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港厂北迁”看经济特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密集型论文,梯度论文,经济特区论文,产业论文,港厂北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初开始，港商为寻求低成本优势而将加工程序大规模迁往珠江三角洲地区，“港厂北迁”现象大规模地发生。到了90年代，经济特区已经成长到一定水平，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水平的提升，于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开始迁往内地其他地区，是为本文所称的“特厂内迁”。“港厂北迁”与“特区内迁”有共通之处，研究“港厂北迁”的教训，对我们正确认识“特区内迁”必有裨益。
一、“港厂北迁”及对香港经济的负面影响
香港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在80年代面临严峻的挑战。地价、租金、工资飞扬使香港的低成本优势遭到严重削弱，受到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的激烈竞争；而由于长期忽视工业的转型升级，在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方面落后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致使香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加上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这些情况使香港制造业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这时候，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利用内地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并提供许多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于是香港厂商开始到内地搞“三来一补”业务，并逐渐把劳动密集型工序搬迁到内地。到80年代中期，内迁达到高潮，港商大规模地把生产线迁到内地和在内地投资设厂。到90年代初，香港原有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约八成已迁到中国内地。港商在内地生产的制成品转口量已经远远超过本港产量。1992年香港玩具出口总值585亿元中，本地生产的仅38.8亿元，不到7%，其余93%都是在内地生产后再转口。香港从中国输入而与对外加工有关的货品总值，从1989年的1,135.81亿元增至1994年的3,549亿港元，年均增长25.6%。（注：参见封小云：《香港工业2000》，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2月，第35页。）
大规模的“港厂北迁”使香港制造业重新获得了低成本竞争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香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80年代以来，留港工业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已向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方向迈进，香港也由一个制造业中心逐渐变为一个离岸生产的支援服务中心。但是不容否认，“港厂北迁”的过程也给香港的制造业以及整体经济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二方面：
第一，“港厂北迁”使香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重新取得低成本优势的同时却使香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失去了直接的动力，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的提升缓慢，因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迁往内地的直接后果就是香港制造业的萎缩。1984年，香港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为24.1%，就业贡献率为36.5%。到1989年则下降为18.9%和28.4%；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两个指标下降更快，1994年分别为8.7%和18.8%，1995年进一步下降为8.3%和17.5%。（注：根据经济导报社：《香港经济年鉴》各年数据计算。）制造业萎缩直接导致了港产品出口的颓势。
自90年代以来，港产品的出口可谓稳中有降，其实质增长率在许多年都出现负数。香港GDP增长率在80年代平均为6.6%，进入90年代则为5%，（注：根据经济导报社：《香港经济年鉴》各年数据计算。）明显放慢，这与制造业萎缩无不有关。
制造业萎缩的另一方面是经济结构迅速向服务型转化，香港成为一个“离岸服务中心”。但是，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争论之后，人们普遍同意香港的服务型经济仍然需要有一定竞争力的制造业为支撑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后劲。因此，香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仍然是当前一个严峻而紧迫的课题。
第二，制造业的萎缩和转型升级缓慢加剧了香港经济的泡沫化趋势。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泡沫经济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注：陆家骝：“广东经济发展需防止泡沫化趋势”，《广东金融》1997年11月，第12-14页。），认为经济泡沫化是一种投资现象，是相对充裕的投资资金在高回报率的刺激下大量投资于那些不构成实际经济有效增长，从而形成大规模无效或低效的产业资产投资，构成经济高速增长的假象而产生的。近二十年来，香港制造业的回报明显低于金融、地产等服务性行业，从而导致了制造业投资不力。以银行在本地放款或垫款的数字看，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81年为9.9%，1986年为9.3%，1991年为6%，1996年为6.6%（注：香港政府统计处：《本地生产总值估计1961-1994》香港政府印务局，1995年2月。）。这说明制造业的萎缩使香港缺少实业投资机会，大量资金流入股市、楼市，加剧了其经济泡沫化的趋势，为经济发展留下更多的不稳定隐患。
二、“特厂内迁”的特征和潜在问题
所谓“特厂内迁”是指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不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而向内地进行的梯度转移。总的来说，“特厂内迁”与“港厂北迁”有着相近的外部环境。它们都发生在工业化初步完成、制造业需要转型的时候。1994年，深圳市一、二、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约为2.4%、55.6%和42.0%，而工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约为36.0%，（注：据深圳市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1995》有关数字计算。）粗略估算可以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GDP中的比重约为20%左右。1980年香港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约为23.7%，而香港制造业基本上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可见深圳1994年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与1980年的香港比较接近。在这一阶段，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都会丧失成本的优势而必须向更低成本的地区转移，同时也为资金、技术密集的更高层次的制造业的发展腾出空间。
但是，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国际环境以及自身在参与区域分工之中的地位不同，相比之下，“特厂内迁”又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征，存在一些特有的问题。
首先，香港政府一向奉行“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从来没有制定任何政策或发布任何政令来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港厂北迁”不外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厂商出于追求低成本、商业利润的动机，适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环境而促成的（事实上也有相当一部分迁移到东南亚地区）。而经济特区政府对经济的导向作用，有强有力的产业政策，通过许多政策鼓励或抑制某些产业、行业的发展，甚至审批的方式选择扶持或不扶持的对象。而特区工业中外资所占的比重甚大，这就更使得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外资政策来执行产业政策。正因如此，在具体操作中，“特厂内迁”中存在因为政策因素而被迫搬迁的情形。这样，什么行业必须搬迁、什么时候搬迁就难免存在主观因素。
由于“港厂北迁”乃是在市场机制、利润作用下进行的，因而它的完成有一个过程，尽管这一进程是相当迅速的。而“特厂内迁”则在相当程度上是政策驱动的，在时间上可能被划一。这样，在原有劳动密集型工业受政策限制而更高层次的产业尚未成长的情况下，“特厂内迁”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就可能很大。另外，从产业与技术的相关关系来看，没有制造过程，也就没有技术的积累；一个产业的技术积累与制造过程是紧密相关的，停止了制造过程后，不仅技术积累无法达到，保存现有技术也不容易。从这一角度来看，政策驱动的“特厂内迁”似乎也不利于特区本身工业技术水平和层次的提升。
特区的第三产业还不发达，在更高层次工业也未成长的情况下，“特厂内迁”对特区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将产生较大的影响。1980年，香港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占67.4%，（注：香港政府统计处：《本地生产总值估计1961-1994》香港政府印务局，1995年2月。）远远高于深圳1994年的42.0%。在这种情况下，“特厂内迁”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再就业将形成很大压力，加剧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而由于劳动密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贡献很大（如1994年约为20%），因而大规模的“特厂内迁”还会引起大量厂房闲置，浪费了资源。
三、实践的教训：特区外资政策调整的思考
深圳特区在1994年前后曾经加强对外投资投向的选择，基本上不再批准“三来一补”项目1995年后又调整了对“三来一补”的政策。（注：参见深圳市政府1995年115号文。）这就说明了这一政策推行的条件尚未成熟，“三来一补”，进料加工等投资、贸易方式在深圳经济中仍有重要作用。1994年深圳“三来一补”的出口占额全市总出口额的39.6%；1996年来料加工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32.5%，进料加工则达49.8%，这两个行业的进出口额相加，从1990年以来一直占全市进出口额的76%以上。（注：《97深圳统计信息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7月。）1994年以后深圳工业生产、利用外资都呈现放缓的趋势。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1994-1996年深圳镇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4%，明显低于1991-1993年年均38.2%的速度，更低于1979-1992年平均62.9%的速度。（注：《97深圳统计信息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7月。）从实际利用外资数额看，1983-1993年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5.8%，1994年则为8%，1995年则仅为0.3%。（注：《97深圳统计信息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7月。）这些放缓的趋势，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国家经济战略的调整、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实施、税制改革以及外资政策的调整等；但从当时停“三来一补”及其他一些项目、并作其他一些战略调整之后，一些厂家搬离深圳，造成大量厂房闲置的现象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特厂内迁”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所有这些情况促使我们重新认识特区工业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区劳动密集型工业是否已到了黄昏夕照、没有继续生存发展的余地？从市场机制的作用看，“特厂”仍然没有主动内迁的意欲，这说明特区仍然有它们的生存空间，因而不宜过早地用政策将它们迫迁。原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葛洪升1997年视察广东的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时就指出，“三来一补”在特区、开发区仍然有存在的条件。
从另一角度看，如前文指出，高新技术的发展必须是以生产过程技术积累作为支持的。特区原来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如深圳特区1979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仅20.5%，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到1996年已增长1474倍，在GDP中的比重也达到50.3%。但进入90年代后，工业产值仍然维持年均34.2%的增长速度，1995年为30.7%，1996年为17.5%，这说明工业化仍处在加速阶段。（注：《97深圳统计信息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7月。）
而珠海特区从一开始就对外资审批采取严格的政策，限制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从高起点进行工业化。但珠海特区常住人口仅30万，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缺乏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市场不旺，造成经济成长相对落后于深圳特区。这说明作为一个地区工业化的过程，越过劳动密集型阶段直接发展“高新技术”，似乎是难以为继的。
从某种角度看，特区（特别是深圳）的劳动密集加工业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本地式内迁”。“港厂北迁”的动机主要是寻求低工资和低地租，而由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并不联通，因而只能是厂址搬近劳动力等要素供应地。而对“特厂内迁”来说，大量民工涌入特区，已经为特区提供了一个低工资的环境，实际上是生产要素移向厂址，也同样达到了“特厂内迁”、降低成本的效果。这样看来，我们更没有理由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迫迁内地了。
四、几点启示
(1)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特区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论从产值、利用外资或是对出口的贡献来看，它们在特区经济发展中仍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大量外来民工涌入特区，使特区获得了“特厂内迁”所要追求的低成本环境，使得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特区仍可以生存、发展。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并未驱逐“特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宜用行政的力量将“特厂”迫迁内地。
(2)特区工业化仍处于加速阶段。有学者专门研究过特区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认为“九五”期间特区的工业化阶段与法国70年代相近，仍处在初步工业化加速阶段。这说明我们在大力发展特区第三产业的同时，仍然必须支持特区工业的发展。而对特区工业而言，当务之急是加快技术积累，为产业升级积累足够的力量。
(3)发展高科技是特区工业发展的路向。但是高科技的发展要以具体生产过程的技术积累为基础。因而，除了一些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外，特区在吸引外资上仍应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同时，特区又应通过优惠措施、政策扶持来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到特区安居落户。当高新技术产业真正培植起来的时候，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自然就会失去其在特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到时候其内迁也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说，特区在特区发展的产业就会被市场淘汰，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对特区产业结构演变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换言之，经济特区当务之急是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非采取措施限制传统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