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区域：对四种常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的质疑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空间结构论文,旅游论文,四种论文,常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述评
(一)四种常见旅游空间结构理论
旅游空间结构理论自提出以来，因其对于旅游规划、资源开发、目的地形象定位与设计的重要性，得到了比较快的探讨和发展。诸如景观生态学提出了“斑块—基质—廊道”理论，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刻画”方法(基尼指数、平均中心点、洛伦兹曲线、空间联系指数，等)，但目前我国旅游界应用较广的常见理论有如下4种。
1.核心—边缘理论。由国外学者Hills和Lundgren[1]、Britton[2] 提出并建立的相关模型。该理论认为旅游地区空间结构由“核心”和“边缘”构成，“核心”指具有旅游业先发优势的地域，“边缘”则指发展条件较差地域。“核心”对旅游地区起主导作用，“边缘”对“核心”存在明显依赖性，旅游发展是“核心”带动“边缘”协同发展的过程。
2.点—轴理论[3]。由陆大道提出，认为“点”是各级中心地，或由地区旅游经济要素内聚而形成的“中心节点”，主要体现为“旅游聚集体”[4]。“轴”是在一定方向联结“点”的旅游产业带，又称“开发轴线”或“发展轴线”。空间结构的关键在于确立并重点发展“点”和“轴”。
3.增长极理论。由法国地理学家J.Boudeville发展F·Perrous的观点而成。该理论认为旅游经济的增长不是同步的，增长首先出现在某些产业部门，而这些产业部门往往又处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因此，“增长极”就具有了两层内涵：经济空间里的某种推动型工业、地理空间上产生聚集的城镇，即增长中心[5] [6]。由此“增长极”是“经济增长”和“地理集聚”的复合体，旅游业的发展是在“增长极”带动下向四周扩散的过程，旅游空间结构要依托“增长极”构建“增长轴”。
4.中心地理论。由我国学者在Christaller的理论基础上演绎而成。吴必虎认为旅游中心地就是供给中心吸引物职能分布的场所[7]；柴彦威等认为中心地是旅游中心性达到某一强度的城镇中心[8]。该理论将旅游中心地视为旅游活动的重要节点，并认为旅游中心地呈现等级—规模差异。卞显红对中心地理论在空间结构研究上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总结，认为该理论提供了划分旅游地区等级—规模的依据；有利于研究城乡旅游的相互作用；有利于研究地区旅游业的空间布局等[4]。
(二)旅游空间结构理论评析
1.四种常见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的特征
虽然4种常见旅游空间结构基本理论(下称“四理论”)都建立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着力点和实用性，但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主要共性。
第一，“点”是理论的起点。“核心”、“点(点—轴)”、“增长极”、“中心地”这些具体、实在的地域范围都被抽象成“点”，抽象的标准是该地域范围具有“特定集聚化的功能”，抽象的目的是更好地揭示和阐释“点”所蕴含的“集聚化功能”的辐射机制及过程，换言之，即“点”是如何对“面”产生作用和影响的。
第二，“点的标准化”是理论的出发点。抽象出来的“点”都被潜意识地(或显意识地)定格在统一的标准上，即“点”的主观标准化，这是立论前提。比如点—轴理论中对“点”的评判标准是“集聚能力”；中心地理论用“中心性”将“点”标准化；核心—边缘理论用“竞争优势”作为“核心”标准；增长极理论将“点”的标准定格在“增长能力”上。
第三，“量化效益”是理论的归宿点。选“点”的标准及理论应用的客观效果都用“量”的指标(“多少”、“速度”、“规模”等)来衡量。比如点—轴理论中特定量化规模(或等级)的中心地才能成为“点”、“点”在X地区发挥的实际效用也多是从经济(量)角度来考察。
综上，“四理论”主要从定“点”和定“量”的角度考察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定性分析与对“面”的分析不尽深刻，“量”和“点”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是绝对的，这就使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都十分相似，缺乏明显的针对性。
2.“区域”对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的影响
我国旅游学界迄今多将“旅游空间结构理论”和“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混同，对二者分歧，即“区域”二字未予重视，然而这正是二者矛盾的核心。区域① 是一个十分模糊的范畴，小到景点、大到国家等都可以被当作“区域”来理解。在绝对意义上，“空间”必然是“区域的空间”，进而旅游空间结构理论就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旅游空间结构基本理论才被广泛而普遍地引入到各级旅游区域空间研究和实践中。然而事实绝非如此，甚至在某些区域中空间结构理论还体现出明显的缺陷或失灵。究其原因，空间结构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只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和价值，而具体的区域有其个性，共性只有结合到个性中才具有生命力，忽视这一点就可能断送空间结构理论的科学性。国内旅游空间结构理论与实践研究多局限在相对狭窄的地区范围② 折射了“区域”的判定并非无法度，即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绝不是例行于任何“区域”的理论。迫于国内外形势，区域旅游竞合势在必行，“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的实践应用将极大加强。为规避将空间结构理论奉为“金科玉律”而直接在“区域”中应用的偏颇、弥补新生理论的缺陷以及破除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拿来主义”的迷信，首先要深刻认知“旅游区域”。
二、旅游区域解析
探讨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必然要系统分析区域的相关影响因素和条件，其中最基层和最表层两个方面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最基层因素决定了旅游区域的基础和根本，最表层则主导了区域发展的新趋势，预示着区域格局的演变方向。影响旅游区域的最基层因素是区域的本质，即地格；最表层因素是区域最感性的表现形式，即文化和文化空间。
(一)旅游区域本质解析
旅游区域是全部基本旅游要素，包括特定的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和旅游介体(旅游业)的空间载体，亦即旅游聚集体的空间载体。旅游吸引物是旅游聚集体的核心和根本，旅游区域的本质是内化于旅游吸引物中的自然和人文“本土精神”(Genius Loci)[9]，亦即地格(Placeality)[10]。地格由地脉和文脉构成，决定区域旅游赖以存在、发展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区域旅游根本上是受制于地格。地脉外现为自然地理，具有稳定性和单一性，地脉天然地禀赋自然旅游资源的差异和特色，同一区域地脉同源使自然旅游资源具有相同或相似性。文脉表现为人文地理，决定区域的人文旅游资源。文化不是一元的，完整的文脉必然是多样文化的积淀，这决定了区域文脉具有完整性和层次性(或多样性)特征，区域内各“地点”有相对的特色人文旅游资源。
(二)旅游区域形式解析
旅游区域的本质、特色、形态等通过“空间”表现出来[9]，空间是其形式和载体。旅游区域受众多因素影响，其中区域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要素是主要的，本文将二者的空间分布表征抽象为基于地脉的地理空间(区位、自然资源、生态景观等)；基于文脉的文化空间(人文资源、区域旅游地域的意识形态、区域旅游者的分布状况等)；基于旅游经济状况的经济空间(经济水平和阶段、旅游经济要素分布和供给状况、要素质量和数量等)。区域旅游空间是以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经济空间为构成主体的复合系统。考虑到：①旅游是一种“高级智能”、“集体表象”[11] 和“文化观念的表达”[12]，即是文化因素主导的活动；②文化空间对地理空间具有单向改造作用，地理空间要素并不是先天的旅游资源，只有经改造而满足特定旅游需求后才能被认可为自然旅游资源；③文化空间对经济空间具有引导作用，文化因素往往通过媒介(经纪人)实现对经济因素的配置。因而在区域旅游空间结构中，文化空间居于主导地位，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附属于文化空间，其构成要素受文化空间的支配和引导。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有机结合表现为区域“人文景观”，旅游吸引物都是“人文景观”③；经济空间要素为“人文景观”提供物质支撑并依附于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通俗地讲，文化空间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魂”，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是“形”，“形”可后天发育，“魂”则是禀赋的竞争之本。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立论之源、长久之基在于是否科学考虑了区域的文化空间，以及是否正确地预测了以文化为主推力的区域内旅游地域演变趋势和阶段性结果。
三、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的质疑
(一)旅游区域的“四维”空间结构
基于以上，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是一个地理(标量)系统，又是一个组织(矢量)系统，即是一个空间组织(标量—矢量)系统。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组织过程涉及到规划区域本身的空间组织与其上一级空间组织的关系分析及其下的次级活动空间的组织和设计[7]。因此，如何确立、划分区域“空间组织关系”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的关键和症结，直接关系到空间结构理论的效率和公平。空间组织关系具有繁杂的多维性，而文化、地理、经济、行政是影响旅游空间组织关系的主因子，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是上述四因子主导下的四维组织④。四维差异不明显时，区域基本是一个标量空间，即虽然文化、经济、行政、地理维度分布不均势，但整体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旅游发展状况主要依据“规模”、“等级”、“收入”等量化指标予以衡量和评价，“点”是基于标量的发育，图1演示了标量空间中“点”的发育过程。标量空间主要有两种类型：同一旅游地域和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旅游区域。四维差异明显时，区域则成为典型的标量—矢量空间，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诸如行政上的功利性效能竞争、经济发展不同步、文化变迁存在结构性差异等，区域旅游不能单以标量指标来权衡。区域旅游越发达，旅游要素开发越充分，空间矢量性越突出。因此，构建在量化指标基础之上的“四理论”应用到四维差异较大的空间范围(“大区域”)时就可能以偏概全、缺乏机动。对应到“大区域”，“四理论”有必不可少的应用“前提”，即以地格为基础的“四维”矢量分析，尤其要注意文化维度。
图1 标量空间中“点”的发育模型
(二)“四维空间”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的质疑概析
1.“四维”矢量作用机制简析
第一，地理是相对稳定的空间要素，地脉决定了自然要素的禀赋存在，大优势自然旅游资源不存在人为拓展空间。发展需要加剧了旅游资源竞争对非自然要素的诉求，文化无疑是重点考虑的因素。旅游区域多是地域相邻或相近的地区，在文化上往往具有同源现象，表现为地缘文化[13]。文脉决定了地缘文化相对特色的既存，散布在不同的中心地。在旅游发展中，地缘主导文化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相对特色的存在激发区域文化中心地都极其热衷于开发各自的相对特色。相似性等因素使得区域中只有少数几个文化中心地博获现实的优势，其余文化中心地仍处于保育过程中。随着各因素的消长，隐在文化中心地的特色被现实地释放出来后必将成为推动当地旅游发展的强劲势头，很可能引发区域空间格局的大幅度震动，在旅游发展程度较高且相对均势地区这种可能性很大。比如扬州文化就是江南文化区域中不可忽视的潜在“巨能”，扬州很可能成为长三角旅游空间结构中的“冒进点”。
第二，区域地缘文化中，本底和文化中心地是两“极”，分别代表了最低水准和特定历史内的最高水平。现实中文化中心地越来越被重视和开发，不断巩固和推广。两“极”之间的“准文化中心”受各种因素的冲击，可能由于缺乏体验和继承而逐渐淡化，从而使得区域文化格局十分模糊，极不稳定。但旅游的发展很可能使这些文化重放异彩，由此不可忽视人文旅游资源的弹性分析。对于绍兴一类的古典文化厚积“点”，旅游再开发等很可能带来资源丰度的富集和新旅游聚集体的不断涌现。
第三，文化拥有特定的影响力和规范力，体现为“文化能”，主要通过“涵化作用”(acculturation)得以释放[13]。涵化产生双重影响：强势文化通过“涓滴效应”加速促动旅游地的发展；区域文化吸引力和人文资源也可能被强势文化所垄断或聚焦，其他人文资源则被抑制。区域外旅游者(中长途旅游者)往往只关注最能代表区域特色的目的地，即文化能大的目的地居于优势地位，能获得较大份额的旅游客流。一旦新的文化能出现，涵化作用将产生新的“力场”，所在地将获得“柳暗花明”的旅游发展机遇。对应到区域空间中，相关“点”的权重将产生明显的调整。如吴必虎曾认为苏州水乡不具备自然特色或优势[14]，然而如今的周庄、同里等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点”的崛起证明了文化的巨大效能。
第四，地理因子虽然总体呈现稳定性，但区划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因素。区域内相关政策可能对区划产生调整，而区划的改变对空间结构的影响将是非常广泛、明显的。区划有多种依据，不同依据可能会将同一地域归属不同的区域。区域旅游空间结构要慎重选择区划标准，对新的区划方案尤其要考虑其稳定性和科学性，不能盲目择从。
第五，经济因素对旅游的影响是最直观的，随着居民可随意支配收入增加，旅游需求随之增强并呈多元发展，区域整体经济演变趋势和突发隐象很重要但难于把握。经济还能导致文化变革，文化二元理论[15] 为此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现代都市旅游说明了滋生于经济的现代文化对古代文化具有反哺作用。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区域内经济优势明显而传统旅游优势匮乏的地域，可以规划为现代休闲、娱乐、商务等旅游“中心点”。
第六，行政因素对旅游的影响主要是发端于经济利益，虽然区域旅游竞合可能共赢，但该种“区域”同样具有一定的约束前提。中长途旅游的规律揭示旅游客流往往被区域中“最好”的少数旅游地垄断，对于其他地域来讲所获经济利益可能并不能超过其独立发展的期望利益；旅游联合并不是只有互补优势，也必然导致某些替代后果或影区效应，尤其对于大区域，资源相似性引致的恶性替代或影区效应可能十分严重。如扬州(古城形象)旅游资源以湖(瘦西湖)、寺(大明寺)、园林(个园、何园)为特色，独立发展或与南京、镇江联合可能共赢，但在长三角视阈中则危机陡升，旅游者可能偏好苏州(古城)园林和寒山寺、杭州(古城)西湖和雷峰塔、灵隐寺，导致对扬州整体上的严重替代；黄山和九华山、三峡和武当山、曲阜和邹城存在明显的影区现象[16]。因此，在不具备明显而稳定的经济效益时，行政因子不会真正积极地配合区域空间的重构或调整，区域并不能成为内部开放的系统。再者，“四理论”中的“点”一旦分布于不同的行政区，必然在稳定的行政力量支配下、出于不同的效益目标而产生独立的发展轨迹或方向，使得区域整体上的“点”不具备协调的演变趋势，这明显有别于标量空间。长远看来，“点”的区域布局变动很大，这就对空间结构提出革新要求。行政因子分布在区域空间但却不具备“构造性”，而是特殊的稳定结构，处理好行政因子需要合理的经济利益分配，而分配经济利益又超出了空间结构的范畴。因此，行政因子使区域空间结构陷入十分尴尬的处境：行政因子是区域空间结构的要素，要求行政受空间结构的配置，至少要不干扰空间及其要素的自主性；而事实上，空间结构却处于行政因子的夹缝之中，受行政因子的支配。
2.“四维空间”的结构演变机制
依据地格禀赋和现实的旅游需求、资源开发能力和条件等，区域内的旅游地域可以按资源要素划分为如图2—1中的五种主要类型：自然—人文复合型(a)、自然型(b)、人文主导型(c)、自然主导型(d)、人文型(e)。在标量空间中，五种旅游地域的发育过程如图1所示，总体上是相对独立、协调、依附各自资源特色的成长过程。由于区域旅游竞合的需要，各旅游地域都充分发掘自身优势以期在整个区域中博获有利地位，图2—2代表性地阐释了五种类型的旅游地域在不均衡文化—经济—地理空间中演化趋势。随着经济合力增强，新兴的经济旅游资源(如商务旅游资源、主题公园)优势增强；随着文化合力增强，人文旅游资源优势增强；自然旅游资源则相对稳定。图2—3—1表示当前各旅游地域在区域旅游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和空间结构，其中路径的形成除了受资源等影响，还与地域之间的行政因素有很大关联，比如各旅游地域的旅游推广机制、地域间的合作、区域的旅游政策等。A—E代表区域内五个旅游地域，各旅游地域必然符合图2—1中所列举的一种类型，如A必然是a—e的一种随机类型。在特定时期，不同类型旅游地域发展潜力不同。一段时间后，A—E在区域中演变成如图2—3—2所示的阶段性结构，导致了整体区域空间结构的较大调整，A—E旅游地域在区域中的地位和影响有了新的发展。随着旅游影响因素，特别是“四维”因子的再度演变和发展，A—E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空间重构，这种重构过程依然符合图2所示的规律和程式。
图2 标量—矢量空间结构模型
四、结语
通过对4种常见旅游空间结构理论和旅游区域的解析，本文认为“四理论”的直接应用对象只能是文化、地理、经济、行政诸要素差异不明显，即具有相对同一性的区域；对于文化、地理、经济、行政要素差异较大的区域，“四理论”就不必然具备较强的适用性。完整的“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应该建立在对区域文化、地理、经济、行政“四维”要素合理分析的前提下，否则就剥夺了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科学性基础，从而在研究伊始就已经潜在的将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引入缺乏稳定的误区，表现为长远考虑的失当和不良。在多数学者的理论研究或著作中，“前提”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我国对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尚处于不完善阶段有关；但更可能是当前空间结构理论主要应用于四维差异小的区域，即具有稳定性的标量空间，而这种“巧合”掩盖了四维机动性或矢量性对空间结构理论的质疑和对其缺陷的验证。应用“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理论”时，对“区域”透彻而合理的先期定性分析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绝不能一开始就将其纳入定量研究体系之中。
注释：
①为了理解方便，本文将“区域”中子区域表达成“地域”，“地域”中子区域表达成“地点”，以示区分。
②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初级检索”对“关键词”(旅游空间结构)自1994年以来的国内研究成果进行模糊检索(按“时间-精确”排序)，共发表相关论文21篇。其中关于市级地域的11篇，省及市际区域的6篇，没有廓清研究地域或属综述研究的4篇。检索日期：2006-12-04。
③景观一般都包含文化因素，即体现为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结合；即使是完全的生态、自然景观也需移入旅游者(人文因素)的鉴赏和认同。本文将这两者统称为“人文景观”。
④文化、地理、经济三因子起源于对文化空间、地理空间、经济空间的继承和演化。由于行政因素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国家意志，既非旅游可控也无旅游规律可循，故在区域分析中未突出。但鉴于行政因素对区域空间结构的显在影响，因此在空间结构分析中将其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