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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 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62（2011）03－0062－07
商学教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教育。中国的商学教育经过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演进，已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最庞大的学科领域之一，且受到世界教育界的密切关注。
1 商、商学、商学教育的一般描述
1.1 “商”的学说
商学概念的界定与人们对“商”的理解密切相关。“商”的概念起源于交换，随着交换的发展，形成了商的诸多学说。以日本为例，就有内容把握论和特征把握论。[1]
内容把握论是从商应有的内涵上认识商。又可分为：（1）历史说。“商”的概念起源于交换，原始的交换形态是物物交换，而后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简单商品流通，但这时的交换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不具有“商”的属性。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商人、商业的出现，使交换活动变为以盈利为目的，商的本质初露端倪。（2）媒介说。商是一种媒介行为，由商业、批发业、零售业的第一种行为扩大到手工业、制造业、运输业的第二种行为，再进一步扩大到银行业、保险业、居间业、租赁业、广告业、证券业等第三种行为。“商”的含义不再局限于流通领域，“商”概念的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都可纳入“商”的范围。
特征把握论是从特征上把握商的本质。可分为：（1）企业说。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活动受利润动机的驱使，“厂商”范畴便应运而生，“商”的含义由狭义流通领域的Commerce（交换、交易）演变为广义的Business（商务管理）。（2）商的色彩说。商的色彩，是从营利的投机买卖演绎出来的特性，是以“集团性”及“个性丧失”为主要内容的。这种商的色彩即成为商法的对象。
在中国内地，学者在理论上也对商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可分为：（1）对商行为本质的认识。一般说来，学者们均将商视为商品交换活动。粱慧星等把“商”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商品交换行为”。[2]苏惠祥等对“商”的定义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3]黄国雄认为，商行为具有特定的经济内涵，不是任何一种买卖行为都可以成为商行为。商行为是指经法律认可的营利性的经济活动。所以，认识商行为，一要划清商与非商的活动，二要划清合法经商与非法经商的界限，三要划清商的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2）对商的范围的认识。黄国雄还认为，按照国际惯例划分，商范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直接媒介商品交易活动，如批发商、零售商的直接从事商品购销活动，称为“买卖商”；第二，为“买卖商”直接服务的商活动，如运输、仓储、居间行为、加工整理等，称为“辅助商”；第三，间接为商活动服务的，如金融、保险、信托、租赁等，称为“第三商”；第四，具有劳务性质的商活动，如旅馆、饭店、理发、洗染、影剧院等，称为“第四商”。[4]商的行为在延伸，商的范围在扩大，出现“无业不商”的情况。
1.2 商学的界定
商学概念不但提出得很早，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间广为流传的《致富奇书》、《陶朱公经商理财十八要则》、《生意经》等是活跃在社会商业实践第一线的古人对经商规则的高度概括，是萌芽中的“商学”。1896年，晚清商务大臣盛宣怀多次向清朝庭建议兴办商学，培养商学人才。他说，中国“一则无商学也，再则无商律也，无商学则识见不能及远，无商律则办事无所依据”。[5]民国初期，把商学定义为“商业上应用之学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前苏联模式把商学叫做商业经济学。
在国外，“商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变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将“商学科”表述为Commercial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6]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原分类作了修改，修订后的“商学科”表述为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7]
商学是研究一切向社会提供物品和服务而营利的活动及其规律，它是一个涵括经济、管理、贸易、投资、金融、财会、统计、审计等学科相关内容的学科泛称。从西方近现代商科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它经历了由经济学胚胎到经济学与商学混合，再到经济学与商学分立的过程。商学侧重于市场、操作等实务型人才的塑造，经济学则倚重于学说观点等理论型人才的培养。
随着现代商业的作用日益凸现，商学的地位日益提高，理论界从提高竞争力和流通力的视角进一步探讨商学的学科架构，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商学架构由过去的线性结构转变为立体结构。商学的线性结构是指现代流通业，由流通的五流（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和需求流）构成。商学的立体结构如1表所示。
1.3 商学教育的描述
商学教育是由早期经济学教育发展而来，它是介于经济学理论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之间的一种特殊学科。商学教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教育，商学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的概念。世界教育历史表明，商学教育与市场发育程度成正比：市场经济愈是繁荣，商学教育愈是发达。商学教育不是简单的“经商之道”，其核心思想是“立国之道”。当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商学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其对商学人才的需求也呈增长态势，而商学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归根结底要依靠商学教育的发展。
2 商学教育演进的三阶段
2.1 古代起源
从历史上看，商学教育的演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受“重农抑商”的影响，商业很不发达，但在长期的商业演化过程中，萌芽的商学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是师徒制。中国古代还没有商学的学校教育，那时的商学教育一般是徒弟居于店东之家，店东供给衣食住，授予商业技能。二是记载经商之道的古籍在民间广为流传。首先，先秦时期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计然的积蓄之道、范蠡的生财之道、荀况的开源节流和白圭的经商韬略等；《管子》是我国较早阐述市场观念的一部著作，该书把市场与大地、朝廷、黄金、千乘之诸侯国及封地置于同等的地位。这些记载经商之道古籍的流传，实际上是在传播着经商理念和经商技能。其次，秦朝至宋代的中古时期，中国的私商大致以零星、分散的方式发展。再次，宋代以后，出现了以地域文化为表征的商人群体，明代小说《拍案惊奇》卷三十七说：“徽州风俗上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州同时又是朱熹的故里，书院遍布城乡，人们自小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许多人学业期满后便弃儒经商或亦儒亦商。最后，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十大商帮，《中国商脉》、《中国十大商帮探秘》是儒商风貌的概括和总结。商帮的重贾道、重义气、重乡情等儒商情怀深刻地影响和启迪着后人。
2.2 近代雏形
19世纪40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政治、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商学教育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
（1）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背景下的商学教育。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以“求富求强”为宗旨，着重制造枪炮、船舰，训练新式军队，在各地开办一批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军事学堂。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抵御侵略不仅要“强兵”，而且要“富国”。因此，洋务运动的重心也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为适应这种转变，他们兴办实业学堂，培养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需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1893年，张之洞创建的湖北自强学堂便设立“商务”课程，认为“商务关乎富强之大计”，1896年，他又设江南储才学堂，设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目的在于“恤商惠工”、“有益国计民生”。实业学堂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政治色彩。1904年，晚清商务大臣盛宣怀还创办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商科高等专门学校——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必须广商业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市，方能特开曹部，以振起商战，足国足民。”[8]
（2）政府导向下的商学教育。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实业学堂宗旨是“所以振兴农工商务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和商船学堂四类以及实业教员讲习所。《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其中商科大学分三门，即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商科大学要求设置商业实践所，使学生得以实习商业。这是中国大学设商学院之开始。
民国初年，商学教育有了初步发展。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中，规定商科为七大学科之一，即文、理、农、工、商、医、法。以文理二科为主，仅有文科而无理科的学校要兼有法商二科才有资格名为“大学”。大学以外又有商业专门学校，商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可视地方情形酌设别科或专修科。1914年教育部通令各省民政长，凡未设立商业学校的地方，应分别推广设立。政府令各省大力兴办相应的高级、初级农、工、商职业学校，以适应商业日益发达的形势。在政策导向下，各地开始办起了各类商业学堂，各地商会也把商学作为其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纷纷办起了商业学堂或业余商业补习学校。[9]清末民初，商业学堂数量不多，可视为我国商学正规学校教育的开端，草创阶段商业学堂不够成熟，存在规模小、办学雷同、教材不足、师资缺乏等问题。国民政府时期，商学教育的办学条件逐渐改善。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商学系科由原来的商业学堂走进多科性大学的经济系。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等，根据以上法规，全国大专院校分为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大学分科改为学院，分设文、理、法、农、工、商、医学院，并增设教育学院。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继续进行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的部署。理、工、农、医等科学生数逐年增加，文、法、教育、商等科学生数逐年减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
（3）商学留学教育。除了兴办各种商业学堂（校）外，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商业知识也成为培养商业人才、发展商学教育事业的一条重要渠道。留学生的派遣，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的倡议有关，也与容闳等人的积极活动有关。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幼童30人留学美国，连续三年，共派出留美学生计90名。留美生完全是出自于洋务建设的需要，正如：“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①
光绪元年（1875年）和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继续派遣学生赴欧洲留学，以法国和德国为先。此次留学生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制造学生，18人；二是驾驶学生，12人。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进一步激起朝野上下的自强决心，留学生数量很快增加。1900年—1906年达最高潮，前后共有万人以上。这些留学生所习科目以理工科为主，1899年清政府开始意识到留学生不能没有学习农工商者，曾经命令“嗣后出洋学习，应分入各国农工商各学堂，专门肄业，以备回华传授”。1908年进一步规定，官费留学生必须是理工科。庚款留学生也规定十分之八学理、工、农、商各科。[10]留学生摒弃封建商业的经营方针，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模式，改造旧式企业，开设现代化的大企业，追求事业成功和人生价值，并通过兴办实业来救国富民。
2.3 现代成长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商学教育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1965年。新中国商学教育初创时期，借用《苏维埃贸易经济学》，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编写了《贸易经济学讲义》。1957年，中国商业干部学校根据商业部的精神，编写了《商业政策》教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在《贸易经济学讲义》的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商业经济》。随后，各院校也陆续编写了各种版本的《商业经济学》教材和讲义。总之，这一阶段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商学学科。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这一时期我国各财经院校相继停办商学专业，使我国处于初创时期的商学专业及商学研究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第三阶段，1978年—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恢复高考，教育步入正轨，复办财经院校和商学院，复设贸易学和商学专业。商业风险与竞争、期货与租赁、股票与证券、兼并与联合等商学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翻译、撰写了大量专著和教材，丰富了商学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商学专业和学科建设进入繁荣期，形成了商学的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多层次的教学体系。
第四阶段，1998年至今。1998年，教育部进行了专业结构调整，本科专业目录由1993年的504种减少到249种，研究生招生目录由1993年的654种减少到381种。这次专业结构调整取消了商业经济专业，各校进行相应的专业调整，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将商业经济专业并入产业经济专业；二是将商业经济专业分解为市场营销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后来又增设物流管理专业和电子商务专业；三是商业经济专业改为商务专业。实际上，这次专业结构调整，使得商学学科细分成更多的专业群，商学系统更加充实和壮大，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学核心专业群、骨干课程群和名牌学校群，如表2所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商学教育除了以上分析的具有正规化、规模化的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1）商学教育的本土化。中国商学底蕴厚重、体系完善、基础扎实、经验丰富。着眼国内国际贸易市场，立足国内工商企业、服务企业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充分考虑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企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在专业细化、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案例讲授等方面充分体现出中国商学教育的个性和特点。
（2）商学教育的现代化。商学教育现代化是指商学教育由不发达状态成为发达状态的过程和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学教育的理念出现变化，商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商学由原来的“专才”教育转变为“通才”教育的观念日显突出；计算机、数据库、多媒体技术不仅变革了教学手段。而且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习效率；课程结构适时调整；教学环境及时改善；管理手段与时俱进的配套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商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3）商学教育的实践性。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商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与市场经济运行最为贴近，与实际经营活动结合最为紧密。实践性教学一向被视为提高商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商学的性质决定了商学教育的主体在本科，本科阶段的现场实习、技能训练、操作实训、学年实习、毕业实习、社会实践报告、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都是商学教育实践性的体现。
3 商学教育演进的动因
3.1 外部环境动因
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观点，商学教育必须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商学教育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和变革。信息技术和市场格局是商学教育演进的最主要的动因。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技术融合，在流通领域，电子商务的兴起，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现代商业越来越走向知识密集化、信息化、立体化、网络化和边缘化。信息技术下亟待革命性的商学理论指导电子商务所形成的新兴商业模式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创新问题。同时，市场格局出现了三种新的趋势：大商业、大市场、大流通；内外贸易一体化；国际服务贸易兴起。在此背景下，按照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商学教育需要实现四个转变。一是以变革的观点指导建设新商学；二是以市场的观点为基础，研究商业活动的一般规律和普遍现象；三是以现代的商业观念充实和拓宽商学的研究内容，界定商学的研究范围；四是以发展的观点，建设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新商学。
3.2 社会需求动因
商学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商学教育紧跟时代的步伐，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不仅在总量上培养满足社会各界对商科人才的需求，而且在结构上适应人才强国战略的需要。需求导向下的商学教育，一方面在逐渐“微观化”，讲求务实实践精神，关注商科领域的各类商务活动，另一方面也在更加“宏观化”，即开辟基于全球的时空范围考虑问题的新思路。
需求导向下的商科教育，已经实现了四大转变：一是从政府兴学到民间办学；二是从面向流通部门到面向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三是从面向国内经济到面向国际经济；四是从培养少数精英人才到培养大众的复合型人才。
3.3 自身变革动因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同样，无论是传统商学还是现代商学，其发展和变革都有自身的规律，这一规律就是随着商业革命的进程，商学教育不断创新的规律。
自人类社会出现商业以来，交换或交易便成为影响社会发展、促进文明进程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活动。当交换的规模和范围急剧增大、交易发生的频率急剧增加、交换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时，在交换领域内便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带来了交换领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商业革命。
综观人类历史，具有普遍意义的商业革命已经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货币的出现；第二次是商业信用体系的形成；第三次是连锁商业的产生和发展。[11]商业革命的进程，使得我国原有的商学理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释的新问题：商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核心理论体系、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规范、覆盖范围和新兴商业模式等，商学理论和商学教育，唯有自身的不断变革和创新，才能回答和解决这些新问题。商学教育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改革和创新是商学教育演进的主旋律。在商学教育的历史演进中，商学教育自身的变革始终体现在：办学方针、办学体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的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商学人才的培养随时代需求的变动而变动；教学内容随时代发展而具有创新性、开放性甚至超前性；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除传统手法之外，大胆引入科技元素，体现商学教育变革的与时俱进。
4 商学教育展望——新商学
4.1 实践导向
商学是研究商品的各种消费和流通问题的学问。商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体现其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21世纪，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浪潮下，商学教育理念、教育指导思想、教育目标等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商学教育越来越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全球视野与当地经济相结合，商学教育在实践导向指引下，体现务实趋势。
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性学习贯穿于发达国家商学教育的全过程，如德国的“双元制”课程模式、日本的“产学合作”模式、英国的“工读交替”模式、美国的“合作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说明了商学教育对现实社会、产业经济动向反应的敏感性，显示了商学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独特性。这些模式反映了商学教育的实践导向，许多大学的商学教育采用多种形式加强与社会、产业界、实业界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开设“商业调查”科目，即每年确定一定的区域范围进行“问题发现型”的实态调查，然后召开报告会，写总结报告书。[12]
（2）实施拓荒精神计划，即先到国外大学进行两个月的研修，然后到企业进行一个月以上的实训。
（3）聘请企业首脑为兼职讲师，主讲诸如现代企业、企业管理、公司治理、金融改革等方面的务实性内容。
（4）开展个案教学，利用企业界的实际经营管理状况作为个案分析的教材，让学生依个别案例分析，培养其对事物的判断力，激发学生思想潜能，使学生对实践的体会更深入更实际。个案分析教学成为世界商学教学的主要方式。
（5）注重体验法，赋予学生体验情境。智慧无法接受相传，只能靠自身的体验去领悟。体验就是对亲身经历过的事物的感受，其前提是经验，其途径是感受。体验法，通过营造特殊的环境塑造人，重在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挫折教育训练。
商学教育的实践导向为商学教育的理念和目标提供了新启示：一是教师懂商业实务，深入商业实战，能够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用实践经验丰富课堂理论教学。二是本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商学教育为实践服务、学以致用的原则，增强商学教育的实用性。三是教学内容融于案例分析中，结合实际案例组织课堂讨论和研究。四是将商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有机结合，利用企业和社会为教学提供真实的实践环境。
4.2 国际对接
国际对接取决于商学教育的国际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达到高潮，教育作为服务产业融入了全球化。教育全球化一般要经历国内教育自由化、国内教育市场化和国内教育国际化三个阶段，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教育国际化阶段，并以商学教育国际化为核心。商学教育国际化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商学教育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管理体系的国际化倾向，培养国际化商务人才。二是把本国的商学教育推向国际教育服务市场，实现商学教育资产国际商业化进程。[13]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围绕理顺政府、社会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完善新的教育体制而展开。随着教育全球化浪潮的进一步加深，我国商学教育的国际化改革和国际对接的需求日益迫切，商学教育国际对接的内涵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国际对接。国际商学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在变化的环境中从事经营管理的经理人的竞争力。包括三个具体目标：感知力、理解力和竞争力。[14]为了实现商学教育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市场定位，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一般含有外国文化分析、道德与全球问题、国际商务英语、国际商务实践、国外经历、国际贸易惯例与法律等元素，培养具有国际特征的、能够在国内和世界就业的、了解国际文化差异、自如跨文化沟通的、具备项目合作与管理能力的围际化人才。
（2）教师和学生的国际对接。教师的国际对接体现在：一是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突出国际化，通过外语教学和双语教学实现。二是通过国际旅行、培训和交换项目等机会，为教师创造国际经历。三是教师的科研活动要满足国际商务的需求。四是教师和国际经理人互换位置。学生的国际对接体现在：一是国内学生有机会接触外国教师，或有机会到海外学习。二是有一定比例的外国学生。
（3）商学教育评价体系的国际对接。商学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商学教育涉及教育目标、教学组织规模、资源利用、组织结构、课程设置、教师学生流动性及其构成、语言使用等具体评价指标需要参照国际的通常做法进行观测。
4.3 品牌运作
20世纪90年代开始，企业活动已从产品销售发展到品牌营销的高级阶段，从而进入了品牌经营、品牌竞争、品牌运作的新时代。随着经济和教育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强，高校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高等学校作为培养和造就人才的“特殊企业”，同样也离不开品牌，创建学校品牌同样成为高校竞争和发展的核心武器。[15]
21世纪以来，我国商学教育正在走向品牌区别，塑造商学教育的品牌形象意义在于：一是市场竞争的需要。商学教育也要面对市场、面对学生的受教育选择、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招聘更好的师资、招收更多更好的学生，所有这一切的取得，都离不开商学教育学校品牌的知名度。二是能与公众和社会形成稳固的良性循环。商学教育学校凭借自身良好的品牌形象，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教学资源，在品牌约束力和目标导向的指引下，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和服务。
品牌形象的提升，离不开品牌运作。商学教育品牌运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理念识别。指商学教育内部统一兼具外部特征的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念，包括办学理念和教育精神。它属于品牌形象深层次文化精神领域的灵魂部分，直接影响着学校的精神面貌和教职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是社会公众评判商学教育品牌形象的重要因素。
（2）行为识别。行为是理念的具体化。商学教育行为是商学教育理念指导下的一系列教育活动，包括师生的内部行为活动和对外社会活动。对外活动在品牌识别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加强对外公共关系活动以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
（3）视觉识别。为实现形象的视觉识别而设计制定的统一标准化符号，包括标志、标准字、标准色、造型等基本要素识别和办公用品系列、环境系列、旗帜系列、服装服饰、交通工具、传播媒体、展示陈列规则等应用要素识别。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商学教育的视觉识别可以采用视觉系统或视觉一体化加以集中体现，以提升在公众心目中的评价。
（4）教学质量识别。品牌的基础是质量，商学教育通过其产品——学生的素质，获得公众的认可。教学质量是商学教育品牌运作中最重要的可持续性的差异优势，学生择校和社会招聘等首要考虑的是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是品牌运作的核心要素，只有建立和保证高水平教学质量的长效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创建商学教育品牌形象的作用。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学教育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进入21世纪，商学教育的新趋势越来越明显。
收稿日期：2011－02－25
注释：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2卷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