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效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贸企业论文,效益论文,规模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一直没有突破外延扩大的基本格局，尤其自80年代以来，高速增长下的低效率已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一大特征。本文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外贸企业过度分散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建立以资产为纽带适当集中的外贸企业经营体制，则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实现规模效益。
一、在垄断竞争的国际市场结构中，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利益被削弱
规模效益是独立于比较利益之外又一引发对外贸易的决定因素和经济变量。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利益和专业化经济是导致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动力。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学派完善了比较利益说，但它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否定了专业化经济说。
新国际贸易理论者的代表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在《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中提出，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条件下，经济规模差异与相对要素禀赋差异的共同作用是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使国际贸易理论从不现实中解脱出来〔1〕。
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主要按资源禀赋差异而发生贸易时，发达国家具有规模优势的跨国企业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实行转移价格，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因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差异而形成的比较利益，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比较利益相对贫困化状态。具体表现为：
（1）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和价格都呈下降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以1979～1981年的价格为100，到1990年，非食物的农产品和原料产品的价格为58，金属和矿产品原料价格为62，发达中国家是初级产品主要进口国。
（2）制成品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和价格趋于下降，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和价格上升，发达国家是制成品主要出口国。
显然，在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垄断竞争优势获得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有利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具备垄断市场的地位，其初级产品的比较利益为发达国家的规模优势所削弱。
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因技术水平、组织结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矛盾而缓慢前行，至今要素禀赋优势仍然是劳动力资源，出口产品的供给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产品的需求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产品供需结构与国际贸易结构严重错位，必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效率高增长状态。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1995年，初级产品口比重为14.4%，工业制成品比重为85.6%。1996年两者的比重与1995年基本相近，其中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的32%，原材料、纺织品、鞋、玩具、水海产品、蔬菜水果、箱包、家具、食品等原料及初加工品占出口总额的68%，〔2〕处于不利的贸易条件状态。
进行横向的国际比较，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其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制成品中，56.1%属于加工程度不深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据统计，1980～1989年间，我国出口总额指数增长1.38倍，而出口物量指数增长1.67倍，出口物价指数下降10.8%。1996年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超过官方汇率0.1～0.2元人民币，高增长下的低效率现象可见一斑。
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国内需求是价格呈上升趋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原材产品。1995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比重为18.5%，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为81.5%，其中机电产品占44%。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矛盾，我国每年不得不化钱进口大量国内短缺的技术水平一般的工业制成品。此外，由于地区分割的产业布局，进口贸易中的低水平技术的重复引进现象也很严重，使进口效率大打折扣。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所反映的贫困化增长，是国内产业结构矛盾的必然反映。然而，解决产业结构的矛盾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完成，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劳动资源密集产品的供应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仍然是基本国情，除非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地位，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否则近期内难以摆脱不利的国际分工状态。
二、国内市场竞争不完全，政策决定的行业垄断使对外贸易发展速度与效率背反
经济增长方式是由一定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决定的，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独立自主的企业主体能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经营，企业的产出决策的依据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实现市场决定增长帕累托优化状态。
我国对外贸易的粗放增长现象，从根本上说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的产物，由于市场主体虚拟，企业缺乏讲求增长质量和效益、缺乏提高要素生产率和管理水平的足够内部动力，对外贸易在政策推动下产生扩张与效率背反。
衡量经济形态的市场竞争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要素和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在健全的市场运行机制条件下，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模式是：社会可接受的商品价格—利润=社会可接受的成本
在这一机制条件下，商品价格是外生的，成本的变化受社会可接受的价格约束，企业获取利益的源泉只能是降低成本。
我国一直在探索并进行市场趋向的体制改革，至今在很多方面仍不能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价格形成机制仍然被扭曲：
商品的定价=生产成本+利润
在这种机制条件下，商品价格是内生的，价格随成本变动而变动，没有社会可接收价格的约束，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任意的提价转嫁负担并取得利润，助长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涨。
在国内高通货膨涨条件下，外贸企业收购货源既要承受国内出口货源涨价的压力，又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若要维持出口的高增长，只能依赖政府行为配置资源，进出口交易难免处于不讲效率状态。例如，1994年我国国内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1.6%，然而1994年出口总额达1210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31.9%，这一高速增长绝非市场力推动：
（1）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人民币由5.80元/1美元贬值为8.70元／1美元，出口1美元可多收入人民币2.9元；同时取消外贸企业上交国家30%的出口外汇额度负担，按1美元额度值3元人民币计算，出口1美元可以突然增加0.3元人民币收益。
（2）1994年税制改革，增值税规定出口货物零税率，即实行出口全额退税，退税率为17%或13%，这意味着企业经营亏损可以从出口退税中得到补偿。〔3〕
1995年我国粮食丰收，在国际粮食市场涨价之时，政府安排进口了500万吨玉米、以补充国内储备，结果造成外贸企业玉米大量库存。1996国内粮食又是丰收之年，世界市场玉米价格回落，粮食外贸企业反映积压玉米内销和再出口都要亏本，而企业帐上的亏损最终还得通过政府财政挂帐来消化，企业行为与政府职能交织不清，不可能有高效率。
虽然政策适当鼓励出口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竞争的不完全也有政府干预的因素，但问题是这种强大的政策动力支撑的超高速增长，加剧了效率与速度的背反，使国家为此付出了宏观经济效益流失的代价。企业经营因依靠政府支持取得的利益可以大大弥补经营效益的损失，必然助长经营者对政府优惠政策的依赖，淡化企业的效率观念。同时，改革过程中政府加强了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在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前提下，演化成为一种强大的低效率扩张的行为冲动。
我们并不否认政策干预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但政策或计划配制资源方式的低效率早已为理论和实践所证明。因此，从长远看，政府职能应尽快彻底从直接干预中解脱，使之有利于对外贸易经营走上市场决定效率的轨道，而计划或政策配制资源的职能不弱化，市场决定效率的机制就不可能迅速成长。
三、市场主体虚拟条件下，政府预算软约束容忍外贸企业低效增长
政府预算约束是企业行为是否讲求效率的重要外部条件，根掘亚诺斯·科尔奈理论，政府预算硬约束应具备5个基本特征：第一、价格必须是外生的；第二、税收体制必须严格；第三、没有随意的政府补贴；第四、没有任何政府信贷；第五、不存在外部财政投资。在上述硬约束条件下，政府预算不容企业与之讨价还价，将有助于企业建立严格财务责任制度和财务预算，创造一种企业对自身行为的一切财务后果负责的效率约束机制。
我国传统国有外贸易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企业自有资金少，长期靠银行信贷负债经营，企业对政府投资、信贷、税收和补贴等外部政策依赖性强，政府预算对企业行为约束是软化的。经历十几年的外贸体制改革后，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预算约束状况，但政府预算仍然容忍企业的低效率行为。外贸企业的财务预算至今并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企业可以不计成本盲目追求产出最大化，国营外贸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仍然是虚拟的。
（1）在改革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希望企业能成为自负盈亏的有效率的经营者，以不断改变政策标准来刺激产出，虽然不同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但软化了政府预算约束。另一方面，政府下达给外贸企业的创汇指标仍具有强制性，外贸企业承担了创汇的特殊职能，因而实际并不具有一般企业的特性。
（2）政府的税收、信贷、补贴，甚至经济规则都是可以谈判的，放权让利的改革引发各部门的利益刚性，增加了企业与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动机；同时，信息不对称、结构性矛盾、扭曲的价格机制等因素增加了企业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的条件，也为寻租和直接非经营寻利提供了可能性。
（3）各种软规则改变了企业财务支出和财务资源的对应关系，使企业能够为自己保留利润又很容易逃避亏损的惩罚。这种企业利益和责任的严重不对称，常常演变成企业与政府间的搏奕和企业间不计成本的过度竞争，以致付出额外的交易成本。
例如，1994年税制改革将出口退税率按不同产品定为17%、13%、6%三个档次，1995年7月出口品增值税率调整为14%、10%、6%、3%四个档次，1996年1月又调整为9%、6%、3%三个档次。其中机电产品中成套设备出口退税由14%下降到9%，每降一个百分点，企业每出口1元就要少收8分钱，还不算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从银行借款到税款退还期间的利息。结果是企业出口越多，资金沉淀越多，效益越差，以致政府财税部门与出口产业和出口企业为此争执不下，出现“你不退税，我不出口”的僵局。
四、建立适当集中的外贸经营体制，实现规模效益是改善对外贸易低效增长状况的有效措施
目前，我国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已达一万家左右，大多数属国有中小企业。在外贸行业垄断局面没有完全打破的前提下，下放外贸经营权，划小核算单位，外贸企业数大量增加，外贸行业呈现出“集中有余又分散有余”的困境。所谓集中有余，是指外贸行业企业进出仍具有国家统制的特征，优胜劣汰机制尚未形成；所谓分散有余，是指小规模的外贸企业数量过多。
这种行业垄断下的内部分散经营，虽然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经营积极性，但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刚性的存在，在对外贸易渠道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使外贸企业之间在国内市场抬价抢购货源，在国际市场上低价竞销的非理性行为泛滥。这不仅大大削弱了市场竞争力，使肥水外流，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无论从避免外贸行业内部盲目竞争的角度，还是从规范企业行为的难易的角度，提高对外贸易的集中度对遏制低价竞争都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建立适当集中的企业组织结构，虽然资源配置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至少是一种次优状态。所谓适当集中是指通过企业结构调整以达到最佳企业规模。需要强调的是，外贸企业适当集中不是回到传统的外贸统制式的集中模式，而是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外贸企业的规模经营，而且这一微观层面的调整也是可操作的，开展外贸企业制度创新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也为外贸企业组织结构重组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过度的分散和集中都将造成过度的竞争和过度的垄断，都不利于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从历史角度看，国外企业的发展大都经历了一个分散——集中——垄断的过程，竞争的结果是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一方面使企业数量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是企业规模日趋扩大。频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兼并浪潮也充分说明，随着企业数量的减少，行业的集体行动不再困难，企业间容易达成协议，并有助于形成行业自律约束机制，达到市场结构的均衡，实现规模效益。
但是，企业规模并不是越大越经济，当企业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时，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因此，准确判断有效率的规模临界点，是企业组织结构和规模调整的依据。确定这一临界点的方法，通常采取经验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即生存技术原理。生存技术的基本假定是：不同规模企业的竞争会筛选出效率较高的企业，具有较高效率的企业理所当然是最佳规模企业。〔4〕其操作过程是，先对外贸行业的企业按规模分类，然后计算各时期各规模等级的企业的经营比重，根据比重的变化趋势判断规模效率高低。如果某一规模等级的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下降，说明该规模效率低，反之亦然。
例如，相对于众多省、市、县级外贸小公司而言，直属32家专业外贸总公司不仅规模大，而且经济效益普遍要好，这可以说明规模效益已经成为外贸企业不可忽视的利润源泉。外贸经济规模的适当集中，既需要政府的适当引导，但更主要的是借助市场力量，走以资产为纽带的联合、兼并之路，特别是大量分散的中小外贸企业，都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可能选择适当的集中方式，甚至还可以打破地区行业界限，走规模化、综合化、集团化、实业化的道路。例如，国务院已批准中化总公司和上海东方公司进行综合商社试点；除了试点企业外，各外贸企业本身也可以创造条件，从企业发展规划和战略的角度，将规模化和综合化作为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目标。
以上分析说明，要解决我国外贸低效率高增长问题，不仅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国内产品供需结构，也有待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而且需要通过强化政府预算约束实现企业财务预算约束，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也不是外贸行业或外贸企业本身所能左右的。因此，创造有利于外贸企业效率生长点发育的外部环境，可能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而在短期内，对外贸行业内部来说，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进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与协调，以避免分散经营所造成的损失，追求适当集中的规模收益。
注释：
〔1〕[以]埃尔赫南·赫尔普曼，[美]保罗·R·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国际贸易统计资料，见，《国际贸易》，1997年第3期。
〔3〕 叶彩文，王绍熙“论国有外贸企业集约化经营”，《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4期。
〔4〕美G·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