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应把握的三个维度
祝和军
摘 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就需要扬弃近代以来对待传统文化保守和激进的偏执态度，既要基于现时代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要在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会通和融合。这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需要，更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 中华传统文化；现时代；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考察时指出：“文化是不同民族之间得以区分的独特标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而坚持文化自信，关键在于能够理性、辩证地看待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依笔者看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着眼于以下三个维度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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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扬弃近代以来对待传统文化保守和激进的偏执态度
近代以降，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得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被迫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走上了“被近代化”、“被世界化”的道路。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得不正视“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1) 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96页。 的事实。自此以后，国人对于自家文化的态度可以说是辗转起伏，时而骄傲，时而自卑，爱恨交织，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纵观近现代学人，保守者有之；激进者有之；开始激进，后来又趋于保守者有之；把目光深邃地看远，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坚持“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者有之；勇于先去，以死殉道者有之……但无论何种观点，都是一代学人身处剧烈的时代变革中对自身文化做出的某种反思和回应，为今天我们重新打量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诚然，一种文化的命运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它自身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往往还会受到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论是文化态度上的自信和自卑，还是文化主张上的激进和保守，无不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背景相关。 激进派所谓激进，正是基于中国当时贫困积弱甚至几近亡国灭种的现实，认为应该全面引进西学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传统。所以，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全面西化”不过是“充分世界化”。正如胡适所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2)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44页。 尽管如此，激进派对彻底抛弃民族文化也是心有不甘，其偏激的外表下面仍带有十足的斗争策略的味道：“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太可怕了，我们大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打掉一点我们这个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的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3)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朱文华选编：《反省与尝试——胡适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鲁迅就曾以一个文学家的手法为自己的反传统的偏激辩护：“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要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如果说要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所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汉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4) 《鲁迅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
文化虽有惰性，但仍然需要文化的传承者予以呵护和坚守。不然，这个古老的传统是难以为继的。试想，当一个屋子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要拆掉屋顶，屋顶很可能就真的会被拆掉了。对此，保守派的出现就难得可贵了。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就是自觉地以“中体西用”为基本宗旨的。在洋务派看来，向西方学习，只是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但在文化上仍然应“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否则，“抛荒中学功底”，只会造成“西学未兴，吾学先亡”的文化沙漠。(5) 吴汝伦：《答贺松坡》，《吴汝纶全集》(卷四)，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407页。 后来的保守派学者更是极力坚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反对以物质后果来评判文化之间的优劣和贵贱，以期在物质文明狂飙猛进的时代为中国文化的合法性保留地盘。正如梁漱溟所认为的，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特定的生活样式，根本就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趋往的活东西，不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5页。 这种“活东西”，内在地要求我们绝不能以“凭吊古迹”的态度视之，而必须以投入其中的方式加以体认。否则，文化只能是“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正因为此，保守派学者大多主张将自家文化作生命观，反对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姿态对文化进行裁剪或者取舍。至于东西方文化对峙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他们则着重强调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正如熊十力所言：“先圣贤确有一副可贵遗产，不独不弃，将来人类必当所资。”(7) 专访何中华：先圣贤文化遗产的“现代启示”。http://www.chinakongzi.org/tt/201705/t20170503_128998.htm
“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篇》)实际上，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都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保守派从民族性立场出发，偏重于阐发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捍卫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反对目光短视的功利行为。但是，他们对世界文明发展成果表示拒绝，不免陷入了迂远。这种做法不可能推动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这也注定了他们对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无法在实践层面提出一个切合可行的操作方案，可谓“知古不知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81页。 实际上，恪守“中国”而拒绝“世界”，只能沦为一种拒绝开放、抵制外来文明的遁词和借口。与之相反，激进派则是从现代化的历史维度出发，主张通过“全面西化”、“充分的世界化”破解中国近代之危局，谋求国家之富强。但是，这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拿来主义，却是将中华文化连根拔起，不免陷入了短视和刻急，可谓“知今不知古”。他们认识不到，“言必称希腊”复制不了他人的荣光，拾人牙慧只能落得亦步亦趋，最终难免丧失独立性进而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9) 同上，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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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外在对立关系。相反，二者是早已经成为了彼此阐释、相互发明的契机和视野。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尺度，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办中国事”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外在机缘，是促进中国自身文化完成现代性转化，展现当代价值的推动力量。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融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会通“是否可能”已经不成问题，重点在于“如何可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正在从事带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实践，文化的主题必然凸显。这就需要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会通和融合。这一理论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二、积极弘扬和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社会各界都必须高度重视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加强网络安全的教育与宣传，通过多种措施来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与能力，震慑黑客、网络攻击者的不法行为，从根本上对计算机网络环境进行净化，构建健康和谐的网络虚拟社会。另外，需要加强网络安全技术人才的培养，构建高水平的网络安全管理团队，提升计算机网络的安全属性。
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把握“继承”和“发展”辩证统一关系。没有继承，发展就会失去根基；而没有发展，所谓的继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不能接受改变的文化是无法生存的。《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和“新命”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唯有通过文化的自我革新、自我发展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文化的发展都是“接着讲”的，所谓的“照着讲”不过是书斋里抽象和想象的结果，在现实中既无意义，也不可能。因此，文化的传承在实践层面必然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即创新性的继承和继承性的创新。唯有如此，文化在保持自身认同和确认的同时才能不断地贴近时代，走向未来。
没有什么文化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而必然是有发展、有生长的。而这种发展和生长，又是通过与时代的“对话”、与其他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才成为可能。关于此，冯友兰先生晚年曾提出了著名的“抽象继承法”。他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底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10)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文集》第1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冯先生举例说：“《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来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11) 同上。 可见，如果只关注“具体的意义”，我们的文化就只能停留在过去而无从发展，因为这些命题是与“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的“抽象继承法，”就是要将其中“抽象的意义”继承下来，根据时代的发展再赋予其具有时代特征的“具体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由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塑造的，与西方那种偏执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无疑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他们认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环境危机，其根源就在于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或道路本身固有并难以自行克服的矛盾性。正如格里芬所言：“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从核武器的威胁和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13)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 因此，要超越并克服这种现代性的危机，必须回眸东方，“对传统社会的智慧予以新的关注”，进而以对牛顿力学为核心和以“祛魅”为特征的机械论自然观展开批判，重塑整体有机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可见，在多元现代化道路并存且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断式微的今天，我们应承担的一项重要文化使命，就是要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正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今日之中国，既是承载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国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之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双重视域下，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就需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曾撰文指出(14) 祝和军：《实践境域的开启与交融——也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汇通》，《东岳论丛》2017年第4期。 ，当前学术理论界和文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学理层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有无共通之处，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诠释、彼此发明的内在契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给出一个简单的历史结论，而是关乎如何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冯先生所言的文化的“抽象意义”，指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一精神是“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需要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比如，中华传统文化将“德”定位为维系个人和集体的价值取向，强调个人的价值实现有赖于融入集体事业。时代虽然在发展，但是“德”在个体和集体之间实践展开的基本结构是没有变的。纵观世界各大文明，只有中华民族不需要任何神祇就能坦然地投入集体事业。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经了无数次战乱、天灾和磨难，最终却绵绵不绝地生存了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所涵养出来的中国人在现世中完成了人生的超越，在集体中实现了价值的永恒。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达的就是中国社会这种无以伦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全球化和民族性的双重变奏。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促进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互鉴。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民族文化被西方强势文化“格式化”的危险。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这一背景下，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就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正在于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指的正是文化的独立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12)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三、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需要继承和发扬，但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则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求被赋予新的内涵。这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言的文化的“具体意义”。对于文化的“具体意义”而言，它不仅不能不变，反而需要“日新，日日新”。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对待传统文化，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事实上，我们若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就会沦为一句空话。新儒家所致力于的 “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努力在实践上之所以遭到挫败，正在于其预设了“内圣”的不可动摇。实际上，一种文化在内涵上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让我们仍然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德”为例。如果说古典之德强调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那么，新时代之“德”则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正因为，“立德树人”仍然是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这一教育目标既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立足于时代特点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从而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近代以来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观点看似互相对立，实则两极相通，折射出的是那一代学人浓厚的文化焦虑，甚至是文化自卑。其根源正在于近代中囯在救亡实践上的挫折和发展道路上的迷茫。而要摆脱这种文化上的焦虑和迷茫，唯有通过马克思意义上“现实世界的革命化”才是可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经整整100周年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就在实践层面为超越近代保守派和激进派对立格局提供了历史前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理性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就需要我们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唯有如此，才能在根本意义上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一方面，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在根本处实现现代性转换。从历史形态上看，中华传统文化是处于“前现代”的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彰显了其“后现代”的维度。按照两极相通的辩证法思维，二者确实存在相通之处。比如，我们可以在儒家思想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中看到马克思所昭示的“共产主义”的影子。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大同”理想是没有物质基础和历史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孜孜以求地追寻“内圣”和“外王”的内在统一，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内圣”和“外王”非但没有贯通，反而却是经常性地处于断裂之中。实际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对传统文化丧失信心，通过“睁眼看世界”寻求民族救亡之路，正是看到了传统文化的软肋——对物质基础的漠视。正如魏源所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但绝无不富强之王道。”(《默觚下·治篇一》)“王道”唯有以“富强”为前提和条件才具有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就是要牢牢把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关系，积极扬弃中国古代社会 “内圣”和“外王”的外在对立，既要重视道德文化资源所焕发出来的集体主义力量和内在超越精神，更要正视“富强”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作用。可见，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反过来说，如果建立全数据样本的工作停滞不前，农业大数据不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近年来，由于政府的重视，各地纷纷建立或者筹划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但有些平台建立起来之后实际作用有限，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完善的全数据采集管理工作，数据不完整、不融合，最基本的数据分析和统计工作都难以展开，需要大量数据的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更无从谈起，建立大数据平台网站容易，但离真正的大数据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落实数据采集整理共享机制是面临的首要问题。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有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化视野，才能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空间维度上讲，中华传统文化生长于东方的中国大地，而马克思主义则诞生于西方的欧洲世界。对于这两种思想资源之间的“异质性”，我们应该予以正视。以前，我们的研究中对二者之间 “同质性”关注较多，而对二者之间的“异质性”重视不够。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正是在这种“同质性”和“异质性”的辩证运动中得以推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法。”(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4页。 片面地强调“同质性”而忽视“异质性”，我们的研究不但会陷入“解释世界”的保守立场，而且也无法推动二者构建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对话。因此，二者之间的“异质性”非但不是它们沟通交流的障碍，反而是二者富有张力地展开对话的优势所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历史使命。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它不仅要进一步关注“中国化”，更要拓展到“世界化”，以深化对“时代性”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养料。
可以说，伴随着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以及所带来的文化后果的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在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进程中日益彰显价值，也在人类全面反思全球性危机的文明自觉中日益凸显意义。中国21世纪的文化建设，就需要融通多种文化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唯有如此，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在继承和创新的宽广视域中对重大的时代问题交出满意的答卷。对此，我们满怀期待。
（三）具有损害事实。所谓损害事实指的是侵权行为人给受害人造成不利的后果，包括财产的损害、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的行为侵害配偶权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对无过错一方的情感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严重者因无法承受而选择自杀或伤害自身的行为。在特定况下由配偶身份而衍生出相关的财产权、继承权也会受到侵犯。〔5〕
作者简介： 祝和军，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阶段性成果；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YY19ZZA027)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10-0054-07
责任编辑： 尚卓玛
标签：中华传统文化论文; 现时代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