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阴阳观念的起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阴阳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阴阳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观念之一，它起源于氏族社会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物象的观察。西周春秋时期，形成了具有自然哲学性质的阴阳二气说，从战国中后期至汉代，阴阳学说沿着朴素辩证法的阴阳观念和宗法伦理化的阴阳观念两条线索发展，形成了二元化的阴阳学说。董仲舒对阴阳学说的发展在于：他把宗法伦理化的阴阳观念提炼成“三纲”，深化了宗法伦理关系，同时构建了“天人阴阳”观念，形成了三元化的阴阳学说。
一
1、近取诸身。阴阳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抽象的哲学概念， 它萌芽于氏族时期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中许多具体可感知事物的抽象演绎，这些事物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象”，《易·系辞》曰：“见乃谓之象”，即指此。20年代，钱玄同、周予同相继指出：原始的易卦符号“—--”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符号，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郭沫若发挥说：“八卦的根柢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子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所以由此演出男女、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些观点具有启发性，但三位学者并未进行论证，本人不揣浅陋，试以考古、民俗材料阐释之。
研究表明，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阶段相对应，生殖崇拜的发展也经历了女阴崇拜和男根崇拜两个阶段，最后合而为一形成了生殖崇拜文化。对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了许多绘有鱼纹的彩陶。专家认为：以鱼作为纹饰并非完全抽象化的几何图案，鱼纹的特殊含义是举行鱼祭，把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对鱼类旺盛的生殖能力的崇拜。但是，这种观点只揭示了鱼类崇拜的一个原因。众所周知，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种植农业尚不发达，先民们多聚居在大河流域，以鱼猎为主，辅以简单的采集农业和种植农业。在长期的捕鱼为食的生活中，先民们认识到鱼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从而渐渐产生了对鱼类的崇拜，即产食崇拜。继而人们察觉到鱼类生长期短，且有旺盛的繁殖能力，这对于靠集体的力量与自然界作斗争，且寿命短的先民们来说，为维持生存，就本能地渴望象鱼一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由于当时人们只知道女阴可以生子的功能，于是就将鱼作为生殖器的象征，企图将鱼的生殖机能转移给自身，产生功能转化效应。母系氏族时期对女性的重视也加强了女阴崇拜，即生殖崇拜。1979年在辽西发现的距今约五千年的女神庙和陶质妇女裸体塑像，当是生殖崇拜的发展。欧洲多瑙河流域出土的公元前五千年的鱼人雕像，欧洲妇孺皆知的美人鱼神话，也可能是生殖崇拜的表现和遗存。据民俗学资料，至今山东、河南等地男女结婚时，要请媒人、客人吃鲤鱼，当是把鱼象征男女婚配，祈祝他们生育旺盛的一种抽象化的表现形式。从地理上看，山东、河南等地是黄河故道，乃古人类蕃衍的中心区域。80年代末在齐故都临淄附近发掘的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后李文化证实了这一点。
到母系氏族晚期，生产力的发展使男子在氏族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遂出现了男性生殖崇拜，它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此时期彩陶上大量出现的鸟纹。郭沫若说：“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古代小说中骂人用的“鸟”字，四川俗语中的“雀雀”，河南俗语中的“鸭子”，都是指男根。“以鸟象征男根，想必是远古先民们观察到鸟类不是直接生鸟，而是产卵，再由卵中孵出新生命，于是他们联想到男根所特有的生殖机能，悟到了“种”的作用”（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希腊神话中天神宙斯化为天鹅与少女勒达结合，勒达生卵而孵出美女海伦的神话，古籍中吞玄鸟卵而生商祖契的简狄的记载，当是指男根的生殖机能。今日山东等地的妇女生子时煮红鸡蛋给众人吃，湖南邵阳某地的少女新婚时或妇女不孕时，要在金字塔形状的石头上坐一坐，这些民俗当视为男根崇拜的反映。由鸟纹象征男根逐渐发展到男根写实，如陕西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泥塑陶祖，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祖，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中的男性裸体像彩陶壶，都反映了人类在对自身物象观察的基础上，对男性生殖机能的认识过程和男根崇拜。它比起女阴崇拜，是人类对自身生殖机能认识的一次深化。
以上这些生殖崇拜现象给了人们一定的启示：既然生殖行为是男女双方的事情，那么，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上，也一定存在着双方的原因，随着人类思辩能力的提高，便抽象、演绎出天地、刚柔、君臣、夫妇、表理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而阴阳就是对这些概念的抽象概括。这就是《易·系辞）所说的，阴阳观念的产生是“近取诸身”的结果。从观象到抽象概括就导致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由一元思维发展为二元思维，把生殖崇拜文化推向了深刻的阴阳文化。
2、远取诸物。 一般认为：最初的阴阳观念是原始社会的人们通过天象观测而产生的。进行天象观测的原因是因为聚居在大河流域的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了天象、气候、河水涨落泛监等方面的制约。太阳出没和月亮圆缺变化形成的明暗交替的天象，乌云蔽日和云开日出的天象给了先民们深刻的感受，由此产生了最初的阴阳观念，所谓“其阴其阳，以征以行”（《商周金文遗录·
伯子盨铭》），所谓“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说文通训定声》），都是阴阳观念的原始意义。《汉书·艺文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上古氏族社会就有了羲氏、和氏这样观察天象的专职人员，说明阴阳学说与天文知识有关。古希腊和古埃及也是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自然哲学。这些见解当然是正确的，这也是《易·系辞）所说的，阴阳观念的产生是“远取诸物”的结果。但应该指出的是：对自然界物象的观察只是阴阳观念形成的一个来源。根据人类思维的规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来自对客观外界的认识和对人类自身认识两个方面。因此，“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才是对阴阳观念来自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物象观察的概括表述，揭示了阴阳观念形成的两个不同的认识来源。
二
尽管阴阳观念形成于氏族社会，但由于受文字、宗教观念等因素的制约，直到西周末年，夏、商时期神事笼罩一切的宗教迷雾渐渐散开，阴阳观念才由伯阳父提出。他把阴阳看作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两种气，用阴阳二气的交感变化来解释地震的现象，已具有自然哲学的意义。老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命题，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具有阴阳对立的属性，已包含二元化阴阳学说的萌芽。但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宗法制解体，王权旁落的春秋晚期，因此，尽管他把阴阳抽象成万物的属性，列举了长短、高下、美丑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但他不可能把阴阳观念引入社会政治领域，不可能把阴阳观念人格化，比拟成宗法关系。约自战国中期，《管子·四时》篇将阴阳五行相配，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逐渐合流。战国末年，齐地学者邹衍“深观阴阳消息”，创立五德始终的循环历史观，将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黄帝内经》、《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从而确定了阴阳配五行的模式，但阴阳说在医学、经学的框架中仍保持相对独立发展的趋势。
至《周易》成书的战国晚期，封建的宗法关系逐渐形成，《易传》的作者在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命题的基础上，把自然界中对立统一的阴阳观念类比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君臣、父子、夫妇等宗法关系，把宗法关系体现的尊卑贵贱也赋予阴阳的属性，形成了双重的阴阳观念，把具有自然哲学性质的一元化的阴阳学说发展为朴素的阴阳观念与封建宗法关系相结合的二元化的阴阳学说。约从战国中晚期迄于汉代，阴阳学说的特点已不是单纯的自然哲学，而是沿着朴素辩证法的阴阳观念和宗法伦理化的阴阳观念两条线索发展。我们从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易传》、《黄帝内经》、《礼记》、《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著作中可以看出阴阳学说的这个发展特点。
《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内经》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核心，认为支配天地万物的阴阳规则同样支配人的生理活动，人体构造因而在各个层次上被分成许多阴阳的对立面，如体表和四肢为阳，内脏为阴；内脏之中五脏为阳，六府为阴；形为阳，气为阴，凡属阳的东西都相对地活动，凡属阴的部位相对静止。阴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即所谓“形归气，气生形”（同上）。以阴阳类比人体结构虽然未必都准确，但阴阳观念所体现的朴素辩证法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协调阴阳就成为治疗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三阴三阳”理论。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成为辩证施治的理论体系的纲领。
从《黄老帛书》的逻辑论证可以清晰地看出阴阳说的二元化特点。《帛书·称》云：“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称》开门见山，规定凡论及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现象，必须以阴阳作为立论的基础，把自然界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阴阳观念类比为社会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宗法关系范畴，继而把阴阳加上封建宗法伦理属性，认为阴阳也和宗法关系那样有尊卑贵贱，因此得出了“贵阳贱阴，达阳穷阴”的结论，即宗法关系合理性的结论。
在阴阳学说的发展史上，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他沿用了《黄老帛书》的逻辑论证过程。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春秋繁露·顺命》）他认为天地包含阴阳两个不可缺少的对立面。阴阳与天地相参才能生育万物。以阴阳对立统一为出发点，他又列举了上下、左右、表理、美恶、顺逆、喜怒、寒署、昼夜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范畴（《春秋繁露·基义》），以朴素的阴阳观念为依据，以阴阳代表君臣、父子、夫妇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宗法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同上）他也把阴阳赋予封建道德属性，推演出“卑阴高阳”，“贵阳而贱阴”（《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的结论。但是，“贵阳贱阴”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代表君、父、夫的阳贵到了什么程度，代表臣、子、妻的阴贱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的关系如何，《帛书》并末给予解答。董仲舒进一步论证说：“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他认为君、父、夫为臣、子、妻的天，即主宰者，这就把阳摆到了阴的“纲”的位置，称其为“王道之三纲”（《春秋繁露·基义》）。三纲的提出，深化了封建宗法伦理关系，把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阴阳观念发挥到了极限。
董仲舒对阴阳学说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天人阴阳”观念，构建了三元化的阴阳学说。战国末年，邹衍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其主要内容是天瑞天谴说。《吕氏春秋》之《应同》、《明理》等篇将邹衍的天人感应思想加以发挥，以五行说作为论证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董仲舒沿用了这种论证方式，同时创造性地以阴阳说作为论证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如前述，董氏以阳代表君，以阴代表臣民，又把阴阳加上封建道德属性，推演出“贵阳而贱阴”的结论，“贵阳而贱阴”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就是“屈民而伸君”（《春秋繁露·玉杯》）。但是，天人感应说创立的政治实践意义在于用天命的威严来约束人君的行为，要做到这一点，董仲舒提出必须“屈君而伸天”并认为这是“春秋之大义也”（同上）。董氏利用儒家经典，孔子之口的权威性讲“屈君而伸天”，就是讲“天尊君卑”，实际上把天比作阳，把君比作阴。他提出“天子受命于天”（《春秋繁露·顺命》），这就把人格化的天定为人君之父，把天摆到了人君的最高权威——“纲”的位置，找到了屈君而伸天的根据，在三纲之上增加了“天为君纲”，在宗法伦理化的阴阳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天人阴阳”观念，构建了三元化的阴阳学说。《白虎通》沿袭了董仲舒的阴阳学说及论证方式，不同的是，它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国家权威利用阴阳说论证宗法关系的合理性，这就使阴阳学说的神学色彩更加浓厚。从上述可见朴素辩证法的阴阳观念和宗法伦理化的阴阳观念并行发展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原因有二：
1、医学和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据甲骨文和史籍记载， 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经历了“巫医一体”与“巫医分家”的历程。大约至东周晚期，巫医开始分化，据《周礼》载，周代设立了医事考评唯以疗效为准的管理制度，医学逐渐从巫术中挣脱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自然、生命现象认识的深化，医学由经验医学向着理论医学升华，战国秦汉时期医学的迅速发展需要一种哲学理论作为医学的指导思想。
战国秦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强化，这就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它存在和强化的合理性。由于封建专制制度是靠宗法关系来维系的，因此，要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就必须论证封建宗法关系的合理性，要强化封建统治，就必须深化宗法关系，把君、父、夫摆到臣、子、妻的“纲”的位置。另外，秦王朝速亡的情景给汉初地主阶级思想家们留下了可怕的回忆，为避免重蹈由于始皇父子的暴行而导致帝国崩溃的覆辙，也必须对皇权有所制约，这就需要一种哲学理论来为其服务。
2、阴阳学说自身的特点适应了医学和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 中医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赖以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因此，自然环境的变化，包括日月的阴晴圆缺，昼夜的更替，四季的更迭都能相应地在人体引起生理或病理性的反映，这些认识已成为现代医学研究所证实。朴素的阴阳学说概括了自然界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如日月、昼夜、冬夏、表理、寒热等，这种具有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性质的自然哲学与医理相吻合，故能被医家用以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在注释《内经》时明确指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阴阳既可代表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以分析一切事物内部所存在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人体的整个组织结构，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部分。阴阳说的这个特点亦与人体结构相吻合，具有类比性，故被医家用以指代人体结构中相互对立的两部分并分析其相互关系。
既然朴素的阴阳说可以代表自然界中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和事物，又可用来分析自然现象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因此思想家们就把具有自然哲学性质的阴阳说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用以指代、分析对立统一的宗法关系，这样就可以利用朴素阴阳观念的合理性来分析、论证宗法伦理的合理性。从对以上哲学著作的逻辑论证过程的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正是因为阴阳学说适应了医学和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因此它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兴盛是必然的。无庸讳言，以朴素的阴阳观念论证宗法伦理的合理性，构建天人阴阳的观念，使阴阳学说脱变为唯心主义神学，这在学术思想上固然是一种倒退，但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却是一种进步，进步之处就在于：用这种神学化的阴阳学说维护了在当时还是进步的封建制度，构建了一种制约皇权的外在力量。
东汉末年，随着皇权的衰落，由阴阳学说构建的机械的、僵化的维护皇权的理论，已无力挽救东汉王朝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理论形态，它的没落，最终被魏晋玄学所取代，是必然的。在学术领域，两汉经学大师辈出，他们把阴阳学说融入经书的框架之中，作为解经的自然哲学依据，尽管仍有所发展，但从此失掉了它作为一家学说而独立存在的根据，随着经学的衰落，具有自然哲学性质的阴阳学说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残留在医学等学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