考，因而地方督抚享有了财政权。从此，以往督抚请求朝廷拨款的情况，转变为中央遇事要求各省协济。诸如此类，除个别省份偶有象征性的解缴外，更多的则以新政、省防、荒歉等各种借口百般推托。厘金等饷项开始由各省推行并自由支配，后则成为各省变相的常规税收。厘金局卡等机构原系一时权宜之计，只是幕府人员工作的临时性机关。然而，虽然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局卡逐渐成为常设机构。所以，幕府的筹饷使咸丰前分割督抚财权的布政司形同虚设，成为督抚的属官。而厘金局卡的存撤及人事任免掌握于督抚，故督抚取用饷项，十分方便。这样，各省督抚从此除取得军事大权外，又取得了独立的财政大权，在经济上为督抚专政奠定了基础。
第三，湘军大帅等督抚用人不拘常例，奏保幕僚出任地方官吏，使督抚获得人事大权。咸丰前，清廷用人大权操于中央，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呈请皇帝选定，三品以下则由皇帝、吏部和督抚分掌，缺额各有定数。即使地方衙门自行延请的幕府，也还有属员不准为幕以及停止幕宾议叙的例禁。督抚人事权十分狭小。所谓清代用人“明荐密保，更进迭用，未尝失之宽滥。嘉道间，禀承家法，荐举之路，犹极谨严”〔6〕。但咸同后，督抚用人权急骤膨胀， 其转变始于大批湘军幕僚被奏保出任地方官吏。湘军幕府聚集了大量各种人才，这些人在充当搏击臣民鹰犬的同时，他们又历经了政务，进一步锻炼了才干。为了更大限度地发挥幕府人物的反革命能量，笼络人心，同时也出于地方实际工作的需要，清政府不得不让幕府人物出任地方官吏。咸丰十一年十月（1861年），潘祖荫上疏说：“多事之秋，用人尤亟。方今理饷，动有令人之忧，唯楚南一隅，得人为盛，要由曾国藩、骆秉璋、胡林翼提倡。以此而论，天下大矣，何才蔑有。臣愚谓令在廷大小诸臣，各抒所见，各举所知，广开言路，毋拘常例，果有学识超群，名实兼副者，破格录用”〔7〕。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大帅趁机大力举荐。 如“杭州再陷，公举左宗棠，付以浙江。苏州之陷，贼逼上海，官绅来乞师，公举幕僚李公鸿章，付以江苏事”〔8〕。皆如所请，左、 李两人均由幕僚超擢而为封疆大吏，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先例。在曾国藩等人的举荐下，湘军幕府人物纷纷出任督抚，如左宗棠为闽浙总督，郭嵩焘为广东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唐训方为安徽巡抚，刘蓉为陕西巡抚，阎敬铭为山东巡抚，恽世临为湖南巡抚，等等。郭嵩焘说：“近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9〕。这些人出任督抚， 几乎都是靠曾国藩的奏保，或借曾国藩的声势取得的。此后，李鸿章继曾国藩主政，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所谓“中兴将相以出生而致彻侯，以走卒而膺专阃”〔10〕。史称“军事繁兴，各路将帅战功卓著，保举大开。于是幕府中人，多膺荐剡，而依附草木者，不可胜数。”〔11〕太平天国灭亡后，布衣幕僚以积功、积劳、授有职衔。而奏调之员，也久留不归其位。随着对外交涉增多，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地方政务增多，各省督抚往往借口制造、收厘、警察、学堂、交涉等新政，调属员入幕府。从此属员入幕府成为正常现象。且带有官衔的幕僚，以幕府为跳板，成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总之，湘军大帅（督抚）出于形势的要求，破格用人，人才又大多出于幕府，幕府又多带职，官幕交相轮转，黜陟日渐操于督抚之手。至此，督抚除拥有军事、财政大权外，又外加人事大权，使督抚专政形成最终成为现实。
凡此种种，湘军幕府助成了湘军大帅等督抚挽清王朝大厦将倾的同时，由于幕府的存在，使大帅等督抚包揽、把持、独断专行，集用人、财政、兵权于一身，将过去与之比肩而立的布政使、按察使当作自己的属员。就曾国藩幕府而言，聚集有大量的文武百官，他们取厘金以为军政开支，练湘军以壮军事实力。曾民和他的幕僚拥有了独立的军事权、财政权、用人权，而又据有富甲全国、人文荟萃的东南地区。幕府无异于一个小朝廷，“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12〕。这种外重内轻之势一旦形成，推而广之，督抚专政的局面就成为不可避免。湘军幕府人物纷纷出任督抚，使封疆大吏之职几乎归诸汉人，清廷被迫放弃传统的“强满抑汉”政策，从而改变了满汉实力的对比。督抚专政，满汉实力的改变，使晚清政治出现新格局。
二
湘军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二十年，随着曾国藩等人的去老，它也就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制度，却为晚清许多重要人物所继承和发展，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影响。
李鸿章出身于湘军幕府，其淮军幕府规制亦大致仿效湘军幕府。淮军幕府以后勤机关最为庞大，机构最多、人员最众，淮军幕府中的营务处、参谋部、办理文案的文书处等都与湘军幕府办事职能如出一辙。淮军幕府的招致方式，亦大致因袭湘军成法。重要人物多由奏调，或辗转推荐。其工作受统帅分配督导。地位和报酬上，淮军幕府人员不尽为私人宾席，可随时因功奏保升陟，授以实缺，其薪水亦不尽为修金，大半由所属局或军营供给，虽非官俸，亦非出自统帅李鸿章私囊，这也与湘军幕府类同〔13〕。
淮军幕府虽不如湘军幕府“各类人才荟萃”，但规模上也十分可观。比较突出的有如主管后勤供应的薛书常、王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蒯德模、蒯德标、何慎修、陈其元、陈鼐、陈浚、吴世熊、钱鼎铭、徐文达、万年清、郭道直、李元华、丁日昌、冯浚光、刘瑞芬、刘含芳、沈保靖、刘汝翼、王德均等；佐李鸿章擘划军中大计的郭嵩焘、刘郁膏、赵继元、倪文蔚等；办理文案的金福曾、朱其昂、秦缃业、周馥、李金镛、凌焕、邵曾、王学懋、魏承樾、杨宗瀚、钱勖、钱恩棨、薛福辰等，这些大多是“经纪庶务之才”、“精明练达之士”。淮军幕府人物不但维持淮军军系稳定，加强、发展淮军力量，而且经李鸿章等人的奏保，出任地方大吏如刘郇膏、张树声、郭伯荫、刘秉璋、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徐文达。他们在政治上与李鸿章志同道合、声气相求、遥相呼应，成为李鸿章政治上的奥援。在晚清史上，李鸿章集团与湘系势力双峰并恃，左右着晚清政局。这一点，淮军幕府与湘军幕府也是大体上一致的。
继李鸿章幕府之后，淮军各军也自辟幕府，人才亦很可观，如武毅军有于国桢、严作霖、达桂保、李凤章、桂林香、旷际、王朝弼、罗秉桢、陶子绶、李谷生等；铭军有吕耀斗、林之塑、方策勋、朱景昭、徐宗亮等；盛军有秦际唐、郭春煦、江云龙、吴鼎云、陈澹然、石有深、朱绍颐、何延庆；庆军的刘海楼、王锡鬯、彭汝云、邱履平、林葵、袁鸿、杨安震、杨昌祐、纪堪沛、茅延年、陈长庆、张祭、张謇、袁世凯、周家禄、束纶、范铸、王少卿等，在许多方面也都因袭湘军成例。
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政治渊源与湘军关系不甚密切，但其幕府也明显受湘军幕府影响。表面上张之洞幕府与湘军幕府差别较大，但细加考察，张之洞幕府在本质上与湘军幕府相类似。首先，规模上人数众多，云集各类人才，可与湘军幕府前后相辉映。如张之洞幕府拥有学贯中西的辜鸿铭、文史大师罗振玉等一流人才，而曾国藩幕府内云集了宿学名儒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俞樾、吴敏树、戴望等及所谓的“三圣七贤之目”，前后相较，不难发现共异曲同工之处。其次，张之洞先在广东设广雅书院，后在湖广设西湖书院；同治八年，又建文昌书院。这与湘军幕府中的书局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湘军幕府在安庆、金陵并设书局；此外，又在苏州、杭州、武昌并设书局合称“五局”，一时“名儒硕学，众流所归，文士汇集”〔14〕。其三，张之洞幕府，设洋务委员、文案委员、矿务局委员、无烟药厂委员等；湘军幕府里“委员”称呼虽不广泛，但也已出现，如委派容闳为出洋委员，“采用委员丁日昌条议”等。郑天挺先生说：“（张之洞幕府）委员用作官职名称，由幕僚的朋友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幕僚之间的平等关系，现在加上领导，有了等级；幕僚原为礼聘，现在成了札委，幕僚原来是私人助手，现在成了正式官吏；幕僚原来只是一种名义，现在要负实际责任了。”〔15〕其实，这些在湘军幕府中就已露端倪，湘军幕府的重要人物多由奏调，或由属吏中委派，次要者或函招，或札委等；湘军幕僚经常因功奏保升陟，又由于有的参加了治军作战、筹饷等实际工作，也就出现了职称。正因为这，也就产生了等级差别和一系列奖惩制度，故湘军幕府是一个半官方半正式的机构。在湘军幕府里，参加实际行政工作的幕僚也负重要负任，如李元度入湘军幕府办理营务，失守徽州，曾国藩把他弹劾，革职拿问。在湘军幕府内，加强了幕主的力量和地位，降低了幕僚传统的地位，改变了主宾关系的性质，使幕僚与僚属相差无已。张之洞幕府继承了这一点，并使之制度化。由于湘军大帅的军政事务加多，湘军幕僚与幕府外间的联系是频繁的，湘军集团的人际关系，联络协商、内部关系调整都靠幕僚进行。张之洞幕府也继承了这一点，如张之洞派幕僚辜鸿铭接待俄国皇储〔16〕，与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相会于武昌〔17〕。以上这些说明，张之洞幕府与湘军幕府相比，只是形式上的改换，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其中可窥，幕府制度前后的继承关系和深刻的历史渊源。曾国藩利用幕府开督抚专政之先例，无独有偶，张之洞也是依靠幕府这个班底，翻云覆雨，操纵政局。
袁世凯的崛起也与幕府制度密切相关。袁世凯早年投身于淮军统将吴长庆幕府，深谙湘淮军幕府制度，试图借此渠道谋求仕进之机，在幕府内受到吴长庆的赏识。在朝鲜“壬午政变”中，他协助吴长庆镇压了“开化党”，被赞许为“应变良材”〔18〕，后又受到李鸿章的赏识，派他驻朝办理中朝交涉事宜。光绪二十年，日本在朝鲜加紧挑衅，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利用机会回到国内，一方面争献练兵良策，迫切要求整顿武备，编练新军，制造强大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抢先“招致幕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19〕，广开幕府，骗取虚名，获编练新军大权。此后，他又网罗了一大批幕僚为其赞画帷幄、推波助澜。据不完全统计，先后集结于袁世凯幕府的有徐世昌、王英楷、梁华殿、张勋、冯国璋、阮忠枢、沈祖宪、陈燕昌、萧凤文、田文烈、言敦源、吴篯荪、梁士诒等，袁世凯正是依靠这帮人为其充当左右手，如阮忠枢入袁世凯幕未久，就被袁世凯“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20〕，一直为袁办理“切身政务机密”，充当袁的文武部属间的联络人员。徐世昌为袁世凯起草文告、制定策略、密谋措施，无不用心，成为袁世凯崛起至覆亡全过程的轴心人物。袁世凯的幕僚亲信，织成一幅“瓜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的政治罗网，抛向全国。这种局面正是袁世凯势力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淮军余裔的袁世凯，正是依靠幕府这一工具，迅速地涉足晚清政坛，并继而纵横捭阖、专擅权热，全面控制政局。湘军幕府、淮军幕府、北洋军阀幕府一脉相承关系也于兹可见。
总之，湘军幕府在助成曾国藩等湘军将帅建立“中兴伟业”的同时，它又使曾国藩等湘军大帅督抚，逐渐掌握了军事大权、财政大权、用人大权。曾国藩坐镇两江，遥控东南七省。经湘军大帅的奏保，幕府人物纷纷出任地方大吏，一时“名门大吏，半出其门”，使督抚专政局面遍及各地。幕府人物出任地方大吏，使幕府成为“既无风险又可名利双收”的官吏升迁之终南捷径。晚清许多重要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张謇、袁世凯、杨士骧、徐世昌、张鸣岐等等都托迹于幕府。如徐世昌在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下，另辟蹊径，应袁世凯之聘，赞襄戎幕，此后凭借袁世凯幕府领袖的条件，飞黄腾达。又如张鸣岐，“清季大府幕宾，多纳馈，高者亦希荐擢，为进取阶，张制府。鸣岐，即以岑幕起”〔21〕。湘军幕府作为一种制度，又为晚清重臣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所继承、所仿效、所发展。他们不但在幕府组织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继承了湘军幕府制度。他们利用幕府作为扩张个人权势的工具和手段，依仗幕府奔走权门、投靠依附、结成核心集团，纵横捭阖，在辖区内自成一统，形成满族亲贵既心存猜忌又不得不加以倚重的地方实力派，从而左右政局。如在清末废帝与反废帝的激烈政争中，刘坤一的幕僚施炳燮、张之洞幕僚赵凤昌、铁路电报大臣盛宣怀的幕僚何嗣焜伙同张謇、陈之立、汤寿潜等人召开秘座会议，商定了“迎銮南下”的方案。故康有为说，清末“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皆拱手而得之督抚”〔22〕。这确实是晚清政治的真实写照。从这意义说，湘军幕府虽是晚清政权的支柱，却又首开削夺晚清中央专权之先河，导致地方势力恶性膨胀，为清王朝制造了更深刻的危机。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业师祁龙威、周新国两先生的悉心指导，同时还从台湾学者缪全吉、王尔敏两先生的著作中得到教益，谨此致谢！）
注释：
〔1〕王闿运：《湘军志》卷十五。
〔2〕陈庚祺：《郎潜纪闻》，卷一二“湘淮军志”， 上海进步书局在印本。
〔3〕《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六，复左季商语。
〔4〕许多人认为厘金制度始于钱江，其实，在钱江之前， 就有“厘金之议，创于上元周腾虎，即汉代算缗法也。”见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之二，岳麓书社版。
〔5〕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二， 第二十八至二十九页（已巳三月梅氏抢文堂刊）。
〔6〕《清稗类钞》第十一册，荐类，捭二九，第2页。
〔7〕《清史列传》，潘祖荫传，中华书局版，第4522页。
〔8〕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版，第8页。
〔9〕《郭嵩焘日记》第一册，第8至9页。
〔10〕《清朝续文献通考》，九○，考8500。
〔11〕《清稗类钞》，第十六册“称谓类”，稗四一，第十四页。
〔12〕容闳：《属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版，第107页。
〔13〕参见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版，第311页至第336页。
〔14〕冯煦：《蒿庵随笔》，卷二。
〔15〕郑天挺：《清代的幕府》，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6期。
〔16〕许同萃：《张文襄公年谱》，第73页。
〔17〕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见《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版，第9页。
〔18〕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第七页，一九一三年铅印本。
〔19〕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34页。
〔20〕吴闿生：《北江先生集》卷九，第32页。
〔21〕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450页。
〔22〕康有为：《裁行省议》，见《康南海文集》第四册。
标签：李鸿章论文; 曾国藩论文; 张之洞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幕府论文; 晚清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幕府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史记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