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现代化变革浪潮所淹没的政府——再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衰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浪潮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无法适应现代化历史潮流的需要，厉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以满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政治参与、经济自由的渴求以及切身生活的需要，是南京国民政府迅速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现代化变革的迟缓与失败，不仅使南京政府丧尽了维持统治的合法资源，也造成了其自身肌体的腐烂。这样的政府，最终为现代化的潮流所淘汰是必然的。本文接拙作《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1〕之后， 拟就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九四八年三月，南京政府在其行将覆亡之际，匆匆召开行宪国大，李宗仁得到美国的支持参加竞选副总统职位。在与对手唇枪舌剑的角逐中，曾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场面：“李宗仁喊出实行民主主义，清算豪门资本，征用外国存款，实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战士授田和保障人民四大自由。这些口号引起了各大学教授的共鸣。南京忽盛传李宗仁通共了。李在安乐厅宴请千余代表，慷慨陈词，说他‘不怕戴红帽子’……竟博得掌声震天……而李的话题又转到他反共的成绩方面，空气顿时冷却下来……。”〔2〕李宗仁的变革许诺， 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由此可见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士对于国民党反共内战政策的极端厌烦，对国民党执政以来各方面改革迟缓和无所作为的强烈不满，以及通过改革，刷新政府形象以挽回败局的渴望。但，所有这些为时已晚。一场人们热切盼望的，早该大刀阔斧开展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耕者有其田的变革，因南京政府的阶级属性，政权性质及其他缘故而一拖再拖，无所成效。失望的人门早已作出抛弃南京政府的决定。幻想走中间道路的民主势力正向中共领导的革命阵营靠拢，从中共的改革政策中获益的广大解放区民众已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向国民政府发起进攻，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正人心思变。一九四七年九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已向美国国务院汇报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3〕可见， 四十年代末，南京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失殆尽，积重难返，李宗仁已无力回天。
自清季以来，变革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主题。由于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已被打破，新生的社会利益集团纷纷崛起，现代化的潮流开始形成。人们对于政府的功能已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希望它能适应现代化潮流，厉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以确立一套有利于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满足各社会阶层利益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制度。社会公众以此作为认同和归顺一个政府的重要依据。而政府也以此作为获取其统治的合法性资源的主要途径。通过不断的变革，从公众的认同中获取合法性资源，既是一个政府的统治得以稳定的保证，又是一个政府自身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凭藉。一个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不断变革的政府，最终必将为革命风暴所摧垮。清廷正是由于现代化变革的一再贻误，最终丧尽合法性资源，为公众所唾弃。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等人所描述的那样：“晚清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总是满腹疑虑，犹豫不决，穷于应付，在现代化方面实在谈不上有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19世纪中国领导者越来越不能构思出或立志于富有意义的社会变革，更不要说去贯彻执行。政治结构成为一堆废物，对于现代化道路上的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它都毫无作为。”〔4〕失望的人们， 在三民主义旗帜的招引下，推翻了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新三民主义及其他策略方案中，为中国社会设计出一幅通过现代化变革所可达成的美好蓝图。它动员起千百万民众共赴北伐和国家复兴大业。成为公众心目中理想的美好生活的目标。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凭借武力，通过非常途径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的统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欲获取公众的认同，稳固统治，就必须切实按照孙中山设计的方案进行不断变革，以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所作为。而南京政府的确也打出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旗号，对民主宪政、经济自由、耕者有其田、收回利权等现代化变革作出广泛的许诺。人们当然也以此作为评判这一政府是否合法，正统的标准，对南京政府的行动拭目以待。然而，南京政府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是一个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独裁专制的政府〔5〕。 这些变革毕竟会损害了一个独裁政府的利益，因而，始终是裹足不前，不见成效。变革犹如一张一直无法兑现的支票。南京政府终究无法从变革中切实获取合法性资源。严重的统治危机最终降临了。
马克斯·韦伯把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分为如下三类：一是建立在对个人超凡魅力产生归顺之心基础上。二是建立在对传统神圣怀有臣服之意基础上。三是建立在对法制表示认同基础上。〔6 〕蒋介石的统治是凭武力强制而确立的，在其嫡系亲信之外，是极少有个人超凡魅力可言的，更缺乏可令臣服的传统神圣。南京政府建立后，要获取合法性资源，唯一途径是真正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厉行现代化变革，逐步树立一套能为公众认同的顺应现代化潮流的法律、制度，并切实实行之。务使各社会利益集团都能真正从现代化变革中获得自己应有的权益。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南京政府表现出极端的无所作为。
二
政治变革是南京政府所面临的一项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根据孙中山的设想，民国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民主宪政。即经由军政到训政到宪政，达到以法治国的目标。“……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成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1人，组成国民大会， 以制定五权宪法……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7〕在孙中山看来，从革命胜利到宪政实施之日， 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即训政时期，通过以党治国以训练民众参政能力，为宪政作准备，设想为六年。为避免有人在训政时期借以党治国之名搞独裁，孙中山后来还特意对“以党治国”作了界定：以党义即三民主义治国而非简单的以党员治国；党内必须实行民主合议制而不可搞个人专制；联合其他革命政党，借才于党外等等。孙中山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构想，尽管其方式途径并非尽善尽美，但所追求的目标则是符合中国政治现代化潮流的。它曾动员起千千万万中国民众投入摧毁军阀专制的国民革命，并已日益深入民心，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化标准及评价现实政治得失的圭臬，成为各社会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谋取合法权益的理想途径。这就要求打着孙中山及三民主义旗号的南京政府，必须依照孙中山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构想，厉行政治变革，达成政治民主化目标。如此，才有可能得到公众的认同。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政治现代化挑战的回应却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一政权是凭借武力，通过清共、排斥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各种民主力量而建立起来的。从它建立之日起，就已经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丧失了国民党原有的革命性，疏离了广大民众，成为只能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军事集团。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从公众的利益出发推行政治民主化变革，因为这必将危及执政者少数人的利益。
先就训政而言，南京政府所努力做到的是借“以党治国”之名行一党专制之实，根本没有训练民众参政能力以还政于民的诚意。孙中山训政思想的真谤及其各种界定，均已被南京政府抽离殆尽。由于对三民主义的违背，国民党的革命的主义、信仰已形同虚饰，所谓主义治国便无从谈起。由于反共“清党”，所谓联合革命政党、借才于党外更是子虚乌有。由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国民党内的民主合议制也就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事了。以上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恕不赘述。由此可见，南京政府不能遵照孙中山的构想，实行真正的“训政”。南京政府在政治现代化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虚伪与软弱，首先使它的合法地位大受动摇。自南京政府建立开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便与之决裂，树起反蒋旗帜。而一些热衷于西方政治的自由民主人士对南京政府的所谓“训政”亦发起猛烈的攻击。但他们仍抱有一些希望，希望国民政府能早日结束“训政”，步入真正的民主宪政大道。于是，自三十年代初开始，宪政运动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断激起波涛，有力地冲击着南京政府。然而，就连真正意义上的训政都不可能践履的国民党政权，根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宪政，还政于民。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就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拿宪政要挟蒋介石以谋取私利）南京政府首先施展缓兵之计，以种种借口推迟宪政日期。按照他们先后“郑重”宣布的实施宪政的时间就有如下多个：1935年3 月12日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日；1936年11月12孙中山诞辰纪念日；1937年11月12日；1940年11月12日；抗战胜利后；抗战胜利后一年内；不必待战后，战局稳定即可举行；1945年11月12日；1946年5月5日。〔8〕 这表明了宪政运动对于南京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也表明了南京政府在宪政问题上的反复无常，虚伪与恐惧。继而，南京政府又在宪政的实质问题上大做手脚，玩弄骗局。到一九四六年底，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压力，南京政府深感再推迟宪政时间已对自己不利了。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是下了赌注的，眼看国民政府在国际国内声望的日趋式微，美国不得不为自己的投资风险感到担扰。因此美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切实推行政治变革，在国内外树立一个良好的民主形象。美国政府“暗示国民政府，如果要我们帮助，它就必须给我们一些更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它正在争取步骤进行有关改革，哪怕表示有这方面要求亦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疑问是，一个没有能力进行进步改革的政府能否将我们的援助去为整个国家造福。”〔9 〕为此，1946年底在进攻解放区达到高潮之时，南京政府一反常态匆忙召开国大，制定宪法，又于1948年3月召开行宪国大，选举出总统， 宣布进入宪政时期。
然而，这只是应付时局的权宜之计，所谓宪政是在违背民主精神和程序下由国民党一手操办的，其实质内容已被国民党剥离一光。国民党至少在如下两个问题上，剔去了宪政的民主成份。首先，违背1946年初政协协议的决定，一党包办国大，制定宪法，使之成为一党的宪法。其次，随意修改补充宪法。尽管宪法规定总统为虚尊的国家元首，实权在内阁，而当蒋介石决定当总统时，国民党一手操纵下的国大便通过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戡乱时期至高无上的权力。戡乱时期总统得连选连任。戡乱止于何时由总统决定。由此可见，进入宪政阶段，一党专制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大权仍完全控制在个人手中。所谓宪法只是一党利益的反映，也就可以根据一党的需要随意更改或确定是否实施。这表明宪政是一场骗局，政治变革归于失败。
政治民主化变革在南京政府的操作下落得这般结果，表明通过政府的变革，逐步达成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已宣告不可能。所有对民主政治抱有希望的各方人士因此彻底绝望了。南京政府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变革的无所成效，更导致南京政府自身肌体的腐烂。由于丧尽革命的民主精神，无法构造出一套合乎理性的科学的政治体制，政治的进出只能由军事实力，私人关系来决定。因此，派系斗争，尔虞我诈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政府只有腐烂而不会有生机与活力的。一个丧失公众认同，且自身腐烂的政府，焉可长久。〔10〕
三
经济变革是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的挑战。通过政府的力量，推行现代经济变革，创设一个自由的，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以推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工业化进程，是现代化潮流对南京政府提出的一项重要的要求与考验。这也是南京政府获得合法性资源的重要途径。经济的发展，既关系到各阶层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一个政权的支柱能否稳固的问题。而南京政权在现代经济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则令人无比失望。
由于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性质，南京政府的经济计划只能落入少数当权者的手中用以谋取私利。而独裁的结果，必将招来众多的这样那样的反对势力，需要诉诸武力弹压。因此，军费开销占去了政府财政支出的绝大多数。用于经济变革者便所剩无几。为了维持独裁性质的政权，南京政府在经济变革中更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本身反而是如何从变革中捞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充实军费和支付内外债务。凡此，注定了南京政府在现代经济变革中难以有所作为。
一九三五年的币制改革是南京政府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举措。这项改革对于稳定金融市场，缓和国内财政困难，复苏经济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由于南京政府的独裁性质，致使币制改革后，少数握有实权的人物借政府控制金融之机，利用特权进行投机大发其财，导致了官僚资本的形成及膨胀。国家财富因此被通过非常途径大量纳入官僚阶层手中。最终给民族资本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政府高级官员全都在法币改革期间利用白银市场进行投机掠夺了很多财富”。〔11〕“到了1937年，那些与政府有关系的人物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宋子良、杜月笙等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业界，商业界和金融界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他们所控制的那些银行在1936年时占全国华商银行总资产将近四分之三。”〔12〕官僚资本凭借对国家金融的控制，进而把势力渗透到工商业部门中去，以谋取私利。在经济活动中，他们故意将公私利益掺杂在一起，利用手中雄厚的金融实力及行政权力，垄断重要经济部门，排挤民族资本，牟取暴利。民族资本的发展因此步履维艰。许多私人企业为求得生存，不得不以损害自身权益为代价，与官僚阶层合营，转让企业控股权。如1937年简照南、简玉阶将他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宋子文以解决资金困难，并求得政府降低国产烟税率以度过难关。这种现象在民国的经济生活中屡见不鲜。
由于官僚阶层对经济的垄断，致使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主要以官僚阶层私自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计划。如在宋子文购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控股权之前，政府实行两级税率政策，对国产劣质烟比进口烟征收更高的税收。而在宋子文收购了这家中国最大的烟草公司后，财政部便颁布了一个对国产烟较为有利的四级税率制，大幅度提高进口烟税。行政手段成了企业获利的重要途径。如吴鼎昌开办了一家公私合股的国货联营公司，有权力让所有国家机关购买它的商品，孔祥熙投资到一家瓷器厂，这家工厂便有了银行贷款及销售上的方便，等等。私人资本因此失去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其发展困难重重。官僚资本借助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可以随意左右国家的经济活动，对此，政府常常是无可奈何的。如1937年夏，宋霭龄涉嫌上海华商棉纱交易所抢购事件，实业部长吴鼎昌向蒋介石密告，弄得自己把乌纱帽丢了。
此外，币制改革还导致了一发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给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长期的隐患。而政府则通过对银行的控制，聚集资金投入内战，民族资本发展的需要全然被撇在一边不管。“事实上，资产阶级所寻求的一切改革似乎都反过来限制了他们自己……国民政府的根本目的也不是要创造一个对私人企业有利的制度化的结构。”“30年代政府通过银行得到的信贷，都用来为南京政权最优先的目标即武力统一中国提供资金。除此之外，已没有资金可用于经济发展支出了。虽然中央和省政府的许多机构一直忙于制定这方面的计划。”〔13〕
再如收回关税自主权问题。这本来是维护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但在南京政府的操作下，并没有真正起到保护和推动本国工业发展的作用。南京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增加政府的收入以用于军费的开支，维护其独裁体制。因此，南京政府采用普遍提高进口关税的政策。“刚刚恢复的海关自主权并没有起到保护国内工业的作用：对原材料，机器和成品竞征收同样的进口税。”〔14〕政府若是从保护本国工业的目标出发，不应普遍提高税率，而只能对那些能与本国工业产品竞争、抢占市场的外国商品提高税率，至于那些本国工业必须依赖进口的外国商品如一些原料、燃料、化学工业产品等，提高税率反而增加了本国工业的负担。然而，为了弥补因军费开支过多而造成的财政赤字，南京政府根本不顾及这一切。南京政府在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上的极端无所作为由此可见一斑。
逼于形势，为了种种需要，特别是军事的需要，南京政府也曾想利用国家的力量、调集资源，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并设计出一些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有的也付诸实施了。然而由于政府的主要经费都用于为稳固统治的军事政治斗争上去，经济建设计划由于缺乏资金大多流产了。如实业部在孔祥熙等人主持下，曾制订一系列发展计划，但由于资金无从着落，成效极微。又如1935年，全国资源委员会提出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拟在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建成一批发展煤炭、金属矿业、油料、重工业厂矿企业以作军事建设之用。需要资金二亿七千万元。这是蒋介石授意下的一项重要计划，却也因为资金的无从着落而成效甚微，直到抗战爆发只建成三个新厂。
总之，南京政府由于政治上的独裁性质，决定了它无法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设计出一套良好的体制，创造出有利的自由竞争环境，也决定了它没有多少资金可投入经济的改革和建设。南京政府统治二十二年，在经济上最突出的迹象是培育出一个官僚资本集团，民族资本的处境则每况愈下。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一发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更使民族资本呈现出百业萧条的景象。《剑桥中华民国史》对民国时期的经济奖况作如下评论：“19世纪末，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弱小的近代工业和运输业……但在1949年前，其影响微乎其微……经济上的困顿……已成为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15〕一个在现代经济变革中无所作为的政府，一个无法为公众谋求福利的政府，必将难以拥有民心。四十年代后期，随着维护独裁统治的内战的挑起，经济终于走向全面崩溃，无法照常生产生活下去的人们，最终抛弃了这一政府。
四
农村变革问题是南京政府所面临着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农民们对于民主宪政、工业化等问题或许没有多大的兴趣。然而，对于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土地问题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与关注。他们评判一个政府合法与否，主要标准是能否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摆脱豪强劣绅对他们的欺压与掠夺。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南京政府同样是无能为力的。这也就注定了南京政府必然会失去了对广大农村的有效控制与利用，失去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支持力量。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安危，关系到政府能否合理调配农村资源用于推动现代化建设。
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专门设计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方案，旨在通过政府力量的干预，征收土地税，限制地主多占土地、征收地主多余土地贷与农民，减租等办法，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曾在国共合作期间动员了千百万农民投入国民革命浪潮，成为他们心目中比较理想的摆脱困苦的良方。南京政府标榜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也就不能不在这一问题上有所表示。而眼看着真正继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中共在广大乡村开展土地革命，深获农民拥戴的事实，为与中共争夺乡村，南京政府更不能无动于衷。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变革，可为国民政府带来滚滚财源以充实军费开支。1932年，蒋介石在谈到土地改革问题时曾说：“常闻土地专家谈论，我国土地如果实行清丈后，田赋收入，比较现在可望多20倍，即每年可望收入20万万元，岂不是于国家财政大有裨益。”〔16〕基于以上各项，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开始，南京政府在乡村开展了一系列局部的土地变革运动。
南京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主要有：自三十年代初开始，以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为口号，在一些地方试行土地清丈整理，田赋整顿，以及通过减租确立合理的租佃关系，征收地主超额土地，对无主或国有土地进行有偿分配，通过分期偿付地价确立农民土地所有权，二五减租等。国民政府为此也颁布一系列解决土地问题的法令办法，并且在六大和抗战后的《中华民国宪法》上对耕者有其田予以广泛“郑重”的许诺。确实想有所作为一番。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封建地主性质，由于地方豪强勾结土地官员进行有力的抵制，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的极端薄弱，国民政府土地改革方案大多流于空谈，始终无所收效。
因为土地改革危及地方豪强的利益，他们必欲千方百计予以抵制，而其办法便是勾结地方官员共同破坏。这些推行变革的地方官员或者由于自身便是地方豪强，占有大量土地，或者由于得到地方豪强的好处，于是双方很自然地勾结起来了。他们共同对付上面的政策，瞒上欺下，以隐田、谎报、撤佃等办法拒绝纳税、减租等等。农村改革法令常常因此化为乌有。政府的法令、规章“往往传到省政府时打了一个折扣，传到县政府时再打一个折扣，落到区乡长的手里的时候，便已所剩无几……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政治组织充满着豪绅封建势力，很难希望它来忠实地执行反封建的改良政策。”〔17〕对于地方官绅与豪强的抵制，政府无可奈何，而农民更是上诉无门。1946年12月，国民党第八绥靖区政治部主任接到下属的一封电报说：“本年地租地主不特不奉行二五减租办法，除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外并追算历年来未对半分租之旧帐……再查各地方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于是二五减租办法瓦解……佃农无权无势，虽不服亦不敢上诉。”〔18〕此类现象实为普遍现象，不足为奇。总之，由于地方的抵制，国民政府农村改革政策始终无法得到贯彻执行。农村的面貌并没有改变，地主的土地占有有增无减，农民地租负担依旧沉重。
国民政府也深知，欲使中央政令得以有效推行至广大乡村，必须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但，由于地方势力的庞大及其盘根错节，而无计可施。“长期存在的大批有钱有势的地方使复兴中央集权的努力更加复杂化。正在振兴的中央政府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控制，自当扫除一批恶势力，但它发现，它对哪一个也奈何不得。〔19〕中央政府向农村渗透势力，施以有效控制的失败，注定土地改革条令无法得到实施。
农村变革的失败，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应有的巨额土地税，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收揽民心”计划落空。
与国民党土地改革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在根据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土地革命，通过减租减息、征用地主多余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等政策，中共在根据地里真正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构想。得到土地的农民，最终被中共广泛动员起来，聚集在革命阵营里，成为埋葬南京政府的巨大革命力量。
总之，政治民主化变革的失败，经济自由化变革及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步履蹒蹦，农村变革的无疾而终，致使南京政府失去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到四十年代末，随着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南京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已丧尽。长期在国民党政权中占据要津的李宗仁对此深有体会也是必然的。因此，当他在美国支持下决意竞选副总统以图最终取代蒋介石时，利用对变革的许诺来获得支持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然而，为时已晚，摧毁南京政府的隆隆炮声早已响彻中华大地，社会公众早已把实现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注释：
〔1〕〔10 〕参见拙作《政治民主化流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载《华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 〕王捷三：《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琐记》见《新桂系纪实》下册第90页。
〔3 〕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名的经过》见《新桂系纪实》下册第96页。
〔4〕〔19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654页。
〔5〕有关南京政府的阶级基础问题， 美国一些著名学者所持观点甚至比我国学者还激进。小科布尔引用易劳逸、费龙史密斯等人的观点评道：或许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主要依靠其军事力量而独立自在的力量。国民党政府的法统只是为了它自己的成员的利益而服务，南京政府的政策只图谋取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至于除它以外的任何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完全不管的。见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6〕弗兰·帕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111 —112页。
〔7〕孙中山：《建国方略》第六章， 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4—205页。
〔8〕参见徐芳：《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338页。
〔9〕《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第175页。
〔11〕〔12〕引自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9 页，第302页。
〔13〕〔14〕〔1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页，124页，874页，32—33页。
〔16〕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654页。
〔17〕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58页。
〔18〕《关于“收复区”地主还乡清租倒算的情况》国民政府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档案。
（本文为国家社科规划课题《通向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论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的研究成果之一）
标签：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孙中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宪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