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学术源起、战略演进与要义探赜
□赵 莹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 要] 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内涵极其深刻而丰富，涉及领域十分广泛的概念，就其词源意义而言在直观上体现了一种时间性与实践性的界定，折射出人类社会复杂的发展与变迁。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历史之视角，将理论结合实际，对现代化理论的学术源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予以系统梳理，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复杂性与超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走出一条立足国情且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自主型发展之路，最终指向的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
[关键词] 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演进;以人民为中心
“现代化”就其词源意义而言直观上反映了一种“时间性”与“实践进程性”。现代化虽然没有统一定义，但其范畴内嵌着一定社会的发展状态、历史过程。如果将现代化以“整体性”视角置于世界历史前进之洪流中进行考察，可以将其视作是自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之后所呈现出的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进程。广义上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提升引致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剧烈变革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现代工业加速进步、科学技术广泛兴起的典型特征，实现了不同国家从经济基础到政治、文化、思想等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狭义上的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落后国家从自身社会实际出发，发展生产力追赶先进工业国的一种过程，这一过程是推动自身发展与回应外部挑战的复杂适应性变革。作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与远大目标。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对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攻坚求索，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蕴含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性，也体现契合自身特点的独特轨迹。
一、现代化的学术源起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折射出人类经济社会的复杂变迁，其内涵深刻而多向度，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具有认识上的系统性与分层性的视角区分。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现实之脉络，呈现内外合力的作用。19世纪，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与现代文明对原有传统封闭文化体系的冲击下，中国开始了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学习思考，经历“器物之变”“体用之争”与“制度变革”渐次探索，对如何实现现代化做了许多尝试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国现代化思想与理论形成的重要前提，其理论内核成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主源。尽管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他们并没有提出完整系统性的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但是，在其论著中有关“现代”的概念与“现代化”的思想却是颇为丰富的，具备前瞻性的理论张力。这一思想早在唯物史观形成初始就已然萌生，马克思深刻洞察并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本质，以庞大的历史观深度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内涵，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内嵌着对于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趋势以及现代性的反思及诊断，体现了严肃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对于中国现代化思想形成及模式选择有着关键性作用。
早在19世纪40年代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十分鲜明地揭示了“现代时期”这一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时期的到来，现代大工业、世界市场、广泛的分工、人们的联合活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大工业的兴起所带来的现代生产方式及其引致的一连串变革，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相关论著中所述“现代”的一种潜在含义，这一新的生产方式事实上反映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运动态势及其必然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经清楚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p206)这其中的实质性蕴意指向的是落后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应依循基本趋势规律，提升发展生产力、提高工业化程度。诸如此类的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脉络及成文论著中是一个逐步生成并深化的过程。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实质上就是关注东方社会的具体特点，探究其如何实现现代化、开辟新路径的理论，提出了针对俄国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尽管当时他们对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倾注了一定的研究精力，但由于彼时所能触及的研究对象材料相对有限，因此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的思考还有待拓展深化。在其研究中，马克思还曾指出西方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双重使命。1853年，在论述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统治时指出了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破坏性的”与“建设性的”使命，认为英国在当时实际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p68)。辩证地概括了非西方国家社会变革运动所引发的对于传统形态的破坏，其中包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以及向现代社会发展过渡的规律性趋势。总体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完整系统性地形成关于非西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观点，留给后人的思想素材与探索空间是丰富且巨大的。20世纪初期，俄国革命胜利后，如何借助先进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加速发展，以迅速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脚步成为其探索重点。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与勇气，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社会现实条件紧密结合，从具体而鲜活的实践出发，逐步摸索出一条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路径，其现实意义与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深化为彼时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带来了强大的思想动力，指明了发展方向。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历史且具体的实践过程，是对其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本质规律的科学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研究视野与方法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与模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中逐步形成发展的。
泰山磐石散出自《古今医统大全》85卷，原方由人参、黄芪、白术、炙甘草、当归、川芎、白芍药、熟地黄、川续断、糯米、黄芩、砂仁组成，功善益气健脾，补肾固胎，对于气血虚弱所致的坠胎、滑胎治疗效果佳。方中人参、黄芪、白术、炙甘草为君，益气健脾以固胎元；白术与黄芩相配，健脾清热，为安胎要药；白芍药、川芎为臣，养血和血以养胎元；加杜仲、莬丝子与川续断、熟地黄合用，补益肝肾而保胎元；佐少量砂仁理气醒脾，既可防益气养血之品滋腻碍胃，又有安胎之效。诸药配伍，使脾肾气血旺盛，冲任安固，自无坠胎之患。
此外，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合理观点也带来了一定的启示和影响。现代化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罗荣渠教授曾经指出现代化“modern”一词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最先使用的”[2](p5)，但当时仅作为某种新观念体系而存在。“作为名词的‘现代化’即‘modernization’,则产生于1770年”[3](p14)，这一术语相对于具体实践过程而言出现的时间较晚。而今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的确定含义则是20世纪中期后逐步形成的。1951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创办的《文化变迁》杂志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这一概念首次进入国际主流学术界[3](p18)。20世纪中期，伴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长土壤之中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广泛兴起，由此开始了对于现代化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其中经典现代化理论集成了不同的学术思想，认为现代化中蕴含着先发国家的社会变迁以及后发国家的追赶过程，完成的是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明从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依附理论将世界划分为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就其关系特点来说明边缘国家不发达、边缘化、依附性的根源所在，并将其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导致的现代化“受挫”；世界体系论则是试图以一个新的“一体化”结构框架把发展中国家纳入世界发展的整体系统中，去分析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动态进程。此外，后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社会不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提出了一种关于发达国家工业化以后发展的理论假设。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对现代化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认为社会经济转型不是线性的，工业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政治变迁与文化转型，发达工业社会将转向一个新的轨迹，即“后现代化”。在这一时期，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经济成就的首要目标让位于对生活质量的日益强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核心[4](p26)。但是鉴于这一理论存在时间定义上的模糊性与具体阐述上的局限性，也遭到了后续研究者的质疑。而后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提出要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综合起来予以考虑，在“反省式”现代化的理念之上，以生态优势推动现代化进程，使现代工业社会实现生态恢复与生态转型。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场域，其主要观点多是描述性的，将社会单线抽象为“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两极，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未能从根本上正确把握现代化的历史轨迹、本质特征，也不可能从整体上揭示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与趋势。但其提出的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问题、社会关联性问题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关注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借鉴和思考空间。
引导学生参与语文实践还要注意两个“度”的问题。一是保证学生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有能力达到。不能兴之所至，任意发挥，不顾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导致学生屡屡受挫，造成心理障碍。二是注意教师的态度。对待学生的完成情况的评价要讲究艺术，不能急于求成，态度宜和不宜怒，不能轻言放弃，要持之以恒。教师的严厉可能一时起效，而不能长期见效，更不利于学生的持续发展。
2017年，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提出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征程。当前，中国处于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首要的是打牢“稳”的基础，还要突出解决关键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要打好三大攻坚战。在此基础上，新征程体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5]从具体实践成果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际上已然远远超过了邓小平同志当初的设想，早期所规划的阶段性目标都已提前实现或正在实现中。改革开放40年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变迁，我们实现了经济规模、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性跨越，已经具备了提前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各类条件。因此，着眼实际、与时俱进地规划更高要求的奋斗目标也是十分必要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将原来的时间提前了十五年，具有较强的务实性与可行性，是在全面小康战略基础上的一次新跨越、新提升。第二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5]尽管对于2050年目标更多的是展望，但本质上突出了对于发展质量的关注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需求的价值主张。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具有强烈的思想延续性、实践发展性和创新提升性，与“三步走”战略一脉相承，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战略思想的升华与完善，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长远、擘画中国现代化建设蓝图的宏伟决心。
而后经毛泽东同志审阅以及中央集中讨论，1964年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7](p439)为了保障目标实现，将分两步做好部署：“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7](p439)这一战略提法对于凝聚力量开创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经济与政治效应是巨大的。而后数年历经几度曲折，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有了逐步客观的理解——即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要建立在其对生产力的适合这一基础之上。直到1975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宣布了要向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7](p479)的宏伟目标前进，“四个现代化”重新回归党的重要文献之中。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骨干及主体，我们努力吸收经验教训、适时调整结构布局，逐步建立起了独立而又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且关键的物质基础。
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演进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和趋势中的“共性折射”，也充满立足国情实际的“现实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赋予了“现代化”更丰富且全面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的现代化实践，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既彰显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也蕴含契合自身特点的独特性。
（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奠基期（新中国成立初期）
省内煤炭资源储量贫乏，开采条件复杂，不具备煤炭自产能力，自2006年起已停止开采，省内不具备煤炭供应能力。省外山西、内蒙古、陕西和贵州等地，国外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煤炭储量丰富，具备满足广东省煤炭消费需求的能力。广东省主要通过铁路、铁海联运和海运的方式输入省外煤炭资源，港口接卸能力、铁路运输条件优越，运输能力充足。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提出。同年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纲领》中首次提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之基本要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6](p280)与此相关，《纲领》中有了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初步认识，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可以促进农业、交通运输以及国防的现代化。1954年9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7](p132)，这也成为党的文献中有关“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在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我们党开始注重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将重工业作为我国建设重点，与此同时“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8](p24)总体来看，立足实际以工业化作为其他领域现代化的基础，稳步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直接表达方式。
1.2.5 橡胶草胚性悬浮细胞再生 将1.2.2中进行悬浮培养并继代了2次的块状愈伤组织（悬浮细胞继代培养时不进行镍网过滤和夹碎处理，使悬浮细胞长成直径大于5 mm的愈伤组织）[8]，转移到MS+6-BA 1 mg/L+NAA 0.5 mg/L上再生培养基进行植株再生。培养基上放置适当大小的滤纸[8]，培养条件为：温度（25±1）℃，光照强度 2 000 Lx，光照时间 14 h/d。30 d后，统计各愈伤组织的再生频率，并观察再生形态。上述所有处理的培养基均为pH值5.8～6.2，121℃高温灭菌15 min。每个处理重复3～6瓶，固体培养基每瓶接5～10个接种材料。
激励和引导企业员工为企业发展做出企业所期望的贡献，建立合理的薪酬管理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推动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对于企业而言，扩大规模、节约成本、增加利润以及创新开拓等都是企业发展的战略内容，若是结合有效的薪酬管理，对于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这是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
从1978年开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与发展的新阶段。由此开始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的不同于以往力度、方式、内容的探索与变革。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新起点，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会议特别强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而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工作方向，抓牢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核心。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我们党对于现代化的逻辑层次、发展内涵、实现条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他借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小康”一词来表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概念。1979年，在会见日本首相之时他曾清楚地说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0](p237)同时，进一步提出要从20世纪80年代头一年开始，“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10](p241)，在其中要立足阶段特点实实在在把握好内部发展要素之间的关系、搞好综合平衡，但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可以说，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演进来看，“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状态，还应该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其目标、表述、内涵、路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随着生产力发展与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建设目标从“四个现代化”的领域界定到“富强、民主、文明”的价值蕴意，在此基础上又增加“和谐”之义，形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指向，时至今日进一步提升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紧密相关性，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变的有机关联性，表明了我们党能够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越来越清晰科学的目标路径。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须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所引致的需求变化，以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引领现代化建设的崭新路径。
鉴于“第三步”战略进程历经的时间跨度较长，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将“第三步”又具体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21世纪的头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3](p4)；随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13](p4)；在此基础上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3](p4)。在这一重要历史进程中，全面小康的实现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由于20世纪末我国进入的“总体小康”尚且为低水平且不全面的小康，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依据新的发展实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新要求，要“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4](p15)。主旨意义在于推动我国小康社会从低到高的层次跃升、从不全面到更全面的水平提升，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垒台。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总结以往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立足形势的变化、直面问题短板，对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进一步的目标要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首次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面保障。中国语境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多位关联、系统构成的战略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必经阶段，具有重要的战略联动意义，为之后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全面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为标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同志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及探索在范围与内涵上有了新的拓展。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中，他曾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8](p207)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再度提及：“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8](p268)在中国经济建设和实践纠偏的漫长路途中，对于现代化的内涵、范围、途径的探索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努力的方向，不曾停止。1959年末到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拓展思路，首次完整阐述了有关“四个现代化”的内容，进一步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9](p116)这也是对于之前曾提出的“三个现代化”的补充和完善，其中“科学文化现代化”后来经周恩来同志调整改称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相较于之前单一的“工业化”提法体现了更高层次的目标要求、拓宽了对于现代化的建设边界。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新跨越（党的十九大以来）
历经岁月磨砺与时代变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借鉴吸收世界现代化理论中的科学成分，着眼实践与问题导向，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发展的战略眼光、矛盾的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积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一方面，对于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与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罗荣渠教授曾认为，现代化的含义应作广义与狭义两个视角的理解。广义上的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趋势与深刻变革，即“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2](p95)，狭义而言的现代化是经济落后国家主动谋求发展转变的实践过程，即“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2](p95)。无论何种定义，现代化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朝向特定时代、特定目标的运动过程，具有丰富多元的内在特征。现代化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其内涵本质上强调了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全面转型。所辖范围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人的发展等不同领域。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是在严格依循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的，体现了时代发展转变进程中的现代化演进逻辑，也呈现了愈加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衡量不断得以深入。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是过程与目标的统一体。既定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体，或者同一经济体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现代化的实现程度都有不同表征，其内容是具体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处在初级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因此，长期以来研究现代化问题都是在充分遵循中国国情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具体的指标体系对现代化所处阶段、所辖领域、现实状态进行综合评价与层次化统计描述，从多方面反映现代化建设的进展情况。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的指标内在具有一定的流变性，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进一步发展，衡量内容也在不断拓宽、衡量层次也更为提升。多年以来，国内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广泛探讨、研究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考与支撑。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1987年，他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将这一战略阐述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1](p251)党的十三大报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将其明确下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2](p14)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路径与“富强、民主、文明”的奋斗目标，彰显了“过程”与“目标”的完整统一性，现代化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较之过去也更为丰富而广阔。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要义
鉴往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初始发展便由于其历史文化、社会场域等方面的特殊性，具备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些典型特点：历史的局限、基础的薄弱、环境的艰辛、初始的被动。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不同于一些国家原生现代化所具有的较强的自我孕育性，外生现代化的生产力要素及其发展进程与内外部环境都紧密相关，即是否有适合发展的外部环境、是否能培育推动发展的内部动力等。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造型发展模式。我们面临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的任务具有复杂性和超越性，因此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吸收借鉴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优秀理论、先进思想，融合国情实际、廓清迷雾困扰，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新路径中不懈努力。
（一）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指引
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化现象的分析论证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本人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理入手，深刻透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了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唯物史观在概述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践行着改造世界的哲学旨趣。马克思的分析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趋势走向的高度上，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来探索其中的发展本质、发展动力、发展目的与价值合理性的。他考察一切事物发展中矛盾的普遍性，又针对具体问题深刻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将两者统一于事物发展变革的认识进程中，对现代化问题的回答与思考亦是如此。早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蕴涵了一种单向度的演进思维，与之相反马克思始终坚持社会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与可选择性。任何社会的现代化前进之路都不可能是刻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会是现代化的唯一“样板”。马克思通过研究欧洲与东方世界不同国家的状况，用实际情况说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模式。世界历史长河中，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被动裹挟至资本主义体系，并非其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那仅仅是作为这些国家发展、转型走向未来社会获得既定物质基础的特殊过渡阶段。现实社会发展的过程充满了实践的具体性与历史合力性，不同国家现代化发展情况错综复杂、历史现实条件相互区别、主观客观因素大相径庭，必须从整体格局中考虑路径的选择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对于现代化的内涵、领域方面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了对于分散的个体的农业以及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5](p1432)，这一提法是我们党在1949年后立足实际对于现代化方向和途径的初步界定。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定规立制、打牢基础、完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首先致力于做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恢复。对于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工业大约只占10%、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与手工业经济占约90%的国家而言，工业化就是现代化初始阶段的重要基础性内容，而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做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同样，马克思主义有关现代化的思想是遵循严格的实践逻辑的，内嵌“实践创造论”以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路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兼具自身运动的特殊性，中国现代化动力最初来自自身对于外部因素的应激性反馈，以被动方式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演变之中，内源性成长因素欠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一条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发展的现代化探索之路，现代化的主动意识逐步培育生成，外源与内生动力特性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更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烙印的现代化。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不论经历几番曲折，我们逐步建立起了适于自身的发展模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实践逻辑，致力于科学处理好世界现代化“共性”与本国现代化“个性”之间的关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p3)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坚持中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守正出新。
（二）发展动力在于制度变革的推动作用
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与特定的社会形态及其制度变革方式相结合。不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框架作用下进行，是客观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融合统一。马克思很早就将制度分析纳入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制度本身带有“质的规定性”。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原生第一层级的制度），进而派生出第二层次的上层建筑类制度群，马克思就是在这些核心要素的辩证关系中分析研究历史更替与社会形态转变的。制度变迁背后的原动力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水平层级来决定的，而具体的实践活动也会带来有力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推动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同样，如果脱离一定的社会形态及其所包含的社会制度，那么有关现代化的内在前提、动力机制、环境条件等都难以准确阐明。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一般源自政治革命或体制变革，这一非常性变革主要是基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缺少必要的社会积累。为了更进一步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须经过长期的“干中学”，不断的“试验—反馈”，通过生产关系、利益格局的渐进式调整，为生产力发展释放制度空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也逐步得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16](p59)的重要论断。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所处状态是相对且动态的。生产关系要做适应性调整以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脚步，因此现代化发展进程也将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就中国而言，历经70载跋山涉水，未来还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为直接动力，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提升制度绩效使生产力摆脱桎梏、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条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以形式和价值合理性为圭臬的制度结构，提高现代化建设中各个领域、要素的衔接性及自洽性。
幼儿园阶段由于幼儿的年龄小，保教需并重，因此幼儿园老师既要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同时也要像妈妈一样照顾幼儿的吃饭穿衣，保护幼儿安全。而随着幼儿年岁的逐渐增长，小学老师的职责也随之不同，生活上的事务大多孩子自行处理，小学老师则更关注孩子的学习。
（三）发展体系兼具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典型特质
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在一致性。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规定了现代化的中国属性与前进方向，更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及价值遵循。中国现代化的整体部署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符合社会主义根本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落地。我们致力于建构起内在逻辑缜密的理论体系，形成自身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实然判断与完整的理论诠释力。同时，建国7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实践，既要承受外部因素的冲击也要应对内部发展转型的困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一套有序的制度组成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另一层面，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世界现代化整体演进格局的重要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模式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其实现路径也受到世界现代化一般性规律的作用影响，同时其发展建设还需要吸收借鉴世界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我们不能“拿来”某个既有模式，也不能囿于封闭的理论假设。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也将合理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成分，包容社会主义发展创造的有利因素。邓小平同志曾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373中国的现代化要充分体现发展实际、符合时代特征，实现与世界现代文明的接轨。
（四）发展目标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总体布局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是在不断认识，反复实践、探索、创新之后才形成完善的。就中国的发展历程而言，从贫困到温饱，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了一种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朝向现代性发展转型的全方位革新，从经济层面过渡到全面现代化，从物的层面上升到人的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各个领域，最终要实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这是现代化建设的最终价值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纲领的价值底色。其优势在于它创造出完全不同且更加优越的发展路径，其本质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人民不是简单抽象的符号，人民是现代化发展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17]，发展成果更要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让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是多层次、全方位、具体性的，这种需求上的变化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关注和解决群众最关切的现实利益问题，通过一系列成熟的制度设计、政策安排实现从经济社会发展到回应民众诉求的全面现代性转型，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之魂。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标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自身特殊而鲜明的运动轨迹，其面临的任务是极其复杂而艰巨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合理吸收世界现代化理论中的科学成分，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愈加清晰合理的目标路径，走出了一条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建设之路。70载时光变迁、岁月更迭，改革与发展依然在路上。不忘初心，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征程中，中国必将以更为坚定的信念、愈加清晰的目标、坚实有力的举措接力而行，扎实做好各个领域的战略安排，奋力书写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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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9.002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9-0015-08
作者简介： 赵莹（1981—），女，内蒙古包头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中共包头市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 申 华
标签：现代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战略演进论文;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