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入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学科论文,体系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9.01.022
15-17世纪是西方大学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西方宗教、科技和教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传入东方的历史时期。在明清之际第一波“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由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以下简称耶稣会士）导入中国，对明清学术和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鉴于学界对此课题尚未展开充分的研讨①，本文以耶稣会高等学校“西学六科”为中心，拟对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入作一初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揭示西方大学学科体系传入的意义及影响。
一、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入
西方大学发源于中世纪，到16世纪前后已蔚为大观，特别在天主教教会控制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出现了萨拉诺(Salerno)大学、波伦亚(Bologna)大学、巴黎大学、帕多瓦(Padua)大学、帕伦西亚(Palencia)大学、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阿拉卡拉(Alcala)大学、里斯本大学、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埃武拉(Evora)大学、罗马学院等著名大学，其中不少成为培养耶稣会士的摇篮。耶稣会创始人依那爵·罗耀拉(I.Loyola)“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传教士应受到教会最好的训练，他先是在西班牙的一流大学如阿拉卡拉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学习，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于1534年和一帮同仁组织了耶稣会。到1556年罗耀拉死时，耶稣会已有会员1000人；到17世纪已有了600多所学院和大学，成为欧洲最大的教育机构”[1]683。耶稣会积多年学校管理的经验制订了周密详尽的《学科计划》(Ratio Studiorum)，对其管辖的学院和大学的学级编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考试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599年公布实施后成为耶稣会高等教育的基本守则，遂使其学科建设日趋规范化、制度化[2]188-202。美国教育史学家格莱夫斯(F.P.Graves)认为，良好的教学法和优秀的教师是“耶稣会高等学校最称特色的地方”[3]228。宗教史学家穆尔(G.F.Moore)也称赞道：“耶稣会士是欧洲天主教国家中的教育改革家。”[4]274耶稣会士“在从事人文主义学术研究的同时，注意防止它们对信仰和道德的危害，并积极参与科学新发展的活动”[4]274。尤其在当时数学科学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方面，耶稣会高等学校贡献良多，这一点正如当代美国学者史景迁(J.Spence)所指出的：“16世纪，耶稣会在其遍布欧洲的学校中对科学的强调，不仅是为了与同样强调科学的新教学校进行竞争，同时也是为了取悦那些将学习科学置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社会精英和贵族。耶稣会会士们借助强调数学技艺，来证明自己正处于现代知识的前沿，而且继承了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要旨。”[5]199-200尽管青年时代就读于耶稣会学校的笛卡儿对其教育不甚满意，但著名哲学家罗素仍然认为：“他们（指耶稣会学校的教师——笔者注）传授给笛卡儿的大量数学知识是他在别处学不到的。”[6]43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系统地接受了耶稣会学校的教育。他们在这些学校中不仅通过学习各门课程而全盘接受了耶稣会教育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而且深受其教学方法、管理方式等教育因素的影响；来华后，他们正是在对自身所经历、接受的教育的体认的基础上，开始导入以耶稣会学校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
15-17世纪，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早期殖民扩张和“西学东渐”的浪潮，以当时欧洲天主教教会大学和耶稣会高等学校为模式，印度果阿(Goa)圣保禄学院、澳门圣保禄学院以及日本大分、山口等地的耶稣会教育机构相继成立，西方大学的学科体系遂移植其中。随后，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则通过著述翻译活动，将这一时期以耶稣会高等学校“西学六科”为代表的西方大学学科体系导入了中国，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Aleni)以《学科计划》为蓝本撰写的《西学凡》即为其中的代表作。《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介《西学凡》时指出：“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7]1080著名学者徐宗泽则将其特征概括为“一本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8]289。《西学凡》开宗明义地写道：“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9]27所谓“西学六科”，艾儒略依次翻译表述为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其具体内容归纳如下（见表1）。
从教育的层面上看，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主要导入了西方高等教育。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时期欧洲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还十分落后，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耶稣会也以从事高等教育为主，它在天主教教会控制的国家和地区所经办和管辖的大学以其显著的特色享誉一时，而且耶稣会的许多成员任教于欧洲各国的大学，对推动这一时期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后确立了“学术传教”的路线和方针，就是要通过导入西方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学术成果的途径来达到传播天主教教义的目的，而当时西方的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反映在大学学科体系及其教学内容之中。在“西学六科”中，文科大致上是指耶稣会学校初级部所开展的修业年限为六年的中等教育，而其余五科则为高等教育。其中，理科是指耶稣会学校高级部（也称为哲学部）所开展的修业年限为四年的大学预科教育；医科、法科、教科和道科则为大学本科，相当于大学医学专业、法学专业和神学专业（含教科和道科）。可以说，上述“西学六科”在当时的欧洲极具代表性，其中本科阶段的四科三大专业也是西方大学最早设置的学科和专业，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高等教育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的基本特征，而近代欧美大学也正是在这四科三大专业的基础上扩大形成的。来华耶稣会士致力于导入以“西学六科”为基础的西方大学学科体系，这对明清思想界、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②。
第一，导入了当时西方大学的教学与课程设置体系。从根本上说，耶稣会学校系统中相当于中等教育和大学预科阶段的教学与课程设置体系，是以中世纪早期学校中实施的“自由七艺”(Seven Liberal Arts)为基础的③。然而，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七艺已不再是一个能充分体现学校使命的体系了。文法的重要性下降，它在课程中让位于迅速增长的对逻辑学的强调……艺学课程中补充了三种哲学：伦理哲学、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10]218。12世纪欧洲大学兴起后，经院哲学的繁荣以及大量保存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和科学知识的阿拉伯文献被翻译成拉丁文等欧洲文字，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逐渐成为大学教学与课程设置体系的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从12世纪晚期开始显露，以后越来越大，到13世纪下半叶时，他的形而上学、宇宙论、物理学、天象学、心理学和自然史著作已成为学习中的必修课程。大学教育出的学生无不具备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全面功底。”[10]219例如，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法国各大学文学部已普遍开设了有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的课程，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包括阿拉伯的哲学和科学在内的多种课程也纷纷开设。“亚里士多德哲学已经站住了脚，它在艺学院课程中的地位得到确立，并且日趋在本科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哲学正在成为医学、法律和神学这些高级学科的研究者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并且日益成为各种严肃学术研究的基础。”[10]248至16世纪末，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编辑出版了八种亚里士多德哲学讲义，其中包括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翻译的《灵言蠡勺》、《寰有诠》、《名理探》、《修身西学》（又名《西学修身》）等，汇编成五巨册，第一版由科英布拉大学出版，其后又出了各种地方版，最著名的有里昂版、里斯本版、威尼斯版、科隆版等。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科英布拉大学读书时都学过这套讲义，后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则称之为“科英布拉全书”而加以利用[11]33。更为突出的是，从14世纪初开始，中世纪大学初期以文法为核心的文学部课程逐渐转变为侧重于逻辑学的传授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成为文学部教学的中心内容。应该说，耶稣会高等学校正是顺应了欧洲学术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将传统的“文学部”直接改为“哲学部”，创设了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为核心的教学与课程设置体系，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等为主的各门自然科学技术课程也得以开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这一框架内部，耶稣会士开设了更新的文化课程如科学、文学和最新的哲学和神学。”[1]685《西学凡》等书通过介绍“西学六科”，遂将代表当时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趋势和主流方向的大学教学与课程设置体系导入了中国。
第二，导入了这一时期西方知识和学术的分类体系。16世纪前后，西方大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反映在上述教学与课程设置体系之中，它涵盖了当时西方知识和学术的主要门类，但并未包罗其所有内容，这主要是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直到16世纪前后，西方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尚未健全，一些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和学问也尚未形成为近代学校教育意义上的学科，所以不可能包含在以“西学六科”为基础的西方大学教学与课程设置体系之中。不过，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在介绍当时西方大学的学科体系，特别是通过翻译与这一学科体系相配套的教学讲义时，还是间接地导入了这一时期西方知识和学术的分类体系。例如，由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傅汎际(F.Furtado)与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诸艺之析”一节，就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时期西学的各门知识和学问。它写道：“艺之别有三：一依所论而别，二依所向而别，三依所居而别。”[12]11它认为可以依据“所论”（论述对象）、“所向”（功能）、“所居”（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来对人类的全部知识和技能进行划分。其中，依据“所向”“分为两端：一曰用艺，一曰明艺。用艺复分有二：一其所作用，留于其所从发之德，如明悟之诸作用，留于明悟者，谓之韫艺。二其作用，为物之所以受成者，如造室画像之类，谓之业艺”[12]11。而所谓“韫艺”中之“修学又分有三：一在克己，西云额第加。一在治家，西云额各诺靡加。一在治世，西云薄利第加也”[12]11。在这里，“额第加”即Ethica，现译为伦理学；“额各诺靡加”即Economica，现译为经济学；“薄利第加”即Politica，现译为政治学。直至16世纪前后，经济学、政治学尚未以学科的形式登上西方大学的讲坛，但这些西方最古老的学问传入中国即以此为最早。此外，《名理探》在介绍西方知识和学术分类体系时提及的西方知识和学问还有：(1)“伊斯多利亚”(Historia)，即史学；(2)“薄厄第加”(Poetica)，即诗学；(3)“百斯伯第袜”(Perspective)，即视学，后演化为光学；(4)“亚斯多落日亚”(Astrologia)，即星象学，后演化为天文学；(5)“阁斯睦加费亚”(Cosmographia)，即宇宙学；(6)“入沃加费亚”(Geographia)，即地理学；(7)“独薄加费亚”(Topographia)，即地形学[12]11-12，等等。上述知识和学问，有的在《西学凡》中有所涉及，如艾儒略在介绍“文科”的教学内容时曾提到“各国史书”和“各种诗文”，但其他大多数则未出现在“西学六科”之中。《名理探》所介绍的西方知识和学术分类体系后保留在清初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编撰的《穷理学》中，遂备受国人关注[13]75-76。可见，在以“西学六科”为基础的西方大学学科体系导入的过程中，西方知识和学术的分类体系也随之传入，这对中国知识阶层了解当时西方学术研究的基本状况及主要成果进而拓宽其学术视野，不无裨益。
二、明清之际西方大学讲义的译介
引人注目的是，与导入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相吻合，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还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协助下翻译了罗马学院、科英布拉大学等西方大学的教学讲义，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知识阶层进一步把握西方大学学科研究和教学的具体内容。在此过程中，直到16世纪前后在西方仍居主流地位的一些重要学说及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据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方豪介绍，明清之际译介的西方大学讲义主要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灵言蠡勺》、《寰有诠》、《名理探》、《修身西学》等七种[14]155；前三种为罗马学院数学、自然哲学课程讲义，后四种则为科英布拉大学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和基督教神学课程讲义。
作为罗马学院数学、自然哲学课程讲义，上述前三种主要为数学和天文学著作。例如，《几何原本》是根据德籍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克拉维乌斯(C.Clavius)所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拉丁文注释本(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由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M.Ricci)与徐光启合译的，系统地阐述了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同文算指》是根据克拉维乌斯在罗马学院所用的讲义《实用算术概要》，由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介绍和导入西方笔算方法的译著。毋庸赘言，这两种大学讲义的译介对中国后来的数学研究和教学产生过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几何原本》，梁启超曾称赞道“字字精美玉言，为千古不朽之作”[15]396。《浑盖通宪图说》是根据克拉维乌斯在罗马学院所用的讲义《天文学》，由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主要介绍了托勒密的天文学。此外，《寰有诠》是根据科英布拉大学《亚里士多德论天讲义》，由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傅沉际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样宣扬了托勒密以地心说为核心的天文学体系。虽然这两种讲义所依据的基本宇宙观是错误的，但直至17世纪在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之前，西方天文学的成就基本是由托勒密集大成而传世的。当代西方著名天文学家诺伊吉保尔指出：“全部中世纪的天文学——拜占庭的、伊斯兰的，最后是西方的——都和托勒密的工作相关，直到望远镜发明和牛顿力学的概念开创了全新的可能性之前，这一状态普遍存在。”[16]托勒密学说中所包含的地球为球形、地球比天小等观点，纠正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天圆地方”说等谬见，其某些测算方法较之当时中国的天文测算方法也有先进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寰有诠》还论述了源自古希腊的物质组成学说，即“水”、“气”、“火”、“土”四元素说。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四元素说”：“有四种元素是‘万物之根’，即土、气、火和水，每一种都有其特殊的性质。它们是非衍生、不变和不灭的，充塞于宇宙间。这些元素结合起来构成物体，分裂开来则使物体毁灭。一物体影响另一物体，被解释成一物体的流出物进入和它们相适合的另一物体的细孔中。”[17]30“四元素说”后成为西方从古代到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组成学说。随着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导入及大学讲义的译介，这种与中国传统“阴阳五行说”不同的物质组成学说遂进入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视野。
如果说《寰有诠》论述的主要是有关宇宙天地的自然哲学，那么《灵言蠡勺》和《修身西学》则涉及中世纪天主教的宗教哲学及伦理道德思想。《灵言蠡勺》是根据科英布拉大学《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讲义》，由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毕方济(F.Sambiasi)与徐光启合译的，主要探讨亚尼玛之学；亚尼玛为拉丁文Anima的音译，意为灵魂。毕方济在引言中点明了灵魂之学在天主教宗教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亚尼玛（译言灵魂亦言灵性）之学，于费禄苏非亚（译言格物穷理之学）（即Philosophia，意为哲学，艾儒略译为理科——笔者注）中，为最益，为最尊。古有大学榜其堂曰：认己。谓认己者，是世人百千种学问之根宗，人人所当先务也。其所称认己何也？先识己亚尼玛之尊，亚尼玛之性也……故奥吾斯丁（即奥古斯丁——笔者注）曰：费禄苏非亚，总归两大端，其一论亚尼玛，其一论陡斯（译言天主）。论亚尼玛者，令人认己；论陡斯者，令人认其源；论亚尼玛者，使人受福；论陡斯者，使人享福。”[9]1127《四库全书总目》概括地说明了《灵言蠡勺》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其关于灵魂之学的论述：“凡四篇，一论亚尼玛之体，二论亚尼玛之能，三论亚尼玛之尊，四论亚尼玛所同美好之情，而总归于敬事天主以求福。”[7]1081就其总体而言，《灵言蠡勺》糅合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人关于灵魂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来阐发天主教宗教哲学及经院哲学。众所周知，明清之际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蔚然成风，译介和宣扬灵魂之学以合心学遂成为来华耶稣会士贯彻利玛窦“学术传教”及“合儒”方针的一种具体方式。当时一些来华耶稣会士对此已有所论述，如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孙璋(P.A.de la Charme)在《性理真诠》中就写道：“夫宇内究谈性理者虽多，然得其要旨者，鲜矣……若夫一定之性理，乃吾人生死大道，形神切图；倘不知焉，则贸贸以生，昧昧以死，所关岂浅鲜哉……凡欲究谈性理者，第一吃紧要道，莫人性若也，盖万物非蠢则顽，唯人独灵；灵则非特能辨物理，别是非，彰往察来已耳；更能返观自己，识其灵体为何如。”[8]219-220这样，灵魂之学的推出既能附和“心学”大兴之趋势，又能弥补其论述之不足。《修身西学》是根据科英布拉大学《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讲义》，由高一志翻译的，主要围绕所谓“四达德”即“智”、“义”、“勇”、“节”，介绍了天主教伦理道德学说及思想。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提出一个人的道德境界应包含“聪明”、“勇敢”、“克己”、“正直”这四种美德。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从这一点来说，天主教的伦理道德学说是通过继承和利用古希腊的思想遗产而形成的。因此，高一志在《修身西学》中明确说道，西方哲学“学分二派：一曰性理之学，一曰义礼之学。性理者，指物之内蕴，而穷其妙者也。义礼者，指身之极诣，而微其妙者也。性理言知义礼，兼言行。余尝云：性理之学，照人心，了然喜。义礼之学，照人心独善兼善，喜未可言喻也”[8]218。他把西方哲学分为“性理之学”和“义礼之学”两大部分，前者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后者包括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
明清之际，伴随着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导入及大学讲义的译介，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也传入了中国。这一时期，西方大学文学部十分重视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的传授和研究。耶稣会高等学校的哲学部更是如此，学校为理科阶段的学生第一学年开设的课程便是逻辑学，学生主要学习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形式逻辑，目的在于培养他们正确思维的能力，从而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课程奠定方法论的基础。因此，艾儒略称逻辑学为“明辨之道”[9]31、“辨是非之法”[18]69，并指出在第一学年安排开设这门课程是为了“立诸学之根基”[9]31。《西学凡》率先依据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范畴篇”、“正位篇”、“辩谬篇”，介绍了形式逻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并提到辩论中证明的方式以及反驳逻辑谬误的方式。其中，列为“五公称”的“宗类、本类、分类、独有、听所有无”，是关于客体及其概念分类的五条标准，现译为“类、种、种差、固有非本质属性、偶然性”；列为“十宗论”的“自立者、几何、相接、何状、作为、抵受、何时、何所、体势、得用”，即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十大范畴，现译为“实体、数量、关系、性质、主动、被动、时间、方位、姿态、情况”。继而，《名理探》根据科英布拉大学《亚里士多德全称辩证法讲义》加以编译，既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关于客体及其概念分类的五条标准和十大范畴，又论述了有关判断和推理（包括三段论）的内容，遂更为全面而系统地导入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学，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逻辑思想体系和科学方法论体系[19]69-149。李经天在为《名理探》所写的序言中说道：“世乃侈谭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指傅汎际与李之藻合译《寰有诠》——笔者注），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12]3这说明当时中国知识阶层中的部分人士已清楚地认识到导入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三、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布及其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和学术分类体系为“经、史、子、集”，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更偏重于人文学科，一般来说第一阶段是以读、写、算为主的课蒙教育，第二阶段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人文学科教育。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和宋明理学的影响之下，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几乎完全被排斥在传统教育的教学与课程体系之外。与此相对照，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导入的以“西学六科”为基础的西方大学学科体系及其课程设置体系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首先，从教学过程来看，它具有次序井然、循序渐进、从文入理、由基础学科而专业学科的特点。学生入初级部后最初接受的是文科教育，即对他们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训练，主要是教授学生研究拉丁文的语法学和修辞学，培养他们通过阅读和模仿罗马古典作家的作品来进行演说和写作的能力，同时兼授希腊文、算术及史地。文科结业后，学生从文入理，进入高级部开始理科阶段的学习。如上所述，当时耶稣会学校的高级部亦称哲学部，而理科仿佛一个含有多种知识的大口袋，学生第一学年学习逻辑学，以便掌握学习研究的正确方法；第二学年、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循序学习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数学和伦理学。文科和理科结业意味着基础学科的学习告一段落，学生进而分途选学专业课程，接受专业训练，或医学，或法学，或神学。就其教学内容而言，整个体系既包含了必修课程，也包含了选修课程；既包含了人文科学的知识，也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涉及面宽，系统性强。所谓必修课程是指包括文科和理科在内的基础学科，选修课程是指包括医学、法学和神学在内的专业课程；而在基础学科中，文科又是理科的基础学科。可见，整个体系所包含的知识比较全面，结构比较合理，也比较符合人类认识和思维的规律，有较强的科学性。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已初步认识到以“西学六科”为基础的西方大学学科体系及其课程设置体系的特色和优点。杨廷筠在《代疑续编》中言道：“西教不然，其学有次第，其入有深浅，最初有文学，次有穷理之学。”[20]32许胥臣在他为《西学凡》所写的引文中写道：“读其凡，其分有门，其修有渐，其诣有归。”[9]21《四库全书总目》则评述其特征为：“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7]1080
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导入为中国知识阶层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学术提供了新思路，部分人士开始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分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耶稣会士所导入的西方知识和学术分类体系的认识和把握，由此也反映出他们对知识和学术的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李之藻在编纂《天学初函》时依照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撰译之作分为“理编”和“器编”：前者研究“形而上”者，与宗教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后者研究“形而下”者，与自然科学技术相关。王徵按其功用分为“三资”：“资耳目”者，如语言学等；“资手足”者，如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等；“资心”者，如宗教、伦理学等[8]289-299。应该说，这种尝试的努力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徐光启的身上。徐光启曾说：“学孔氏者必从朱氏始。”[21]95然而，他并没有去步朱熹注重内省修养的伦理哲学的后尘，而是试图在追求“实学”的过程中探索并确立“格物穷理之学”；又因为他在耶稣会士那里看到的是“实心、实行、实学”[21]66，所以他努力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追求“实学”。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顾惟先生（指利玛窦——笔者注）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而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其易信，使人绎其文，想见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学，可信不疑。”[21]75可见，徐光启将他理解的西学分为两大类，即“修身事天之学”和“格物穷理之学”，又以“象数之学”为“格物穷理之学”中的一个分支。所谓“修身事天之学”，显然是指天主教教义及其伦理道德学说，论及人的宗教信仰、道德修养、社会伦理等。而关于“格物穷理之学”及“象数之学”，徐光启在《泰西水法序》中进一步说道：“而其（指西学——笔者注）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即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其巧妙者。”[21]66他认为，“格物穷理之学”是认识“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的学问，而欲求得“精实典要，洞无可疑”之理，则必须借助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的方法，也就必须利用所谓“象数之学”了。徐光启曾称《几何原本》为“度数之宗”[21]75，即把《几何原本》及其几何学视为“象数之学”的精华所在。本着这一观点，徐光启后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历述“度数旁通十事”，广泛涉及气象、水利、音律、军事、会计、建筑、机械、舆地测量、医药、钟表制造[21]337-338。以上十事虽非十个学科，但表明徐光启已意识到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可从这十个方面来展开，它们是“格物穷理之学”中的重要方面。他在《辨学章疏》中曾建议“择内外臣僚数人，同译西来经传”，并主张“凡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一一成书”[21]434。这充分说明徐光启十分重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知识和学问，从而突破了中国传统学术和教育的狭隘范围，对明清时代主张和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曾精辟地分析道：“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李涼庵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22]8-9
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入为中国传统学术和教育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也成为西方高等教育导入中国的滥觞。鸦片战争前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晚清第二波“西学东渐”浪潮的兴起，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士在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又开始致力于导入西方教育，但他们主要参考的仍是艾儒略等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中就大段引用了艾儒略《职方外纪》中有关“西学六科”的文字[23]1098-1099，遂开创了近代中国导入西方高等教育的先河。进入19世纪60年代，洋务教育的兴起虽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传统教育的支配地位，但标志着中国新式教育的萌发。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批欧美来华传教士在导入西方近代高等教育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发扬光大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传统，主要通过著书译文介绍了18-19世纪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例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Faber)于1873年发表了《德国学校论略》，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德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在论述相当于大学的“太学院”时，花之安明确指出：“此院，乃国中才识兼优，名闻于众者，方能职膺掌院。凡有志之士，欲博古穷经，皆躬就学。院内各种书籍、学问器具，无一不备……院内学问，分列四种，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24]6《德国学校论略》既论及西方大学法学、医学和所谓“经学”即神学这三大传统学科，又介绍了包括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所谓“智学”学科，此外还介绍了各类新兴的高等专门学校。再如，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受总理衙门的委托，于1880-1882年间前往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七国考察教育，后在《西学考略》一书中重点介绍了欧美各国及日本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25]。从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教育家王韬、郑观应，到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无不从这些著作中汲取到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他们或将其中所提供的有关西方高等教育的材料和数据直接引用到自己的论著之中，或在这些著作的启发下阐述自己关于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构思，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向西方大学“七科之学”的转型，并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确立④。
［收稿日期］2008-03-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注释：
①近二十多年来，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已成为国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课题，但由于参与研讨的学者多为史学界、哲学界及宗教学界的人士，关于这一时期西方大学导入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有学者对澳门圣保禄学院作了个案考察，参见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学者从中外教育交流史的角度介绍了明清之际西方教育传入的概况，参见田正平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而以西方大学学科体系传入为专题的研究仍付诸阙如。
②除《西学凡》外，艾儒略著的《职方外纪》、《西方答问》（又名《西方问答》）以及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高一志(A.Vagnoni)著的《童幼教育》等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西学六科”。参见谢方《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XXIII，1964；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
③“自由七艺”是指西欧中世纪早期学校教育中的七种主要学科，即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参见B.Paetow,The Arts Course at Mediaeval Universities,Ilinois:Urbana,1910。
④“四部之学”是指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体系，“七科之学”是指西方近代主要包括文科、理科、工科、法科、医科、农科、商科的大学学科体系。参见肖朗《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型》，载《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6期，第99-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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