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大纲》中的国家空间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大纲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5)04～0030～06 国家的秘密应在空间中寻获，①这开启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空间政治学的著名代表列斐伏尔将国家与空间建构联系起来，认为“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②显然，这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保持了思想的一致性，但是，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研究空间。同样，苏贾认为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过程中放弃了国家空间的意识，“马克思在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牢固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不仅回应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否定了精神对历史的驾驭和决定作用，还因为认为其特殊化的空间形式，即以地域为界的国家概念，是历史的主要精神载体而对此加以摒弃。”③与之不同，哈维、詹姆逊等人在多次研读《资本论》之后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存在丰富的空间思想；而普兰查斯则认为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包含对空间和时间的唯物主义阐释。这些学者对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显然有着较为深刻的洞察力，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又通称为《大纲》)中，不仅富含空间思维，还存在较为完整的“国家空间”思想。 在《大纲》的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做了五个方面的分篇计划：其中前两篇论述“一般的抽象规定”和“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包括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及其之间关系、城市和乡村等。第三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和第四篇“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以及第五篇“世界市场和危机”。④后三篇阐述了国家空间理论的逻辑架构。本文重点考察“导言”中后三篇的国家空间思想。不难看出，第三篇涉及到国家空间的自然地理因素，它涵盖了国家空间概念中人口及其分布、疆域领土、边界界限、经济活动方式等内容；第四篇介绍国家空间之间的经济关系；第五篇介绍“总体的资产阶级国家空间”。而第二篇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城乡空间中的存在形式。在这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空间的一般认知，即“国家被认为是由自我封闭、绵延且互相排他的领域空间构成”，这种领域空间具有“现代地缘政治组织的基本特征”，它是“被社会政治生活预先设定的自然环境”。⑤ 其实，马克思给我们提供的还不只是关于国家空间的一般认知，同时阿格纽的“领域陷阱”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也得到彻底解决，因为“序言”已经不再将国家空间想象为“管制过程的一种静态背景结构”，而是“该过程的一个构成性维度”。⑦在马克思看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包含着国家空间动态的、整合性的逻辑过程。其“六册计划”的前三册依然是从次国家空间的层面论述三大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三大阶级的权利关系及其互动作用构成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的政治内容，而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处理空间内外部的经济政治关系，并在不断动态变化的空间界限中形成超国家空间，即达到世界市场的空间范畴。这个范畴是资本主义国家空间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必然在世界市场遭遇难以克服的危机之后走向消解。马克思用这个经济制度的顺序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暗含着资本主义国家空间动态变化的构成性和历史性，这恰恰是他的国家空间理论不为人知的关节点。 本文从这个关节点出发，力图在马克思关于国家空间的静态范畴中把握其“制度性”，在国家空间动态变化中把握其“整合性”，在最终趋势中把握其“历史性”，从而相对完整地揭示出马克思在《大纲》中表现出来的国家空间思想。 一、作为制度的空间：国家空间的秩序性 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界将国家空间理解为“一个固定的、事物般的实体——如此看来即是一种占据了界限化地理领域的封闭体制系统，正如世界地图上分配给不同国家的色块所显示的那样”⑧，这样，国家空间就在预设的静止、稳定、连续性中表现其秩序性的存在，成为一个充满制度化的空间。马克思在《大纲》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度符合资本积累的逻辑。为此他在“五篇计划”中将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视作一个资本在其中运行的封闭的经济系统，其中围绕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的是关涉利益分配、权力制度等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分别表现为生产制度、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制度。 生产制度。国家空间不只是为生产提供容器、场所或平台，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国家空间中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了工厂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把每一个雇佣劳动者都压制在资本增殖的范围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初，国家空间就通过暴力手段和血腥立法来奠定它的制度基础，从而使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与不属于他的生产资料结合并创造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成为一种稳态的生产秩序。这种秩序也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国家空间牵涉到生产关系，就是国家空间提供劳动及其组织分化的秩序。同样，国家空间提供了货币流通的秩序，对内包括组织货币体系、调节货币名称并保持货币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对外包括“国家的货币政策不会免除国家对跨越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的流动性所起的规制性的影响”⑨。如果你注意到《大纲》从论述货币开始而不像《资本论》从商品开始，你就会意识到马克思对货币是进行政治学批判的，因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还是一种关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权力，它在空间中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了空间的异质，在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参与了国家空间中生产制度的设计。货币不过是资本的物化形式，“货币拜物教”的一切秘密都能从“资本拜物教”那里得到发现。资本是资本主义一切生产活动的中心，也是社会权力的中心，它主导了社会的全部生产活动和全部的社会关系。资本扩张的内在张力不断推动“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进程，从而使体现资本权力的空间也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这种异质的空间达到国家地理空间范围时，国家空间中就弥漫着由资本的权力所设定的全部的秩序，首先是生产的秩序，这种秩序只维持一个目的，即资本积累。 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国家生活中国家又是以工具系统形式出现的，它至少需要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种实体上层建筑来维持它的权力及其运行，因此这两种制度是国家空间中至关重要的制度形式。国家空间充满政治权力，它需要系统的权力结构和权力组织形式。从资本主义国家空间整体上看，体现资本精神的权力结构和权力组织形式触及到空间的任何一个角落，以使政治秩序得以全面确立。在权力结构方面，无论在君主制、代议制、或是议会制的国家，“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空间中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但它所要维持的政治秩序都不过是一个“总体的资本家”、“理想的资本家”所要的政治秩序、资本积累的秩序，因为“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⑩。马克思在《大纲》中举例道：“由此可见，政府，如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等等的政府，是作为历史上解体过程的条件而出现的，并且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而出现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11)在权力组织形式方面，政治制度需要一系列国家暴力机构来维持，如军队、法庭、监狱、警察等等，比如早期用鞭笞刑法处罚游手好闲、不肯出卖劳动力者，或镇压工人阶级对生产秩序或政治秩序的反抗等等。法律制度是维护国家空间秩序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指出，法律确定的所有权关系决定了国家空间中的生产秩序，“所有权在一方面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另一方面则转化为必须把自身的劳动的产品和自身的劳动看做属于他人的价值的义务。”(12)马克思关注《英国工厂法案》，认为由国家推行和设计的该法案目的是限制对活劳动的剥削，并防止劳动者状况的过度恶化，比如对工作日的法律规定，其实质不过是激励资本家尽最大强度使用12 小时劳动时间；对工人工资和福利的法律规定，不过是为了使工人不至于毁灭或反抗，从而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因此，法案“当然成为一个工厂的纪律和监督体系的所有内容”(13)。 意识形态制度。国家空间中弥漫着各种意识形态，它通过对人的观念结构的影响来维持、巩固或改变当下的空间秩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充斥国家空间，并使国家空间成为“虚幻的共同体”，生活在这种共同体中的人们就会像圣徒一样对各种空间秩序产生认同。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普鲁东的“劳动货币论”、罗德戴尔的“固定资本价值源泉论”等等，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永恒论的布道，目的是让劳动者安于现状，甘受剥削。对于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马克思指出，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是对劳动力买和卖的自由，“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的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14)至于平等和天赋人权，马克思认为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幻的形式，平等不过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人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掩盖了经济事实上的不平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愤怒地抨击道：“但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做自己的天赋人权，所以，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15)。因此，马克思引用加利阿尼的话说：“在平等的地方，没有利益可言”(16)。在资本主义国家空间中，这句话亦可以转换为：“在有利益的地方，没有平等可言。”至于道德，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所谓道德只不过是让人们遵守资本统治的道德，遵守权力秩序的道德，是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权谋。 由此可见，制度是国家空间的主要内容，由制度所维护的秩序则是国家空间存在的条件，这是理解《大纲》中国家空间思想无法回避的内容。 二、作为整合的空间：国家空间的动态性 抓住马克思文本中关键词句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序言”中发现“顺序”这个词，这意味着马克思开始考察国家空间与城市空间、世界市场的整合性。从历史上看，以疆域、边界、领土为形式的国家空间经常发生欧几里得几何的或地理的变化，但它现在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因为“虽然国家领土主权的原则已随之被体制化，但疆界从来都不是国家权力静态的预设特征”(17)。本文所理解的国家空间的动态性是基于生产关系的持续动态变化造成资本权力及社会政治关系在不同场所、地理范围内的展开，致力于对国家空间进行一种辩证的、过程性的分析。当马克思在“序言”中将“六册计划”前三册置于资本主义封闭的经济系统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一个微观的经济空间，或城市空间，因为马克思在“五篇”计划中将这个封闭系统定位为“城市和乡村”，同时世界市场被看做最高层次的地理空间。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次国家空间、国家空间和超国家空间三层尺度来理解马克思对国家空间的整合性分析了。 将城市空间说成是次国家空间也许是令人惊异的说法，但它确实是我们理解国家空间整合性的起点。在西方学界，“列斐伏尔与哈维等人已经把资本主义城市化、国家化与全球化互动交融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概括为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过程。20 世纪90年代之后哈维进一步把这种流动化与固定化的双重性空间修复过程称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18)。哈维用“都市进程”这个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的概念来说明“都市必须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变化的、冲突性人际互动的前提、媒介和结果”。博任纳据此认为，“都市空间的任何历史构造都既是早前社会交往模式的沉淀与结晶，也是体现未来社会关系可能性及局限的演化网格”。(19)由此可以看出，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是国家空间中社会关系形成的前提，也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空间关系的发展和完善就构成了国家空间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把“世界市场”理解为全球化空间，理解为一种超国家空间，这种超国家空间就是哈维所说的“去地域化”的国家形态，它使传统国家的基本特征，即地理边界与主权形式开始松动与瓦解，国家空间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开始外化为全球性的社会关系，国家空间在全球范围内消除差异，呈现同质化的特征。超国家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家空间发展的必然结果。 掌握国家空间的三重尺度及其内在关系对于理解马克思在《大纲》中论述的国家空间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大纲》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始形成”这部分内容中指出，最初资本战胜地产之后便开始在城市中聚集，随后城市成了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三种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建构的起点。马克思认为，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产生于城市，它是通过货币关系表现出来的，他指出，“但是，就是货币的这种作用，也只有在那种不是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上，而是建立在行会的劳动组织等等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前提下。”(20)而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显然扩展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关系，并且越来越强化了资本的权力在城市空间中的统治地位。生产越发展，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控制力就越强。资本空间化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的不断完善，空间资本化促使城市空间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更加复杂。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形式在资本化的同时也呈现国家化的特征：它有相对完整的生产体系、健全的管治体系和相对完善的都市文化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遵循资本逻辑的国家权力机构和权力体系在城市空间中得到充分的延伸，城市空间成为国家空间“再地域化”的表征。由此，城市不再仅仅是生产的空间，而是充满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空间，其中阶级矛盾和社会政治斗争成为城市空间的一大特征，表现了国家生活的主题。此外，随着城乡之间互动关系的发展，城市之间交往与竞争关系的加强，城市空间关系最终在持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成为国家空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传统的以疆域、边界、领土为形式的国家空间基本稳定下来，国家在这种既定的主权空间范围内开始对经济社会的过程实施干预，以稳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资本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顺利积累。国家干预提升了国家空间的区位优势，使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开始向外部空间渗透，此时权力关系变动着的地理成为国家空间的应有之义。马克思认为，自15 世纪新航线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来国家空间就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疆域界限，并在不改变传统政治地理的基础上重构国家空间尺度，以适应全球化的空间秩序。最初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开辟世界市场，为资本增殖寻找出路，“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21)。国家必须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功能，采取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策略来克服资本空间化的限制。在开辟殖民地方面，资本“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22)此时国家就会强化政权力量，使之成为征服并奴役殖民地人民的重要手段。此外，由于资本在世界市场上构筑了复杂的经济关系，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需要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同时还存在着合作和竞争，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越了国内的经济关系，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盟或合作应成为世界市场发展的趋势。国家空间就是在这种不断克服限制、不断参与世界市场的动态过程中推进“去地域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超国家空间的特征。超国家空间没有疆域领土的对立，但它存在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对竞争的国家来说有着“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而对于合作的国家来说，通过利益均衡可以实现国家空间的多层叠加。 需要指出的是，“序言”中城市、国家和世界市场的顺序是马克思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其中包含了资本主义国家空间对城市和世界市场的动态整合，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国家空间对城市和世界市场空间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不是支配空间，而是共建空间。 三、作为过程的空间：国家空间的历史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的存在总是和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是在一定阶段从社会那里分化出来最后又在一定阶段回归社会的组织形式，因此国家是历史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国家空间是国家的存在形式，它也像国家一样最初从社会空间中独立出来并凌驾于社会空间之上，成为一个充满制度性、规制性的权力空间。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组织越来越要求国家代表社会普遍利益并将职能集中于社会管理时，充满统治权力的国家空间便开始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最终必然向社会空间回归，因此，国家空间是历史的。 《大纲》从交换关系发展的角度解释了国家空间的不同历史形态。最初，“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要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连接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23)，这种共同体依赖的空间是以人支配人的权力为基本特征的，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如古希腊的城邦空间、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空间。随着交换关系的发展以及个体从人的依赖性空间中获得独立，人的社会关系开始向物的社会关系转化，人的能力向物的能力转化，人开始通过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国家空间开始出现如下变化：“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24)此时国家空间中一切关系和权力被物化为资本的权力关系，人依赖于资本和资本支配人成为这种空间的基本特征，它在从微观的生活领域到宏观的世界市场的范围内普遍地存在着，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空间。资本主义国家空间仅仅是交换关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它的终极产物，“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25)这就是说，交换的发展终究会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空间失去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提供物质基础，最终促使国家空间向着自然—社会空间回归，人在这种新的空间中不是得到片面发展，而是得到全面发展。 无论是“导言”中的“五篇计划”还是“序言”中的“六册计划”，马克思都将世界市场作为考察国家空间的最后阶段，而且与危机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逻辑，还是资本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单一的国家空间不能满足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对空间扩张的要求。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必须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构筑自己的空间。当世界市场普遍地成为国家空间载体的时候，国家空间的发展便达到了极限，因为世界市场是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扩张的最大地理阈限。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国家空间在经过充分发展之后不得不面临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世界市场中由资本主导的生产面临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26)。“消除”不仅要消除异化矛盾的形式，还要消除异化矛盾的根源，即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这就动摇了国家空间存在的基础。“消除”的手段是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只有旨在消灭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的阶级斗争才能在根本上摧毁国家空间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使国家空间向着自然—社会空间回归。 国家空间的危机首先在城市中爆发，因为城市是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最为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革命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它聚集了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摧毁了城市中的劳动关系，也摧毁了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重创了国家空间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当革命波及全部国家空间范围时，国家空间中全部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将被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结构所替代，资产阶级国家空间走向消解。随后，革命便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因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7)，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殖民地人民展开反对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的阶级斗争，在新的世界历史中摒弃世界市场，从而在终极形式上取消了国家空间的存在形式。 四、结论 在《大纲》中，国家空间已经超越了传统指涉疆域界限的空间概念，在指涉社会权力关系方面取得了本体论的地位。马克思将充满资本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制度、规制的空间作为国家空间研究的对象是切入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肌理的，因为国家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空间，正是这些关系否定人的本质，限制人的自由，造成人的异化，因此国家空间是马克思对人与社会关系思考的一个重要维度。马克思还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审视国家空间的动态发展过程，认为国家空间作为一种权力和关系的载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断进行地理扩张，从城市到国家，再到世界市场，国家空间的动态变化是资本空间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还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家空间，指出它消解的合理性正如它产生的合理性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对国家空间向自然—社会空间回归的预言不是一种先验的判断，也不是哈维、詹姆逊式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机制——物质生产方式而言的。综上所述，《大纲》中的国家空间思想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空间哲学”。 注释： ①Henri Lefebvre,Space and the State.In State/Space:Areader,eds.N.Brenner,B.Jessop,M.Jones,and G.Macleod,84～100.Boston and Oxford:Blackwell,2002. ②[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③[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2页。 ④⑩(11)(12)(14)(20)(21)(22)(23)(24)(25)(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167页，160页，107页，179～181页，161～162页，88页，169页，51～52页，52页，170页，55页。 ⑤⑦⑧(17)(19)[英]尼尔·博任纳：《都市管治和西欧新国家空间的生产》，张城国译，《地理学报》(台湾)2010年第60 期。 ⑥“领域陷阱”是美国地理学家阿格纽(Agnew.J)在他1994年发表的《领域陷阱：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理学假设》中提出的概念，意指当前西方学界主流的政治——经济分析思路将国家的领域性想象为管制过程的一种静态背景结构，而不是该过程的一个构成性维度，这种对国家领域单方面的认知方式就是一种陷阱。 ⑨(13)[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157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185页。 (18)刘怀玉：《空间化视野中的全球化、城市化与国家——区域化发展》，《江海学刊》2013年第5 期。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标签：世界市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地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