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世界形象的呈现--论革命报纸“人民日报”的形象传播_革命论文

《民报》的世界图景呈现：论革命派报刊《民报》的图像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派论文,图景论文,民报论文,报刊论文,图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正式出版，前身为《二十世纪之支那》，1908年《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1910年秘密印刷发行了第25和26期后最终停刊。历任主编有：胡汉民、张继、章炳麟、陶成章、汪精卫，主要撰稿人包括胡汉民、章炳麟、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等人。以《民报》为平台，革命者们介绍世界各国革命思潮和运动，阐释自己的政治见解，宣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等主张，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刊物，也是当时最新潮的刊物。除了刊发的文章，《民报》所刊图片亦在其时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以数量而言，《民报》图片并不特别突出，但在内容方面则有一定特点，这一点以往并未得到关注。

      所谓图像，即用线条描绘的事物形象。就报刊来说，图片的题材选择及其展现方式、位置安排、编辑手法等等，都是图像传播的具体手段。报刊图片同样可以在办刊目标的主导下，为刊物宗旨服务。相对于文字，媒介图像以不同的方式为受众提供信息，它起作用的方式更为感性和直观，冲击力更强。

      作为革命派的重要报刊，《民报》为达到宣传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之目的，在图像题材、内容、所传递的价值观和美学方面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性，为读者集中呈现中国与欧亚美非诸国革命活动与人物，勾画了一个处于轰轰烈烈革命浪潮中的世界，此为《民报》图像传播的最大特点。

      一、《民报》的世界图景概观

      晚清以降，各类中文报刊大兴，面貌因办刊主旨和办刊人而异，但通过介绍域外情况，借以输入新知，开一代新风的做法相当普遍。无论是最早出现的传教士报刊，还是继之而起的维新派报刊，均以大篇幅向国内读者推介和描绘异域。《民报》人选择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和人物为图片传播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这一媒体传统，只不过是从革命派的立场出发为读者呈现了“世界”，既是以革命者视角的对外观照，也为读者呈现了以革命为中心的全然不同的天地。

      对于图像的使用，《民报》编辑已经有所自觉。在《民报》第10至11期卷首所作的一则广告中，编辑告知读者，为满足读者的需求，《民报》将于当年12期后出临时增刊“天讨”一大厚册，同时特意强调增刊“内插新美图多幅”[1]，《民报》第13号为《日本新史》所做广告也特别说明附有插图。其对图片在一定程度上的重视，由此可见。《民报》自创刊至终刊共出26期，加上12与13期之间所出一期增刊（名为“天讨”专号），共27期，每期均有图片，位在刊物目录之后（有时在目录之后添加广告，再附图片），2-4幅不等。“天讨”专号在刊物的中页和最后又加入数幅图片。这些图片的类型大致包括新闻照片、时事图画、人物肖像和极少数时事漫画。其与文字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当期文字内容有所关联，例如第2号刊载陈天华的绝命书，卷首配发陈天华肖像；另一种情况是图片的内容独立于文字，与当期文字完全无关。

      以是否有独立标题为标准，《民报》全部图片共计76张，它们在题材、类型等方面或有差异，却拥有共同唯一的主题——“革命”，这是《民报》的宗旨决定的，正如胡汉民在《民报》第3号指出的：“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民报》以革命为惟一主义”[2]。

      来源于《周易》的“革命”一词，在《民报》时代已经旧瓶装新酒，对应于来自西方的概念“Revolution”，扩大为意指制度、意识形态等一切社会领域中剧烈、激进的反抗和变革。在这一界定之下，《民报》编辑通过图片对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活动和人物进行了具象呈现。

      （一）以空间的维度看：《民报》图片题材从地理范围上涉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四大洲共十余个国家。在所有图片之中以中国题材数量最多，国外以俄罗斯、法国数量为多，其他国家包括印度、菲律宾、韩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美国等各数幅，又次之。

      

      以时间的维度看：除去时间点模糊的极少几张图片[3]，其余71张图片所涉时段，从五千年前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直到出刊时期，重点在《民报》所处的当代。

      

      （二）在内容上：共包括三类具体题材

      1.革命人物：此类题材所占比重最大，全部图片可分为中外两部分。国内部分包括历史上与“反抗和变革”有关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如墨子、黄帝（图之标题是“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民族英雄岳飞，而图片中出现的当代革命人物少数为同盟会领袖，绝大部分为同盟会烈士。域外的部分包括俄法美等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也介绍了同为东方国家的印度、菲律宾甚至非洲的风云人物，第11期卷首一图片标题为“杜兰斯哇共和国大统领古鲁加”，即是一位在德兰士瓦[5]率领当地人反抗英军的领导者。

      

      2.革命场景、行动、景物：革命是变革社会的激烈活动，是精神和物质的交互运动。在其进程中，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必然由人物活动和环境等构成不同的场面和情境。对此，《民报》同样根据刊物主旨进行了有选择的呈现：革命场景是革命风潮中某一特定场面的定格，革命行动呈现最多的是暗杀、游行、集会和作战等，景物往往作为革命精神的象征出现，例如当时革命党人在宣传中以怀念明朝为号召反对满族统治者，第24期图片的内容即是明孝陵和明朝旧都南京城门。

      

      革命的对象：《民报》少部分图片中也出现了革命者的敌人——“革命”的对象。西方的部分如：被刺杀的葡萄牙王及太子（20）和俄国立宪革命中追杀市民的哥萨克兵（22）。在本国部分，满族统治者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例如以题名为《猎狐》的图画表达对于“胡人”（即满人）的愤恨。而清廷的汉族大臣被目为汉奸，天讨增刊的插页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漫画式的肖像均在其中，画面或被处理为身首异处象征斩首，或加以丑化，例如曾国藩被画成人头蛇身的样貌。

      二、《民报》世界图景中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报》文章对于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各有意见，《民报》世界图景中“革命”的意义指向具有相当的统一性。

      革命是建立在一定意义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变革活动，这种活动应该以何种形式如何进行，这是向民众宣传至关重要的部分。《民报》文章只能以抽象的文字传达其纲领和宗旨，而图像传播向受众具体展示了革命的形式：秘密会议、武装斗争、游行和暗杀，主要是暴力革命的各种活动，颇具直观的效果。在此之前，这些新事物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可以说民众对于革命的概念首先经以《民报》为代表的清末革命派报刊的大力鼓吹，方开始建构，逐渐完成于二十世纪，直至今日。

      因此《民报》于其时关于革命的图像，对读者不仅是新事物形式上的传播，还是一种陌生的意义呈现。这其中包括了前述关于革命的各个方面：主体——革命者、对象——不同国家的专制政府和统治者；发生范围和时间——世界各国，自古及今；过程和方式——针对敌人的激烈斗争，至于其所传达的精神和价值观则更为丰富。

      第一，赞颂牺牲精神。《民报》第11号署名“病已”的作者在《敢死论》中感叹，“於虖今日吾辈之所最缺乏者，惟敢死之武德耳。”[7]《民报》大量刊载中外革命烈士的肖像，其或殁于战场，或为统治者处死，或死于自杀式暗杀，并且介绍了他们献身革命的详细事迹，如被处决的俄国女革命家苏菲亚，国内就义的徐锡麟、秋瑾、吴樾等，这些人物和事迹的精神意涵正如汪精卫在第26号《革命之决心》所赞扬的，“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汪精卫并在同一文中以此期许同仁：“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饗之。”[8]

      第二，凸显武装斗争的方式和精神。虽然并非全部，但《民报》图像中革命人物、场景、行动绝大多数与暴力革命有关，充分肯定“革命之事业，以建设为目的，以破坏为手段者也。[9]。《民报》图片直接展现了各种革命武装斗争场景，如太平天国战胜清兵（4）之战场图景，攻打巴士底狱（10）和虚无党女子刺杀总督（19）之城市革命图景。出现于《民报》图片上的当代中国革命者，除了几位同盟会领袖，其余都是已经牺牲的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杨卓林、刘道一等均参加过武装起义，或死于战场或因此被捕罹难。《民报》作者高度赞扬这种以暴抗暴的精神，如黄侃《释侠》一文：“輐近刺客之风，浸淫激荡，歼杀强暴，以纾民阨，承古侠者之所行，则其风尚矣。中国民情仁懦，受上凌虐而弗敢校，自数年来，大侠辈出，民气以之少申。”[10]

      第三，呼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民报》所刊有关革命行动的图景多为群体活动，其中有大规模军事活动的场景，如法兰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真景（2）、法兰西革命时期少年护国军出征（18），也有城市革命的诸种形式，集会、游行、街头暗杀等等，如比国建国独立纪念会（7）、攻打巴士底狱（10）、俄国革命党之秘密会议（22）、韩人刺杀伊藤博文于哈尔滨之景（26）。《民报》第4号出版于1906年5月1日，正值俄罗斯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之际，处于街头抗争和刺杀事件的高潮时期。第四号卷首刊载“露国拔苦总督拉加希芝被炸之真景”，同一期胡汉民有文赞颂“伟哉俄国民，吾闻国家之有宪法，基础於国民之精神者也”，并且将中国与俄罗斯比较，“反观中国，其政府之审机知变不如俄，而顽固过之十倍，以国民对彼要求之实力，与俄国民较，其不逮更不待言。”[11]

      《民报》不满本国民气衰弱，提倡革命需要更多人参与和群体精神。黄侃在《释侠》一文有言：“救民之道，亦云众矣。”[12]陈天华在《民报》第1号的《中国革命史论》总结中外革命的差异，第一条就指出，中国革命“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13]，有英雄革命无国民革命，而两者之间是有大区别的：“有国民之革命，有英雄之革命。革命而出于国民也，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其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如近日泰西诸国之革命是也。”[14]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场景如法兰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真景（2）、比国建国独立纪念会（7）、攻打巴士底狱（10）等往往是反映出运动的激烈壮观、汹涌澎湃；革命人物肖像如女革命家苏菲亚（2）、狱中的俄国革命党群像、女革命党员合影（14）、徐锡麟、秋瑾（16）等表现出《民报》文章所说“世之有志於革命者要当沉毅用社百折不挠，以求达其目的，固无所恇怯於中耳。”[15]突出革命者的坚毅勇敢；反映革命行动的图像则展现了革命者壮烈的牺牲，如露国总统被炸（4）、虚无党女子刺杀总督（19）、爆烈（裂）后之吴樾烈士（21）焦点式地呈现了事件或行动的瞬间；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一种慷慨激昂、以暴抗暴的革命美学，很具视觉冲击性，对读者感性的影响力自不待言。清末革命派报刊大多以铁血悲情为号召，认为落后的国民需要这样的感情上的呼唤和作用。章炳麟从轰动一时的《苏报》之狱脱身后，赴日继续革命活动，自第六号起主编《民报》，当期卷首即刊载已经屈死于租界狱中的邹容肖像，第一篇文字就是章氏本人的演说实录，其中明言：“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以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否则）凭尔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16]

      三、《民报》世界图景中的中国与异国

      检视《民报》文字，可以看到不少作者比较了中外革命的差异[17]。但就《民报》图像传播来说，在异国和中国图景的共同呈现中，中国革命被置于世界革命的背景之下，与他国的革命运动共同组成世界革命之潮流。

      如前所述，异域题材在《民报》图片中占相当数量，特别是暴力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的俄法两国尤其受到重视。1905年俄罗斯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发生革命时间较为切近，故此引人关注，这只是原因之一。除去时效性的考虑，《民报》意图通过他国革命运动情况的展示，呈现中外革命运动精神上的呼应和延续。胡汉民在《民报》第11号《与国民新闻论支那革命党书》一文中谈到俄国的革命者时说，“今以露西亚之国，其专制政治组织之完密强固，宜非满洲政府所敢望，然其国之革命志士，牺牲流血犯难而与之争者，至今不屈，此支那革命党所赞叹而呼为同调者也。”[18]汪东在《民报》第15号《法国革命史论》中指出：“述法国革命之旨，在与中国一一相较，否则何取乎以异国往事为谈资”。[19]

      《民报》对其他国家革命思想和风潮的介绍也有同样的用意，《民报》图像在多处都可以看到中外图像的并置。《民报》第1号卷首的几幅图，分别以“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为标题，把这些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西方革命者纳入同一身份——与革命有关的伟大人物，虽然于今天的角度而言或许略觉牵强。又如《民报》第20号卷首刊载图片题为刺杀葡萄牙王的刺客毕夏、克斯德遗容，这两名刺客于1908年2月1日在里斯本暗杀葡萄牙国王和王子时被击杀。第21号卷首则有“爆烈（裂）后之吴樾烈士”，为1905年9月24日吴樾刺杀五大臣未遂壮烈牺牲之图景。第2号刊登俄国无政府主义派的女革命家苏菲亚肖像，其人参与了俄皇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等一系列革命行动，她是俄国历史上第一名因为政治审判而被处决的革命女性，而第16号的秋瑾肖像从题材到身份、精神内涵均有与之相似之处。

      作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世界性视野来自于《民报》诸人的观念，也来自于同盟会当时与国外革命者事实上广泛存在的联系，并非完全的向空虚设。例如第15号刊载俄国暗杀团首领鲁学尼狱中肖像，旁边小注云此照为“该氏亲自美洲寄赠”。第9号和12号登载了一系列包括侯宝华在内的菲律宾独立运动人物照片，背后的原因是1899年美菲战争爆发后，侯宝华受孙中山指派率领菲律宾华侨对美军作战，双方是事实上的革命盟友。

      四、《民报》世界图景成因

      表面上看，图片再现了现实生活，实际上图片只能再现生活真实的一个侧面，通过这种再现传递报刊对它所记录的人和事物的特定看法。当然，这种再现主要由刊物方面选择和决定，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刊物的宗旨和主其事者。

      《民报》从创刊到终刊负责人的情况如下：第1-5号、第19号主编张继，第6-18号、第23、24号主编章炳麟，第20-22号主编陶成章，第25-26号“编辑人兼发行人”改称“总编辑人”，由汪精卫担任“总编辑人”。陈天华在蹈海前为《民报》实际编辑，汤增璧曾经协助章炳麟担任编辑工作，胡汉民曾经于自传中声称自己是早期《民报》的真正编辑。[20]除张继外，章炳麟、陶成章、汪精卫、陈天华、汤增璧、胡汉民也都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另外，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汪东、黄侃、吕復等人也撰文甚多，属于主要作者。今日学界多认为同盟会以观点论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孙中山为核心，主张向西方学习，民族、民权、民生革命并举，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冯自由属于这一派；另一派以章炳麟为核心，包括陶成章、汤增璧、宋教仁、汪东、黄侃等人，重国学提倡种族革命。从《民报》的世界图景来看，很显然刊物的历任总编和主要撰稿虽然分属两派，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意见歧异，但是双方观念还是有相对一致之处的。

      以历史长河的纵深流向而言，他们大多认同不断革命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首先，《民报》诸人关于社会发展多宣扬社会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世界即弱肉强食，以武力角逐的舞台。第1号发刊词有言：“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21]。又如汪东在《民报》第2号《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一文中引用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的话，“‘所持以争存於世者，果何物欤，惟黑铁而已，赤血而已。’今也此一语，几已成为世界之公言。”[22]其次，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必然产生政治组织，必然引发政治革命。冯自由在《民报》第4号《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总结民生主义（即今之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时说，“二十世纪开幕以来，生产的兴盛，物质的发达，百年锐于千载，而斯主义遂因以吐露锋芒，光焰万丈。”[23]汪东指出：“韩愈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今夫五洲之氓同具觉识，……”，“其在欧洲宗教之制不平而路德起，政治之象不平而英法之人荷戈唱革……”。[24]再次，专制政府是社会之恶源，它的覆亡不可阻挡，这是必然的社会规律。吕復所译的斯宾塞《革命兴起论》刊于《民报》第21号，“横览宇宙黑暗甚矣。然斯恶劣政府稔恶既盈则被其害者势必於数种不能幸免之形势上发生最大之愤怒与最大之震动，斯宾塞尔所著革命兴起论有曰：凡政府不顺众心，是为专制政府。此政府构造种种独裁政策，而一切变故皆由此而成。”[25]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起而抗争，革命到底，去争取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合理正当的事情。正如汪东在第2号《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中所说，“今世各国其号称立宪而未尽泯乎专制之性质者有之，自今以往世界之程度愈高则其政体之於民必愈便，百年千载终不尽。”[26]

      《民报》诸人对于世界各国关系的解说亦建筑在革命运动的基础之上：例如认为法国为诸国今日兴起之革命的源头，提供了精神资源和示范。《民报》第4号署名“社员”的文章称：“自十六世纪人权自由之大义，首创于法兰西人士，踵斯以降，或革命或改良，欧美政治大增庶人之权利。”[27]汪东在系列文章《法国革命史论》中详述法国革命始末，并指出，“欧洲列国革命靡不由传播於法者。”[28]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可能需要以一场激烈的革命来解决，“美之於英为其母国，然而血战八载必脱其羁绊而后已，何也？诚以为奴而生不若从容赴死而鬼犹雄也。”[29]而在列国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承认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如汪东、胡汉民所说，“彼列强磨牙利齿环瞰吾旁”，[30]“今各国鹰瞬鹗视，竞逐于世界之舞台”，[31]彼此乃是竞争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承认欧美诸国革命运动对于中国的影响，如汤增璧在《民报》第25号所说，“世界革命之风潮奔腾澎湃，而流於亚东。”[32]认同世界是一个整体，其他国家的革命思想和运动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在世界其他部分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已经或者也会发生。由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战争与阶级对抗找到了新的解说的方式，为《民报》时期中国的社会危机找到了解决办法——革命。

      总之，通过所刊载的上下古今和四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人物图片，《民报》使得其所宣传的革命理论有了生动具象的画面呈现，因而更有感染力。这些画面背后的价值观和美学诉求是共同的，那就是悲壮激烈一往无前的变革精神。以革命者的身份，《民报》诸人向读者保证暴力革命是世界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世界处于浩浩汤汤的革命大潮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呈现这样的一个世界，是《民报》图像传播的出发点和目标，而当时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像在其中是展现的重点。所以，是由于主其事者的世界观，更是基于一种宣传的目的，《民报》尝试用图像在读者脑海中建立起一幅崭新的关于世界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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