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影响耕地保护效果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匡兵，左剑
摘要： 基于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 研究结果表明：( 1) 无论是在全国层面， 还是在四大区域层面， 政策工具都对耕地保护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且耕地保护效果具有滞后性， 前一期的耕地保护政策安排及所产生的效果将会对当期耕地保护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2) 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在全国层面， 命令控制工具和经济激励工具对提高耕地保护效果有积极作用， 宣传引导工具却会抑制耕地保护效果。 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经济激励和宣传引导工具的丰富与完善会显著提升耕地保护效果， 命令控制工具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东北和中部地区， 命令控制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经济激励工具能够显著改善耕地保护效果， 宣传引导工作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经济发展程度、 城市化水平、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和粮食生产能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耕地保护效果， 且在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状况。( 4) 应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探寻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的优化思路及策略， 进而实现政策工具与耕地保护目标的高效结合。
关键词： 政策工具； 耕地保护效果； 区域异质性； 系统广义矩估计
一、引言
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及预期效果而在政策制定环节选择适宜的政策工具是现代国家政策执行时的常用手段[1]，政策工具也因此被认为是实现政策预期目标、影响政策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2]。正如英国学者Hood所言，“政策执行就是工具选择的管理过程”[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需求巨大，耕地保护面临多重压力，由此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4][5]。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已有的耕地保护政策安排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5][6][7]，耕地数量阶段性增减交替[8]、部分区域耕地地力持续下降[9]。很多学者都将耕地保护制度失效、效果不佳的原因指向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主体——地方政府。李边疆等[10]基于公共物品私人供给模型的分析框架，认为地方政府在个体理性支配下的博弈行为是耕地保护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郭贯成等[11]、郭珍等[12]、李国敏[13]均认为，由于政绩导向和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体制中的代理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行为变异，最终导致中央政府耕地保护目标难以有效实现。即使中央政府在短期内通过惩罚或奖励等手段刺激地方政府强化耕地保护，但地方政府在经历较长时间的系统博弈演化后依然会趋向于不保护耕地、进而影响耕地保护效果[14]。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耕地保护理念局限[5]、土地产权模糊[15]、制度缺陷[16]等角度对耕地保护效果不佳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这些成果对于耕地保护政策完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如前所言，对于任何一项政策安排来说，除了政策执行主体行为异化、政策外部环境复杂、政策自身缺陷外，是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选择了恰当的政策工具也是影响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目前理论界却鲜有从政策工具视角审视耕地保护政策效果，而且中国地域广阔，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及土地管理水平等都存在明显差异[17]，耕地保护政策工具对其效果的影响是否也表现出异质性及什么样的异质性特征也有待进一步挖掘。基于此，本文将以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SYS-GMM)方法，实证揭示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这是对已有文献的有力补充，对于耕地保护政策效果提升及政策完善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假设与变量选取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更多的学者认为，在发展校园足球进程中，应试教育才是真正的“顽疾”。升学机制的不顺畅，是影响校园足球的普及与提高的主要因素[6]；完善足球特长生的升学优惠政策(如考试加分等)是必备之举[7]；升学评价制度是引导校长、教师、家长转变观念与态度的指挥棒[5]。
政策工具又称政府工具或治理工具，通常是指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方式[18]。政府治理依赖政策工具的成功运用，而其成功运用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政策工具的类型[19]。在政策科学的发展初期，有一种较为简单却颇具影响的政策工具分类方法，即将政策工具划分为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也就是所谓的“胡萝卜”与“大棒”，分别对应激励与惩罚[19]。很多学者都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分类框架。如Vedung就构建了“经济措施+监管机制+信息工具”的分类体系[20]；McDonnell and Elmore在传统的命令性工具和激励性工具的基础上，强调要重视能力建设和系统变化工具[21]；Schneider and Ingram除了考虑权威与激励外，还纳入了“学习”“象征与忠告”等政策工具[22]。Howlett and Ramesh提出了类似物理学光谱图的分类方法，它们根据政府对公共物品的干预强度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性、混合性和自愿性三类。其中，强制性工具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要求目标个人、团体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具体包括“管制、公共企业和直接供给”；混合性工具是通过补贴或建立价格机制等对相关主体进行财政支持，获得支持的主体必须按照政府要求行事并接受政府监督，主要包括“信息与规劝、补贴、产权拍卖、税收与使用者付费”；自愿性工具中政府仅仅是协助相关主体根据自身意愿进行决策，包括“家庭与社区、志愿者组织、市场”[23]。也有学者从其他视角定义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如Rothwell and Zegveld的“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24]，Landry and Varone的“自我监管、规劝、公共支出、规制和公共所有权”[25]等。
“不。他走路时脚步沉稳，视线移动时有一定规则，个性应该不散漫。我推测他应该没有女朋友，所以还不习惯打理自己的外表。”
耕地保护是一个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系统工程，耕地保护的政策设计与安排实际上是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在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探索和初步发展时期，国家通常采用行政命令措施直接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一些市场化的机制与举措也运用到耕地保护政策中[26]。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如何充分调动耕地利用主体的积极性，通过耕地利用主体的自主治理与维护产生较好的预期收益也是耕地保护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的运用与Howlett and Ramesh提出的分类体系极为吻合。基于此，结合已有的政策工具分类方法及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发展特征[26]，同时参照已有研究成果[27]，将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控制、经济激励和宣传引导三类。其中，命令控制工具是政府实施直接管制的政策手段，特别是在耕地保护政策实施初期，通过法律法规、目标规划等强制性手段可以为耕地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经济激励工具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征税、财政补贴、市场完善等，通过市场机制或经济刺激等方式对主体的耕地利用及保护行为产生约束或激励，进而推动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宣传引导工具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宣传教育、技术推广、信息公开等方式，对耕地利用或经营主体的耕地保护认识与观念产生影响，并最终作用到他们的耕地保护行为与效果。同时应该看到，由于耕地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及政策工具的环境依存特征，任何一类政策工具的效应发挥都会受到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制约。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我国不同区域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2.被解释变量选取
目前理论界度量耕地保护效果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利用年内建设占用耕地面积[28]、年内减少耕地面积[29]和年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30]等单一指标度量，侧重于面积层面的评判；第二是将耕地保护政策看成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建立投入产出体系进行综合评价[31]；第三是设定虚拟变量，对比耕地保护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6]。其中，基于面积变化的单一指标方法因具有直接、准确等优势而应用广泛。考虑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在协调农业生产与城市建设之间的重要作用，本文选取年内建设占用耕地面积表征耕地保护效果。
[4] 季国兴：《南海航行自由原则的歧义及增进信任措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9-13页。
例如，在学习传染病及与免疫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通过动画的方式为学生展示传染病。比如，流行性感冒是如何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进行传播的，同时向学生讲解讲卫生与否对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而且向学生讲解个人身体素质对于疾病防范的重要性。这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学生针对传染病的防范意识以及卫生状况的改善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式(3)隐含了一个假设条件，即各地区的耕地保护效果与解释变量同期变动，不存在时间滞后效应。事实上，各类耕地保护政策工具并不会产生最大的即时效果，而是带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因此，为更好地捕捉PE 的动态调整过程，本文最终构建了包含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动态回归模型：式中，lnPEit -1为PE 的一阶滞后项；系数η 刻画了上一期PE 对本期PE 的影响。
根据前文对各类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的定义，在命令控制工具上，选取各地区当年度公开出台的耕地保护政策文本数量作为度量指标。
在经济激励工具上，税收和财政补贴的作用效应相对直接。其中，税收主要是耕地占用税，这是对建设占用耕地的重要约束，但是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相对城市土地出让价格较低，对耕地保护效果产生的激励有限。在财政补贴方面，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以及各类农业经营补贴能够对相关主体的耕地保护行为提供资金支持与激励，但是包括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在内的各类补贴政策颁发时间并不一致，很难获取完整的数据资料。因此，本文最终选取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投入总量作为表征经济激励工具的指标。
式中，i 、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α 、β 为待估参数；PG 、UR 、DI 、GO 分别表示经济发展程度、城市化水平、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和粮食生产能力；νit 为残差项。
4.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耕地保护外部环境和耕地资源自身两个层面出发，选取经济发展程度[33]、城市化水平[34]、城市土地开发强度[35]和粮食生产能力[36]这些对耕地保护效果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用人均GDP、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建设用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和粮食总产量进行度量。
(二)模型设定
在气象信息搜集过程中会用到各种设备。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一些设备可能会出现问题，极大影响到气象观测工作正常开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需要建立有效的维护制度，强化设备维护工作。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现阶段气象观测工作很大一部分依靠电脑软件进行，参数设置的影响很大。为了提高观测质量，就要保证信息获取或信息分析软件参数设置的准确性。必须强化数据检查，对存在异常的数据进行剔除，以免影响观测结果[1]。
式中，PE 表示耕地保护效果，其变化主要取决于耕地保护政策工具PT ；KZ 、JL 、XC 分别表示命令控制工具、经济激励工具和宣传引导工具；A 为常数；α 表示投入弹性；e 是均值为0、标准误差为σ 的呈正态分布的误差项；θ 为希克斯中性技术参数；t 和ν 分别表示时间与随机白噪声。
模型(1)可以根据其他可能对PE 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扩展：
由于面板数据包含时间序列数据，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显得尤为必要。常用的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包括LLC(Levin-Lin-Chu)检验、Breitung检验、IPS(Im-Pesaran-Shin)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等[38]。为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异质单位根情形下的IPS准则和同质单位根情形下的LLC准则进行联合检验。若两种方法均通过检验，则认为序列平稳(无单位根)，反之则非平稳(有单位根)。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在全国和四大区域样本中，lnPE 、lnKZ 、lnJL 、lnXC 、lnPG 、lnUR 、lnDI 和lnGO 序列并不能完全拒绝变量非平稳的原假设，而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非平稳的原假设，即差分变量是平稳序列，可以进行回归分析与估计。
在宣传引导工具上，目前我国各地区所采用的耕地保护政策宣传手段五花八门，如耕地利用主管部门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电视、广播、报纸、公示栏等，很难完整、准确获得直接有关耕地保护宣传方面的数据。但是从已有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宣传工具选择来看[32]，教育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对特定政策的宣传作用，随着相关主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它们对特定政策的认知也越深刻，进而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到政策执行中。基于此，本文选取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数量来间接表征宣传引导工具。
3.解释变量选取
《周礼·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注》曰：“郑司农云：‘以三月本时昏，心星见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黄昏，心星伏在戍上，使民内火。故《春秋传》曰：以出内火。’”《左传·昭公六年》：“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正义》曰：“火星未出，不得用火。”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由于中国在2004年实行了一系列影响耕地保护的重要举措，如重新修订了《土地管理法》、划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提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8]，因而本文选取2005年为研究起点，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最终将研究时段确定为2005-2016年。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体系完整、结构清晰、逻辑严密、重点突出的组织路线。组工干部要切实担负起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责任。
在数据方面，年内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来源于EPS数据平台(http：//olap.epsnet.com.cn/)的中国国土资源数据库。当年度公开出台的耕地保护政策文本数量来源于“法律之星”网站和“北大法意数据库”，这两个网站涵盖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批准和颁布的各类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本文主要通过“省份名+耕地”的标题检索方式获得各省份在研究期内出台的耕地保护相关的政策文件，同时对各文件主题及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剔除与本文研究主题不相关的“通报”“公示”等。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投入总量、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数量分别来源于EPS数据平台的中国财政税收数据库与中国教育数据库，控制变量主要来源于EPS数据平台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表1反映的是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相关数据处理过程均借助Stata 14.0软件完成。为准确反映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影响的区域差异，参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6月30日发布的《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四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式中，CV 为其他可能影响耕地保护效果的控制变量。为消除原始数据异常项和异方差的影响，对模型(2)取对数，得到本文最终的计量模型：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耕地保护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在考察不同类型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的“投入产出”状况，因此，本文参照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37]，设定政策工具影响耕地保护效果的计量模型如下：
(二)不同政策工具对全国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
为有效控制前文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的内生性和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参照Blundell和Bond的研究成果[39]，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到，Sargan检验的P 值均大于0.1，意味着所采用的计量模型都不能拒绝“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即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而AR(1)和AR(2)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故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
从全国样本来看，滞后一期的耕地保护效果lnPE (-1)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估计值为0.2699，说明中国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存在惯性影响，前一期的耕地保护政策安排及所产生的效果将会导致当期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继续增加。
表2 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作用方向与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命令控制工具、经济激励工具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它们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将分别减少0.0036和0.611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命令控制和经济激励工具能够显著提升中国耕地保护效果。宣传引导工具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其系数估计值为0.1597，表明宣传引导工具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得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增加0.1597个百分点，这将对耕地保护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表征宣传引导工具的指标即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在考察期内呈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成人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进而影响对耕地保护政策的认知及行为差异。但是应该看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引导农民自主进行耕地保护治理将在耕地保护效果提升中起到更大作用。
表3 动态面板模型的SYS-GMM估计回归结果
(三)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影响的区域差异
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类似，在四大区域层面，滞后一期耕地保护效果lnPE (-1)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数，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东北地区的系数估计值最大，为0.3569，其次是中部地区的0.3079和东部地区的0.2935，西部地区的系数估计值最小，为0.2724。
在热误差建模中,定义热误差y=[y1,y2,…,yn],温度变量X=[x1,x2,…,xn],其中xi=[xi1,xi2,…,xip]T(i=1,2,…,n)。基于SIR的建模步骤如下所示:
从各区域政策工具的系数值和显著性状况来看：(1)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命令控制工具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将分别增加0.2998和0.2619个百分点，对耕地保护效果产生不利影响；东部和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工具的系数估计值虽然也都为正数，但是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耕地保护政策过程中的命令控制工具运用要掌握合理的限度，不能因此而影响耕地保护政策本身的创造力和弹性。(2)四大区域经济激励工具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表明在各个地区，经济激励工具的完善与发展将能够有效抑制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对耕地保护效果提升有积极作用。其中，东部地区的激励效果最好，经济激励工具每提升1个百分点，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减少0.6503个百分点，其次是中部地区的0.638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0.6308个百分点和东北地区的0.6000个百分点。(3)宣传引导工具显著负向影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其中，西部地区宣传引导工具每增加1%，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减少0.1242%，东部地区则为0.0843%。但是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宣传引导工具的系数估计值为正数，且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宣传引导工具作用的充分发挥有赖于耕地利用主体较高的知识水平与觉悟，由此使得不同区域宣传引导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方向与程度出现差异。
就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来看，(1)经济发展程度PG ，除了东北地区以外，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征经济发展程度指标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即经济发展程度会造成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增加，对耕地保护效果有抑制作用。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造成了更大的城市用地需求，而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土地供给模式下，必然会影响耕地保护效果。(2)城市化水平UR ，表征城市化水平指标的系数在东部地区为-0.5106，即东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提升对耕地保护效果提升有积极作用，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全国、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值，意味着这些地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会造成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增加，不利于耕地保护效果提升，但也不具有统计学意义。(3)城市土地开发强度DI ，表征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指标的系数在全国和四大区域层面均为负值，即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越高，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越少，耕地保护效果越好，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提升意味着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提高，通过对城市土地资源潜力的挖掘自然能够有效改善耕地保护效果。但是从表3来看，DI 仅在西部地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④粮食生产能力GO ，表征粮食生产能力指标的系数在全国和四大区域层面都显著为正，即粮食生产能力越强，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越大，不利于耕地保护效果的提升。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政策工具是实现耕地保护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也是影响耕地保护效果的关键因素。与其他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类似，旨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耕地保护政策也是工具与目标的统一，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选择及组合将形成不同的政策活动，影响耕地保护政策的预期目标及实施效果。从实证结果来看，命令控制工具、经济激励工具和宣传引导工具共同构成了中国耕地保护政策工具体系，且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四大区域层面，各类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从滞后一期耕地保护效果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来看，耕地保护效果具有时间滞后性，前一期的耕地保护政策安排及所产生的效果将会对当期耕地保护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从浙江经验走向全国，“最多跑一次”改革书写了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新篇章，迈入“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的新阶段。
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由于不同区域耕地资源禀赋及面临的耕地保护形势、各类资源调配能力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类型政策工具效应发挥的差异。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和经济激励工具对提高耕地保护效果有积极作用，宣传引导工具却会抑制耕地保护效果。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激励和宣传引导工具的丰富与完善会显著提升耕地保护效果，命令控制工具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东北和中部地区，命令控制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产生消极影响，经济激励工具能够显著改善耕地保护效果，宣传引导工作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经济发展程度、城市化水平、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和粮食生产能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耕地保护效果，但是在不同样本情况下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与统计学特征。经济发展程度指标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都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耕地保护效果会相应降低。城市化水平的系数估计值虽然在不同样本情况下有正有负，但是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全国和四大区域层面都对城市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有负面效应，即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提升能够促进耕地保护效果提高，但是这种作用机制仅在西部地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粮食生产能力指标在全国和区域样本情况下都显著为正，即粮食生产能力提升会对耕地保护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二)政策启示
本文从实证层面揭示政策工具对耕地保护效果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得到如下两点政策启示：第一，从国家战略和全局视野来看，要系统厘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的演进过程及特征，把握单一政策工具及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组合在耕地保护政策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整体和阶段绩效，明确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的优化方向与思路；第二，从各区域发展来看，一方面要准确识别制约本区域耕地保护效果提升的政策工具类型与作用机制，另一方面要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及国家相关战略发展要求，创新区域耕地保护政策工具形式，探寻耕地保护政策工具结构优化的差异化路径，进而更好地实现政策工具与耕地保护目标的耦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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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Policy Tools Affecting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KUANG Bing，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ZUO Jian，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5-2016，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policy tools on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it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ith 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SYS-GMM).The result shows that：(1)Whether at the national level or at the four regional levels，policy tool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Besides，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present a characteristic of hysteresis， the arran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policy and its effects at previous phase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urrent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2)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y tools on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has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At the national level， command and control tools， and economic incentive tool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while propaganda guidance tools will inhibit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the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incentive tools and propaganda guidance tools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while the impact of command and control tools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In the northeast and central regions，command and control tool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while the economic incentive tools will improve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and the impact of propaganda guidance tools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3)The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level， urban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lso impact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and the impact directions and significant conditions vary from different regions.(4)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policy tool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and achieve an efficient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Key words： policy tools；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ystem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 2019) 06-0069-08
作者简介： 匡兵，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博士后研究人员； 左剑， 阿德莱德大学建筑与建造环境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藏粮于地理念下耕地轮作休耕的对象确定、 模式选择与实施路径研究”( 7167309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耕地轮作休耕的响应与适应机制研究”( 19YJC79005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对耕地轮作休耕的影响及政策选择研究”( 2018M642882)；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土地利用与粮食安全”( CCNU19TD004)； 南澳绿色产业局资助项目“ The influence of prefabrication on the Circular Economy”( 56121725 18GISAG-GISA-prefabrication)
收稿日期： 2019-05-04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6.09
责任编辑 胡章成
标签：政策工具论文; 耕地保护效果论文; 区域异质性论文; 系统广义矩估计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阿德莱德大学建筑与建造环境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