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外部条件变化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条件论文,方式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方式转变涉及如何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如何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对财富占有的不平衡进行结构调整等。综合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我国和平崛起具有时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条件变化
人口或者说人力资源的发展趋势和科技创新的周期，是现代经济最具决定性的推动力。它们不仅决定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变化周期，而且也能够通过消费生命周期和工作生命周期告诉我们劳动力的消费周期特征和创新的周期特征。[1]
1.内部条件变化
(1)人口与消费。从宏观到微观，人口都是推动经济的关键因素，它的影响涉及生产和消费的方方面面。首先是未富先老的硬趋势。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65岁及以上的人口1.1309亿，占总人口的8.5％，①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我国已经是老年型社会，经济社会整体呈现未富先大与未富先老。又根据目前的人口政策和人口寿命预期，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2.43亿，到204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2亿的峰值，届时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来得早、速度快，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在发展上进行战略谋划，主动应对人口老龄结构的变化，调整发展思路。其次是失业人数巨大的硬国情。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的外方主要代表谈到失业问题时说：我知道美国有200万失业人口，这让政府十分焦急，但中国有2亿人的就业压力。[2]庞大的失业人口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最大国情，也是必须首先解决的最基本经济问题。因此，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考虑社会的失业承受度。再次是人口阶层结构变化对消费的硬制约。除了城乡与区域的收入—消费结构鸿沟外，更主要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在我国，不到1％的家庭持有全国个人总财富的70％以上，而在这些富裕家庭中，全国最富有的0.1％家庭(金融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控制着中国总财富的45.2％左右。[3]这种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结构，注定绝大部分居民没有消费能力，给转变发展方式带来根本性制约。此外，我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46.6％，同时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5％，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实现历史性的突破；2010年接近25％，在校生人数达到3000万。这些都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基本人口条件，对我国未来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
(2)技术与投资。在技术上，首先是原创成果少和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率低。按国际产业分类，在22个工业大类中，我国钢铁、建材、纺织服装等7大类行业名列全球第一，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钢铁、水泥、汽车、家电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国制造”仍然是低端产品的代名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很少，在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到10％。[4]当前，美国、日本和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在世界各国研发总投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6％，世界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为发达国家所有。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大约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有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生产的真正国产轿车仅占10％，生产的手机、计算机、程控数据机床等产品不得不付出价格的20％、30％、40％用以交纳专利费用；信息、生物、医药、重大装备制造、重大武器装备等领域基本受制于人或依赖进口。[5]其次是研发投入结构有待优化。从研发资金投入和从业人员规模上看，2000年以来，我国的研发投入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投入总量已进入了世界前列。2009年，全国共有4.6万个企事业单位开展了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参与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达到318.4万，已是世界上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力资源最多的国家。从总体研发投入强度看，2009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虽然达到了1.7％，但仍没有达到“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确定的2％的目标，与世界领先国家3％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更主要的是科学研究投入偏低。在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出所占比重偏低，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支出占10％以上和应用研究支出占20％以上的水平相比差距明显。200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5433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仅272亿元。[6]从历年统计资料看，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支出的比重一直较低(徘徊在5％左右)，基础研究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研发支出的增长。而基础研究是新知识、新发明产生的源泉，是保障国家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础。这表明我国科技发展的根基还不够坚实，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最要命的是，我国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远离生产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同时企业的研发、技术推广和升级投入严重不足，水平不高，导致企业自主创新无法形成良性循环，缺乏核心竞争力，这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2009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为1893家，仅占4.7％；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授权发明专利14277件，大约每三家企业拥有一件。②
在投资方面，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和以外国投资为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的增长模式已经潜力不大，进入内涵调整阶段。由于持续近20年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以上，导致我国生产过剩和产能全面过剩的问题十分严重。我国虽然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我国目前仍有接近1/5的产能是落后的。截至2009年底，在炼铁、炼钢、电解铝、焦炭、水泥、化纤等18个行业，落后产能占各自总产能的10％～25％。[7]在房地产领域，根据人口和住房建设统计数据，从1990年开始，全社会竣工房屋住宅面积以每年每人平均增加1平方米的速度快速增长。③到2009年底，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城市30平方米，农村33.6平方米。[8]而日本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6平方米，欧洲也不过20多平方米。也就是说，人均住房少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住房拥有结构很不平衡、空置率高、寿命短、存在投机：有的家庭有3套以上，有的却没有房；城市住房空置率达到20％以上；住房寿命平均只有30年左右，而发达国家往往是70年左右；现在我国每年住房竣工面积仍然以每年每人平均增加1平方米的速度快速增长，但发展更加不平衡，投机盛行。此外，金融业中的投机部分也存在增长过度、产品过剩的问题。更危险的是，庞大的额外产能仍在建设之中，并用额外的投资“治愈”现在的产能过剩，结果可能增加了以后的产能过剩，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并不是生产越多越好。生产过剩愈多挤占的消费就愈多，就会形成消费与生产的结构性不平衡。可以说，持续近20年的“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已经走到了尽头。缺乏有效监管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不仅形成过多的中间性耗损、资源浪费性投资恶性循环机制，而且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豆腐渣”工程和腐败分子，并正在形成权贵经济与裙带经济。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不仅催生经济泡沫，而且催生物价结构性上涨，市场投机氛围浓厚。外贸顺差过大部分源于扭曲的税收政策与对外贸易政策，致使偷税漏税骗税盛行。在“三过”持续发展态势中，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权力残余结合在一起，使政府行为扭曲和市场行为扭曲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在2009年表现得很充分。为了降低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推出两年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其规模相当于每年直接贡献近7％以上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新增信贷投放近9.5万亿元，超过前两年新增信贷的总和，但是大量的政府投入却变相流入了房市和股市，进一步吹大了业已存在的中国经济泡沫。因此，在低利率和资本市场流动性长期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也存在资产泡沫破灭导致巨大的财富效应损失和信用损失，这将使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替循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
2.外部条件变化
(1)人口与消费。首先，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消费周期的大幅衰减，必将减少对外消费需求，并改变对外消费的需求结构。其次，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必将持续数年，对西方消费的冲击很大，影响至少延续一代人，这种情势必将导致对中国进口的大幅缩减，使我们不得不调整现行的增长驱动战略支柱之一——出口导向政策。最近10年来，中国生产一直超过消费，发达国家家庭一直不计后果的借贷消费了这些过剩产能。现在，随着发达国家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发达国家家庭不得不提高储蓄、减少消费，中国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逆差必将收窄。因此，未来数年中国将无法继续通过巨额的贸易顺差来消化过剩的产能。也就是说，以出口作为增长引擎的时代基本结束。
(2)技术与投资。发达国家利用金融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强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如美国就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出口技术的各项限制措施。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正滑入二战以来的周期性低谷。技术创新周期的衰退使生产领域发展放缓；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全球化红利的消减、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美国通过美元铸币税、通过技术标准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受到限制；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拖累、金融危机的巨额援助，使美国财政赤字不断膨胀等等，都使美国对世界的投资和进出口进一步下降，进而对世界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力减弱，使美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下降。与此同时，海量游资对开放经济体的冲击依然存在，这些游资都是投机性的“飞雁”资本，对冲击国的经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3)贸易环境。世界经济正面临着粮食、能源和金融等多重危机的挑战，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迅猛发展之后，使世界市场和能源面临着重新划分格局的挑战，经济摩擦不可避免地要升级。美国政府正在实施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针对中国商品的整体性制裁。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2009年9月公布：从2008年11月作出集体承诺以来，G20成员国继续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成员国违背无保护主义承诺。[9]2009年经济全球化进程在速度和结构上的调整也表明了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不利于中国持续增长的变化。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都发起了更多的针对中国出口的反倾销诉讼和反倾销报复。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占世界此类措施总量的45％以上。以美国为首的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匹茨堡金融峰会上还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中国的“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发展”战略方针。[10]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持续，尤其是全球失业率普遍攀升(达到10％)，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以促进就业为中心，建立以国内发展为主导的政策体系，使得全球化的步伐放缓甚至出现倒退。很明显，世界已经进入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时期。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很高，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仅仅依靠提高内需根本无法消化掉这么多过剩的产能，而经济危机又使我国出口按照过去的速度可持续增长变得不可能，但中国亟须再度扩大出口，方可解决过剩产能。政府寄希望于通过不断提高出口退税率(2009年已经提高了7次，超过8000多种商品)的短期手段，结果很可能是一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危机。因此，要解决根本问题还得另辟蹊径，必须压缩产能过剩，改善供给结构，平衡收入结构性失衡。
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还很脆弱，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和国际的不利因素相互影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增大。
二、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选择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汲取世界发展方式的历史教训，针对内外部基本条件的变化，主动转变发展思路，适时调整发展方式，按照以人为本的思想，从扶优扶强扶大扶外资的理念转向重点扶弱扶贫扶小扶新，寻求国家和市场的相互补充与平衡，寻求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平衡发展，转变对经济总量的过度追求，改变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着力促进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1.转变人口、收入与分配政策
转变人口政策重点要解决失业、老龄化和人口结构分化三大问题，其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有利于降低失业率。转变收入消费政策，重点要加强对国内收入与消费分层的研究，核心是调节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失衡，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收入分配机制性问题、垄断性问题、向资本倾斜问题，通过政策转变提高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尤其是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根据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源分配格局是：农村7.1288亿人，占总人口的53.4％，从固定资产投资、消费、金融、收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资源总体占有率上看，农村占总量的不到15％，二元结构不是解决了，而是恶化了。此外，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依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获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1992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除了价格剪刀差，还通过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从农村和农民身上获得城市化的建设资金。社会资源配置的城市与工业主导，使得农村的土地、资源、资金、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种格局不调整，城乡统筹就难以实现，分配差距、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必然会越来越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对于内需增长，国家提出由目前政策刺激型增长转变为居民自主型增长，但当前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所占的份额过低，制约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我国消费率从1997年的59％下降到2007年的48.8％，居民消费也从1997年的45.3％下降到2007年的36.7％，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1988年最高占70.5％下降到2007年占59.1％，同时政府分配占比则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企业占比提高了3个百分点。特别是劳资关系更多向资本倾斜。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11]这种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不仅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在调节行业、阶层收入差距方面，国家目前的政策是提高农村老人、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社会优抚对象的待遇水平，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在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落实绩效工资的政策。这些措施很重要，但显然没有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收入分配机制性问题、垄断性问题及向资本倾斜的问题。在税收调节方面，目前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调节收入差距的税种比重过小或未开征，税收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保费存于社保基金个人账户，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由企业和个人缴纳；工资低，个人享受的社保额度就少，工资高，社保费也高，这无疑使得收入差距再一次拉大。因此，关键是要解决收入分配的三大失衡问题，即政府、企业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失衡，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收入分配之间的失衡，政府官员阶层、企业领导层、食利者阶层与一般工作者收入分配之间的失衡；要理顺政府、企业、居民之间及资本家(企业主)、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2.转变科技与教育政策
过去30年，我国成功创造了以“中国制造”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而未来中国要通过“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来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转变科技和教育政策。为此，我国提出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先后制定了《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但是，这些规划还需要各级政府和科技界教育界加以落实，真正使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人口与科技因素得到根本性、全局性的突破。首先是转变教育政策，关键在于解决目前的应试教育模式以及相关制度机制，要从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整体考虑、系统改革。因为应试教育体制机制是制约我国创新能力的基础性、全局性根源。同时要解决政府的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把该管的经费保障、质量保障监督和公平透明办学管好，把不该管的人事、薪酬、项目、招生考试等还给学校，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其次是转变科技政策，一方面要改变科技研发投入模式，另一方面要推动产学研良性互动发展。比如通过官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再比如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再次是推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需要政府在财税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给予保障。
3.转变生产、投资、消费与外贸政策
转变生产政策关键是解决好产能过剩与生产过剩、能源消耗与资源消耗过高的问题。转变投资政策关键是政府财政投入从生产领域向民生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政府的生产性投资由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引导民间投资向创新、环保、绿色领域发展。转变外资与对外贸易政策，一方面，我国吸引外资政策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需要与时俱进，要改革利用外资中给予外资的各种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要研究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后各国消费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出口生产，调整对外贸易政策。
在宏观经济上，重点要改政府扶优扶强扶大扶外资为扶弱扶贫扶小扶新，尤其要改革财政包干制度，废除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防止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总供给在不恰当的政策激励下，一方面造成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投资与扩张冲动，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低质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大规模的政绩工程，形成部分行业投资与生产严重过剩，产业链整体水平不高，自主知识产权少，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发展没有控制制高点的战略能力；另一方面内需外需结构矛盾突出，引进外资与巨额外汇储备并行，资产价格膨胀与失业率高并存。同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匹配，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市场推进很快，部分金融产品存在过剩问题，金融投机氛围很浓；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和农民的有效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相关金融产品短缺，尤其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一直没有大的突破。
在中观和微观政策上，目前国家促进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事实上没有扭转扭曲的行业与产业发展态势。比如：汽车以旧换新的单车补贴金额标准提高到5000-18000元，事实上鼓励了汽车产业已过剩产能的继续发展，也不符合我国交通发展、节能减排和环境可持续的整体国情。这些不恰当的短期刺激政策进一步加重了产业扭曲和市场变态发展。所以，必须调整宏观、中观和微观政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转变调控方式，重点防控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民营大企业的投资冲动，从鼓励扩张向严控投机、严控产能过剩和鼓励创新与产业升级转变；重点防控资产价格膨胀破灭可能形成的巨额呆坏账的市场风险；重点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重点扶持小企业发展，提高弱势群体就业率和贫困人口群体的教育、培训、医疗等投入，增强其自生能力。
4.转变领导干部政绩业绩考核评价机制和指标体系
“十二五”期间，我国提出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提出“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的思路，还提出了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四个必须坚持和六个结合起来”[12]的转变方针。为了贯彻这些方针，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这是必要前提。因为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要改变政府扶优扶强扶大的发展方式，要转变以政府投资和外国投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模式，要摈弃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产出而不计资源环境成本投入的做法等等，都需要转变发展理念。比如：人民及其组织自己能解决的就没有必要强行推向市场，也不需要政府过度干预；政府实行扶弱不压强的政策导向，加大对贫弱阶层的就业扶持，加大对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大对市场失灵领域的治理。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都要靠具体的人去完成，尤其是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的负责人。在我国，由于政绩业绩考核体系的指挥棒牵引，一段时间以来，数量、产值和速度成为政府及国有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数量型增长方式一度成为主导，致使经济增长质量低、效益差和结构失衡。因此，改革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领导干部的工作“指挥棒”——政绩业绩考核评价机制和指标体系至关重要，其中特别要处理好定量考核指标体系与发展导向之间的关系。为此，至少要进行四方面的转变：一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物质指标和经济数量指标，转向注重考核以人为本指标和经济社会效益指标，如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二是从过去侧重于考核经济发展速度指标和政治稳定数量指标，转向注重考核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指标，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平衡发展指标及社会和谐指标；三是从近期利益指标转向注重考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如企业与公民的创新能力等；四是由侧重于上级考核转向注重民意考核，如公众的满意度、社会的公平度、弱势群体是否得到有效服务等。只有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5.政策措施有效实施是保障
任何好的理念和政策，如果没有被有效实施，都将沦为一句空话。比如严格控制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政策，如果在信贷、环保、税收等措施上没有落实，就难以得到整体改变。最近，安徽固镇县6名环保干部检查污染企业被指影响招商并被停职[13]就是佐证。再比如资源、机会和资本的扶优扶强扶大的政策导向不进行实质性改变，内需不足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就不可能有所扭转，实现社会公平发展的愿望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还比如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匹配度及其对经济的服务功能，防止金融成为资产价格上涨和推动经济泡沫增长的推手，如果不对投机性金融市场和国内外投机性资本进行有效管控，金融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倾向就会进一步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就不可能成为金融的核心功能，而且实体经济也必然金融化、投机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发展。不公平的市场和不公正的社会只会给人民带来深深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自1995年以来，历届中国政府改变粗放增长模式的努力都由于政策被扭曲、组织上无保障、措施无法有效落实而沦为空谈。因此，防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发展政策的扭曲，扶民扶弱扶小扶新，为普通民众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需要给力的两个方面。
注释：
①一般把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作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型的指标。
②参见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国防科技工业局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2010-11-22)。
③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杂志社所编《改革开放3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字中国三十年》(2008年12月)一书第45页人口数据和第60页住宅数据计算而得。
标签：收入分配改革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