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赤字论文,宏观经济论文,文献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425(2010)10-0026-10
许雄奇，男，安徽安庆人，1972年4月生。管理学博士，经济学教授。重庆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劳动经济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学科后备带头人。重庆市数量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经济评论》杂志匿名审稿专家，重庆市九龙坡区第7届政协委员。
长期讲授中级计量经济学（实验部分）、中级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分析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劳动经济学。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评论》《财经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50余篇，提交的论文3次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主持或主研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市政府重大决策咨询招标课题、重庆市社科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余项；出版专著和教材共7部；获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和二等奖各1项。
论文主要包括：《财政赤字、金融深化与通货膨胀——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1978-2002)》（《管理世界》2004年第9期）、《财政赤字与贸易收支不平衡：来自中国经济的经验证据(1978-2003)》（《世界经济》2006年第2期）。
课题主要包括：“中国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理论分析与基于Panel协整的实证研究”（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赤字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2005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提高重庆市农村社会保障能力的调查研究与对策建议”（2003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
著作主要包括：《中国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作者）、《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2005年，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参著）。
科研获奖：论文《财政赤字、金融深化与通货膨胀——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1978-2002)》，获重庆市第五次社科评奖获奖项目一等奖（唯一获奖人）。
课题“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的结题报告获重庆市第五次社科评奖获奖项目二等奖（第4获奖人）。
财政赤字是宏观经济调控中应用最普遍的一个经济变量，政府在很多时候都会应用财政赤字政策来调节国内经济。自古典经济学问世以来，财政赤字的政策有效性就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曼昆曾经说过，“最经久不衰的宏观经济争论围绕着联邦政府财政展开。在宏观经济政策的5个争论问题中，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是否应当平衡其预算赤字”。
一、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发展脉络
长期以来，各大经济学流派围绕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主要围绕财政赤字对总需求的影响而展开，少数学者也在关注财政赤字的供给效应、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以及对财政赤字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等。
自由竞争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财政赤字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从整个财政赤字理论的发展历史看，最具有革命性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主张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这种观点主宰了整个经济学界。尽管由于经济滞胀的原因，凯恩斯的赤字财政理论从1970年代开始逐步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位置，但198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完善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使该学派又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之中，并在1990年代以后，继续对一些国家制订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经济学流派有关财政赤字的看法也不尽相同(Poterba，1987)[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认为，财政赤字政策不仅无效，而且有害。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约束政府的支出规模，保持财政平衡，反对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的国债政策。货币学派对赤字财政政策也是坚决持反对态度。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无效的，其代表人物之一巴罗(Barro，1974；1989)[2]运用生命周期假说和跨时模型，用数理方法表达了李嘉图的财政赤字中性理论。供给学派认为不能仅仅根据财政赤字规模的大小来对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关键是导致财政赤字的根源是什么。为了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供给学派主张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同时实施减税的财政政策，最终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加尔和奥塞格（Gale和Orszag，2003）[3]提出的分析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和萨勒(Saleh，2003)[4]关于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综述指出，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体现在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私人消费、储蓄、经济增长、利率、汇率、通货膨胀、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上。其他的一些文献还研究了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就业或失业的影响以及财政赤字的供给效应、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财政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问题。
财政赤字究竟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阻碍经济发展，在国内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国内理论界对此问题大致有三种主要观点（斯文，2004）[5]：一是财政赤字有害论，认为财政赤字必然损害经济发展；二是财政赤字无害论，认为财政赤字只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经济增长；三是适度财政赤字论，认为财政赤字是否影响经济发展，关键要看财政赤字的规模，不能绝对地说财政赤字有害或财政赤字无害。政府和学术界普遍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成效是显著的，但同时，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张也引起了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和警惕，财政风险也在累积与加大。
尽管各经济学学派对现代财政赤字政策争论激烈，观点迥异，但财政赤字政策始终在坎坷中不断发展，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主流政策。各个学派的财政赤字理论都不能完美地解释现实，但都能够在某一方面对现实作出比较成功的解释。对于某一项政策措施的“是非好坏”评价，要看当时所处的环境条件。财政赤字是好还是不好，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一定时期社会经济运行的态势，各流派关于财政赤字的理论争议也正缘于此。因此，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来加以检验。
二、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实证研究进展
财政赤字与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私人投资、私人消费、储蓄、利率、货币供给、通货膨胀、贸易赤字、汇率、就业或失业等）之间的关系，是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大量的实证文献检验了财政赤字和有关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Saleh，2003)[4]。
（一）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
经济学理论将公共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定义为：“财政赤字不至于引起债务和货币对GDP的比例日益增长，从而不堪重负”。具备可持续性是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的前提，因此分析财政赤字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前提是判断财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续性。
国际上研究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主要有两种方法(Hamilton，1986)[6]：一是利用关于公共部门偿债能力的会计方法测算可持续财政赤字水平。如果基本财政赤字的实际值低于可持续值，财政政策就是可持续的；否则，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调整。另一种是按照新古典的偿债能力法，检验公共债务的非蓬齐博弈条件（non-ponzi-game，不能永远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或检验政府是否满足现值借款约束条件。如果政府的财政行为满足该条件，财政政策就是可持续的；否则，财政政策就是不可持续的。
弗莱文和汉密尔顿（Flavin和Hamilton，1986）检验了美国1960-1984年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平稳性，结论是二者都是平稳的，意味着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威尔考克斯(Wilcox，1989)根据现值借款约束条件对美国1960-1984年数据进行检验后认为财政政策不可持续；哈克尔和拉什（Hakkio和Rush，1991）对美国1950-1988年数据进行检验后认为，整体样本有协整关系，但是1976-1988年的子样本不然，财政政策不可持续；科塞提和罗比尼（Corsetti和Roubini，1991）对OECD国家1960-1989年数据的检验显示，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随国家的不同而有差异；阿哈迈德和罗杰斯（Ahmed和Rogers，1995）的检验显示，美国（1792-1992年）和英国（1692-1992年）存在向量(-1，1，1)的协整关系，暗示美国和英国的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安德森，华莱士和华纳（Anderson，Wallace和Warner，1986）以及拉姆(Ram，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单向Granger原因；默纳格和马洛（Manage和Marlow，1986）的实证研究则显示美国的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原因。焦尔法安等(Joulfaian，1990)对OECD16国的研究支持“税收支出相互影响假说”。巴格海斯塔尼和米克南（Baghestani和McNown，1994）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欧耶(Owoye，1995)对G7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日本和意大利，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而在其他5国，税收和支出呈现双向因果关系。本杰明(Benjamin S.Cheng，1999)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8个拉美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智利、巴西等4个国家的税收和政府支出之间具备双向因果关系，而哥伦比亚、巴拉圭等4个国家只具备从税收到政府支出的单向因果关系。尼尔斯和保罗（Nilss和Paul，1999）的研究证实印度的税收和支出间不存在协整关系(Ardagna，2002)[7]。
国内从理论上探讨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学者主要有余永定(2000)和张春霖(2000)。其中，前者提出了研究财政稳定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但考虑的因素不够全面；后者虽提出了公共部门的预算约束，但停留在传统的定性分析上。马拴友(2001)测算了中国公共部门可持续财政赤字水平，发现目前公共部门只有很小的财政赤字扩张空间，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涂立桥(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债政策仍是可持续的，但违约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加，需要适当缩减财政支出或适当提高宏观税率（马拴友，2006）。郭庆旺等(2003)根据政府跨时预算约束理论，从财政收支协整关系角度得出的结论是，1978-2001年中国的财政赤字政策是可持续的。马拴友等(2006)[8]构建了国债与利率、通货膨胀的动态稳定性分析理论框架，并利用月度VAR模型检验中国国债余额与短期利率、通货膨胀的关系，发现国债虽对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有一定作用，但影响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总体是稳定的。张长耀和胡远红（Changyao Zhang和Yuanhong Hu，2002）用1977-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其研究的样本期过短，研究结论缺乏可信度。许雄奇等(2004)[7]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技术对1950-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2)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
（二）财政赤字的国民储蓄效应
财政赤字与国民储蓄之间的关系是分析财政政策经济效应的关键所在（Gale和Orszag，2004）[9]。关于财政赤字对国民储蓄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解释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ummers，1987)。巴罗(1974)[10]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预算赤字导致的国民储蓄减少能够被私人储蓄的等量增加所抵消，财政赤字对国民储蓄无影响但增加私人储蓄，其政策含义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无效。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财政赤字的增加能够扩大就业、消费和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提高收入水平而增加国民储蓄，其政策含义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一些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会提高实际利率而增加私人储蓄，但私人储蓄的增加不足以完全弥补因财政赤字增加而引起的国民储蓄的减少；同时，实际利率水平提高，挤出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而导致国民储蓄下降，因而财政赤字增加私人储蓄但减少国民储蓄（Gale和Orszag，2003）[3]。
巴罗(1989)在考察了1983-1987年以色列的财政政策效果后发现，李嘉图等价定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即公共储蓄率的下降等于私人储蓄率的上升，因而国民储蓄率基本稳定。埃斯勒(Eisner，1994)的经验研究支持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他运用美国1972-1991年数据的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赤字增加国民储蓄，因为财政赤字刺激就业、消费及投资，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效应。
普拉德汉等（Pradhan和Upadhyaya，2001）运用美国1967-1996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私人储蓄的增加只能部分弥补由于财政赤字增加而导致的政府储蓄的下降，财政赤字增加导致美国的国民储蓄减少。拉法尔（Rafael等，2002）运用18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的结构性VAR模型的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赤字增加导致国民储蓄下降。加尔和奥塞格(2003)的实证研究认为，其他条件不变时，财政赤字增加1美元导致国民储蓄减少50～80美分。格兰里奇(Gramlich，1989)、米克森和威尔金森（Mixon和Wilkinson，1999）、伯恩翰姆(Bernheim，1989)等的研究发现私人储蓄并未随财政赤字而增加，反而下降，国民储蓄相应减少。许多学者的经验研究均支持财政赤字增加导致国民储蓄下降的新古典主义观点而拒绝李嘉图等价定理(Hayford，2005)[7]。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从财政赤字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国民储蓄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许雄奇等(2010)的实证分析认为，1978-2008年中国财政赤字和国民储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并存在从财政赤字到国民储蓄的Granger因果关系。
（三）财政赤字的名义利率效应
关于财政赤字对利率水平的影响，在经济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理论认为财政赤字增加导致利率水平上升，有的认为财政赤字增加对利率水平无影响，而有的则认为是利率水平影响财政赤字水平而非相反。有关财政赤字与利率水平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赵尚梅，2001）：可贷资金模型(The Loadable Funds Model)、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综合了可贷资金模型和凯恩斯主义观点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市场规则假设(Market Discipline Hypothesis)、李嘉图等价定理(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Proposition)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等。
埃文斯(Evans，1985；1987)、柏罗索(Plosser，1987)、维埃拉(Vieira，2004)等的实证分析支持Barro的“财政赤字中性”理论。莫迪里安尼和斯特林（Modigliani和Sterling，1990）、科门迪(Kormendi，1983)、科门迪和迈古尔（Kormendi和Meguire，1990；1995）、格雷厄姆(Graham，1995)、加尔和奥塞格(2003)、劳厄巴赫(Laubach，2003)等发现了大量证据证实财政赤字增加会提高实际或名义利率（赵尚梅，2001；Engen，2004）。埃文斯(1989)、米金农(McMillin，1986)的实证研究显示存在从利率到财政赤字的Granger因果关系。戈德斯蒂恩等（Goldstein和Woglom，1992）、巴欧米(Bayoumi，1995)的实证研究支持市场规则假设，而埃克格林(Eichengreen，1990)和阿莱斯纳(Alesina，1992)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债务的风险贴水非常小而无关紧要。斯瓦米(Swamy，1990)发现大额财政赤字与短期利率存在负向的关系；但是赫尔斯克尔(Hoelscher，1987)却发现政府支出与长期利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坦齐和卢兹（Tanzi和Lutz，1991）也认为较大的预算赤字导致了利率水平的上升(Brook，2003；Dai Qiang，2004)[7]。
国内学者多通过定性分析或根据统计分析来判断财政赤字与利率的关系，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积极财政政策提高了利率水平的学者比较多。曾令华(2000)认为，实际利率上升与它对非政府投资的某些抑制作用不能说明政府支出扩张有“挤出效应”，只是说明利率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刘溶沧、马拴友(2001)[11]利用中国1984-199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是中国的财政赤字、国债规模没有产生挤出效应，不但财政赤字没有使利率上升，而且财政投资也未挤出私人投资，目前不存在财政赤字抬高利率的因果关系。但其研究方法仅为简单的OLS回归，尚需更严格的计量分析来提供实证支持。郭庆旺(1993，2002)认为，利率管制使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杨君昌(2002)也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对利率几乎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但是，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赤字提高利率水平进而产生挤出效应。张帆(1999)的研究认为，由于中国近几年来实际利率在上升，挤出效应必然存在。余永定(2000)认为，大量国债的发行将导致利息率的上升并迟早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净挤出效应从而降低财政支出的乘数作用。章晟(2003)也认为，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许雄奇等(2008)[7]认为，1978-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名义利率水平提高，不能完全忽略和否认财政赤字增加对名义利率水平的影响。
（四）财政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
一般而言，当出现财政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财政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3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财政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关于财政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yca，2003)[12]。
阿克塔尔和威尔福德（Akhtar和Wilford，1979）、朗利和威尼特（Laney和Willett，1983）、阿肯和米勒（Ahking和Miller，1985）、德拉维(Deravi，1990)、塔勒和德弗罗（Tanner和Devereux，1993）、瓦姆沃卡斯(Vamvoukas，1998)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现正相关关系；米克米林和伯德（McMillin和Beard，1980）、乔莱斯(Joines，1985)、巴恩哈特和达拉特（Barnhart和Darrat，1988）、古利(Gulley，1994)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Vamvoukas，1998)[13]。
据测算，196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铸币税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6.1%，之后的1973-1978年期间，铸币税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为5.9%(Fischer，1982)。另据测算，1971-1990年期间，世界90个国家（不包括中国）铸币税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0.5%(Click，1998)。可见，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铸币税收入已成为弥补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债务负担率过高、税收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需要依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即政府通过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间接向中央银行卖国债等方式来弥补显性的财政赤字，或者政府通过金融功能对财政功能的替代的方式，来弥补隐性的财政赤字，此时就会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出现铸币税问题。研究表明，在1971-1990年期间，世界90个国家（不包括中国）铸币税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5%(Click，1998)。南欧国家铸币税占GDP的比重为2%～4%(Horrendorf，1997)。中东欧国家等转轨国家之间则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大部分国家铸币税占GDP的比重在1%～4%之间的水平上（Hochreiter，Rovelli和Winckler，19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于1998年分别考察了欧洲和北美等21个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等79个发展中国家，得出结论：1980-199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铸币税收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4%～3%，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平均在0.64%左右的水平。而中国在同一时期，铸币税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52%（靳卫萍，2002）[14]。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2002)用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谢平(1994)按照基础货币增量的算法，得出中国1986-1993年之间，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5.4%。易纲(1996)得出1978-1992年真实铸币收入平均占GNP的3%左右。周立(2003)[15]认为1984-1996年期间的大部分年份的真实铸币收入占GDP的5%～7%，1993年和1996年达到8.5%。许雄奇等(2006)[7]的研究认为，1978-2003年中国存在从财政赤字到货币供给(M1)的Granger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显示，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冲击效应为正。
（五）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效应
经济理论指出，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效应依赖于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和财政赤字对总需求、总供给等的影响（史永东，1997）。有多种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 Determination，FTPL)[16]、帕廷金(Patinkin，1965)等提出的净财富效应、雷(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应理论等[7]。
代耶(Dwyer，1982)、克罗泽尔(Crozier，1976)、巴罗(1978)、尼斯卡莱尔(Niskanem，1978)、米克米林和伯德(1982)、兰德勒和里德（Landon和Reid，1990）、阿比乍德和约瑟非（Abizadeh和Yousefi，1998）等发现无充足证据证实通货膨胀是由财政赤字引起，预算赤字对通货膨胀率无大的影响；布朗和约瑟非（Brown和Yousefi，1996）的实证研究拒绝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间具有因果关系；阿凡索(Afonso，2002)的实证研究显示，即使认可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的理论框架，FTPL并不符合欧盟15国的实际情况[7]。
格罗斯曼(Grossman，1982)和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角度看，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巴罗(1989)、赫里甘(Horrigan，1985)、考克斯(1985)、达拉特(1985)等发现充足的证据证实财政赤字是由通货膨胀引起；梅廷(Metin，1998)对土耳其的研究证实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正效应；鲁格－玛西娅(Ruge-Marcia，1999)对巴西的研究证实政府支出水平是影响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波动性的重要因素；卡多萨(Cardosa，1992)对巴西和墨西哥的研究证实，在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对保持价格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巨额外债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首要因素；乔治和埃文格里（George和Evangelia，1994）的研究发现希腊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和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7]。
达拉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财政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强且更可靠。海姆格尔等（Hamburger和Zwick，1981）、海恩(Hein，1981)、格罗斯曼(1982)、埃伦和史密斯（Allen和Smith，1983）、米克米林(1986)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有联系；穆尼尔和阿马尔（Munir和Amar，1991）通过理性预期宏观模型的检验认为在秘鲁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均显著影响通货膨胀[7]。
巴德和帕金（Bade和Parkin，1982）、阿勒斯纳(Alesina，1989)、格里利(Grilli，1991)、库克曼恩(Cukierman，1992)等都检验过央行独立性、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其中，阿勒斯纳和萨默斯（Alesina和Summers，1993）的研究认为，如果央行具有足够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就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及其波动性；库克曼恩(1992)建立多个指标来反映央行的独立性，并对70个国家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央行的独立性越强，则通货膨胀率越低。比林(Bilin，1999)[17]检验了财政赤字、金融制度变量如央行独立性程度、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货币供给增长率等对通货膨胀的效应，认为在央行独立性程度较低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效应更加显著。
万世平和舒元(2001)、王少平(2003)等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但国内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几乎未考虑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极少数的研究中，龚六堂、邹恒甫(2002)[18]提供了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理论模型，说明通货膨胀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为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通货膨胀水平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未提供实证支持。史永东、董昕(1997)证实中国的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原因，但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郭庆旺等(2003)的实证研究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不成立，其引申的含义在于财政赤字具有通货膨胀效应。夏少刚(2004)通过定量分析指出，财政赤字的增加能否引发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所采取的弥补方式。斯文(2004)的研究认为，总体上中国的财政赤字不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许雄奇等(2004)的研究认为，1978-2003年中国的财政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7]。
（六）财政赤字的贸易收支效应
“双赤字假设”认为(Evans，1988)[19]，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正相关且存在从预算赤字到贸易赤字的因果关系。有多种理论来解释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之间的关系，有的支持双赤字假设，有的认为预算赤字与贸易赤字无关，有的认为预算赤字导致贸易盈余增加。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根据总的经济行为关系来考察预算赤字与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的关系，如国民收入恒等式、凯恩斯主义的吸收理论、标准的蒙代尔－弗莱明(Mundell-Fleming)模型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研究开始使用跨期最优化模型研究经常项目及其与预算赤字的关系问题。由于其动态预算约束和跨期替代特征，跨期模型已成为研究经常项目收支问题的标准理论。在最近的研究中，学者们尝试将跨期方法运用到实际商业周期模型(RBC)以及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模型(NOEM)研究预算赤字对经常项目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的影响[7]。
早期的实证研究多根据传统的宏观静态模型来检验双赤字假设，跨期模型的实证研究落后于理论研究。达拉特(1988)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美国1960-1984年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呈现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泽茨和派伯顿（Zietz和Pemberton，1990）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和2SLS方法对美国1972-1987年季度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财政赤字对贸易赤字具有正效应，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其对国内吸收、收入、进口的影响而不是通过更高的利率和汇率的影响而影响贸易赤字。阿贝尔(Abell，1990)使用7变量VAR模型对美国1977-1985年季度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财政赤字通过利率和汇率间接而非直接影响贸易赤字，他报告的脉冲响应函数显示财政赤字对贸易赤字具有正的冲击效应。默哈麦迪(Mohammadi，2000)[20]在6变量系统内对67个国家1975-1995的面板数据的检验显示，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期最优化模型及其变种在解释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常帐户行为时的有用性已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卡萨(Kasa，1994)[21]以布兰查德(Blanchard，1985)[22]的模型为基础对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个人的生命周期期限越长，双赤字关系越弱。奥布斯塔菲尔德和罗高夫（Obstfeld和Rogoff，1995）[23]运用世代交叠模型对政府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对19个OECD国家1981-1986年间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经常项目盈余和政府盈余在统计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
阿哈迈德(Ahmed，1987)用英国数据的研究发现，预算赤字对贸易赤字的暂时冲击效应大于永久冲击。乔治奥斯(Georgios，1995)运用跨期新古典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经常帐户仅受暂时性政府支出的影响，永久性政府支出基本上是中性的。埃文斯(Evans，1988)对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发现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无关，菲尔德斯坦(Feldstein，1992)持同样的观点。珀尔泽(Polzo，1992)对7个主要工业国1972-1990年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双赤字假设并不都成立。默哈麦迪(Mohammadi，2004)以有限期界开放经济宏观经济模型为理论基础的实证研究显示，给定政府支出路径，减税引起的政府储蓄的下降对经常项目具有负效应，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基姆和罗比尼（Kim和Roubini，2004）[24]运用包括美国1973-2004年季度数据的实际GDP、预算赤字、经常项目、实际利率、实际汇率的5变量VAR模型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短期内预算赤字的增加改善经常项目，“双赤字”假设在美国并不成立。
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谢建国、陈漓高(2002)通过协整分析及冲击分解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影响不大，国内供需状况是中国贸易收支决定最为关键的因素。陈彪如(1992)的研究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贸易收支影响甚微。许雄奇等(2006)的研究认为，1978-2003年中国的贸易差额和财政赤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财政赤字对贸易差额具有Granger影响，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贸易顺差增加[7]。
（七）财政赤字的经济增长及挤进／出效应
传统凯恩斯主义把财政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目标，也就是说通过财政政策调节总需求进而影响产出水平，认为财政赤字有益于经济增长。新古典(Neoclassical)宏观经济学学派认为，财政赤字政策不仅无效，而且有害。“李嘉图(Ricardian)等价定理”则认为财政赤字是中性的，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无影响。
阿泽尔(Aschauer，1988)的实证分析说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仅有很小的影响；阿泽尔(1989)认为政府的资本性支出，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将鼓励私人部门的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拉姆(Ram，1986)对11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拉特勒(Ratner，1983)在总量生产函数框架下，利用美国1949-1973年的年度数据，估计了公共设施对总产出的影响，发现公共资本（不包括军用设备和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06；达夫和埃伯茨（Duffy和Eberts，1989）利用28个标准都市统计区1980-1984年的数据，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发现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08；福特和伯里特（Ford和Poret，1991）利用11个OECD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发现公共资本在比利时、加拿大、德国和瑞典有显著的效应；同时他利用美国1957-1989年数据，得出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39～0.54；布兰查德和配洛迪（Blanchard和Perotti，1999）应用SVAR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美国战后经济运行冲击的动态效应，其结论是税收和政府支出对投资都有较强的负效应；弗罗里昂(Florianr，2001)运用SVAR模型对德国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德国税收冲击对产出有负的效应，而政府支出增加对产出则是正的效应，税收增加则私人消费降低，但政府支出增加则私人消费增加，其结论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相一致；克勒斯和亚当（Kenneth和Adam，2002）利用日本1976-1999年数据通过SVAR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发现无论是减税还是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都存在明显的刺激效应（付文林，2006）[25]。
格里尔和图罗克（Grier和Tullock，1989），巴罗(1991)，埃根和斯克勒尔（Engen和Skinner，1992）等通过对若干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82)根据财政中性的假设，得出增加政府支出会等量地挤出私人消费的结论；阿泽尔(Aschauer，1985)根据美国1948-1981年的季度数据估计发现，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具有部分挤出效应；卡拉斯(Karras，1994)对30个国家1950-1987年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消费和私人消费是互补品或不相关商品；科门迪(Kormendi，1983)使用一个长期收入决定模型对美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美国的政府支出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阿赫迈德(Ahmed，1986)在用跨期替代模型对英国的数据进行研究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阿马勒和威简托（Amano和Wirjanto，1997）利用相对价格方法估计了美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认为美国的1单位政府支出增加将会导致0.9单位的居民消费减少；胡清武(Qingwu Hu，2001)利用板块数据对OECD24个工业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单一国家中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并不存在规律性的关系，但在对多国数据进行协整分析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康锋莉，2005）[26]。
国内学者对财政赤字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围绕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或挤进效应、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等问题展开，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许多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没有挤出效应，且有挤入效应，也就是有引致民间投资或居民消费的效应。史永东(1996，1999)，赵志耘、郭庆旺(1997，1999)，刘溶沧、马拴友(2001)，刘卓珺、于长革(2006)，郭庆旺等(2003，2004，2005，2006)，孙磊(2006)，宋福铁(2004)，赵志耘、吕冰洋(2005)，张海星(2004)，石柱鲜等(2005)，付文林、沈坤荣(2006)，马拴友(2001，2003，2005，2006)[8]等的研究均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庄子银、邹薇(2003)认为，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自1980年以来，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了，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郭宏宇、吕风勇(2006)，王小利(2005)，尹恒(2005，2006)，章晟(2003)，谢建国、陈漓高(2002)，曾令华(2000)，郑萍、康锋莉(2005)，高铁梅等(2005)[27]等的实证研究均认为，财政投资支出或消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排挤效应，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7]。
（八）财政赤字的供给效应及其他
除了需求效应之外，财政政策还具有供给效应（劳动力市场），这尤其受到阿勒斯纳和配罗迪（Alesina和Perotti，1997）、阿达格纳(Ardagna，2002)等的重视。税收政策的改变（增税或减税）会影响劳动供给。在政府支出方面，负的产出效应与政府就业和工资以及政府转移支付相联系(Ardagna，2002)[3]。艾布拉姆斯(Abrams，1999)用20个OECD国家1984-1993年的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赤字与失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解决失业问题需要压缩OECD国家的政府支出。克里斯托帕罗斯和斯纳斯（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2）对1961-1999年10个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与失业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证实财政赤字与失业率之间存在十分可信的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随着政府支出的冲击，失业率先上升，根据国家的不同，分别在4～8年后下降[7]。
除了对国民储蓄、将来的国民收入、利率等产生直接效应外，财政赤字还能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经济。例如，财政赤字的增加可能导致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领导能力渐渐地失去信心。杜鲁门(Truman，2001)强调，长期的实质性的财政恶化会导致公众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失去信心，并进一步给国内利率上升带来压力，因为，投资者对美元资产要求一个更高的风险贴水。经常项目赤字（部分地由于高财政赤字导致）的成本会进一步扩大到经济领域以外。弗里德曼(Friedman，1988)曾指出，由于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供给投资资本，美国已经由一个债务国转变为一个债权国，进而形成美国的世界影响力(Gale and Orszag，2003)[3]。
鲁宾、奥塞格和斯纳（Rubin、Orszag和Sinai，2004）指出，凯恩斯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以及李嘉图等价定理等都忽略了预算赤字带来的更加突然的和更加剧烈的结果。他们对三个相关因素未给予足够重视：（预算项目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以及减税、增加政府支出两种模式在政治困难上的不对称性（政府机构减少财政赤字比增加财政赤字要困难得多）；在今天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会导致在未来丧失（对无法预料的事件的）适应性。如果考虑这些因素，长期的巨额预算赤字对经济的影响比传统分析所认为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且会迅速发生，长期的巨额预算赤字改变市场预期、使公众丧失信心，从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7]。
综上所述，由于使用的理论基础、计量技术、样本时期、变量形式、国家差异等原因，关于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差异巨大。在实证分析时，有的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有的则在未提供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检验。早期的实证研究多在财政赤字变量之外加入有关宏观经济变量，采用OLS回归以判断财政赤字对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这种方法受到质疑。因为，即使财政赤字和有关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也无法判断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是否由财政赤字引起。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非参数检验、(Panel)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在检验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时被大量使用。已有实证研究显示，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和变量的定义非常敏感，到底选择哪些解释变量进入实证模型尚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撑，尚存在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讨论，仍然存在深刻的理论分歧和实证争议。
收稿日期：201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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