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回儒学”何为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明清论文,何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3)01-0060-07
一、“回儒学”之“回儒”
“回儒”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清之际的伊斯兰学者著书之中，如，马承荫的“指南序”书中：“若岱舆王先生，回儒博学，墨翰精通，释杖玄丹，应身垂教，虽未及见其人，而《真诠》一集，神游海宇，功在万世，非其文吾不知其人也”。[1]蓝煦《天方正学》亦讲道：“世人与(于)回儒，往往分视之，而未能参观，良由不明天方经意，以致见少多怪。岂知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是以不揣固陋，于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相互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原，初无二理，何必拘泥语言文字之未，而疑其有同有不同耶?!”此处虽然“回儒”两字并用，但不是合为一个名称，回与儒亦是分言。
“回儒”这个名称主要出自当代学者文献之中。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在1925年以《明末清初的回儒》(《纪念白鸟博士六十寿辰东洋史论》)为题发表论文，介绍了明末清初的“回儒”的略传及其“回教文献”。文中对“回儒”名字给予最初的解释，即“回儒”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徒中的宗教学者，他们在注释和翻译伊斯兰典籍过程中，与儒释道学说进行对话，特别是引用大量的儒教(儒学)学术名字，创造了大批中国伊斯兰文献，桑田讲到：“在明清之际，他们(中国伊斯兰教徒)之间引起了一种自觉，即出现有些回回学者，对回教经典及其教律进行翻译和注释。这可以看作为在中国回回历史中的特殊时代。”[2]此后有不少日本学者之著作中使用“回儒”这一名词。在我国最早使用的是张嘉宾，他在文献提到：“明末清初，在中国出现了一批宣扬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比较出名的译著者有王岱舆、张中、刘智、马德新等。这些人一般从小攻读儒经，是‘怀西方(指阿拉伯地区)之学问，司东土之儒学’的‘回儒’，有些人甚至是儒、释、道、伊‘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3]“回儒”作为一个名称被提出来，确实揭示了明清之际的伊斯兰译著家兼具伊儒双重文化知识与气质的这个重要特征，为此学者金宜久也讲道：“因为以王岱舆和刘智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所表述的伊斯兰思想，一方面，与中国境外学者所表述的伊斯兰思想相较，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具有中国特色，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品格和气派；另一方面，它所表述的思想，毕竟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释道又有所不同，仍然保持着伊斯兰信仰的内涵，这是伊斯兰特色的显现，也显现出中国传统思想所没有的。就是说，他的思想既不是中国以外地区(外部世界)的、原封不动的、纯粹的伊斯兰思想的翻译，也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再现，而是具有中国与伊斯兰双重品格的、中国和伊斯兰双重特色的思想。换言之，是与外部输入的、原初的伊斯兰思想不同的中国伊斯兰思想。”[4]据著名专家的探析可知，明清之际出现的“回儒”学者，他们作为宗教学者，在注释和翻译伊斯兰典籍过程中，与儒释道学说进行对话，特别是引用大量的儒教(儒学)学术名词，创造了大批学术文献。“回儒”学说有两大基本思想来源，一是外来的伊斯兰教及宗教哲学，另一是本土的儒家思想体系，即具有儒伊合璧(既伊又儒，既儒又伊)的思想特性。所以笔者以“回儒”概念作为依据，初步提出明清之际的“回儒学”并探研其何为可能之问题，以下经过几个方面来论述。
二、“回儒学”之代表思想家及典籍①
三、“回儒学”之思想性质
“回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世界伊斯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儒学”不能与伊斯兰和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有简单的等同关系，应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角探析它的思想特性：
第一，“回儒学”是一门带有苏非主义宗教哲学特征的学问。从这一角度分析，它可以作为世界伊斯兰学说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些学者讲道：“王岱舆、刘智诸人的学术思想和宗教观念可以看作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种认识，很具有中国特色。他们是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具有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各类派别和思潮的一部分，在世界伊斯兰历史上应有其一定地位。”[5]杨怀中也分析讲到：“……明代晚期苏非主义在中亚和印度有较大发展，并通过新建传到了内地回族中间。回族学者张中曾投拜在南京阐述苏非教义的印度经师阿世格门下学习。从王岱舆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寻找出很多正统苏非主义思想的表露……”[6]学者金宜久在《中国伊斯兰探秘》专著中以“思想渊源之一(苏非主义)”为题专门分析讲到：刘智作为一个穆斯林学者，他的思想首先源自伊斯兰教，这是不言而喻的。……无可怀疑的是，刘智的思想体系是以深受苏非主义影响的伊斯兰思想为主题的。[7]金宜久在书中以刘智为中心较详尽地探究苏非思想与“回儒”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
美国著名伊斯兰学者村田幸子教授在今年(2012年)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会议②上的报告中讲到：许多中国学者并不视回儒学说与主流伊斯兰教学说一脉相承，其主要原因恐怕是源于20世纪一些事件而导致的回儒思想传播中的停顿和断层。……对于天人合一世界观作的一个大概介绍，这种思想可以在许多伊斯兰教学者笔下找到，且在回儒研究的波斯语文献中尤为明显。我认为，回儒有时专门研究某些特定的文本，正是因为这些文本里有关于天人和谐世界观非常清晰和系统的例证。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发现伊斯兰教天人和谐世界观与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有许多相通之处，并且可以很容易地用儒学术语和概念来解释和翻译它。……那么就可以看到，伊斯兰思想从安萨里到回儒的传承线索并未中断。如果中国穆斯林不能了解这一点，即回儒思想的原理和很多细节都直接出自伟大穆斯林学者对于伊斯兰思想的复杂阐释，他们就可能错误地拒斥属于自己的知识遗产。[8]村田幸子对目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同时提出了有关此领域的最新观点。
据以上著名学者的充分论述可知，在伊斯兰宗教哲学史上安萨里将苏非主义融入伊斯兰正统学说之后，苏非主义及其组织便进入了在伊斯兰教中居某种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这一情况也影响到了明清时期的我国伊斯兰教及学说。回儒及学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还出现了苏非主义的门宦教派和受苏菲主义影响的经堂教育。伊斯兰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伊斯兰哲学在中国找到的，与儒学文化、儒家理学的真正的结合点，也是其获得传播动力之所在。从这一角度分析，“回儒学”可以作为世界伊斯兰学说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从中国哲学史即儒学的角度审视，最早学者白寿彝讲到：“自明清之际开始，东南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论著，如王岱舆、刘智等，多以理学解释教义。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学者受到了理学的影响。”[9]伍贻业教授也讲到：“王岱舆、刘智诸人的观念，除去伊斯兰教纯神学部分以外，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宋元理学发展中的一支分流。同中国传统理学，有其共性，亦有其独特意识，说它是中国理学的一个派别亦无不可，它是中国人民的一种智慧。”[5]杨怀中先生主编的专著中的第八章以《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活动》为题较详尽的论述，即提出译著家(回儒学者——笔者)充分吸收了周敦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并将它们与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教义结合了起来。[6]金宜久在自己的专著中以“思想渊源之二(儒释道)”为题较详尽地分析并讲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来以儒释道为主体。其中儒家思想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居于统治地位……就一般穆斯林而言，他们与汉族的日常交往中、在生活习俗中，都会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那些儒的穆斯林学者尤甚。王岱舆、马注的著作中表明了此点，刘智的著作也不例外。[10]
杜维明教授在“The Sage Learning of Liu Zhi：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专著的后记中专门论述“回儒”与儒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有两种目标：第一，为他们的信仰群体保存最好的“经堂”教育传统；第二，弘扬“地方性知识”，使其成为“天下”一切苍生受用的智慧。……刘智(回儒学代表思想家)认为，伊斯兰和儒学两种精神世界是和谐共生的，代表两种形式相辅相成的普世主义。以此为基础，刘智方可以儒释伊，向儒者介绍伊斯兰教。一方面，他试图向普世性的儒学展示穆斯林群体的本土智慧。……在儒学思想史上，如果刘智不是绝无仅有，也算是十分罕见的。他从什么意义上来说可以算作一位儒者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四位中国伊斯兰大思想家在思想史上的自我定位。回儒这个称谓可以直译为“穆斯林儒者”，但它一般也有“穆斯林学者”、“穆斯林文人”或“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意思。杜维明认为“穆斯林儒者”最为贴切，因为他们有意将对话对象设定为儒家士大夫。[11]杜维明对村田幸子教授的说法甚为赞同：柴提克和村田幸子已成功证实刘智的伊斯兰思想来源于三位苏菲派思想家。要通过仔细研究，确认刘智哲学体系中儒学思想的来源更为不易。
“回儒学”者的立场是专门阐述伊斯兰教信仰、信条及其重大信仰问题。可知护教(卫道)是基本立场，所不同的是，这些“回儒”学者由于在其翻译阐释及著述，并提出自己的创造性学说过程中，在外来伊斯兰教义尤其是苏菲思想之中，糅合了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的思想内容，习得了其思维方式及表述形式，陶冶了其理性思辨精神，即儒家理学思辨精神被纳入到伊斯兰学说中。这也是笔者在新提出的“回儒学”这一概念中专用“儒”这一名词之目的所在。有此方面的特征进一步考察是有必要的。
第三，“回儒学”是一门带有浓厚外来特征的本土化的学说。③最早日本人桑田六郎则说：“此时期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2]国内学者也讲道：“十七世纪回回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在发展过程中。回回民族迫切需要稳定和强化回回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希望尽早造成一个凝固的回回民族共同信仰和民族意识。当时，回回民族共同信奉伊斯兰教，王岱舆、刘智诸人思想适应了这种需要，实际上成了回族人民共同的民族意识，对民族共同体进一步稳定起了积极作用。”[5]杨怀中先生讲到：“汉文译著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学术领域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此‘实为回教徒以中国文字阐扬回教学术的开端’，‘有凿山开拓之功绩’(傅统先《中国回教史》)”。[6]“回儒学”尽管是在外来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很好地保存了原有的“伊斯兰”文化特质，但是，它同时却是一个在其传播过程中实现了文化创新、发生了深刻汉化的新的学说体系。——“回儒学”作为回回民族的共同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总之“回儒学”有与世界伊斯兰思想与文化关联的特性，有中国传统文化关联的特性，还有在两种文化影响之下形成的独自具有的特性。
四、“回儒学”之当今研究④
“回儒学”是新提的概念，其实学界对中国伊斯兰教、伊斯兰学以及对回族学的研究就包含着回儒学的研究成分。纯学术性质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陈汉章教授发表于《史学与地学》杂志第一期(1926年)的长文《中国回教史》可谓开创之作，系统地引述了中国历代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并进行考辨。20世纪前半期即中国伊斯兰研究的起步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成果并不理想，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等方面。1978年以后，中国伊斯兰研究进入较积极的阶段。当年10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族简史》一书开其端，此后回教(中国伊斯兰)研究展开，至世纪末，经各地学者20余年的努力探索，中国伊斯兰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20世纪之际的中国伊斯兰研究主要以研究历史为主，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为重要内容。有关明清中国伊斯兰思想，尤其是有关王岱舆和刘智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很少。”[12]20世纪以后到今天有关研究中国伊斯兰思想史，中国伊斯兰哲学，尤其是涉及王岱舆、刘智学说等回儒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地活跃起来。在21世纪杜维明主要组织举办了几次文明的对话(儒家与中国伊斯兰教文明)国际性研讨会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更加繁荣了起来。
王岱舆、刘智等回儒学家古籍整理方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绩较为突出，宁夏古籍办组织相关学者对部分典籍进行校勘、标点和注释，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以“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的方式出版发行，已出版的有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点校印行了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智《天方典礼》，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白话天方典礼》、《白话天方性理》。宁夏社会科学院还影印发行《回族与中国伊斯兰古籍资料汇编》(第一辑15种)和《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仅出2册)。2006年在古籍整理方面得到突出的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天津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宗教研究的专家学者联合编纂《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本集成分为《藏外佛经》、《三洞拾遗》、《清真大典》、《东传福音》、《民间宝卷》等五部，其中包括王岱舆、刘智等回儒学者典籍的《清真大典》有167种经典组成，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各领域的重要资料之一。
研究回儒学思想最早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伊斯兰学家“以儒诠经”之汉文著述活动的研究。对他们思想的研究，90年代才得到有些成绩，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伍贻业《从王岱舆到刘智的启示和反思——17世纪中国伊斯兰教思潮》(《中国回族研究》第l辑，1991年)；余振贵《从(清真大学)试论王岱舆宗教哲学思想的特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冯今源(《来复铭》析)(同上)；金宜久《论刘智的“复归”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1期)和《王岱舆的伊斯兰哲学本体论》(《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罗万寿《试析中国伊斯兰哲学的“真一”说》(《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1期)等代表性论文。2000年有关包括王岱舆、刘智思想研究在内的“回儒学”研究，通过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的努力得到了有些成绩，其中主要著述有：金宜久的《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和《王岱舆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孙振玉的《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王岱舆刘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马德新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梁向明的《刘智及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发行，2004年)；沙宗平的《中国天方学——刘智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杨桂萍的《马德新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吴艳冬的《中国回族思想家评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刘一虹的《回儒对话——天方之经与孔孟之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等等。除了研究王岱舆和刘智思想的著作外，还有不少涉及“回儒学”思想的其他著作及论文。
在国外欧美和日本学者有些研究成果。如村田幸子(Sachiko Murata)、威廉·契提克(Willam C.Chittick和杜维明合作出版的“Chinese Gleams of Sufi Light：Wang Tai-yu’s Great Learning of the Pure and Real and Liu Chih’s Displaying the Concealment 0f the Real Realm”和“The Sage Learning of Liu Zhi：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等专著和是研究“回儒学”的最新成就。
五、“回儒学”之当时社会影响以及当代的研究意义
回儒学家进行的中国伊斯兰思想史上的一场思想运动，即沟通与整合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尝试，对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为，它引起了中国主流社会某些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鸣，并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回应，促进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沟通与相互理解。二为，“回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大中国穆斯林对汉文和汉文化的某些偏见，进而加深了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同。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也对刘智等人所进行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努力，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3]可以说，中国穆斯林这个特殊族群的形成，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结果；同时，中国穆斯林历史地担当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中介和桥梁角色，使二者相辅相成，实现了互动。而在互动过程中，王岱舆、刘智等回儒学家所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思潮，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在这一百来年里，中国社会诸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西学”通过利玛窦、汤若望和徐光启、李之藻诸人介绍进入中国，开其“西学东渐”端绪；另一方面，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的思想活动儒学内部亦产生了重要变异。此时期的学术讨论有的学界还提到：“对此激烈动荡的岁月，学者过去的讨论中似乎忽略了一个较为重要的课题：即中国伊斯兰教出现的某些动向、信息和变化。十七世纪中国伊斯兰教思潮颇具特色，它既是这个大时代的补充，亦是这个大时代的一个侧面，对此，很有深入认识的必要。”[5]伍贻业教授在论文中较深入论述了研究此领域的重要性问题。当代新儒学代表杜维明先生也讲道：“有些学者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儒、释、道三教，其实是不准确的，严格地说，从明以后还应该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称‘五教’。”[14]
伊斯兰教在中国完成它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明清之际的“回儒”思想家起了重大作用。其中刘智及他的著作杜先生评价极其之高：“初读刘智的《天方性理》(尤其是其中复杂详尽的表格)，笔者顿时激动不已：在眼前展开的，也许是中国思想史上对生命意义最详尽的表述。笔者与村田幸子及伊斯兰哲学资深学者威廉·契提克(William Chittick)共同深入研究文本，在此过程中笔者意识到刘智的成就在中国哲学史上十分罕见，在明清思想中独树一帜。”另一个角度分析，他们的思想，不仅是中国思想宝库中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世界伊斯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伊斯兰思想是如何完成了它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也就是说，伊斯兰思想是如何实现它在中国的本土化、中国化的。
研究此课题还有较大的实际意义，如伊斯兰学者金宜久讲道：“研究王岱舆和刘智当时是如何使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相结合的，在此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的，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人们研究现实的问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启示作用。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今天我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如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问题、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借鉴王岱舆和刘智思想研究的成果，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可能是有所意义的。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的重要国策之一，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西部地区是我国穆斯林相对聚居的地区。对王岱舆和刘智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加强各民族的团结，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调动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各民族的积极性，投入到开发西部地区的建设中去，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4]杜维明先生也讲道：“和平文化的出现一定要通过对话，也就是要了解异己文化。所以中华民族要兴起，有深刻的文化信心，就必须在我们民族内部边缘化的(类似于对于中国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学的研究)、没有很好发展的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乃至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积极鼓励促成不同的族群文化之间进行长期、和谐的对话，特别是汉族与其他50多个民族之间平等互惠的沟通。”[14]由此可知，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初步整理，只列入代表性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回儒学者及经典。
②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回儒世界观与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2012年6月9～10日(地点：北京大学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东馆)。
③有些特点在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第十章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由马启成先生执笔)中较详尽的论述。
④文章字数限制之因，只写出了最有代表性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研究成果。
标签：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明清论文; 文化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杜维明论文; 读书论文; 刘智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