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的作风建设及其历史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作风建设论文,时期论文,中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6-0068-07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苏区干部好作风，真心实意为群众，柴米油盐都想到，问寒问暖情义重。”这首当年传唱甚广的赣南山歌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当年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是中央苏区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学者对其从内涵与历史成因(彭小曼，雷志敏，2014；陈发来，洪武子，2014；刘青环，2012)、社会心理学(胡松，吴寒斌，高虹，2012)、社会生态学(蒲东恩，2011)、现实指导意义(谢正钱，柯凯敏，2012)等视角进行过探讨，这些文章运用党史、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从多个层面对苏区干部好作风进行了解释性阐述，使得大家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认识不断深化，然而，这些文章基本上局限在对苏区干部好作风进行历史现象的描述层面，在原因探究方面也基本上是把各种原因作静态铺陈，研究层次有待进一步突破。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对苏区干部好作风这个建设成果来做一般的解释性工作，而是要拓展研究思路，把研究的重点由结果转移到过程上来，结果就在过程中。任何事情都是不破不立，好作风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既有对好作风的倡导、颂扬和支持，也有对坏作风的贬抑、批判和整肃。我们谈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要把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交待清楚，才能够让大家看清好作风形成的来龙去脉，才能够对苏区干部好作风不仅做到“知其然”，还做到“知其所以然”，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理解层次得以进一步提升。 一、作风建设的哲学思考 我们思考与解决问题，首先要从哲学层面来厘清一些基本概念，这样有助于我们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思路清晰，对问题的阐述也更容易做到纲举目张，因此，对作风建设进行哲学剖析就显得非常必要。 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总是处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三对矛盾之中，在处置这三对矛盾的过程中，人的观点、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方式就会有所差异，从而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作风类型。由此看来，“作风是人的内在本质的流露。任何作风最终都要表现为人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1]。作风的主体是人，当然，这个主体既可能是以个体的形式展现其不同的个人作风；也可能是以群体(组织、团队、党派、军队、民族、阶级等)的形式来展现其不同的群体作风。各种人、群体在作风方面的表现存在差异性，由此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分，这个区分是多层面、多维度的，既有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细节表现，也有优良作风、不良作风等评价方面的优劣之分。 作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是经常性而非偶尔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作风具有相对确定的形态，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才能够作为区分主体的一个尺度。作风还具有相对的可变性，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随着改造进程的开展，作风也将在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一定的转变，基于这个特性，我们才有通过开展作风建设来实现作风转变的可能。作风是由内在的思想意识和外在的行为方式这两方面的要素共同构成的，它在人们的实践、认识、价值评判、审美活动中发挥重要的引导与调节作用，影响着人们的实践过程，对实践结果的好坏产生重要的影响效果。作风建设，主要是通过人的内在主观努力和外在力量推动的共同作用，实现作风构成要素的改变和优化，从而达到建设优良作风、纠正不良作风的目标。建设好作风的这个目标并非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其实现过程更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线性运行轨迹，多种力量在其中进行着复杂的博弈。因此，这个过程具有复杂性、曲折性、反复性等多种特征表现。 二、中央苏区作风建设的前期基础条件 在诸多论述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文章中，论述套路基本上是一致的：首先，描述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现象表现；接着，概括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然后，铺陈几条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原因；最后，谈一下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现实意义。表面上看，这种论述自成体系，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是，如果对这个论述思路进行仔细推敲，这种论述方式存在明显的缺陷：这种论述是一种对历史现象的事后解释。因此，就可能是对历史情况做片面的选择性阐述，并不需要对历史真实情况做深入全面的挖掘，只要把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相关历史事项列举出来就可以成文。这样的论述思路容易让人形成错觉，似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建设过程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有的学者(张友南，罗庆宏，2013)就指出了当时苏区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五种主要腐败现象：“一是政府工作人员贪污公款，侵吞公物。二是政府机关开支随意，浪费严重。三是公职人员挪用公款，结党营私。四是部分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五是部分公职人员玩弄权势，生活奢靡。”[2]苏区的作风建设，是在非常残酷、复杂的环境下开展的，前期基础建设条件既有好的一面，也有许多不利的限制条件。好作风不是在纯净的历史真空中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经过曲折的斗争过程而造就的。因此，研究苏区干部的作风建设，要把苏区干部作风建设有利的、不利的条件都加以陈述，在这个基础上来分析研讨，这才是接近真实的历史场景来探讨当时的作风建设，而不是截取其中的部分历史情节来做片面的描绘。 作为苏区作风建设的领导者，在开创中央苏区的过程中不仅仅面临着军事斗争的残酷考验，同样，在思想作风方面也是多次受到了精神洗礼。红四军自1929年1月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以来，军情紧迫，连续作战。由于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官兵来自农民起义队伍、旧军队、绿林武装等各个方面，有的甚至是散兵游勇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他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他们中原本就或多或少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中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也愈来愈明朗化，并日益反映到党内以及部队领导机关中来，前委对此又未能取得统一的认识，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上的争论。”[3]P111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对此进行了激烈争论，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10月红四军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在接到请他回来主持会议的信后表示：“陈毅要我做八面玲珑、四面讨好之人，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不能回来。”[4]这种矛盾的积累、公开、爆发、解决过程一直在向前推进着，直到12月红四军党的“九大”也就是“古田会议”上才得以全面讨论和彻底解决，大会通过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等八个决议案[3]P144；“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光辉结晶，传承和发展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闪耀着毛泽东建军思想和建党思想的光辉。大会决议案所蕴含的光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创造和智慧的结晶。”[3]P146-147将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九大”这几次重要会议加以梗概式的阐述，由此可见，一方面，正确的思想作风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其产生过程是充满矛盾与考验的，甚至要经历激烈的斗争才能够成为组织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经过革命实践和思想作风洗礼的共产党人，积累了实践经验，改进了工作方法，将更加强有力地来领导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工作。 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苏区的各级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作为执行者、参与者、监督者，在作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建设工程，要保证这项工程的顺利开展，必然离不开广大干部的积极参与和群众的鼎力支持。革命斗争前，赣南闽西和全国农村一样，土地都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的手中，广大农民经济上接受残酷的盘剥，政治上也备受压迫，国民党对农村的统治是依靠地主来进行的，反动军阀与地主、土匪等势力一起荼毒民生。流传在赣南的一首民谣道出了当时贫苦农民的疾苦：“五更起，半夜眠；风雨来，霜雪奔；无粮食，糠充饥；豆角衫，洞满身；无腰带，捆箩绳；烂布块，当毛巾；睡秆堆，盖蓑衣；水当镜，柴当枕。”[5]P2赣南闽西人民的生活极度穷苦，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翻身解放。正是由于这个痛苦的过往经历，他们无比痛恨社会上的黑暗，对坏作风是强烈反感与积极抵制的，在共产党人领导他们举行武装暴动并建立红色政权后，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参加到轰轰烈烈的苏区革命中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来参加新社会的建设，其中的一些积极分子更是不遗余力地同恶劣风气作坚决的斗争。中央苏区建立前的革命斗争实践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干部的素质，更是广泛地启发了群众的觉悟，这是中央苏区开展作风建设的强大群众基础。 三、中央苏区各主要领域的作风建设 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与斗争是贯穿于各项工作中的，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群团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建设、法制建设、干部监督与反腐倡廉建设等多个领域都深入而广泛地开展着，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这几个领域更是有着各种活生生的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其中一些典型表现背后的深刻内涵令人深思。 (一)党的建设领域的作风建设 在党的建设领域，作风建设与斗争在两个层面有集中表现：一个是在中心指导思想层面，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个事关组织的性质、宗旨、前途命运的决定性问题；另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主要是深入实践、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作风的较量。中央苏区在党的建设方面，确立并贯彻无产阶级的建党思想，克服并扫除非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意识，是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一条主线。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分析党内思想状况时指出：“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太多，分子复杂，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6]P582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入革命队伍，必然会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这个问题，并不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才面临的问题，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同样有类似的问题，那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7]P77中央苏区时期，当时身处中央领导层的周恩来同样意识到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危害，在听取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红四军)情况汇报后，指出红四军党内之所以会出现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8]P487随着问题的不断暴露，纠正错误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成为共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从此得以确立。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与斗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持续深入的开展：一方面，坚持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得到大力倡导与推广，另一方面，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也对党的建设产生了严重的损害。毛泽东在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调查研究来开展工作方面树立了榜样：“从1929年1月向赣南出击到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这期间他所作的系统的社会调查，就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3]P523 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7]P109的名言，并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7]P112 而在中央苏区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建设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9]P198，制定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错误的方针政策，诸如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消灭富农”、“集体农场”、“土地国有”，等等，强令各地贯彻执行，而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不顾实际情况来盲目执行的现象，严重阻碍了革命的顺利开展，“左”倾思想的错误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以至于后来的“左”倾军事战略得以推行，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导致了中央苏区的最终丧失。 (二)政权建设领域的作风建设 苏维埃政权在性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与其相适应的政体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政权建设领域，好的工作作风是战斗在革命实践的第一线，在开展群众工作中来制定、实施符合革命实际的正确政策，最大程度地团结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凝聚革命力量，巩固革命政权；相反，则是没有革命实践基础做支撑就想当然地去做决策、制定革命路线，结果必然是违背革命发展规律，给革命政权的建设与巩固带来损害。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深化了政权建设的理论，着重强调了苏维埃政权所有权力必须属于人民，苏维埃国家的职责并不是高高在上对人民发号施令，而是由通过人民组织的国家政权，积极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10]P276，只有这样紧密结合实践去开展工作，才能够少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而在王明“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夸大苏维埃政权中的阶级斗争状况，混淆了阶级关系，打击“中间势力”，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中的一大危害，进而推行了“左”倾的土地政策等错误的政策方针，严重阻碍了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开展，并导致了“反罗明路线”和“查田运动”的发生，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过“左”做法，弄得不少干部诚惶诚恐，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人人自危的恐慌心理。在苏维埃政权内造成了政府干部的恐惧心理，“造成了各级政权之间、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紧张及至严重脱节的现象，给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带来了重大损失，削弱了革命力量，动摇了苏维埃的巩固和发展。”[11]P160 (三)经济建设领域的作风建设 在经济领域，作风在两个层面都有所表现：一个是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倾经济思想与从现实情况出发来发展经济的思想之间的斗争；另一个在是经济活动中，积极参与建设、公私分明、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与人浮于事、损害集体利益来假公济私这两种价值取向、精神面貌的不同表现。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在中央苏区遭受多次“围剿”的情况下，通过制定多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多方采取经济发展措施，支援了革命战争，打破了经济封锁，在巩固红色政权和改善民生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优秀干部和治国之才，而这些成绩都是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取得的。然而，我们在看到这些辉煌成绩的同时，也得提及经济领域的一些错误决策和举措。在中央苏区的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同王明“左”倾政策交相进行的复杂情况，错误的经济政策制约了苏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1931年11月“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从总体上看，其基本精神是维护苏区工人的合法权益，为工人和店员谋利益的。但是，这种做法主要是照搬苏联的国有企业做法，“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将苏区的实际情况考虑进去，超越了苏区境内私营企业的实际负荷能力，以致造成私营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苏区的私营企业几乎破坏殆尽。“1933年4月，全总党团书记、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在《斗争》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尖锐批评‘左’倾错误。”[12]P132陈云不仅在理论上批判“左”倾的错误见解和主张，而且亲自去实践中解决问题、纠正问题，刘少奇、张闻天等领导人也同样抵制和批判“左”倾经济政策的实施，再加上“左”倾政策在实践中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中央政府于1933年10月15日重新颁布了修改后的新的《劳动法》，调整和修改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内容，对于这次调整，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评价为“此次修改的劳动法，对于城市与农村，对于大企业与小企业，都能使之应用适当”[13]P314。中央苏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就以农业生产来说，通过一系列的“兴农”措施，广大革命群众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中央苏区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不仅满足了苏区军民的粮食需要，而且每年还有大宗粮食输出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就是1934年夏秋间第五次反‘围剿’最紧张时刻，中央苏区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粮食供给仍然得到切实保障。”[3]P681这些成绩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取得的，党的经济政策的正确与广大革命群众实干作风从中可以窥见一斑。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由于一些制度的缺失和部分人员的不法行为，也会发生各种经济问题，例如，“中央审计委员会在1933年11月间审核中央机关的经费开支中发现，有许多的苏维埃及军事机关，发生极大的浪费和预算不实在的事情。仅该年十月份中央总务厅预算浮至五千元之多，总卫生部十月份预算载后方医院及工作人员，人数与实际所有数相差很远，瑞金县苏每月仅灯油费一项达一百二十元之多，其他不少的苏维埃机关及军事机关浮支浪费的事亦时常发现。这证明浪费现象现在差不多仍是普遍的存在着。”[12]P158出现问题并不可怕，随着审计工作的加强和“节省运动”的双管齐下，有效解决了经济活动中诸如此类的各种问题。 (四)干部监督领域的作风建设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毒瘤，也是建立廉洁政治的大敌。在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过程中，苏维埃政府同样面临着某些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表现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腐败问题，对此，苏维埃政府是铁腕反腐。“从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四起贪污腐败大案要案(钟圣谅、钟铁青贪污腐败案，左祥云贪污案，唐仁达贪污案，熊仙壁、刘仕样等贪污案又称‘于都事件’)，在中央苏区开了‘杀戒’，引起极大震动，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3]P903-913以上几起事件是腐败问题的典型事例，还存在官僚主义等消极腐败的现象，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严重制约革命工作的，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上的社论《战争紧急动员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文就严肃指出：“苏维埃的工作方式根本是要肃清官僚主义，建设新的苏维埃的工作方式。官僚主义发展一分，对于战争动员就增加一分困难，我们必须要加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来争取紧急动员工作的全部完成。”[14]与这些贪污腐败分子形成强烈对比的广大苏区干部则是自觉地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克己奉公，勇于奉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苏区领导人，更是成为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勤政为民的表率，他们不仅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去感染、带动其他人、其他群体，始终保证了作风建设的正确方向，是作风建设的核心力量，为作风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经过派遣巡视组、接受群众举报、迅速处理腐败案件等多种反腐倡廉措施的综合治理，1934年4月14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央各部三月份节省成绩的总结》报告中如此自豪地宣称：“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5] 四、中央苏区作风建设的历史借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全国政权的首次尝试，虽然其辖境只是全国的局部地区，但在这个新型国家里，广大劳苦工农大众第一次享受了真正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的支柱。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首次预演。我们今天来研讨中央苏区作风建设，其主要目的是“让历史告诉现在，让历史启迪未来”。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是在革命环境下开展的，与和平时期相比，使得一些问题、矛盾的表现形式更加明显而直观，也为我们对人性的复杂、作风的多样性、作风建设的曲折过程等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观察窗口。作风问题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渗透性存在，好作风是需要多种力量来推动和维持的，而一旦坏作风的土壤没有被完全铲除，坏作风就会在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从社会风气来看，“自然环境的险恶，加之赣南闽西地区的封闭和落后及政局的黑暗动荡，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使文明被野性所扼杀，最终失去控制，转向了异化和诉诸暴力”[16]，曾经导致赣南闽西匪患横行，而经由中央苏区的大力建设，社会风气得到根本好转。从社会群体层次来看，“广大个体成员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从整体上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稳定的态度和行为。这种态度和行为表现在广大个体成员的思想、工作、学习及生活诸方面”[17]，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作风是存在差异性的，彼此之间的影响方式、途径也是多样化的。中央苏区的核心领导层、基层的苏区干部、革命群众等各类群体，他们在社会活动中都展示其各自的群体作风，并以他们优良的作风影响着其他群体。从个体作风来看，干部、群众中存在多种个体身份、角色上的区分，他们在具体的工作中都会有各自的不同作风表现，而作风也是区别、评判这些个体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拿中央苏区的干部队伍来说，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虽然他们的个性、成长经历、工作岗位不同，个人作风表现也是多种多样，但是，“从总体来说，比较好地处理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干部之间的关系”[3]P531，在作风层面上较好地处理了个体与整体、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团结一致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研究不同个体作风形成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影响因素，解剖个体作风形成过程的影响要素并形成有针对性的指导方案，由此才能够切实指导作风的微观建设工作，为个体优秀作风的形成提供科学培训与有效指导，同时，对群体作风的形成基础才会有更翔实的分析基础。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既有核心人物的坚持与倡导、建设策略的正确运用；又有多个优秀群体的响应与支持，他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构成了好作风的建设主流，当然，对一些坏作风，有的是通过批评教育来实现转化，有的则是通过法纪处罚和革命手段来肃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不同的策略与手段来处置问题，最终是汇聚了优良作风的强大建设力量，极力扫除坏作风的干扰与侵蚀，在作风方面取得了极大的建设成绩，并成功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这具有标杆意义的建设成果。我们研究中央苏区的作风建设，只有由历史现象切入进去，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剖析，去寻找规律性的内容，然后，将这些历史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与现实情况实现有机结合后，才能为现实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 2014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纠风之难，难在防止反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18]这个论述，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环境下借鉴历史得失、从历史长河中来看待把握作风建设问题所得出的清醒论断。在作风建设工作中，我们既要从宏观的社会层面上思考作风建设问题，构建优秀作风的养成环境，运用常态化、制度化的科学方式来引导作风建设工作；同时，也要从群体层次来考察作风问题，研究群体作风的特征、功能、形成机制与社会影响；还要从微观层面来考虑如何提升个体的修为，提高自身的素养和免疫能力；多管齐下，齐抓共管，不断构建作风建设的良好工作局面，取得作风建设工作的新突破、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