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伟人的历史比较——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伟人论文,而作论文,周年论文,为纪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推动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历史伟人。对这两位伟人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者一个长期的重要研究任务。目前研究这个问题的论著很多，各种观点呈百花齐放之态。本文根据十五大精神，试从几个视点进行多侧面的综合比较，以期进一步客观地全面地揭示他们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代表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进程、两个阶段
第一个视点，也是首要的比较，即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两个进程、两个阶段。
党的十四大指出：“在我们的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是从党的革命实践层面讲的。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两代成熟的领导核心，领导了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的两次革命。
从党的理论层面看，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党的十五大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两大理论成果都具有指导思想的意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在党的七大。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如果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算起，经历了整整10年；如果从经过延安整风，在1943年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算起，也有两年时间。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4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为基础的。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和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算起，到十五大经历了近20年时间；如果从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来说，也有5年时间。 经过十五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定位，也说明党是把它们视为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来当作指导思想的。
怎样看待这两位伟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作用呢？还是如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追悼邓小平的讲话中所说的：“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邓小平对毛泽东以及江泽民对邓小平的这两个评价，表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这两位伟人的历史作用的共同认识。
二、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属于同一哲学理论体系、两个应用发展阶段
第二个视点，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这两年来，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既属于同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又是两个应用发展阶段。
此话怎讲呢？乍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其实并不玄奥。
首先，要充分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毛泽东既是大革命家，又是大哲学家。在青年时代，他就博古通今，融汇中西，具有浓厚的哲学意识。在投身中国革命洪流之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既善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善于将其升华到哲学高度来加以研究，因而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通过对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理论和哲学著作。这以1937年7月至8月间写作、建国初期修改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为代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哲学论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大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按照传统表述的几大块，即本体论、认识论、发展观和社会历史观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方法论功能，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
其次，要改变观念，正确认识理论哲学与应用哲学的关系。我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同其他学问一样，是分层次、有分支的。从功能来分，可以分为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两大类，如同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一样。它们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科学本身的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不存在高低贵贱优次之分。理论哲学是以研究哲学问题本身为对象的。应用哲学主要是运用哲学理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和各种问题。从毛泽东著作来看，既有理论哲学著作，也有应用哲学著作。前者是少量的，后者是大量的。即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是这样。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就一本著作来说，可能还是交叉的。例如，毛泽东的“两论”主要是理论哲学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两者兼有。就其第一部分提出社会基本矛盾，将社会主义矛盾分为两类矛盾来说，是哲学理论；就其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而言，则属哲学的应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些名著，主要讲军事哲学、军事辩证法，即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用于分析中国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应用哲学范畴。邓小平的著作，以研究哲学问题本身为对象者少，因而基本上属于应用哲学。
第三，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思想理论关系，一般地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果包括毛泽东晚年的话，也可以说是继承、纠正与发展的关系。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就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还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这两段话， 对于认识两人的哲学思想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哲学思想关系，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邓小平既师承毛泽东，又发展了毛泽东。
先说两人哲学思想的师承关系，即邓小平是怎样继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邓小平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比如，在唯物论方面，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等。在辩证法方面，分析矛盾要抓住主要矛盾，要有全局观念，发展的不平衡，等等。在历史观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路线，生产力标准，等等。
——邓小平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比如，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几乎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强调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制定和修改方针政策，使主观认识愈益符合客观实际，也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强调各种关系的相互依存，实行两手抓，源于毛泽东的两点论思想。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方面，大体与毛泽东哲学相一致，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框架，如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个方面的思想内容，都直接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就是说，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其原型明显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邓小平的哲学性格与毛泽东有连续性。比如，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反对本本主义和“凡是”的思想方法；强调随着实践的发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要丢掉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又要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这种性格可谓毛泽东的嫡传。
这种继承性说明了两者在哲学思想上的师承关系，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同属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即同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这是两人哲学思想关系的一个方面。
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个应用发展阶段。两者属于同一哲学理论体系，后者又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另一个应用发展阶段。这才是两者的全部关系。
说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应用发展的又一个阶段”为何意？简单地说，就是在应用中发展，这种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了鲜明的阶段性。
前已指出，哲学理论与哲学应用不存在高低贵贱优次之分，只是研究的对象、解决的任务不一样。当历史发展到80年代、90年代，提出的主要任务不是要去创造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来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总结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进行哲学的反思。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历史提出什么任务，解决什么问题，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由历史条件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70年代、8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与在30年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大不一样。毛泽东那时写作“两论”，是因为经过遵义会议之后，到了延安时期，不仅要在政治路线上根本改变对中国革命战争危害极大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而且要对其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进行清算。这是走中国自己的路的历史要求。这个要求反映在哲学上，就要求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创立自己的哲学理论。“两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通过延安整风到40年代中期，这个哲学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指导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这个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后来中国共产党犯错误，毛泽东犯错误，不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党的集体智慧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错了，而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这两者结合好，毛泽东晚年个人的哲学思想出了偏差，即偏离了原来正确的哲学思想。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提出的任务不是去建构一个区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哲学理论，而是像前面说的，“恢复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当然也“还要继续发展”。在政治路线上是这样，在思想路线和哲学思想方面也是如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其艰巨性不亚于建构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体系。如果说毛泽东创立的哲学理论，解决了中国怎样革命，以及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那么邓小平哲学的任务就是运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继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怎样把中国由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哲学就是指导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哲学思想。由于运用毛泽东哲学原理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因此，主要以指导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的新经验进行哲学概括而展现的邓小平哲学，就不能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个应用发展阶段。
邓小平哲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形式和途径，主要表现为：一是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虽然是一个理论体系，其哲学概念和思路也相同，但是对有的哲学概念的认识高度，对有些哲学范畴关系的认识广度，却大大地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二是邓小平哲学在对毛泽东个人晚年哲学观点上的错误进行纠正的过程中，提出一些新的观点，着重强调哲学范畴关系的另一个侧面，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哲学范畴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强调“斗争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从哲学上来说就是把对立面的斗争看成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加以过分强调，走向了极端；再如，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本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贡献，但是到了晚年，他把一定条件下的反作用夸大到无条件的决定作用，一味地想通过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之成为根本性的动力，结果事与愿违。所有制的不停顿变革，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这就是列宁说的对真理的认识过了头所造成的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拨乱反正，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哲学观点上的错误，比较正确地把握了毛泽东哲学范畴的关系，从而相对于毛泽东来说，其哲学思想的特点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三、邓小平哲学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极富创造性，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就内容而言也是全面的。这里着重论述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一）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首先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明如何认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的。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提到过去从来未有过的认识高度。他是从三个层面来讲的。一是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层面，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67页。）。二是从毛泽东思想层面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126页。）。 三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2页。）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最后都归结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样的概括本身，不能不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丰富和发展，意义非常深远。能否说，它的意义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与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与列宁提出的“物质”定义，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命题，都属于同一个级别的贡献？这是可以研究的。以“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言简意赅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之魂，这既表明了邓小平的哲学悟性，也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哲学功勋。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还有许多。比如，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新的完整概括；把实事求是同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联为一体，作为重新建构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这些都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丰富和发展。
特别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思想广泛地运用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分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威力。比如，根据实事求是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既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批判了“两个凡是”；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这解开了提出“两个凡是”的党的领导人难以解开的“死结”，也可以说是解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在70年代末面临的一个“世纪性难题”。再如，根据实事求是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还有，根据实事求是思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使毛泽东、周恩来原来设想的和平统一祖国大业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实事求是思想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任何人都懂得它，但是不一定能够正确地运用它，也不一定能够运用得这样广泛。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把这个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成就。
（二）邓小平创造性地应用辩证法思想提出的新理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异常丰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充分显现出作为辩证法大师驾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超智慧。他对辩证法的应用极其广泛，其辩证法思想的特色也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
——把辩证法思想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体论”。在我们国家，由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在各方面实行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也不可能搞成功。事实上，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包括某些资本主义的成分未丧失其存在的理由，因此也可以允许有一定发展。这样，经过改革调整后的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以其他非社会主义形式作为补充。这种状况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形式，实行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允许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也不再是一种方式，而是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形式，包括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甚至剥削收入；在政治关系方面，随着香港的收回和澳门的即将收回，我国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为主体，在少数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这种状况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主体论是相对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纯粹论”而提出的。表面看来，这种不纯是“杂”了，不像社会主义了，但实际上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形式，也是继续前进的基地。
这个“社会主义主体论”，从哲学上说，涉及对对立面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认识的整合。过去对于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性、排斥性看得较多、较重，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主体论”是在充分认识两者的对抗性、排斥性的前提下，又认真地看待两者的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这是提出它的哲学根据之一。当然，还涉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一与多等关系。邓小平正是应用这些哲学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提出这个理论的。它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运用辩证法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别，认为它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这个理论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从哲学角度讲，他首先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和运转机制作了分解，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天然的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来说，“市场经济”这种形式是普遍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属于“个别”、“特殊性”。随后，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按照矛盾论的观点，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主要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是个别，而不是一般。既然市场、计划，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手段，属于“普遍性”、“一般”，那么就不决定搞市场或者计划的姓“资”姓“社”性质。它们只有在与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特殊性”、“个别”相结合后，才具有某种特质，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那种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观点是没有哲学根据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是站不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立，是邓小平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应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典范。
此外，邓小平运用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关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一场革命”的观点、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等等，既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对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一定要从两个方面看：既属于作为集体智慧结晶和正确理论观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又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应用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包括对某些哲学范畴内涵的丰富和发展）。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奇特，但我以为是现实的。
四、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历史伟人作比较研究的第三个视点，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即他们的社会主义观。
这些年在论述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时，普遍认为（包括我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列宁主义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成了现实制度，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一国道路走向多国道路，邓小平理论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具有当代形态。根据十五大精神来反思，对这样的评论应当怎样看呢？我以为在总体上没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可再作进一步探讨。一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个“变”是马克思、恩格斯一次性永久地完成了，不会再有“空想”问题，还是这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社会主义实践来不断解决？二是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并列论述，是否意味着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这些发展是同一层面、同样高度的，还是另一种情况？这里，也谈点不成熟看法。
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撇开古代不谈），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兴起而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罪恶的对立物。从莫尔的《乌托邦》开始，至今有300余年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青年时代”，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算起，至今有150年的历史。 尽管那时的工人运动已蓬勃展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发生了像巴黎公社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已病入膏肓。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在一个国家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长期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为现实制度（尽管在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中断）至今有80多年的历史，但这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末日已经普遍到来。从历史发展长河的宏观大视野来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还会与某些国家诞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存发展一个长时期。邓小平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这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
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要坚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第二，又要看到这个“代替”将“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不能产生历史的“急性病”。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呢？邓小平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 这里讲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换一个角度看，不也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吗？宏观地看，这基本上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长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来说，可能有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吧！
既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这么长的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作为与资本主义相伴随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否在150 年以前就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呢？我想，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功绩勿庸置疑。他们创立剩余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指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确实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形态变成了科学形态。但是，这个“变”主要表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有了实现它的阶级力量和具体途径，因而就不再是“乌托邦”了。这样，社会主义就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732页。）。恩格斯对这一点作了明白无误的解释。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这样界定的，我们也应当这样去理解。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就奠定理论基础和建立思想体系而言，解决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并不等于说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完全为后来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所证实，或被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科学的。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论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社会主义的阐释，虽然是排除了各种具体情势的高度理论抽象，没有、也多次申明不愿为未来社会的建设提供某种模式，但是后来的革命者大都把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当作社会主义的具体蓝图而努力追求和实施。应当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是他们的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但历史的发展不是完全按照理论的逻辑在运行，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形成一种合力来形成历史的实际运动轨迹。因此，从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马恩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不少基本点是正确的，但也有的至少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科学的认识，如果简单地照抄照搬就行不通。
比如，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相当长时间，曾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显示了某种优越性。但随着历史的前进，它固有的弊端就越来越起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一消极的方面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就发生了改革。这些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寻找到的新机制。这个变化说明，对老祖宗的话要历史地看，不能固守。他们的认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通过实践来修正。既然他们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了科学，那么，对于他们的科学理论，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也就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再次，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毛泽东在宣传、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不等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认识没有空想成分。比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还说：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203、204～205 页。）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曾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生产消费公社，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全国的统一计划，对劳动和消费实行最严格的计算和监督，从而使全国成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商品和没有货币的社会。后来，他不仅放弃了这个设想，而且改变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坦率承认：“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还说：“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一九二一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注：《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44页。）
无独有偶。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不久，又重步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企图超越历史阶段实行共产主义原则的后尘，并且同样遭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无疑的。但也要承认，他在晚年“左”了，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陷入了空想论。党的十三大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指出：“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还说：“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57页。）胡乔木在1989年3月谈到这方面错误时也说， 形成“左”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一九五八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注：《胡乔木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指出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在创立、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他们的某些认识还有空想因素，有的甚至在一段时间犯了空想论错误，不是否定、贬低他们的历史功绩（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党存在，他们的功绩就不会被否定和贬低），而是要说明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要完全去掉空想，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则是一个历史过程；老祖宗有空想认识，后继者有空想认识，这是处于那个具体时空中的历史个人难以超越的，没有什么奇怪，因而也没有必要回避。过去，我们正是把一些问题绝对化了，既不认为老祖宗有空想认识，也不认为我们自己有时在做空想的事情，结果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100 多年后反而犯了空想论的错误。这是一个历史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否定空想论，使对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认识从空想再走向科学。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创立起来的。十三大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判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5页。）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和理论的彻底性的科学认识。
五、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也在发展。这种发展，有的主要表现为内涵式，有的主要表现为外延式，其发展的幅度和高度也不完全一样。
列宁主义有时往往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不能简单这么说。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下过定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处在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直接实践的时代。到了列宁的时代，帝国主义有了充分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并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64、63页。 ）这个定义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被认为揭示了列宁主义的本质。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论著里，斯大林着重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理论，强调“没有西方革命的胜利，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当然，斯大林论述的列宁主义还包括农民问题、民族问题、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党的建设和工作作风等问题。
不难看出，当时历史提出要解决的任务，是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巩固政权，并建设乃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样迫切的问题。列宁主义是在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晚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并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强调要根据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的出现，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即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而要利用商品和货币，要发展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相关看法。但是，列宁并没有把他开始有所改变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作进一步论证。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无产阶级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道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他甚至使用一种“公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即“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520页。）这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但是，不久，他去世了。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他不可能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理论的新概括。随着他的去世，他的一些好的思想没能坚持下去。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较长，对于在苏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宝贵探索，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理论上也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观点，并形成了一个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有严重缺陷，随着实践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也日益显现出来。按照传统的说法，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属于列宁主义阶段（尽管在不少方面还偏离了列宁）。
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初定义，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因为在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抗日战争还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还未解决。当时界定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3、334 页。）。刘少奇尽管也谈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但是这里的“建国”并没有明确是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在论列毛泽东思想九个方面的内容时讲得更清楚，即是“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政策”（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他讲的毛泽东思想的诸多内容，主要是关于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并夺取胜利的理论与政策。
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新党章等文献，根据历史的新发展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重新界定，强调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64页。）在论列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时，《历史决议》第二条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着重指出了它包括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政策；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关于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关于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各种关系，注意综合平衡的经济发展方针；关于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等。这以后，对于毛泽东思想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贡献也有许多概括，对《历史决议》的论述有所丰富。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中国的不发达状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要求产生一个新的理论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一方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又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既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又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十三大、十四大特别是十五大的概括，它已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十五大指出：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且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因此，认为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怎么样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呢？通过前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简要叙述已经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解决了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由于没有具体实践，只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理论设想。列宁也主要是解决在俄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但是由于过早去世，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太短，留下的思想遗产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和挖掘。斯大林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虽然较长，有些积极的认识和经验，但理论上科学的建树很有限。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在不少方面有重要的发展，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社会主义观没有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邓小平理论，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主体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当然，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评价有“在中国”三个字，对它的意义作了地域性的界定。怎样理解这个界定？我认为，这个界定是科学的。十五大是立足于中国讲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发展过程，相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来说的，没有泛论。再则，不是说“民族性即是世界性”吗？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对邓小平理论的定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丝毫不意味着它的意义只限于中国本土。从哲学上讲，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任何特殊的事物里都有普遍性的东西。这是不能割裂的，什么时候都没有单独抽象的普遍，没有脱离了具体的一般。因此，不应当为有这个限制词感到不满足。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多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可能再有一个号令世界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存在；也不可能在老祖宗们讲的那些经过抽象了的原理、原则之外，再搞一套适用于世界各国复杂情况的抽象的原理、原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做好自己的事情，没有、也不可能去为世界上别的国家和民族确立什么理论，或者要人家接受我们的理论。我们既不搞中国革命输出，也不搞邓小平理论输出。别的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会从他们自己的实际出发，参考其他国家和民族（也可能会包括我国）的经验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中国”三个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是非要不可的，不可缺少的。它是一个不影响邓小平理论所具有的内在的国际性意义的科学界定。
还应当指出，这里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意义，主要是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讲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贯彻情况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应当“允许看”。一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因而，我们国家取得了谁也无法否认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在有的地方，在有的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它所要求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这里，主要指为社会各界都深恶痛绝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人们往往以为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误解，应当把这两者严格区别开来。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风马牛不相及，也是完全背离邓小平理论要求的。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继续用这个理论武装头脑，就要廓清各种思想理论是非，为丰富它和完善改革开放政策而作出贡献，同时要努力创造条件，使邓小平理论全面地转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要都这样努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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