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在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民族论文,国民党论文,局面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9·18”事变到1937年的“8·13”上海抗战，中国经历了由局部抗日到全民族抗战局面逐步形成的过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由妥协退让，犹豫动摇，准备抗战到决心抗战的曲折转变过程，放弃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转而实行“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正确方针，最终走上抗日道路。全民族抗战局面才得以实现。在此，国民党所起作用何在？本文将对此作一分析。
一、国民党决心抗战，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9·18”后，蒋介石地日奉行不抵抗政策，不顾国土沦丧， 继续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1]然而，东北沦陷，华北也面临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 这已对国民党统治构成更为直接和现实的威胁。同时“华北事变”改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渐趋左转，人民抗日情绪已达沸点。蒋介石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司以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2]可见， 虽然蒋介石还耽于“友邦”的协调与合作的幻想中，但较“不抵抗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
11月下旬，中国外长张群在对日大使谈判中，提出了取消塘沽、上海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符合民族利益的要求，最后使中日交涉停顿。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 蒋介石说：“任何国家要来侵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决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3]“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4]可见蒋介石对日侵华采取不屈服妥协的强硬态度已日渐明朗。
“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引起国民党蒋介石极大震动，蒋深感“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变成北平”。[5]1936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6]平津失陷后， 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全军将士书》：“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以驱逐倭寇，复兴民族”。[7] 这时蒋已决心抗战。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受胁，14 日国民党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15日蒋亲任大元帅下达总动员令。8月20日国民党军委会颁布作战计划，全国五战区，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松沪要地，巩固首都”。[9]至此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有300万军队，它的政策转变对抗战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蒋介石顺应抗日救亡潮流，以民族大义为重，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难。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即赢得全国各阶层人民及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的拥护，这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巨大压力，迫使其考虑改变对内政策，对中共有所缓和，在对红军围剿的同时，也开始与中共有新的接触，以求政治解决方法。
蒋介石希望通过苏联促成国共团结，并于1935年1月22 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0]同时，蒋介石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初步接触。并指派陈立夫为和谈总负责人。在国内积极与中共北方局及上海地下党秘密联络，又通过宋庆龄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在1935年到1936年间，分别在莫斯科、南京、陕北等地和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国共两党初步改变了誓不两立的敌对状态，开始就合作抗日在一起交换意见。
共产党对西安事变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在西安同蒋介石的谈话充分表明中共团结抗日的诚意。在各方压力下，蒋在12月25日离开西安前允诺了六点意见：1.明令中央入关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2.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3.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4.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5.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6.西北各省军队，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责。毛泽东曾对此给予肯定：“蒋介石在西安接受了张学良、杨虎诚两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停止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在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的一种表示”。[11]
1937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停止对红军的围剿。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 确立了“精诚团结，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施政方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蒋表示承认中共合法地位。21日，建立党政军战时体制。8月22日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了《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1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到：“……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三、国民党内反蒋派、民主派人士、爱国军政首领的积极抗日态度及反蒋运动，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9·18”事变后，因国难当头，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抗日反蒋运动在国内勃然兴起。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反蒋屈辱妥协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左派形成。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要求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断发表声明、文章、讲演，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1934年4 月，发表了由中共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00余人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动员全国海陆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内战，扩大统一战线范围。纲领在全国人民中间及国民党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冯玉祥首先响应，公开提出了联共抗日。
国民党爱国军政首领及地方实力派，也奋起抗击侵略，并同蒋介石集团采取军事对抗行动，东北的马占山、李杜等违抗军令率部抗日；1931年12月，国民党26路军在江西起义参加红军；1932年，蔡廷锴、蒋光鼐率领19路军违命在上海发动“1·28”抗战；1933年5月，冯玉祥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以19路军为基干，联合第三党等势力，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与红军建立停战反蒋的统一战线。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诚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更直接推动蒋介石走向联共抗日。
此外，以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亲英美派、为了英美和江浙财阀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权势，也向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提出包括调整中苏、国共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建议[13]要求蒋介石结束妥协，准备抗战。
国民党内部各方面人物的抗日主张和行动，虽出发点和目的不尽相同，但客观上有利于抗日，这也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四、国民党在准备抗战阶段的国防计划、军事部署及备战工作，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实现起了积极作用。
1936年制定的《民国二十五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作战计划》等和后来的《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在战略上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构想，分析和估量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了“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方针；对从平时转到战时的有关问题都作出了相应的安排和部署。并加强了在武装力量、国防工程和军事后勤的建设。
军队建设方面，于1936年秋开始逐步充实计划整编军队。组建装甲兵、机械化重炮兵、铁道兵、通讯兵等特种兵部队；计划常备兵额 170万人，平时部队多至180个师以上；全国设6个空军军区，拥有9 个空军大队，262个机场，600余架大小飞机，海军也经过整编。同时各部队还加强了军事训练。
国防工程建设方面，从1935年始，“在江南方面、具体化的是苏嘉国防线，……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又建筑了两座要塞，在两者之间造成了非常坚固的保垒——‘兴登堡防线’。在陇海线以北则有所谓的‘马奇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东行经过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至利团驿、台儿庄、穿过运河邳县，郯城直至连云港尽海上，防御工事也极坚强”。[14]
军事后勤建设方面，兵工生产以抗战需要向内地陆续转移；加速武器生产，扩大军火制造规模。
后方战略基地的建立：1935年以后，西南各省“统一”问题渐归解决，国防中心开始由西北转向西南，“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地，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5]强调四川是“立国的根据地”，“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并着手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建设工作。
南京政府“通盘规划”抗战事宜；确定抗战根据地和防卫区域，并设定了阵地线；开始大规模地构筑抵御阵地；加强抗战的经济准备工作。在这些实际工作中一些国防建设与设计在抗战实际中证明是有远见的，当局在抗日道路上为实施抗日计划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蒋介石决心抗战的转变，是不自觉的、被迫的，并非坚定不移。国民党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同共产党有矛盾，作为执政党，当日本威胁其政治利益时，它又与日本有矛盾，即既要反共又要抵抗日本侵略。这势必导致抗日决心转变过程的曲折复杂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和暂时性。它虽放弃了“剿共”，但仍反对开放民主和进行制度改革；虽表示要“抗日御侮”，并也作出一定努力，但也包含着对日谋和和妥协的危机。加之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以及国防工程建设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大地淡化了国民党在准备抗战中的民族色彩，也隐含着其抗日斗争的不彻底性和消极性。
虽然国民党抗战决心的转变是被迫的，动摇的，但仅有人民自发的抗战是不行的，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它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于一身，因而它的政策的转变，对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说是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7月17日在庐山举行抗日的谈话， 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16]
注释：
[1]《中共党史词典》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0页。
[2][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湾1981年版，第659页，第666页。
[4]《中国现代史》西南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
[5]《芦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第83页。
[6]贝华主编：《抗战与革命》，文化编译馆1939年4月版。
[7]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
[8]《八一三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15]薛光前：《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北版，第65页，第59页。
[10][苏]尼基伏洛夫：《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远东问题》1977年第3期。
[11][12][1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4卷1969年版，第226页，第335页，第324页。
[13]陈立夫：《参加抗日准备之回忆》，载《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14]冯子超：《中国抗战史》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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