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如何影响工业行业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人民币论文,工业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2005年7月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的名义和实际汇率都出现了显著的升值幅度，许多研究开始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用，而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就业市场影响的关注尤为突出。工业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部门，产出和就业决定不仅具有较高的国际贸易依赖度，并且作为吸纳非熟练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部门，更容易受到汇率变化的直接冲击。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工业行业的就业产生影响作用？汇率变化通过何种渠道和机制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作用？汇率变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作用大小主要取决于那些行业特征和市场竞争因素？明确上述问题对于评估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就业的具体影响大小和机制，调整产业政策减轻汇率升值对就业市场的负面冲击，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层面上，汇率变化通过贸易渠道对就业水平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汇率变化通过出口渠道影响销售收入和出口价格水平，进而对总产出和就业水平产生影响；二是汇率变化通过影响进口中间要素的成本和价格以及影响进口最终产品的价格和总支出，进而对总产出和就业水平产生影响作用。由于进口中间要素和最终产品对国内的产出和生产要素既可能产生竞争替代效应也可能产生互补效应，因此汇率调整可以同时通过进口竞争和进口中间要素投入渠道对国内的就业水平产生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已有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探讨汇率变化通过进口渠道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作用时，多数情况下只强调汇率变化通过直接影响进口中间要素成本和间接的进口竞争渠道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进而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往往忽略汇率变化通过影响进口最终产品的方式对国内就业市场产生的直接竞争效应。相关的经验研究结论多数也表明：随着进口中间要素投入率的提升，汇率升值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会显著下降，即进口中间产品投入与国内的产出和就业主要表现为互补关系，汇率升值通过降低进口中间产品成本会对就业产生促进作用（Goldberg & Tracy，2001； Campa & Goldberg，2001； Nucci & Pozzolo,2010），从而显著抵消汇率升值导致出口下降对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作用。与此相反，Revenga（1992）和Grourinchas（1999）的经验研究却表明，汇率变化通过进口竞争渠道同样会对就业产生显著而又重要的负面影响作用。但多数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强调和检验汇率变化同时通过进口中间要素和进口最终产品渠道对就业水平产生的总效应。与已有的理论分析框架不同，本文同时考虑了汇率变化通过影响国内价格、出口价格和收入、进口最终产品价格和支出、进口中间要素价格和支出渠道从而对就业产生的影响，系统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通过行业总体的进口渗透渠道对就业的影响。
汇率变化同样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对非贸易品部门的就业产生影响。一方面汇率升值会导致贸易品部门进口中间要素成本下降，非贸易品部门同样会从中受益降低生产成本，促进非贸易品部门就业的增加；不仅如此，汇率升值还会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价格和利润水平会上升，导致生产要素从贸易品部门向非贸易品部门转移，同样可能会促进非贸易品部门产出和就业的增加（Gold-berg et al.，1999； Moser et al.，2010）。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产出关联效应，汇率升值导致贸易品部门产出和就业水平的显著下降同样也可能会导致非贸易品部门产出和就业水平的显著下降（Chen & Dao,2011）。因此，汇率对于非贸易品部门的就业影响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已有的理论研究主要从贸易开放、市场竞争结构、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和调整成本角度探讨了汇率变化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用（Campa & Goldberg，2001； Alexandre et al.，2009； Nucci & Pozzolo，2010； Alexandre et a1.，2010）。具体到中国的现实状况，首先，国有行业和私营行业对贸易的依赖度远低于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并且国有工业部门中相对于私营和外资工业部门可能存在更多的非贸易品部门。①其次，从市场竞争结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国有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要远低于私营和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部门，②净利润和相对价格水平的波动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的产出和就业造成更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国有行业相对于私营行业正规就业的比重更高，就业和工资决定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于私营部门较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和调整成本可能会更高；并且由于体制性原因，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相对于私营和外资较弱，从而国有企业对利润和市场价格变化的敏感度较低（Buckley et al.，2007； Hale & Long，2008）。因此，如果单纯从市场竞争角度分析，国有工业部门对实际汇率和价格的变化应该更为敏感，但从劳动力市场刚性以及制度性因素分析，国有行业就业对于汇率的调整敏感性应该相对较低。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力市场制度存在的显著差异特征，本文将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劳动力市场制度）通过影响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纳入了理论分析框架，检验了实际汇率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与行业所有制结构之间的系统性关系。
经验层面上，关于实际汇率变化能否对总体的净就业水平产生重要且显著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对不同的国家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性。Branson & Love（1988）、Revenga（1992）、Dekle（1998）、Galindo et al.（2007）、Leung & Yuen（2007）从产业层面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实际汇率变化会对净就业水平产生显著且重要的影响；而Goldberg & Tracy（2001）、Campa & Goldberg（2001）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汇率变化对净就业水平的影响很有限，但会引起工资水平更大的调整。考虑到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实际汇率变化在产业内部可能同时引起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效应，从而实际汇率变化对行业层面的净就业效应并不显著，但在企业层面汇率变化仍然会对其净就业产生显著重要的影响作用（Nucci & Pozzolo,2010）。尽管如此，Klein et a1.（2003）、Colantone（2006）、Alexandre et al.（2009）、Moser et al.（2010）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却表明，汇率变化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较强的就业创造或者就业损失效应，实际汇率变化仍然会对产业部门的净就业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同样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万解秋和徐涛，2004；Ping,2007； Chen & Dao,2011），但已有的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就业市场影响的研究主要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分析宏观汇率变化对就业市场的总体影响，缺乏较为严格的理论框架和微观企业或者细分的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同时由于不同行业产品贸易来源地和目的地存在显著的差异，直接采用单一的宏观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无法较为准确地反映不同行业产品在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变化状况，而已有的基于企业和行业层面分析的多数相关研究都强调了采用产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重要性。基于上述因素考虑，本文构建了人民币在三位码工业行业层面的月度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结合中国详细的四位码的工业行业数据，从细分产业层面评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通过不同渠道对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在短期和长期的动态影响作用，考察了实际汇率变化对不同特征产业部门净就业水平影响作用的差异性。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与已有的理论分析不同，本文同时考虑了汇率变化通过影响进口最终产品价格和支出对国内的总产出和就业水平产生的进口竞争效应。设产业部门中具有代表性的贸易厂商，在不考虑劳动力调整成本的条件下，其利润函数（π）为：③
结合式（5），最优劳动需求相对于汇率变化的弹性表达式可以简化表述为：
已有的研究表明：汇率调整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
除了与进口渗透率成比列关系之外，还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Alexandre et al.，2010）。结合本文前面的分析，一方面行业的所有制结构特征能够较好地反映工业行业劳动力市场制度层面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不同所有制特征的企业对市场相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因此理论上中国工业行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同样会对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产生影响，进而间接对汇率变化对劳动需求的作用产生影响。这里假设行业的进口渗透率和所有制结构变化对汇率的国内价格传递效应同样都存在线性的比列关系，即
其中
分别表示比列系数，M表示行业的总体进口渗透率，Own表示工业行业的所有制结构特征指标，可以用不同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占全部工业行业企业的相关比重来反映不同工业行业的所有制结构特征。因此，式（7）进一步可以表达为：
式（8）明确地显示：（1）出口开放度（θ）和最终产品进口渗透率（p）的增加，汇率升值对劳动需求的负面影响会提升。（2）进口中间产品投入比列（1-α-β）增加，汇率升值对劳动需求的正面促进作用会提升。（3）总体的进口渗透率M与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取决于进口渗透与国内的产出是竞争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同样基于前面相关的理论分析行业的所有制结构与汇率调整对劳动力需求影响之间同样具有不确定性。（4）随着行业劳动密集度（α）的增加，汇率升值对劳动需求的负面影响会下降，原因在于：随着劳动密集度的增加，汇率升值会导致国内资本品相对于进口资本品的相对价格显著上升（劳动的边际报酬增加），促使厂商更多的采用进口中间资本品替代国内中间资本品的投入，降低进口中间资本品对劳动要素的替代。（5）随着厂商市场势力（或者平均利润）的增强（
），实际汇率升值对劳动需求的负面影响会相应下降。
显然，汇率变化还可以通过总体的进口渗透渠道
对国内价格产生间接传递效应对劳动需求产生影响。由于总体的进口渗透渠道同时涵盖了进口中间产品和进口最终产品的渗透，同样可以采用进口渗透率来表示汇率变化通过进口渠道对劳动需求总体的直接影响作用，即
，因此式（8）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式（9）中，行业总体的进口渗透率M同时考虑了汇率辩护通过间接影响国内价格水平、直接影响进口中间投入投入比列和直接影响最终产品进口比率对劳动需求的产生的影响作用。
考虑到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和厂商之间的流动，同样需要引入劳动力的供给决定方程来求解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就业水平。为简化分析，这里主要参照Klein et al.（2003），假设行业的劳动力供给水平随着本行业工资水平的增加而递增，但与其它行业的工资成反比例关系：
式（10）中，W*表示其它部门的工资水平，ε表示劳动供给对不同部门工资变化在产业之间的弹性系数，
表示劳动供给对相对工资变化总体的弹性系数。
同时结合式（4）、式（9）、式（10），进行对数线性化假设和处理之后，⑥可以得到在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条件下的劳动需求与实际汇率关系的简约表达式为：
其中，Y表示总销售收入水平，LnZ表示变量Z的自然对数形式，
是变量对应的系数。
三、经验方程、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经验方程和变量的定义
依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考虑到劳动需求的动态调整过程，可以确定如下的动态劳动需求经验回归方程：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厂商就业水平和其它生产要素的投入不仅取决于当期和之前的汇率变化情况，还可能受到未来预期汇率变化的影响。和大多数相关研究文献一样，这里主要考虑实际汇率的持久性变化（长期变化）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作用，为了得到人民币在不同产业层面实际汇率的持久性随机变化，这里采用Hodrick-Prescott方法对不同产业层面的月度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进行滤波处理，剔除掉实际汇率指数中的周期性非随机变化部分。因此，这里的年度变量
表示根据不同行业月度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持久性随机变化部分计算得到的产业层面不同年份的平均实际汇率变化指标。
表示扣除工业行业i之后，其它工业行业的实际平均工资水平；⑦
表示行业变量差分后仍然可能存在的个体效应；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用来控制不随产业特征变化的宏观经济变量。
由于经验回归方程式（12）中存在出口开放、进口渗透、行业所有制特征分别与实际汇率变化的交叉项变量，同时第二节的理论分析也明确显示行业的市场势力强弱（或利润水平高低）同样会对厂商的劳动需求产生影响，为了更为明确地评估实际汇率调整通过不同渠道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以及考察市场势力强弱与工业行业就业之间的关系，这里在经验方程中同时单独控制了上述影响因素对就业的影响，⑧经验回归方程进一步扩展为：
2.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2001—2009年中国456个四位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中的工业行业统计数据库，包括全部、国有、私营、港澳台及外商直接投资等7种所有制形式分行业的相关数据。本文计算产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指数采用了中国与51个贸易伙伴1997—2010年的双边产品贸易数据（按海关协调制度HS分类的四位码共1250种产品）全部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和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ITS），为了将进出口贸易产品层面数据归类到中国工业行业对应的进出口数据，本文参照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与国际产业标准分类对照表、国际产业标准分类与海关协调制度贸易分类对照表（Jon Haveman）⑨、HS贸易产品分类和中国工业行业分类标准对照表，将四位码分类的HS进出口贸易产品编码和163个三位码工业行业编码进行了对照归并，⑩由此得到了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在不同工业行业的双边进出口贸易额。
表1（见下页）给出了本文经验分析采用的中国工业行业相应指标在2001—2009年描述性统计结果，不同变量指标的平均值和分位值都显示：外资企业在资本密集度、净利润率以及出口开放度指标相对于国有和私营工业企业都显著较高。国有工业部门的净利润率、出口开放度低于私营工业部门，但国有行业的资本密集度等指标相对于私营行业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分析16个三位码工业行业月度实际有效汇率经过滤波后不同组成部分的变化状况，可以发现：不同行业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致在2005年7月汇改前后变化趋势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逆转，但汇改前后不同行业的实际汇率变化幅度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显然采用行业层面的实际汇率指数相对于单一的宏观实际汇率指数更能够准确地刻画不同行业相对价格变化状况的差异性。尽管本文研究采用的样本时间跨度较短，但不同行业的实际汇率在样本期内却都发生了非常显著的调整和逆转，因此基于细分产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同样对于系统考察和评估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的影响作用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分析基础。还可以发现：不同行业月度实际有效汇率的组成绝大部分体现为实际汇率持久性的随机趋势部分，不同行业实际汇率的非随机性变化的方差占总体实际汇率变化的方差均不超过10%。（11）
四、经验回归结果分析与解释
由于经验回归方程中劳动需求滞后变量以及其它可能的内生变量与误差项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从而会对变量估计系数识别带来偏差，通常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方程进行经验识别。同时由于系统GMM估计方法相对于差分GMM估计方法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有效性（Arellano & Bover,1995； Blundell & Bond，1998），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经验方程的参数进行识别。由于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这里采用较为稳健的Hansen过度识别方法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为了明确系统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参数估计是否具有一致性特征，同时需要对误差项的二阶自相关性做检验。在经验方程识别过程中，对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设定的有效性同样分别作了Hansen和差分检验。（12）
1.出口开放、进口渗透、市场竞争结构及劳动密集度与实际汇率变化对净就业水平影响估计
表2给出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通过出口开放、总体的进口渗透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的估计。表2第1列的估计仅控制了劳动需求滞后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实际汇率变化与出口开放度交叉项变量的回归参数为显著负值，表明随着行业出口开放度的增加，实际汇率升值对工业行业净就业的负面影响作用会显著增加，实际汇率变化与进口渗透率交叉项的估计参数同样为负值但不显著。由于行业的劳动需求同样可能对行业总销售收入和行业之外的平均工资水平产生反向的影响作用，表2第2列的估计同时控制了劳动需求滞后、行业总销售收入以及其它行业工资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交叉项变量参数的估计结果均为显著负值，表明汇率升值除了通过出口开放渠道会对工业行业就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之外，汇率升值通过总体的进口渗透渠道同样会对工业行业就业产生显著的负面进口竞争效应，依据交叉项估计参数以及出口开放和进口渗透滞后变量的均值，可以大致估算得到：控制其它变量之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0%，直接通过出口开放和进口渗透渠道对工业行业当期净就业的负面影响作用约为2.66%（短期效应），考虑到劳动需求的滞后调整影响，实际汇率升值10%对净就业的负面影响作用约为3.75%，其中通过出口开放渠道对净就业的负面影响约为2.15%，通过进口竞争渠道对净就业的负面影响约为1.60%。（13）
为了检验实际汇率调整对不同市场势力强弱产业净就业水平影响作用的差异，按照不同行业销售净利润率的平均值，表2中的第3列和第4列分别考察了实际汇率调整对高利润和低利润行业净就业的影响。所有交叉项变量的回归参数仍然显示实际汇率升值无论通过出口开放还是进口渗透都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作用，但在低利润工业行业汇率升值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且作用更大，特别是通过进口渗透渠道，汇率升值对低利润部门的净就业的负面影响要显著高于高利润产业部门，显然这与第三节的理论分析结论是一致的。根据估计参数的结果和不同利润部门的出口开放度和进口渗透率，同样可以估算得到：控制其它变量后，在低利润率部门，实际汇率升值10%对当期净就业负面影响约为3%，考虑到就业的滞后调整，在长期相应的负面影响约为4.25%；而在高利润率部门，估计参数显示就业没有显著的滞后调整效应，汇率调整在短期和长期对净就业的影响并无显著区别，实际汇率升值10%，高利率部门的净就业水平约会下降1.13个百分点。为了更明确检验行业的市场竞争结构与汇率调整对净就业水平影响作用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关系，依据第三节的理论推导，汇率调整对净就业水平的影响作用与行业的市场势力强度成反向关系，而市场势力强度与净利润水平表现为正向关系，因此这里采用行业的净利润反向变化（
）指标来体现市场势力的反向变化，利用同时包括市场势力的反向指标、贸易开放度、实际汇率的交叉项变量来考察汇率升值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同时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利润率降低，上升）和贸易开放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强。（14）表3（见下页）中的第1列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交叉项变量的估计参数同时都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值，经验结果进一步明确了汇率调整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与行业的出口开放、进口渗透以及市场竞争结构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关系，汇率升值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会随着出口开放度扩大、进口渗透率增加以及行业市场竞争的加剧而显著增强。（15）
按照第三节的理论推导，汇率变化同样可能与厂商的劳动投入密集度可能存在系统性关系。由于汇率调整对净就业的影响与行业的劳动密集度同样为反向的关系，因此这里同样采用行业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反向指标（1-
）来反映要素密集度的反向变化，为劳动要素报酬占总产出值的份额，这里采用各行业工资总额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依据理论推导的表达式，这里同时采用包括劳动要素密集度反向变化指标、贸易开放度、实际汇率变化的交叉项来考察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与劳动投入要素密集度的系统性关系。表3中第2列相应的交叉项变量的参数回归结果同样呈现显著的负值，表明随着行业劳动投入要素比重的降低（1-增加），出口开放度和进口渗透率的上升，汇率升值对净就业的负面影响作用会显著上升，显然这与理论分析结论以及表2中相关的经验回归结果是完全吻合的。不仅如此，第三节理论推导的表达式显示劳动要素密集度和市场势力强弱与汇率变化对就业影响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可能是同时存在的，为了进一步检验理论推导的结果和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按照第兰节的理论推导的式（11），表3中的第3～5列的回归方程加入了行业的密集度和市场势力总体的反向指标（即：
、出口开放度、进口渗透率及实际汇率共同产生的交叉向变量，相关的经验回归参数仍然都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负值，进一步表明实际汇率升值对工业行业就业的负面影响作用与行业的劳动要素密集度、市场竞争结构、贸易开放度存在十分稳健的系统性关系，同时也表明表2和表3的经验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的结论能够很好地吻合。（16）同时表2中估计结果的检验表明：所有回归方程误差项均不存在显著的二阶自相关性，不能拒绝工具变量和外生变量的设定都具有有效性的原假设，表明上述的估计参数都具备有效性和一致性特征。
同时依据表2和表3的交叉项参数回归结果并且结合组成交叉项各变量的平均变化值，可以估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对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的弹性系数，估算结果显示：在控制其它变量不变情况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0%在短期最低会造成净就业水平下降约2.6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劳动需求的滞后调整影响，长期会造成经净就业水平最高下降大约3.9个百分点。
2.所有制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对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的影响
基于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同样在经验层面考察了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差异与实际汇率调整对工业行业净就业影响作用之间的系统性关系。表4经验回归在表2相关回归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了行业所有制结构的单独变量，以及行业所有制结构变量与实际汇率变化产生的交叉项变量。
这里重点考察所有制变量及相关交叉项变量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和第2列主要考察工业行业国有比重的变化与实际汇率调整对就业影响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工业行业中国有比重（SOE）增加本身会对工业行业的净就业水平产生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和重组造成大量国有企业逐步退出市场存在密切关系。第1和第2列交叉项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工业行业国有比重的增加会显著增强汇率升值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作用；第2列同时控制了行业出口开放、进口渗透、国有比重分别与实际汇率之间更多的交叉项变量，回归结果仍然表明实际汇率升值对净就业的负面影响作用会随着出口开放度、进口渗透率以及国有比重的增加而提升，但由于交叉项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进口渗透率与实际汇率的交叉项变量估计参数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17）表4中第3和第4列考察了私营企业比重变化与汇率调整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控制了其它变量基础上，私营企业比重变量（PRT）本身的回归参数均不显著，表明工业行业中私营企业比重的变化本身并不会对工业行业的净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交叉项变量的估计显示：出口开放度、进口渗透率分别与实际汇率的交叉项估计参数都呈现为显著的负值，与表2相应的回归结论完全一致，但私营企业比重与实际汇率的交叉项所有估计参数均不显著，表明私营企业在工业行业比重的变化与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系统性关系，这也同时意味着实际汇率调整对全部工业行业和私营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的影响作用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别。表4中的第5和第6列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比重变化与汇率调整对工业行业净就业影响作用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它变量后，（18）外资企业在工业行业比重（FDI）的增加会对工业行业的净就业水平产生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第5和第6列同时控制了进口渗透率、外资企业比重分别与实际汇率变化的交叉项变量，其中外资企业比重和实际汇率交叉项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显著的负值，表明随着外资企业在工业行业比重的提升，汇率升值对工业行业的负面影响作用同样会显著地提升。（19）
为了进一步检验表4中经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将表4中影响汇率变化对就业影响的贸易开放度、行业所有制结构滞后变量及其相应的交叉项变量全部替换为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平均值进行回归分析，相关交叉项的回归结果仍然稳健的显示：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比重较高的工业行业，实际汇率升值对净就业的负面影响也显著较高，私营企业在工业行业的比重与实际汇率变化对净就业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关系。（20）
显然，上述的结论并不支持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存在较高的就业刚性的假设，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不仅会对国有行业的就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国有行业相对于私营行业对于实际汇率的变化反应更为敏感。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过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和重组，就业的市场化程度本身越来越高，同时由于大多数国有工业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和经营业绩明显低于私营行业，而私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应对市场竞争的空间和灵活性更强，实际汇率升值通过加剧市场竞争的方式本身会导致更多生产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从而国有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显著下降。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在工业行业的比重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也从侧面反映了上述现象。另一方面，正如本文第三节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国有行业产出投入的资本密集度要显著高于私营行业，按照本文第二节的理论分析，实际汇率升值会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就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要素边际报酬相对于国内资本品要素的边际报酬较高，汇率升值会降低进口中间资本品相对价格，导致厂商更可能采用进口资本品替代劳动生产要素；相反在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汇率升值更可能导致厂商采用进口资本品替代相对价格较高的国内资本品，减少对劳动生产要素的替代。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相对于私营行业的净就业水平相对于实际汇率调整同样更为敏感，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的贸易开放度远高于私营行业，实际汇率升值通过出口开放和进口渗透会对外资工业行业的净就业水平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作用；同样，外商直接投资行业产出的资本密集度也远高于私营行业，因此从汇率调整引起要素替代的角度来看，实际汇率升值同样会对外资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21）上述经验结果同样表明：尽管私营和外资行业相对于国有行业都具有较高的利润水平，但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在更大程度上引起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就业市场的调整，私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调整产出结构和非劳动要素投入应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的冲击，而随着汇率的升值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和利润空间的降低，国有企业则更可能被迫选择退出。
五、结论及政策涵义
本文的研究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会对中国工业行业的就业市场产生显著且重要的影响；实际汇率升值不仅会通过出口开放渠道对中国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样会通过进口竞争渠道对净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控制其它影响因素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0%会造成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下降大约2.6～3.9个百分点。国有和外资工业部门相对于私营工业部门，其就业水平对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
上述的理论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逐步提升国有工业部门市场竞争力水平，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水平，降低工业行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引导出口导向型FDI逐步转向国内市场导向型投资都会有效地降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工业行业就业市场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冲击作用。其次，促进工业行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会引起实际汇率升值对劳动要素就业替代效应的增强（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增加），但在长期也同样有助于工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因此一方面仍然需要继续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稳步发展，这不仅直接有助于促进大量非熟练劳动力就业水平的增长，而且本身也会有效降低实际汇率调整通过要素替代方式对工业行业就业市场产生的负面冲击效应；另一方面，努力推动工业企业产出结构的多样化和产品技术附加值的逐步提升，增强国内工业部门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及产品的市场定价能力，不仅可以有效抵消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就业市场的负面冲击效应，而且对于保持就业市场总体的稳定和促进就业机会增加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本文仍然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和扩展：首先，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实际汇率变化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理论和经验分析仍然主要集中于探讨实际汇率对贸易品部门就业的影响，而人民币对非贸易品部门的就业同样重要，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同样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次，数据条件所限，在考察汇率通过进口渠道对就业的影响方面，主要强调了汇率通过总体的进口渗透对就业的影响，由于加工贸易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经验层面区别考察汇率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行业的就业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第三，汇率变化不仅会对净就业水平（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产生影响，同样会对劳动力在产业内部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产生重要作用，需要基于微观企业或者厂商层面且时间跨度更长的面板数据，考察汇率调整对劳动力在产业内部甚至在企业内部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加全面地认识汇率变化对中国就业市场产生的影响。
①尽管无法获取分所有制行业进口数据，但对2001—2009年中国456个四位码国有、私营及外商直接投资工业行业的出口统计结果显示：国有行业的平均出口开放度为9.7%，其中258个行业存在出口值为零的现象；私营行业平均出口开放度为12.7%，共有101个行业存在出口值为零的现象；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的平均出口开放度为35.2%，仅有36个行业存在出口值为零的现象。
②对2001—2009年不同所有制四位码工业行业的平均净利润水平统计结果显示：国有、私营、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的平均净利润水平分别为：-1.40%，5.32%，6.09%。
③这里采用局部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是针对汇率变化对代表性贸易企业的就业影响作用的探讨，尽管相关的分析方法和结论也可以推广到非贸易品部门，但采用上述框架并不能完全涵盖汇率变化对非贸易品部门企业的就业影响的具体机制和渠道，理论上需要考虑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相互作用的均衡分析框架考察汇率变化对非贸易品部门就业的影响。
④具体的推导过程这里省略，如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⑤这里的出口价格、进口中间要素价格以及进口最终产品价格均为以外币表示的价格。
⑥为了得到更为直观简约的表达式，参照已有的相关研究（Campa & Goldberg,2001; Nucci & Pozzolo，2010）这里的推导对式（4）进行了直接的对数线性化假设和处理，具体的推导过程省略，如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⑧由于在交叉项中这些变量是水平形式，为了保持一致性也便于体现交叉项回归的经济含义，这里控制的单独变量也采用了水平变量形式；这些单独控制的变量同样也可以采用差分的形式，回归的结果表明：无论这些单独控制的变量采用水平还是差分的形式均不会对交叉项系数产生很大影响。具体的验证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⑨http://www.macalester.edu/research/economics/page/haveman/Trade.Resources/tradeconcordances.html.
⑩详细的HS四位码贸易产品分类编码和三位码工业行业编码对照表可以向作者索取。
（11）具体分析过程可以向作者索取。
（12）这里的估计采用了Stata（版本12.1）命令xtabond2，估计方法的原理和参数检验的相关详细说明请参见Roodman（2009）。
（14）同时采用三个变量或者更多变量产生的交叉项进行验证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明确汇率对就业的影响究竟是通过其中一种渠道产生作用还是同时通过两种甚至更多种渠道而产生作用的？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点。事实上，表3的验证是在表2的基础上进行的，经验论证都采用逐次递进的方式进行验证，便于观察结果的稳健性；其次，对于采用三个或者更多变量产生的交叉项变量同时对其进行了反向的验证，即利用这些指标的反向指标产生交叉项再次进行反向验证，回归结论很好地支持了理论推论的结论，具体内容和相关的研究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第三，采用三个变量或者更多变量产生交叉项验证主要是为了保持与理论推导的结论的形式一致。
（15）将交叉项的出口开放度、进口渗透率滞后变量均替换为不随时间变化你的相应平均值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仍然与表2中相应的结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表明回归的结果就有良好的稳健性，具体的回归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16）这里没有将样本分别拆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分别进行验证主要原因：已有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本文第二节的理论分析框架都表明：随着劳动要素在产出投入的比重增加（即劳动密集度增加）汇率调整的就业影响作用是降低的，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利润率降低）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作用是增加的，但很多情况下劳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通常又是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且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所以汇率调整通过要素替代方式和市场竞争渠道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影响作用是相反的并且是相互交错同时产生的，因此将样本简单拆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分别进行回归对比分析并不严谨，因为无法区分汇率调整究竟是通过要素替代渠道还是通过市场竞争渠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就业影响产生作用。
（17）表3中交叉项变量ΔLnREER*IMS与ΔLnREER*SOE之间存在显著且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5。
（18）考虑到出口开放度变量（EXS）和外资企业在工业行业的比重（FDI）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657，为了避免共线性问题的干扰，这里在考察外资企业在工业行业比重变化对净就业的影响作用时未控制出口开放度变量以及出口开放度与实际汇率交叉项变量。
（19）交叉项变量ΔLnREER*EXS与ΔLnREER*FDI之间存在显著且很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58。
（20）篇幅所限，这里未列出相关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果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相关的经验结果。
（21）为了验证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基于理论分析基础，利用所有制变量、贸易开放度变量与汇率变化变量共同产生的交叉项变量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经验结果仍然稳健地显示：随着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工业行业比重的增加，私营行业在工业行业比重减少，汇率升值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作用会显著地增强；也同样表明了：汇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就业影响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要素投入密集度、市场竞争结构以及贸易依赖度的系统性区别而导致的，并不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系统性差别而导致的。篇幅所限，相关的详细论述内容和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