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与科学语言学——梁启超、胡适论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考据学论文,语言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从心学到实学
学术方法，代有更迭。有明一代学者多循“心外无物”、“物我为一”的思路，学界上下开口心性、闭口良知，视经验活动为末技。至晚明东林学派崛起，呼吁学界涤除心学虚证，“反之于实”，学术方法才为之大变。
清代学者推尚“实学”。实学既是一个哲学口号，也是一种方法原则。反诸实学，意味着把经学义理的阐释建立在解词、析字、辨音这一具体入微的基础之上：
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注：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文载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八册，中华书局，1984年。）
这样，光大经学的任务便首先落在了小学家（即语言文字学家）的肩上。他们所主张的实学，可用一个概念来概括，那就是考据。考据，也叫考证、考订、考核。清人翁方纲说，“考订者，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注：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考订论”上之一，同上书。）对于经学家或小学家，考据也即实学的别名。
2.现代定义和历史源头
“考据”这个词听起来传统味道很重，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一重要的概念。《辞海》（1980年版）对这个词的解说如下：
考据，也叫“考证”。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最盛，后世称为考据学派，或乾嘉学派。
考据法虽然盛行于清代乾嘉两朝，但并非清儒的发明，究其精神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陈澧在《切韵考序录》里曾将自己的方法论原则总结为：“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必使信而有征，故宁拙而勿巧。”（注：文载吴文祺、张世禄编《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下引陈第和顾炎武的作品，也均可见此书。）其实，早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叙》里，便有“信而有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等论述，显示出实事求是的问学态度。至宋代吴棫、朱熹，已非常重视全面地运用考据法。胡适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作中提到过吴、朱二人，对后者尤为推许。（注：本文所引胡适作品，均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部分，中华书局，1991年，下简称《文集》。）
吴棫为弄清上古用韵，搜集了大量实例，加以排列比较。这使同时代的朱熹深为叹服，称吴氏字字都有根据，“每一字多者引十余证，少者亦两三证”。（注：见《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今版可见岳麓书社1997年本，1866页。）尽管吴棫尚不能分别时代，审音也很粗疏，但他已是很有意识地运用了考据法。受吴氏的影响，朱熹也好在考据上下工夫，并且论述了怎样做才算得上正确的考据。他说：“看得一处是，未可便以为是，且顿放一处，又穷他语，相次看得，多相比并，自然透得。”（注：见《朱子语类》卷九，学三，“论知行”，今版可见岳麓书社1997 年本，142页。）
让我们接受以上所引《辞海》对“考据”一词的定义，它指的是“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就小学而言，这样理解的考据是一种一般的研究方法，而不限于（甚至也不能说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例如在音韵学家的手中，考据便是指从足够的证据中推断出古音的方法。上面说过，宋代吴棫已运用考据法探索古音。至明末陈第，明确指出自己用的是考据法：
又惧子侄之学《诗》而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注：见其著《毛诗古音考·自序》。）
把《诗经》上本有的例证与先秦两汉其它书上的例证区分开来，再把这两类例证与异文、同音字和谐韵字提供的例证区别开来，说明陈第认识到：例证的直接性和间接性影响着证据的可靠程度。区分本证、旁证等等，在训诂学上也有重要意义。
继之，顾炎武立足考据法，创立起古音学：
……乃列古今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为《音论》三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见其著《音学五书·序》。）
而陈澧所说的“考据”，也是针对历史语音的推考：
……于是分列声韵，编排为表，循其轨迹，顺其条理。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注：见其著《切韵考序录》。）
考据是清代小学家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他们所用方法的总称。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各个领域的实际研究，便产生了各种具体的方法。尤其是在古音（包括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探索上，清代小学家自觉的方法意识表现得格外清楚。 何九盈认为清代古音学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三种：1）诗韵系联法，2）谐声类推法，3）古今韵比较法。读者可参看他的有关论述，（注：见其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312页以次，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此处不赘。
3.考据的科学性
20世纪初叶，不少学者试图到中国近代学术中寻找类似于西方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尤以梁启超和胡适的论述最为精详，影响最大。
梁启超说：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注：《清代学术概论》45页。梁氏此书定稿于1920年，这里根据中华书局1954年版。）
他认为，归纳法是科学研究的首要方法，即使为求归纳而牺牲了演绎，也是可以原谅的：
清学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途存焉。（注：《清代学术概论》77页。梁氏此书定稿于1920年，这里根据中华书局1954年版。）
在另一处他谈到清儒“科学的研究法”的六个步骤或特点：1 ）注意（观察）；2）虚己（即客观）；3）立说（假说）；4）搜证；5）断案；6）推论。（注：《清代学术概论》33— 34页。梁氏此书定稿于1920年，这里根据中华书局1954年版。）
胡适说：
清朝的经学最注重证据。证据是推理立说所根据的东西；法庭上的人证与物证便是判断诉讼的根据。……顾炎武作《诗本音》，于“服”字下举出本证17条，旁证15条。顾氏作《唐韵正》，于“服”字下共举出162个证据。为了要建立“服，古音逼”的话，肯去搜集160个证据——这种精神，这种方法，是从古以来不曾有过的。有了160个证据， 这就叫人不得不相信了。陈第、顾炎武提出这个求证据的方法，给中国学术史开了一个簇新的纪元。从此以后，便是“考证或考据的经学”的时代了。（注：见其著《戴东原的哲学》第一节，《文集》1003—4页。）
并指出，考据法并非单纯的归纳法，而是归纳与演绎的结合：
顾炎武在1667年提出十大韵部。下一百年里，又有好些位学者用同样归纳和演绎的考证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每一步工作都是归纳与演绎的精熟配合，都是从个别的例得到通则，又把通则应用到个别的例上。（注：见其著《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第4节， 《文集》567页。）
梁、胡二氏评的是清学，实际处处拿它跟西学比较。可是两位的比较很泛，概念定义也嫌含混。比如称考据为“科学的方法”，是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科学”一语？之所以盛赞考据法，是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归纳——演绎这一严密的逻辑推理法；逻辑推理法固然为任一科学领域所不可缺，但那是否就是科学方法的全部内容？考据法确是一种精良的方法，问题是，清儒若只知考据法，只用此法探析语言，其研究路径是否过于单调，以致妨害语言本质的认识？
下文将指出，善用科学的考据法的清代学者，尚不知科学语言学为何物；得不到一系列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援，大不利于清代语言学的进步。
4.科学语言学的形成
4.1何谓科学语言学
对“科学语言学”这一概念，会有不同的理解。在此先须强调，本文所用的“科学”一词并无对立于“不科学”或“谬误”的含意。每一时代的每一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以判别正确和谬误，所谓“科学性”，永远是相对的概念。我所理解的“科学语言学”，是指这样一种范式的语言学：一方面它与哲学、逻辑学继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与生物学、心理学、地质学等近现代始获独立的自然科学建立了联系。所以，科学语言学的形成有一前提，即一系列自然科学的出现，其成果、理论、方法、概念对语言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科学语言学的形成是逐渐的过程，大抵跨17、18、19三个世纪，而以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后期最为关键。关于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诸学科对语言学产生的影响，我已撰文探讨，（注：题为“语言学与科学的历史姻缘：17—19 世纪科学对语言学的影响”， 连载于《福建外语》1998年第4期，1999年第1期。）这里不再逐一细述，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作一概观。
4.2以生物学为例
在各门自然学科中，给语言学带来新鲜气象最多的莫过于生物学（包括生理学、解剖学、胚胎学、动植物学等分科）。生物学上的重大发现，改变了传统的语言观，例如18世纪渐兴的比较解剖研究，证明类人猿的发音器官和大脑结构不同于人类，使语言学家认识到人类语言具有特殊的生物基础；进入19世纪，进化论成为语言学家手中的理论武器，用以支持语言自然使成、逐渐演变的观念。比较解剖学取得的成就使19世纪的语言学家欣羡不已，向他们昭示了建立一门比较语言学的光明前景，F.史雷格尔就此写道：
正像比较解剖学已经充分阐明高等[动物的]自然史那样，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或比较语法将为我们认识语言的亲属关系提供崭新的眼光。（注：见F.Schlegel发表于1808年的《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为建立古文化学而作》（Ue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Ein Beitrag zur Begründung der Alterthumskunde）.Heidelberg:Bei Mohr und Zimmer.此书今有John Benjamins B.V.1997年重印本。）
而动植物学的纲目分类法，则为比较语言学家描述世界语言的亲疏程度（谱系关系）提供了一种虽然有欠精确、却很简练直观的方法的样式。
18世纪末叶，胚胎学和心理学的探索已引发儿童语言研究的兴趣。至19世纪中叶，种系发生学的建立又一次促进了儿童语言研究：语言学家相信，语言的个体发生可以印证人类语言（作为一种种属现象）的发生。中叶以后，人脑的解剖分析和神经生理实验进展迅速，使病理语言的研究很快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以上所述种种，都属于科学进步对语言学产生的直接而显见的推动作用。但这还不是科学所施予的全部影响。科学还通过渗入语言学的大量概念，诱导着语言学家的思维。
4.3科学带来的新概念
异常活跃的科学思维，源源不断地为语言学家输送着新的概念。最先引入的是机械学的概念：“机制”、“链（带）”、“整体／部分”、“动态／静态”……；接着是生物学的概念：“有机（体）”、“组织”、“能产”、“（语）根”……；再后是地质学的概念“化石”、“石化”、“层积”、“突变／均变”……。
每一组新概念，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有的概念一度流行，后来悄然息声，退出了语言学；有的概念一直沿用下来，成为语言理论思维不可缺少的要素。有的概念至今仍像直喻；有的概念则已转为隐喻，若不点破，一般人已看不出其来源。
所有这些概念从自然科学进入语言学，未必都是通过严格逻辑的方式，而多半是经由丰富的想象。19世纪初的语言理论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语言是一个有机体”。但他们当然知道，语言并非有机体。语言只是被想象为一个有机的组织，这样比拟的好处是让人看到了语言的若干特性：动态的系统构造，内在的运作规律，逐渐发展的过程，自我补偿的功能，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独立存在。如今，“有机体”、“有机的”之类概念仍出现在语言学家的笔下，只是已不再让人感受到当年那种“活生生”的意味了。
5.清代考据学的缺陷
上述诸门自然科学对语言研究的种种影响，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学界是见不到的。清代自然科学中，以天文学和算学最为发达；明末清初西学东来，对中国科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即见于天算学。王力曾说，“清人的朴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受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从清代起才有真正的科学研究，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江[永]、戴[震]等人经过近代科学的天文历算的训练，逐渐养成了缜密的思维和丝毫不苟的精神，无形中也养成了一套科学方法。”（注：见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刊于《中国语文》1962年10月号，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0年。 ）严密的思维方式和认真的治学态度，这些清儒并不缺乏，不幸的是，除了天算学（或许还有地理学）外，清儒缺少其它科学，因此未能给语言研究带来新的动力，也无法形成丰富的想象。
事实上，梁启超和胡适在肯定清代考据学的优点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不足。梁启超说：
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此无论何人所不能否认也。虽然，其精力什九费于考证古典，勉誉之亦只能谓所研究者为人文科学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体之人文科学已甚远。（注：见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52页。此书写成于1923年，收入《饮冰室合集》卷十， 上海中华书局）
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就中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种。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注：见《清代学术概论》51页。）
清学之研究，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注：见《清代学术概论》22页。）
胡适对比了中西近代学术的平行发展，评论道：
这些不同国度的新学术时代的大领袖们在科学精神和方法上有这样非常显著的相象，使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基本不同却也更加引人注意。伽利略、解百勒[刻卜勒]、波耳[波义耳]、哈维、牛顿所运用的都是自然的材料，是星球、球体、斜面、望远镜、显微镜、三棱镜、化学药品、天文表。而与他们同时的中国学者所运用的是书本、文字、文献证据。这些中国人产生了三百年的科学的书本学问；那些欧洲人产生了一种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注：见《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第4节，《文集》570—571页。）
我们切不可不知道这些开辟中国音韵学的学者们有多么大的限制，所以他们似乎从头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全没有可给中国语言用的拼音字母的帮助。他们不懂得比较不同方言，尤其是比较中国南部、东南部、西南部的古方言。他们又不懂高丽、越南、日本这些邻国的语言。这些中国学者努力要了解中国语言的音韵变迁，而没有这种有用的工具，所以实在是要去做一件几乎一定做不成的工作，因此，要评判他们的成功失败，都得先知道他们这许多重大的不利条件。（注：见《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第4节，《文集》567—568页。）
清代考据学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其历史的成因，几乎已被梁胡二氏说尽。后来论及同一问题的学者甚多，大都是在梁胡二家论评的基础之上，作些具细的分析；有的人恐怕是连其著作也未研读，识见自不及两位大家深刻。本文也并无新见可言，最多不过是对梁胡二家的论断作一小小的补充。
6.从考据学到科学语言学
现代中国语言学已跳出考据学的束缚，升入了科学语言学的殿堂，尽管其与科学汇通的程度尚不能与西方语言学相比。这一新阶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考据学到科学语言学，这一步是怎样跨出的？从本世纪上半叶的学术文献中，当能发现此种变迁的轨迹。这里仅举几条线索：
△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引入“有机体”（organism）的喻用法，称清代学术“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注：见《清代学术概论》自序。）
△清末民初章炳麟撰《文始》、《语言缘起说》等，引入“语根”（root）概念，其直接来源为Max Müller。（注：见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第5页引俞敏的论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大声疾呼：“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注：此文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3—10页。）
把语言学建设得跟生物学、地质学一样？如今恐怕找不到抱着这样一种旨趣的同志了。但我们不妨重新听听这依然雄壮的呼声，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历史上它是从未有过的。
收稿日期：199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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