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央设置学务处史实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清末论文,中央论文,学务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5年底学部成立前，总理学务大臣负责管理全国的新式教育。学务大臣下，是否设置过处理兴学事务的学务处，民国以来学界疑问颇大，多数持否定意见，相对权威著作及专业辞典也对此不置一词。近有学人提出新论，认为该学务处实际设立，并导致学部水到渠成的成立，是清末教育行政体制变革关键一步。然而，新说亦不被广泛认同。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改变考察视角，努力发掘新史料，注意比勘互证，认为中央学务处虽然实设，但其所谓“属官六处”却不并存在，管理功能难以彰显，最终被学部取代。该学术公案的产生固与直接关联史料缺失有关，但也与后来学者误解不无关系。
一 学术公案的由来
清未新政初期，兴学、练兵与财政是朝政的重要内容。在中央官制全面改制前，清廷设置多种办事机构统领全国各项新政事务，其中政务处(1901年开设)、练兵处、财政处(均在1903年开设)和税务处(1906年开设)的实际设立并无疑义。但1905年底学部成立之前，清廷在总理学务大臣下是否设置过处理兴学事务的学务处，民国以来学界疑问颇大，否定意见占据主导。
1904年1月，清廷发布上谕，批准张之洞奏请，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以孙家鼐为总理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为学务大臣。根据同时颁布的《学务纲要》，在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其大学堂，应请另派专员管理。至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亦须有一总汇之处以资管辖，宜于省城各设学务处一所，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学务。”此外，规定学务大臣应设属官，分为六处，各掌一门，六处分别为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和会计，“每处置总办一员，帮办数员，量事之繁简酌定”①。
从《学务纲要》可知，清廷明文规定各省级管理新式教育的机构是“学务处”，这是对既有事实的认可，也是对这类机构进行规范。至1903年，湖北、直隶、山西、湖南、四川、山东和广东等省已经设立了省级学务机构。其名称并不统一，兴学较早的直隶取名“学校司”，其余各省名为“学务处”。1903年设立的两江学务处管辖范围竟大至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
不过，在《学务纲要》中，学务大臣属官六处，却未有任何总括性的名称。与此对照，政务处、练兵处、财政处、税务处等机构的设立或见之于上谕的直接宣示，或有官方颁给关防为证，更可见于实际运作。因此，这成为清末中央没有设置学务处观点的重要依据，民初修成的《清史稿》对于学部成立前中央的学务处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关键的《职官志》、《选举志》两志中无一言提及，全书仅在《张百熙传》有增设荣庆为管学大臣后，“旋别设学务处，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的文字记载，但所谓“学务处”具体实情如何，则全书再无只言片语②。
不仅是一般的通史著作，专业的教育史著也回避，甚至否定中央学务处的设置。191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郭秉文著《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书中文本。郭氏是第一个拿到美国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该书原本是两年前郭氏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专著。此书在叙述新教育制度设立历史一章时，设有“京师教育官制”一节，却是直接从宣布学部成立的上谕为起始，称其“即拥护新教育制度之初步”③。1936年，曾在清末编订过教科书，后在民初教育部任职的蒋维乔回忆清末教育行政演变过程，更明确指出：“清末之教育行政权，其初统辖于京师大学堂，厥后又辖于总理学务大臣，其属官设六处，隐然与专设一部无异，然未见诸实行也。”④蒋氏这一番言论，使学者理解为学务大臣之下没有设置过下属机构(这一段话实际是被完全误解的，详见下文)。这样，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教育史相关论著，几乎都没有讨论过中央学务处是否实际成立的问题，更不用说去研究其运作机制了。
影响所及，直到晚近。1981年，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全面阐述清代国家机关构成、性质、职权和沿革的权威著作。此书在叙述光绪庚子后的官制改革时，对增设政务处、财政处、练兵处和税务处均有所提及，但同样没有提及学务处，而径直介绍学部渊源。2001年，该书由学苑出版社推出的修订本，情形一如既往。1990年代，霍益萍为《教育管理辞典》(第二版)撰写的“学务处”词条首先就称其是“中国清末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并依据《学务纲要》条文进行释义⑤。类似解释，所在多有，“学务处总办”也就顺理成章解释为“中国清末省级教育行政机构学务处长官”。2000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清代下》在叙述学部成立之前，朝廷对有关中央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探索时，仅称：“学务大臣分掌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会计6处，综揽全国教育大权。”⑥这样叙述，不过重复章程文字，表述显得含混，实际意思不明。
1998年，关晓红发表《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一文，开始对主流论说予以纠正。作者认为，学务大臣属官六处即统称为“总理学务处”或“(京师)学务处”，并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学务处奏光绪三十年收支各款折稿》，与《大公报》、《警钟日报》等报刊报道相印证，证明中央一级学务处确已实设，并由其负责，进行过相关的教育行政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其一，督促各地办学，并使之规范化；其二，筹措核算经费，鼓励兴办实业学堂；其三，对全国学堂教职员进行考核并给予奖励；其四，组织和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其五，强化对学生思想言行的管制。关文认为，学务处的建立及其对全国教育的管理，是学部成立之前非常重要的过渡⑦。
然而，这一具有发覆意义的论断后再度受到质疑。有学人认为：“所谓‘总理学务处’或‘(京师)学务处’的设置未见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如果‘总理学务处’或‘(京师)学务处’确实存在，那也不是学务大臣属官六处的‘统称’，而应是六处的上级机构，即统管六处的机构，那么，这应该说是学务大臣本身的办公机关，而不是‘下属机构’或‘直属机构’，因为六处是直属于学务大臣的，两者之间没有中介机构。”⑧
回顾学术公案可知，要解开问题症结，关键处有三点：第一，“学务处”的设置是否有确切的文献记载；第二，总理学务大臣属官部门与学务处(“总理学务处”或“京师学务处”)究竟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机构，还是只不过称呼不同的同一机构；第三，该机构是否实际运作，如有运作，情况如何。进一步收集各类资料，与已有研究成果相参证，这三个关节均可解决。
二 学务处实设的重要证据
学人对清末中央学务处设置产生怀疑，主要是迄今未发现批准学务处成立的上谕。另外在《学务纲要》颁行后，据说张之洞拟定过《奏定京师学务处分设属官章程》，然而，这份重要文本亦未得查实。且，这类情况并非学务处所独有，不能作为否定依据。能直接见之于上谕明文批准的，仅有政务处而已，其他至今均未见有上谕，有关组织章程也同样不见记载。以设立整顿全国财政、币制的“财政处”为例，为此颁发的上谕中并无实际名称，其关防文为“钦命办理财政事宜”，《清史稿·奕劻传》中记为“总理财政处”，稍后参与其事的那桐，衔为“办理财政处事务”，彼此互不相同。此外，该处的内部组织及属官，今也不见记载。再以“税务处”为例，其名亦不见于上谕，而目前初见于1906年农历八月与户部之会衔奏折⑨。但实际上，该机构在同年四月即已设立。以学人所持严格标准，则只有政务处可以判断为实设，财政处、税务处、练兵处都难以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标准，只好说是未实际成立。
其实，如此重要机构，在史料上全无痕迹，难以想象，可能情形倒是因视角偏蔽，造成视而不见的盲点。若改变“权威官书”和个别重要文献未见记载，即以为其事不会发生的态度，则有关中央学务处确切的文献记载不仅存在，数量还相当丰富，以致在本文篇幅内无法遍引，仅能择要举例。
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为检索范围，至少可见军机处与“学务处”来往文件4份。目前所见，军机处最早以“学务处”往来的公文始于1904年9月8日。是日，“学务处”上奏《更定进士馆章程》，除该章程外，还有《议复王诚义请变通章程》、《议复徐堉请明定章程》和《学员出洋游学经手官费等》等文书。同日，军机处交片“学务处”，称“本日奏更定进士馆章程折片单各件，旨依议”⑩。1905年1月29日，军机处收到“学务处”上奏《职官行为荒谬据实纠参》(11)。1905年8月7日，“学务处”上奏《议复山东巡按胡廷幹奏考试高等学堂学生给奖》，军机处交片“学务处”，称“议复考试高等学堂学生给奖折，旨依议”(12)。8月22日，“学务处”上奏《议复专设法律学堂暨各省添设仕学速成科》，附片有《庶吉士章授祺三年期满与进士馆毕业员一律办理》、《刑部郎中乔书楠等充学务处总办等差》，而军机处交片则是“专设法律学堂等折，旨依议”，“章授祺期满与进士(馆)毕业一律办理各片，旨知道”(13)。
“学务处”、“总理学务处”及“京师学务处”之名，见于官员奏折、官办教育报刊者，同样不乏其例。1906年1月23日，福建学政秦绶章在奏请设立福建学务处的折中附片，鉴于学政职责本来专司考校，而朝廷欲令其参与兴学，但督抚、藩臬委派的学务处提调各员“与臣衙门不相统属”。秦氏认为“办理固不可相歧，界限也不宜相越”，因而“前咨学务处请将学政应办事宜颁示专条，以为依据”。但却未得到明文回复，秦绶章“不胜迫切”，因此要求“请旨饬下总理学务处明定章程，迅即颁示”(14)。同年由四川学务处创办的《四川学报》，揭示其刊载旨趣就有“关涉学务谕旨次及奏议，各学堂章程并京师学务处专行之件”及“本省自筹议办学以来，凡学务处一切公牍批饬，择其最有关系者”(15)。由此可见，为与各省设立的学务处相区别，官员往往在称谓中央“学务处”时，加上“总理”、“京师”字样。甚至在一些报刊的报道中，还合并称之为“京师总理学务处”。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考验游学日本毕业生章程》，《申报》即报道为“京师总理学务处咨会粤督，议复直督袁奏请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八条”(16)。实际上，学务处自拟文书有时也使用“总理学务处”称谓。1905年10月23日，该处为佛教学务总公所筹办初等民小学堂，致内务府咨文的题头即称“总理学务处为咨行事”(17)。类似例子，并非孤证(见后文)。
既然现有文献足以证明中央“学务处”(“总理学务处”或“京师学务处”)存在无疑，接下来应讨论的是总理学务大臣属官部门与“学务处”的关系问题，其究竟是同一部门的两种称呼，还是有学人推测的，“学务处”是总理学务大臣属官的“上级机构”。史料证明，后一认识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不能一窥庐山真面目的《奏定京师学务处分设属官章程》是问题关键。虽然现在不知具体条文，但其规定却是后来各省学务处分科治事参照，因此不难辗转探究京师学务处的组织章程。1904年10月29日，《时报》刊载名为“湖北学务处分设各科札”专件，称：“查得湖北全省学堂建设日多，出洋游学员生日众，以后学务处事体日繁，经费益巨，必须分条析理，各有专司，则考察利弊方能切实，综核度支不至散漫，亟应循照《奏定京师学务处分设属官章程》，将学务处应办事宜厘为六科……”。此后，湖北学务处所分六科即审订科、普通科、专门科、实业科、游学科、会计科(18)。袁世凯任总督的直隶于“二十九年奉到学务大臣奏定章程，遵改学校司为学务处，裁撤专门、普通、编译三局为六课，各专其成”(19)。无论湖北还是直隶的学务机构在改设附属机关时，均依照京师学务处的章程架构，不过湖北学务处名为“六科”，直隶名为“六课”。其名称大同小异，只说明清廷对省级学务处的分属名称尚未强制一律。
既然模仿京师学务处章程重设机构的湖北、直隶学务“六科”(“六课”)合称为“学务处”，或者说“学务处”分为“六科”或“六课”，京师学务处内部组织规定更不会有例外。实际上，从《奏定京师学务处分设属官章程》这一名称来看，其称谓与隶属关系也颇为明晰。
当然，学务处“六科”或“六课”均是平行部门，其上必须有总其事务者。此前，湖北学务处有所谓的“总办”，名义上由湖北按察使担任，实际具体事务则由“文武管理提调”负责，梁鼎芬长期居其位。分设六科后，“文武管理提调”改名为“学务处总提调”，梁氏仍实际负责。直隶学务处分为“六课”后，“督办”为总负责，严修、卢靖先后任其职。京师学务处的内部行政关系，按照《学务纲要》的设计，六处每处“置总办一员，帮办数员，量事之繁简酌定”。各处的主管称为“总办”，总办直接承转学务大臣之命，中间并无其他过渡机关。在这一点上，学人所称的“(学务处)是学务大臣本身的办公机关”，“六处是直属于学务大臣的，两者之间没有中介机构”是有道理的。
三 学务处的相关史实
解开前两个关节后，学务处是否实际设立的问题其实迎刃而解。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汇集、比勘各种史料，中央“学务处”的相关运作史事当可更多被今人了解，似足够为之撰写新的词条。
1.学务处开始运作的时间。
学务处正式设立于何时，目前论著无一确切提及。从现存两份档案来看，可断定其最开始运作时间是1904年3月13日。第一份档案是《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保留的学务处奏报开用关防的附片，引文如下：“再，臣等奉命总理学务，前经奏请饬下礼部改铸关防以资信守，兹准礼部知照所有改铸钦命学务大臣关防一颗，现已铸妥。臣等派员前往祗领，于正月二十七日敬谨开用，一面将旧用关防缴回礼部照例办理。合并声明。所有开用改铸关防日期，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20)另一份档案是学务大臣孙家鼐行文华俄道胜银行改写存款名目，时在同年3月18日，该文内容是：“总理学务大臣孙为札饬事。案照京师大学堂奉旨派总监督管理，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总理全国学务。所有从前大学堂与华俄道胜银行来往款项，无论长存浮存各项票折，此后均须一律改写总理学务处名目，以清界限，为此札饬。札到，该银行即与学务处支应提调绍英、襄办杨宗稷，将款项名目改写清楚，是为至要，切切。此札。”(21)
两份档案虽文字不多，却包含一定信息。1904年1月14日，清廷颁发上谕，管学大臣改为学务大臣，任命孙家鼐充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改制为学务大臣。根据《军机处随手档》记，2月6日，三位学务大臣联名上奏请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并请换铸关防。是日，军机处即交片礼部，下旨知道(22)。可知不到一个月时间(期间经历新年)，该关防便铸就。学务处启用关防5天以后，将原京师大学堂所存款项全部接受，当是其首办的重大事务。此后，京师大学堂的经费改由学务处经办拨交。文中提及“学务处支应提调绍英、襄办杨宗稷”，查1903年12月的《京师大学堂教习执事名录》，两人本来是大学堂的支应提调、襄办，可见学务处组建之初，所用乃原班旧人。
2.学务处“六处”并不实际设立。
如前已述，原定京师学务处按章程设置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和会计六处，这一组织模式被各省学务处效法。但是，总理学务处是否实设过“六处”却是大有疑问，后来学者不应被章程文字迷惑。
学务大臣属官分设六处及任用何种职员，在章程起草前即有争议。军机大臣瞿鸿禨认为按照张之洞所拟章程，导致学务处与旧设中央各部平起平坐，隐然成为新的一部，告知张当修改条文。1903年12月26日，张之洞回信称：“学务大臣属官，所拟原章，并未定为实职，系分为六所，并无六司之名；惟内有‘所属司员’字样。兹已将‘司员’二字改为‘属员’，‘六所’即遵改为‘六处’。”(23)可见，中枢大员反对学务处属员成为实官，是导致后来学务处自身发展的瓶颈。按照《学务纲要》的规划，学务大臣属员以“深通教育事理”的学堂学生考选充补，如无人选，则参用仕学馆、进士馆毕业学员，“目前暂行选取通晓学务之京外职官充之”。从后来事实来看，所谓的“暂行”实是常情，学务处各员多有本来职务，所办学务乃是临时差使。
从张之洞的信件可知，学务处本来计划是开设“六所”，后来才按照瞿鸿禨的意见，改名为“六处”。更值得今天学者注意的是，多种迹象表明，学务处“六处”实际并未按照章程建立，只停留在纸上作业。
前引孙家鼐行华俄道胜银行文中见有“学务处支应提调绍英、襄办杨宗稷”句，可见设有“支应”部门，但“支应”却非章程中“六处”之一，这是学务处未按章程运作的有力证据。或谓，这也许是机构初设时的情况，但是却有史料表明，“支应处”一直运作而未改。1904年8月2日，学务处有片致大学堂总监督，就其请款京足银2万两常支经费兼开办预备科表示“除饬支应处照数备款外，相应片复贵总监督请于本月二十六日派员带具印收，照取可也”(24)。同年8月18日《时报》报道的一则消息，可资印证。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观察到，清廷“有欲改正学制而设如日本之文部省者，后以时机未熟，事途不果。今用将就之法……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而名其处曰学务署，统辖全国之教育。然其权甚轻，署员仅三四名，不足以之辅助大臣”(25)。服部宇之吉认为学务处办事人员只有三四名，或过于夸张，但学务处人员甚少，应是实情。人员匮乏，不仅是设置之初的实情，而且这一状况后来也未能改善，直到1905年底为因应学部行将成立，始见学务处频繁调动人员来京任事。是年11月初，《时报》记者在京电称：“学务处于初十日饬刑部郎中乔树楠亲赴天津，面请京卿严修晋京提调学务。学务处奏调外省官四员晋京提调学务，已奉俞允。”(26)10多天后，记者再报道后续消息，“学务处近拟奏设衙署，以便办事，而派严范孙京卿为提调，又以办事需员，先奏调外官罗振玉、陈庆年、曾愔、吴懋昭四员到京襄理，已奉俞旨，现行文各省，催令赶速来京”(27)。12月初，调动消息再见报端：“学务处奏调翰林院编修徐人镜、袁嘉谷到处当差。”(28)
在学务处大规模调入人员前，学务处属员多少，现在尚不确知，但估计很可能只在十数人以下。这就是服部宇之吉说学务处“不足以之辅助大臣”的原因。1905年4月《中外日报》透露：“闻政府以学务处规制未善，有设立学部之意。”(29)如果学务处按照章程运作，实设属官六处，每处“总办一员，帮办数员”，属员人数应相当可观，不会存在所谓规制不善及后来频繁增补调人问题。再联系前揭蒋维乔之语，总理学务大臣“其属官设六处，隐然与专设一部无异，然未见诸实行也”一语，则不难发现蒋氏的原意被严重误解了。此所谓“未见诸实行”之意，当是指学务处未按章程实际设立六处，而不是后来学者习惯理解的“实际上否认了学务大臣设置过下属机构”。由此可见，若不真切了解前后语境，具备整体眼光，单独抽出片断史料讨论批评，极易穿凿附会，致失其真。
3.学务处的结束。
学务处结束时间，关晓红前揭文业已考证，1905年12月6日学部成立后，学务处去留归属迟迟未能妥善解决，在学部之外，学务处至少存在到1906年8月才被归并，此前学务处的属员已见有调入新部者。
之所以如此，当与清廷重要大臣不赞成设立学部有关。瞿鸿禨本不同意学务处有向专部发展的趋势，更不用说另设学部。张之洞等人也与其意见相似。理由主要是礼部本系文部，为并不多的学堂添设专部，有小题大做之嫌，并且另设新部，必将添设衙署，增加员额，当时财政捉襟见肘，这无异是雪上加霜。在1905年8月科举即将停废、设立学部呼声再次高涨之际，张之洞致电张百熙表示异议，强调学务处仍可主持全国学务：“现在各省州县中小学堂尚有未经设立者，一时未便遽设文部，徒有虚名。所有学界应办事宜仍旧归学务处暂行办理，以节省经费，(此处似有缺字——笔者)徒事纷更。”(30)
时势所趋，学部非设不可，中央学务处却由于先天不调，后天不足，无法扩展成管理新式教育的专部。除前述规制设置、人员不足的缺失外，学务处还有难以克服的困境，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央学务处与各省学务处之间，没有建立统属关系，前者属于学务大臣，后者属于各省督抚。中央学务处对各省学务的管理，须由学务大臣咨会该督抚转饬当地学务处实施。1905年，京师僧人联合浙江僧人禀请“总理学务处”准许在浙江设立佛教学务总公所的分支机构，学务处表示：“仰候浙江巡抚核复，再行斟酌。”(31)各省学务处有关学务事宜的上达也应经督抚转咨中央学务处。同年严修致友人信中就表示，所办学堂“开学后应如何呈报，容与缉翁商之。总之，直隶学务处不能径报京师学务处，必须由宫保(即袁世凯——笔者)转咨也。”(32)既然无法建立垂直体制，总理学务处对直省学务实际难以措手，所谓的“对全国学务进行指导与管理”大多停留在公文往来、数字游戏的程度。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科举停废后，如何分配科举制的各种遗产成为各方利益攸关所在。学务处有意将部分各省科场经费拨解到京，归己支配，奏准之后“学务处行文各省提取科场经费，现闻粤浙川湘皆不能照办。粤则近来库款奇绌，兼须措办军需，万不能拨付，浙则以此项已拨付赔款等之需，川湘则已拨为办学堂之用，故均不能应付”(33)。学务处面对直省实力一系时的尴尬，体现淋漓尽致。
中央学务处的地位以及人、财、权事实上有限，这在原有体制中已经难以调整、解决，另设新部，重新定义中央与直省的关系就是理所当然。故而学部成立后，迅速推动裁撤学政，设立可以直接考核、管理的直省提学使是当务之急。由是可见，从总理学务处到学部这一段清末中央教育管理机构变革的演变，并非真是水到渠成，更多反而体现其时新旧取舍之际的不破不立。当然，机构系统重置是否真能如愿革故鼎新，摆脱羁绊，开创新局则是另外要讨论的问题了。
注释：
①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页。
②《清史稿》卷四四三，列传第二三○。《清史稿》此处所记，实来自罗惇曧所著《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刊《庸言》第1卷13号，1913年)一文，罗氏曾为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分纂。
③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④蒋维乔《清末民初教育史料》，《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2期，1936年。
⑤李冀主编《教育管理辞典》，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60页。
⑥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清代(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该书同页称“首任总理学务大臣张百熙”，张百熙是清廷任命的学务大臣无误，但其时学务大臣共有3人，除张外，还有孙家鼐、荣庆，从排名来看，孙氏还在张氏之前。该书如此表示，给人以其时只有张百熙1人是学务大臣的印象。
⑦关晓红《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又见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第一章第四、五节，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⑧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2003年版，第146页。
⑨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290页。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档案号03—0319—1—1230—205。
(11)一史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档案号03—0319—2—1230—347。该档案后人处理时，具文时间误为“正月二十四日”，现据原件改定。
(12)一史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档案号03—0320—2—1231—164。
(13)一史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三日，档案号03—0321—1—1231—178。
(14)秦绶章《奏为特设福建学务处请旨饬下总理学务处明定学政应管事宜章程事》，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7215—102。
(15)《学务处详文》，《四川学报》1905年第1期。
(16)《考验游学日本毕业生章程》，《申报》1905年3月10日。
(17)《清末学政学务章程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18)《时报》1904年10月29日，第3张第7页。苑书义等编辑的《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册所收《札学务处分设六科(光绪三十年九月初十)》，与《时报》内容略有不同。
(19)《直督袁奏陈直隶学务情形折》，《中外日报》1906年7月11日，第1版。
(20)学务处《奏报开用改铸关防日期事》，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5435—042。
(21)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1页。
(22)一史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档案号03—0317—2—1229—371。
(23)《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书札七，中国书店1990年版。
(24)《学务处为准拨常支等经费请派员支领事致大学堂片(稿)》，北京大学、一史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25)《日本之中国教育谈(续)》，《时报》1904年8月18日，第1张第2页。服部言论原系日文，从译者将“学务处”译为“学务署”来看，可推知时人对这一新设机构也不甚了了。
(26)“电报一”，《时报》1905年11月9日，第2版。
(27)《学务调员》，《时报》1905年11月21日，第3版。
(28)“电报一”，《时报》1905年12月5日，第2版。
(29)《北京要事述闻》，《中外日报》1905年4月18日，第2版。
(30)《张香帅请缓设文部》，《时报》1905年8月15日，第2张第6页。
(31)《浙僧之运动》，《时报》1905年8月11日，第2张第6页。
(32)《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71页。
(33)《科场经费各省未能一律遵拨》，《中外日报》1906年2月1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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