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和“天”道——环境文学中的道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论文,道德论文,环境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文学进入80年代以后，关于道德、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主题，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人与“天”（自然）的关系，人道与“天”道的关系。
以往文学中谈到道德、谈到人道主义的主题，关注的多是人际关系，如左的路线下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对人的残害、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但在80年代以后，当谈到人的尊严、谈到对人的尊重、谈到道德、谈到人道主义的时候，除了涉及人际关系，还相当多地涉及到人与“天”的关系；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无可回避。天人关系本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当然也有“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现在我们所说天人关系中的“天”又有了崭新的含意，即主要指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那么，本文所谓人与“天”的关系，则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关系，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符合人类的最高利益，因而成为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是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主题，也是一个重大道德主题，无疑也是一个重大文学主题。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各民族先后进入工业社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成为一大公害，日益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世界各民族的有识之士，思想家、科学家、作家、诗人，早已作出警示。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由于环境和生态问题越来越尖锐和突出，文学中的一个新品种即描写环保问题的“环境文学”（也有的叫做“公害文学”或“自然写作”）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环境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文学题材的拓展，更根本的，这是“一场巨大的文学思维革命”（张韧），因为虽然环境文学并没有改变“文学是人学”的本性，作为“人学”的环境文学，也仍然应该以人为对象；但是，环境文学是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甚至是另一种世界观、自然观、生态观、人生观、美学观，来观察和感受男人和女人，观察和感受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观察和感受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观察和感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文学是一种文学新思维，而在这种文学新思维背后，是一种更深厚、更广大的社会新思维、哲学新思维、道德新思维、生态新思维（有的理论家预言人类的“生态学时代”将会到来，整个世界将从工业型社会转向生态型社会）。
在当代中国，当还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还缺乏最起码的环境意识，特别是环境道德意识的时候，环境文学充当了人民群众环境意识特别是环境道德意识的启蒙者的角色，就如同五四新文学当年充当新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启蒙者角色一样。
首先，环境文学家们以热切的人道主义的情怀，用报告、纪实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大量报道和描写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唤醒人们的良知、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环境道德意识。这里有来自《淮河的警告》（1996年第2期《当代》）， 作者陈桂棣历时108天，行程万余里，跑遍淮河上下， 把亲眼所见淮河严重污染的惨象宣示于世并发出警告；这里有“来自塔里木河的报告”，作家在那里向人们的良知和理性诉说：《绿色走廊在呼救》（1992年第2期《绿叶》）；这里有来自甘肃中部以“陇中苦， 甲天下”而著称的定西地区和宁夏西南的西海固干旱地区，因生态破坏而极端贫穷的报告（《西部在移民》，1988年第5期《人民文学》）； 这里有来自东北工业重镇本溪大气污染的报告（《拯救与命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还有作家“为长江母亲AI写作一份‘万言书’”（《只有一条长江》），人们看到长江“两岸堆积如山的垃圾，疥疤般裸露的荒滩，喷射般奔涌的污水……”；作家还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全中国的水污染和水危机发出警告（乔迈《中国《水危机》，沙青《北京失去平衡》），以及关于噪声污染（刘一达《声环境——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珍稀野生动物被猎杀（刘大伟、黄朝晖《白天鹅之死》）的报告。还有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云南珍稀野生动物被猎杀、太湖污染……除了报告、纪实文学，还有很有功力的小说《小酒馆》（阿成）、《消息不宜披露》（张扬）以及非常动情而有哲理性的长诗《款步走出记忆——一首早该结束的挽唱》（李松涛）等等也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作了描写和吟唱。我们人类的家园到处在告急！作家们急切地呼吁：《伐木者，醒来！》（徐刚）那些因愚昧无知而无意识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人，赶快醒来！那些为了一己的眼前私利而有意识地污染环境或掩盖污染事实的人，赶快停止你们的非人道行径！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为了自身和全人类的利益，都应该而且必须负起保护环境的神圣责任！
环境文学让人们认识到，污染环境不但是自杀而且是杀人，这是最不道德、最不人道的行为。要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先治理人心的污染、人性的污染，要同人自身的不道德、同人自身的“恶”作斗争。一位女作家这样写道：“人类一面对地球对自然尽情勒索吃干榨尽，一面又把垃圾废物扔向大地河流海洋。不妨说，人的心态污染才是最大的污染源！没有人心的污染，岂会有生态的污染？拯救人心，改造人性，才是当代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最根本出路，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并继续证明，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正是人类自己——正是人性的‘恶’。这恶，表现在个体身上，是对欲望的贪得无厌，以及公共道德和生态意识的沦丧；表现在群体性上，是国家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一切的个人、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及冲突，都必须有个‘上限’，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要通向最高的‘善’——尊重遵循大自然结构，有利于人类地球安全。”（王英琦《愿地球无恙》）
其次，环境文学以审美的方式诉诸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努力唤醒人们的环境权利感，呼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受到损害的人们，赶快觉悟起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环境权”这个名词许多人还相当陌生，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说：“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当代的和未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这段话的前一句，就是说的环境权。前面我们提到的许多作品，除了诉诸人们的良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道德观之外，还诉诸人们的权利意识，把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而使人民群众环境权受到侵害的大量事实揭示出来，使人们睁开眼看看残酷的现实，号召大家起来为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环境权而抗争，责任和权利是连在一起的。在这方面，有一篇报告文学把问题讲得最明确，这就是金辉的《谁来为你辩护——环境权利备忘录》。作者写道：“个体的活着的人都是一种生命存在。生命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外界一些最基本的必需的条件和环境。公民有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自由、平等生活的权利，此即环境权。”环境权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部分，因而环境权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保护环境权也是在保护人权。在当今世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环境权受到侵害的事比比皆是，然而大多数受害者却麻木不仁，受“毒”而不自觉。
这与人们环境权利观念普遍很低、实际上是与公民意识的不觉醒有关。作家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下笔的，他要把许多尚在麻木中的受害者摇醒，向人们诉说着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指出，保护环境权不只是为了自身，同时也是为了他人、为了人类、为了未来：“当一位公民为维护自身的环境权利而斗争时，他固然是在争取一己的利益，但同时，他也就是在为其他所有的人，为全人类及未来的世世代代，争取生存的权利，也就是在为我们这颗星球争取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再次，环境文学不但在用血的事实促使人们猛省（一方面唤醒人们的环境责任意识、环境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唤醒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而且更重要的，它还用审美的方式，帮助人们培养和树立新的环境观、生态观、自然观，建立新的环境道德观念。是的，人们应该重新审视和确定自己同大自然的关系。应该认识到：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就是爱护人类自己。对待大自然，绝不能象过去某个时候那样，只是一个“斗”字，把大自然作为榨取的对象、奴役的对象。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和生存伙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人自尊也要尊重大自然。人的尊严与“天”的尊严、对人的尊重与对“天”的尊重，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无数事实证明，伤“天”总是害人，敬“天”即是爱人。损害“天”的尊严，往往导致失去人的尊严；以不尊重“天”开始，往往以不尊重人告终；违反“天”道，最终将违反人道。
为了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环境文学充当人与自然之间友爱亲善的使者，沟通人与自然的感情，倾其全力陶冶和培养人对大自然的挚爱情怀。本来，在“天人合一”悠久文化传统熏陶下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们，对大自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情。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王维……，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描绘自然美的诗篇！文人雅士，一向与自然情同手足，文与可与竹同化，米芾呼石为兄，林逋梅妻鹤子，李渔嗜花如命……。但是，现代以来，在部分人那里，大自然似乎由可爱的朋友变成了任意糟践的奴仆。人要骑在大自然头上拉屎拉尿、呼五喝六了。要“喝令三山五岭”，要“让高山低头”，要“让河水让路”，要“征服自然”，要“围湖造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不难找到“战胜自然”的描写和要“与天斗”、“与地斗”的豪言壮语。结果如何呢？是洞庭湖、太湖、白洋淀等等的面积逐年减少，是森林遭到破坏，是水土流失，……是生态失去平衡。只是在80年代以后，人受到惩罚后才不得不改弦更张。
是作家们较早感受到事态的严重，并且主动帮助人们与大自然实现和解。新时期的作家同古代的作家一样，也与大自然有一种天生的血缘联系。他们把大自然视为亲人和朋友，并把这位亲人和朋友介绍给读者，使人们都和大自然结亲。他们把大自然写得那么美，那么有人情味，那么纯真，那么可亲、可爱。就在“碧蓝绿文丛”中，就有不少描绘自然美景的绝妙篇章。譬如，对自然的色彩、特别是蓝和绿，写得极为深情，而且不同的作家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王蒙在《海的颜色》中写了对不同的海的颜色的感受。渤海的颜色，如在秦皇岛和烟台，“我看到的海基本上是草绿色的”。“渤海的颜色令人觉得温暖，亲切，随和，叫做‘好说好说’”。去南海，“那是深深的湛蓝色，阳光下映出一片金紫的光辉。……海的颜色神秘、深邃、伟大而又寂静。人们说这种颜色是由于海非常深。确实令人觉得非常深，不可见底。这深深的蓝色令人肃然起敬。”去意大利西西里，“海水则是纯净的天蓝，晶莹的、明亮的、无暇的、欲滴的；我要说是少年人的天蓝如玉，令人爱不释手；令人不忍前去劈水前游，令人欢海而醉，流连难舍”。“不管海是什么颜色，用手掬起，却都无色透明得玲珑剔透，……浪花又都那么白，白得叫人心醉。”刘心武《蓝色舞步》中写青海湖：“湖水蓝得动人心魄，而且那么宽阔，那么雍容，那么自在。是一种纯净的宝石蓝。把蔚蓝但显得单薄的天空比下去了。风不大，湖水波动着，却并没有卷起白沫的浪头，酽酽的，荡换着一个个波峰的蓝，让人陶醉，想不出语言来形容，只在心里叹佩着大自然的奇迹。”“……去（青海湖鸟岛）的那天没见到一只鸟，并且湖边没有树丛礁石，湖上没有船舶帆影，视野所及也不见岬角与对岸，就那么汪洋恣肆的一片纯蓝，一直蓝进你的五腑内脏，似乎从那一刹那起，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蓝色。那是大自然的本色之一。没有受到污染的宇宙蓝。”还有诗人邵燕祥在《呼吸蓝天》中渴望着呼吸北京没有污染的清纯的蓝天。他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描写蓝天：“透明的，蔚蓝的，无边无际的，开诚布公的，笼罩着坚实的陆地和起伏的海水的蓝天”，“那景泰蓝一样的蓝天”。对于绿色，作家们也特别钟爱。刘心武在上面我们提到的那篇散文中也写到绿。他“将蓝色奉为生灵的摇篮”，“把绿色颂为生命的象征”。他说：“碧绿加碧蓝，是我们这个星球最美的颜色！”老作家雷加说：“美的满分是绿色。”（《向绿色进军》）而黄宗江自称“绿狂”。他说：“爱绿吧，因为绿中有生气、生活、生机。允许我在自己的黄昏季节，心头仍静静地默存着一丝狂绿。”（《绿狂》）童道明接黄宗江的话茬说：“呼喊着走来的绿色，能让人心变软、变善，能让宽容战胜仇恨，能让春风扫荡残冬。能不爱绿色！能不相信爱绿可以成‘狂’？！”（《呼喊着走来的绿色》）女作家池莉说：“对绿色我们永远向往”。她幻想将来如果有了带院子的住房，不用水泥或水磨石铺院子，而“用草坪，用花草和树木”（《对绿色我们永远向往》）。另一位女作家陈祖芬访问新加坡最深的感受之一是“绿”。她说：“没有绿就没有新加坡。绿，是只会赚少不会赚多的，在upper perice水库上段，铺天盖地的绿，叫人真想一下扑进这绿中，顺着坡顺着绿，咕噜咕噜滚下去——如果不是下边有一条水沟的话。”（《醉绿》）
读着上面这些文字，面对如此纯净、如此美好的自然，你忍心去污染它吗？只有爱的份儿。只想把自己溶进自然之中。但是，残酷的事实是，到处存在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是不能容忍的犯罪！这是最大的不人道、不道德！环境文学在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谴责的同时，宣扬新的自然观、生态观和环境道德观。
环境文学热情描写和歌颂正在形成和发展着的新观念新道德。纪实文学《拯救与命运》描绘了本溪人民在当地政府和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治理环境、改善生态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为中国各地治理环境、改善生态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实例（前不久有一条消息说，本溪已经重新变成了卫星上可以看得见的城市了）。然而，我们认为该书的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描绘了本溪人环境意识和环境道德观念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生动过程，表现出本溪人有一种新的生态观、自然观在萌发、在生成，这对当前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治理环境，从近期看成本大、效益低，甚至可能出现负效应；但是，本溪人从以往教训和今天的实践经验中得出如下结论：不能光算眼皮底下的小帐，要往远处看，要有点人类意识。个人的生命转瞬即逝，而人类还要不断地繁衍、生存下去。因此我们不能为了眼前自己的利益，而留给后人一个无法生存的污浊空间。“污染环境，就是最恶劣的自私；保护环境，就是最可敬的人道主义。”本溪人认识到，如果生产不以避免污染为一个基本出发点，那么人自身就必然成为生产和工业发展的牺牲品。一切以损害人、牺牲人、败坏人为最弱结果和目的的事物，都是反人道、不合理的。本溪人在近十年治理污染的实践经验中，悟出了许多深刻的具有哲理性的道理。他们认为：人，只要对自然负责，大自然就不会背弃人类。人的生产行为不但要对社会负责，而且要对自然负责；要对得起每一寸土地、每一朵浪花。是的，人类应该意识到，必须修正以往的盲目行为和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的活动，都必须为全人类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拯救我们自己，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