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华[1]2016年在《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需求、过程和效果评价研究》文中指出高血压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目前中国有高血压患者2.7亿;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60岁以上老年高血压患病率已达66.9%,约每3个老年人中就有2个患高血压。在中国,高血压低控制率造成了中风和心脑血管死亡率的高发;通过健康教育提高高血压防治知识普及和知晓,对于调整稳定血压,防止心脑血管并发症,降低国家医疗费用和疾病负担,提高整个国民的健康水平有重要意义。目的:通过对J省C市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高血压健康教育需求、过程、效果评价开展研究,全面了解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需求、实施过程和效果,并探讨发展我国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主要对策,为今后有效开展城市社区高血压健康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即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1)问卷调查法:通过对C市城市社区494名老年高血压患者和228名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从健康教育主体和健康教育对象两个角度了解目前C市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健康教育需求;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知信行和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现状。(2)个人访谈法:通过对C市城市社区20名老年高血压患者和10名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进行个人访谈,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了解目前C市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健康教育传播过程。(3)前瞻性对照干预研究:通过对C市城市社区80名老年高血压患者(干预组40名和对照组40名)进行高血压健康教育干预研究,干预组进行每周1次,连续4次,每次约40分钟的有针对性面对面集中递进4阶段高血压健康教育干预,对照组进行社区常规管理。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干预前后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高血压健康教育知信行和自我效能评分进行评价,以了解高血压健康教育干预效果。(4)SWOT分析法:在对整个研究结果回顾和分析,结合文献研究和国家政策,对我国当前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开展老年高血压健康教育方面存在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会和挑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健康教育发展提出策略。结果:(1)需求评价结果健康教育对象—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需求调查显示:86.9%的调查者表示愿意学习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56.3%调查者最希望通过面对面咨询专业人士的方式获得高血压健康教育;老年高血压患者最希望学习高血压自我管理、高血压用药指导和高血压预防的知识,分别占81.8%、76.7%和74.7%。在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知信行调查中显示: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目标、高血压每日食盐量和高血压患者定期随访的时间的知晓率低于50%;虽然调查的81.8%的老年高血压患者采取措施控制血压,但只有59.1%患者定期监测血压,27.7%不会使用血压计,71.7%老年高血压患者没有定期进行随访。健康教育主体—社区卫生服务人员高血压健康教育需求调查指出:100%的调查者表示愿意学习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调查者最希望学习和提高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以帮助其更好地开展高血压健康教育;目前调查者最愿意通过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微信、微博、手机短信,宣传栏、海报和专业书籍等途径获得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人员高血压知识现状调查显示:58.3%调查对象掌握了正确的血压值;86.9%调查对象知道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标准;95.0%调查对象明确高血压需要终身治疗和高血压非药物治疗措施;100%调查对象认为限制食盐量是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但仅有20.2%调查对象正确回答高血压每日限盐量3克;40.4%调查对象不知道高血压患者定期随访时间。(2)过程评价结果健康教育对象—老年高血压患者个人访谈结果指出:老年高血压患者接受高血压健康教育信息过程分为5期,即第1期:否认拒绝期;第2期:接受期;第3期:过度治疗期/期望治愈期/寻找偏方期;第4期:正规药物治疗期;第5期:自我健康管理期。健康教育主体—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个人访谈结果显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在高血压健康教育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影响力表现在4个方面:对传播内容—高血压健康教育内容的熟悉;对传播对象—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了解;采用可接受的传播策略和方式传播健康教育信息;以及个人可信度。(3)效果评价结果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健康教育干预结果指出:干预前干预组高血压健康教育知信行和自我效能分别为3.33±0.79,6.72±1.78,6.72±1.81,2.61±0.53,对照组分别是3.58±0.68,6.87±1.65,6.58±1.45,2.43±0.65,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经过1个月集中递进式4阶段高血压健康教育干预,干预组高血压健康教育知信行和自我效能分别是4.53±0.85,7.50±1.25,7.28±1.52,4.93±0.97;3个月随访干预组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和自我效能得分增高,分别是5.06±1.04,7.08±1.23,7.25±1.71和6.03±0.64。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显示: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态度和行为模型中差分估计值分别为1.147(p<0.001)、0.952(p<0.05)和4.996(p<0.001);高血压健康教育自我效能模型中差分估计值为1.061(p<0.001)。城市社区开展针对性的集中递进式4阶段高血压健康教育干预提高了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知信行和自我效能。结论:(1)城市老年高血压患者参加高血压健康教育意愿高;希望通过与专业人员面对面的方式获得高血压健康教育内容;但其高血压健康教育基本知识掌握欠佳;对家庭血压监测、定期随访和治疗依从性较差。(2)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学习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意愿非常高;希望通过新媒体获得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希望通过学习现代信息技术以便更好的开展高血压健康教育。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对高血压健康教育知识需要针对最新国家级高血压防治指南进行更新和学习。(3)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在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健康教育传播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对高血压健康教育内容的熟悉,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了解,采用可接受的传播策略和方式,其个人可信度决定其影响力的发挥。(4)城市老年高血压患者接受高血压健康教育过程和其患病过程密切相关,不同患病时期对高血压健康教育信息反应和接受程度不同。(5)开展以成人学习理论和自我效能理论为基础的集中递进式4阶段高血压健康教育干预,可以提高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知信行和自我效能水平。
张容瑜[2]2012年在《卫生政策要素对农村高血压患者就医行为和费用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保证为全体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可及的卫生服务,保障全体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的公共政策,目前世界上包括英国、德国、日本等100多个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提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其内容包括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旨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保证居民合理就医,减轻患者就医费用负担。随之公布的《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2009-2011年期间,各级政府需要投入8500亿元。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流行越来越严重,高血压门诊费用、购药费用造成的经济负担越来越沉重,高血压患者的就医行为存在就医时机延误、健康意识单薄、就医机构趋高等问题；高血压已成为危害农村居民健康与经济风险的重要原因。四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可以通过体系建设、经济补偿、服务提供等方式,引导高血压患者合理就医,进而降低患者就医费用。2007年-2010年期间,山东省新农合制度中的报销比例不断提高,基本药物制度分批试点;山东八县开展农村地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项目,重点在于通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两大体系的建设,改善贫困人口和脆弱人群的健康状况。循证卫生决策伴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采用的很多方法都是循证医学的方法,以循证卫生决策为标志的卫生事业管理基础与应用研究,已成为国际上卫生政策研究和制定的趋势,其焦点问题是循证决策的复杂机制及其方法体系对本土化卫生政策制定的支持作用。慢性病的预防和管理是一个国家卫生系统和卫生政策的试金石。2005年-2011年,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从探索讨论、奠定基础到确立实施,始终围绕着“基本”、“均等”和“公平”,那么,山东省八县农村卫生政策的发展是否有效地保证了患者合理就医行为和费用?研究目的本研究将以山东八个项目县为样本,探讨卫生政策要素对农村高血压患者就医行为和费用的影响。具体研究目的如下：(1)通过理论研究,探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就医行为和费用控制叁者的逻辑关系以及卫生政策的系统评价方法。(2)通过实证研究,测量和描述卫生政策要素、山东省农村高血压患者为代表的慢性病居民的就医行为、就医费用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卫生政策要素对农村高血压患者就医行为和就医费用的影响。(3)通过政策分析,探讨如何促进农村慢性病居民建立科学合理的就医行为,进而减少不合理的慢性病费用。资料来源本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文献复习和现场调查。文献资料来源于电子期刊、纸质图书和国家、省宏观卫生统计资料；调查数据来源于《山东省农村卫生人员培训与慢病控制项目》中2007年的基线调查和2010年的终末调查的数据,包括入户调查、机构调查、专家咨询和关键人物访谈等。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在山东省抽取8个县(市、区),每县随机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个村,对村中家庭进行系统抽样,调查家庭中所有25岁以上居民。基线调查共抽取了16个乡镇,40个村,调查了20087人。终末调查每县随机选择1个项目乡镇,从项目乡镇随机抽取1个项目村；从8个项目县中随机抽取4个县,从选中的项目乡镇中再抽取1个非项目村作为对照村。终末调查共抽取了12个乡镇,14个村,调查了6216人。研究方法本研究在文献综述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构建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与就医行为、就医费用的逻辑框架；建立了卫生政策要素指标体系,包含四个范畴的指标；建立了就医行为、遵医行为、就医费用、健康理念等范畴的指标体系；所有的指标分为县、村(乡),患者3个水平。本研究采用Andersen[171]1968年提出医疗服务利用的行为模型,主要应用多水平线性模型,在控制人口、社会、经济、生理状态、以及身体状况等变量的基础上,分析政策变量对于高血压患者就医行为、遵医行为和就医费用的影响。研究方法包括系统分析法、文献综述发、专家咨询法、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等,分析采用EXCEL、SPSS、和HLM软件。主要结果与发现本研究系统地运用卫生政策理论构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各项政策要素、就医行为、就医费用之间的逻辑关系模型；运用定量方法对农村卫生政策和患者就医行为进行测量；全面地采用多水平线性模型定量评价卫生政策要素对于农村高血压患者就医行为和就医费用的影响；判断就医行为和就医费用的敏感政策因素,构建叁者的作用关系和就医行为、费用的政策导向模式；较好地避免了生态谬误和原子论式的谬误,探索了卫生政策评价的定量方法。1.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与就医行为、费用的逻辑关系以及农村卫生政策指标体系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基本药物制度直接作用于患者的医疗费用,但是需要配套良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卫生服务通过作用于患者的就医理念和健康行为,间接达到医疗费用控制的目的。农村卫生政策指标体系包括四个范畴,基本医疗保障(农村地区主要是实行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药物、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本研究较好地保证了政策指标的信度和效度。2.山东省八县农村高血压流行特征以及卫生政策的发展(1)2010年干预人群高血压患病率(38.7%),低于2007年基线人群(44.3%),以及2010年调查人群(38.88%),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①基本药物：样本县中宁阳、寿光和莱城划为第一批试点县区。②基本医保：2007-2010年,新农合参合率上升到99.6%,各县相继把高血压纳入报销范围,门诊报销比例不断上升,报销方式以即时报销为主。③基本医疗：2007年-2010年,样本县农村每千人口卫生人员数、卫生室数以及人均慢病支出稳步上升,项目中干预组村总培训人次数、总督导次数、村医高血压知识得分均数、卫生服务体系反应性均高于对照组,除村总培训人次数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④基本公卫：2007-2010年,样本县农村干预组媒体宣传等健康教育指标、高血压管理、高血压随访等管理类指标、基本公卫制度督导指标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卫生政策要素对农村高血压患者的就医行为、遵医行为的影响模型及导向模式(1)基本医疗保障、基本药物政策对于高血压患者就医行为的影响：①基本医保中的慢病补偿政策执行年数越长,即时报销有利于高血压患者下沉到乡镇及以下的就诊机构,乡镇及以下就诊机构的2010年合作医疗报销费用高于其他级别机构；②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新农合的门诊报销比例越高,有助于患者遵医指数的提高。(2)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对于高血压患者就医行为的影响：①基本医疗指标中的村医高血压知识得分,基本公卫中的媒体宣传、健康大讲坛有助于患者慢病健康意识的提高;基本公卫中的人均宣传产品数、高血压随访人次有助于患者高血压知识得分的提高：高血压随访人次越多,有助于患者遵医指数的提高；②基本医疗中的卫生服务体系反应性,患者的慢病健康意识和遵医指数越高,有利于患者及时就诊；基本医疗中的卫生服务体系反应性越高,有利于高血压患者下沉到乡镇及以下的就诊机构。4.卫生政策要素对农村高血压患者的就医费用的影响模型及导向模式(1)基本医疗保障、基本药物政策对于高血压患者就医费用的影响：①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通常药物来源于乡镇及以下卫生机构,基本医保中的慢病补偿政策执行年数越长、门诊报销比例越高、即时报销都推动过去一年就医费用的上升；②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通常药物来源于乡镇及以下卫生机构,门诊报销比例越高推动每月维持血压药物费用以及合作医疗报销费用的上升；③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慢病补偿政策执行年数越长、门诊报销比例越高、即时报销都推动新农合实际补偿比例的上升。而每月维持血压药物开支越高,新农合实际补偿比例越低。(2)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对于高血压患者就医费用的影响：①2007-2010年村总培训人次越多、患者遵医指数越高推动过去一年就医费用的上升,而村医高血压知识得分和高血压管理率越高,则导致过去一年就医费用的下降；②遵医指数越高推动每月维持血压药物费用的上升；高血压管理率越高,导致每月维持血压费用的下降；③2007-2010年村总培训人次、村总督导次数越多,导致合作医疗报销费用的下降；媒体宣传越多导致合作医疗报销费用的上升。5.多水平模型应用于农村卫生政策效应评价多水平模型较少应用于国内卫生政策效应评价。本研究将其用于卫生政策要素分析,根据数据的层次结构构建多个水平的的回归模型,将数据的变异分解到多个水平上,从而使个体水平的随机误差项更为单纯,并避免生态谬误和原子论式的谬误,达到分析各层次政策效应的目的。结论及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结论：(1)需求释放是当前实施农村慢病基本保障政策的直接结果；(2)政策组合是建立高血压患者合理就医行为及费用的核心条件；(3)个体干预是形成高血压患者合理就医行为及费用的必要手段；(4)政策评价是确保高血压患者合理就医行为及费用的有力工具。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合理就医行为的政策诱导：①扩大保障范围,提高报销比例；②加强药品经销,降低药品价格；③夯实服务网络,提高医疗水平；④促进健康教育,系统管理慢病。(2)统筹基本卫生政策的制定规划。(3)强化基层医疗机构的执行能力。(4)规范卫生政策措施的实际操作。
陈层层[3]2016年在《通过村医培训促进农村中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效果的评价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主要以动脉压升高为特征,并且伴有心脑血管等器官发生改变的全身性疾病,是诱导中风、冠心病等的主要危险因素。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超重、肥胖、不良的生活习惯、体力活动不足等因素也在逐渐增加,高血压成为一项全球化的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饮食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农村居民的血脂、血压都在增加。我国第四次卫生服务总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患病率达38.5%,成为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健康和生命质量的主要慢性病问题。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有限,缺乏防治观念,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普遍存在药物依从性差、知晓情况低等特点,并伴随着严重的高血压并发症,使得农村地区高血压患病率居高不下。村级医疗机构是保障农村叁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基础,也是居民寻求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场所。在农村,乡村医生是当地村民主要的健康保护者,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一个医务人员,也是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健康管理人员,在降低农村高血压发病率方面起到很大作用。研究目的研究通过对山东省农村村医进行5次高血压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经过一年干预期,评价村医随访管理下的中老年高血压患者干预前后高血压相关知识、信念、行为的变化情况及血压控制率、控制水平的下降程度,评价项目干预效果,并提出针对农村中老年高血压患者的防治策略。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设计类型是整群随机对照试验,是以每个行政村55-75岁农村中老年高血压患者为一个群体,随机抽取的8个干预村,4个对照村,于2013年7月一2014年7月进行高血压干预研究。干预的直接对象是村里乡村医生,通过对其管理的中老年高血压患者在干预前后的状况进行评价,进而评估村医培训项目的效果。其中评估对象是2009年年底山东大学研究基地(平阴、梁山和莒南)健康体检时诊断出的55-75岁高血压患者(自报高血压患者和一次测量出的高血压患者)。干预措施包括：抗高血压药物合理使用培训、基层药物相关培训、县高血压专家案例培训(张贴海报等)以及健康教育与健康宣传方法和技能培训。各干预村村医一共完成5次培训,配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对本村的高血压患者进行4次相应的健康干预。研究结果乡村医生对农村居民高血压的预防和控制发挥重要作用,针对乡村医生的培训能够提高乡村医生高血压防治知识,降低农村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提高血压控制率。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8个干预村乡村医生高血压得分均有明显的提高,平均分由58.75分增加到83.13分,4个对照村中乡村医生高血压平均得分由53.75分增加到58.75分,增幅不明显。干预后干预组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下降(11.79±21.85)和(7.24±11.40)mmHg,均高于对照组的(10.72±25.39)和(6.44±12.36)mmHg。干预后血压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干预组血压控制率由12.2%上升到40.1%,增长幅度高于对照组的19.3%(OR=1.777,P<0.05)。Ⅰ级高血压患病率由50.5%降到42.5%,下降幅度高于对照组的2.5%；Ⅱ级高血压患病率由23.9%降为10.6%,下降幅度高于对照组的7%；Ⅲ级高血压患病率则由13.3%降为6.8%,对照组由15.4%降为5.6%。不同特征的高血压患者的干预效果不同。干预后干预组男性高血压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下降(13.06±22.88)和(8.64±11.70)mmHg,均高于女性的(10.66±20.85)和(5.99±10.99) mmHg;干预后干预组年龄≤65岁高血压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下降(10.84±19.58)和(7.10±11.11)mmHg,均低于年龄>65岁的(12.49±23.78)和(7.41±11.56) mmHg。干预措施使得干预组药物依从性明显提高,干预组依从性好的占比由21.4%增加到28.5%,增幅高于对照组的4%(OR=1.292,P>0.05)。干预措施能够提高农村高血压患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干预组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由42.34%上升到55.11%,增长幅度高于对照组的1.75%(OR=1.623,P<0.05)。干预组高血压相关信念形成率由76.8%上升到94.3%,增长幅度高于对照组的7.7%(OR=3.298,P'<0.01)。在6个高血压相关行为问题中,干预组与对照组均有4个问题在干预后行为形成率增加(P<0.05),经DID分析,OR值为1.245,但在α=0.05的检验水准下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与建议对山东省农村乡村医生进行相关高血压药物治疗知识和健康教育技能等培训的干预方式,能够提高乡村医生辖区内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率,药物治疗依从性,生活方式改变的依从性,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知晓水平、治疗高血压的相关态度水平等,具有一定的干预效果。对提高农村高血压患者的相关管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加强乡村医生高血压相关知识的培训。2.加强乡村医生对健康宣教的重视程度,改变仅为疾病治疗者的定位,提高乡村医生从事预防疾病工作的意识,使得乡村医生更主动提供健康教育。3.加强乡村医生健康教育技能水平。4.在提升乡村医生知识技能水平的基础上,强化高血压患者的管理流程。
王增武[4]2002年在《我国医疗卫生人员高血压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的干预效果评价》文中提出我国医疗卫生人员高血压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的干预效果评价 目的 本研究作为“我国社区医疗卫生人员心血管病健康教育(培训)项目”效果评价工作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评价项目对我国社区医疗卫生人员高血压防治知识的干预效果，探索适宜于我国医疗卫生人员的有效的健康教育干预措施。 方法 本研究采用流行病学类实验的效果评价方法，通过比较干预前后的变化了解干预的效果。同时设立对照组，以便分析干预的净效应。干预前和干预后调查对象来自干预前后对干预人群的两次独立抽样调查，对照组来自干预后对非干预人群的抽样调查。均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分省部级医院、地县级医院、乡村级医院叁层，抽取需要的样本量作为调查对象，并以干预前调查作为干预后和对照组的共同基线资料。干预后应查1525人，实际调查1438人，应答率为94.2％；对照组分别为1280人，1081人，84.5％；干预前分别为1722人，1515人，88.0％。 叁个样本调查统一采用相同的自填式问卷进行集中调查结合个案访问。调查表是根据我国国情并参照国际相关研究，由专家委员会把关，经预试验摸索，自己设计完成的。所有调查人员、质控人员及资料录入人员在调查前均按统一的调查方案、调查手册进行培训和考核合格。调查项目
李星明[5]2009年在《甘肃省民勤县农村高血压患者危险因素的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背景高血压防治已成为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高血压控制受复杂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来自病人、医务人员和卫生服务管理者等方面。高血压规范化管理方案包括患者早期发现,依据高血压防治指南对患者进行评估和分层,通过随访开展药物和非药物干预及定期开展效果评价等内容。理论上,该方案是一个解决我国农村高血压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实践上,国内外已证明针对高血压危险因素的规范化管理在改善病人健康状况、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方式以及提高控制率等方面效果良好。高血压规范化管理主要是在国内外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及农村开展的,目前尚未见到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运用规范管理方案开展的高血压防治研究报告。目的1.确认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高血压管理效果的可干预的危险因素;2.根据上述危险因素,设计符合当地卫生实际的规范化管理方案并实施干预;3.评价规范化管理对患者与高血压防治有关的知识、信念和行为等指标的影响;4.对干预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内容包括患者的疾病负担、临床指标、生活质量、满意度等指标;5.全面分析影响干预效果的因素,为欠发达地区农村高血压管理方案的完善及政策制定提供循证建议。研究方法以甘肃省民勤县为研究现场,采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开展研究。首先,在文献综述和定性调查的基础上,确认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高血压患者管理效果的因素,设计调查问卷和高血压管理方案,并开展第一次横断面调查;其次,将调查乡镇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试验组患者开展健康教育和定期的随访管理,对照组患者则按常规工作对待;第叁,实施规范化管理6个月后,采用定量调查和定性访谈等方式评价管理效果,通过第二次横断面调查,对试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后的危险因素变化情况及干预效果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患者的知识、信念和行为等与高血压防治有关的危险因素指标,及其产生的疾病负担、生活质量、临床指标、血压水平变化趋势、干预组满意度等结果指标,并分析影响高血压干预效果的因素;最后,采用SWOT分析,根据定性和定量调查结果分析该类地区今后全面开展该项工作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并为欠发达地区农村高血压规范化管理方案完善及政策制定提供循证建议。结果在校正了基线信息的不均衡后,经对结局资料进行统计学检验,发现:试验组在正常血压值、成人正常食盐日摄入量、高血压预防和控制、高血压会导致冠心病等方面的知识知晓率高于对照组;试验组在35岁以上成人应每年测血压、吃盐多等危险因素会导致高血压、血压正常后就停药和无不舒服感觉时就停药等方面的信念正确率高于对照组;试验组在采取定期测量血压、按医嘱服药、调理膳食、保持情绪稳定、控制体重、戒烟限酒以及体育活动等行为的流行率要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服药依从性得分和心理状况得分显着高于对照组;试验组在因高血压导致的直接费用、卧床天数以及不能劳动天数等方面较对照组显着降低;试验组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较对照组显着提高;试验组高血压控制率较对照组显着提高。在不同随访阶段,试验组血压水平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但在第叁、四次随访时略有回升;试验组体重指数和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的相对危险度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试验组回答满意和很满意的比例为99.28%。干预组医生和患者定性调查结果除验证了上述结果的真实性外,还发现干预措施对改善医患关系和提高医生慢性病管理能力等方面有显着效果。影响高血压控制效果的因素有:患者的健康信念得分、基线期收缩压水平、是否接受干预措施、服药依从性得分和是否联合用药等。影响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因素有:患者的健康信念得分、干农活的类型、每天动物油摄入量、是否了解药物副作用、是否知道随访医生名字和是否接受干预措施等因素。定性调查还发现,患者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文化环境、卫生人力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管理的效果。结论1.干预措施对提高患者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信念正确率具有显着的效果,对提高患者定期测量血压、服药依从性和心理自我调节行为、减少重体力劳动等行为流行率具有良好的效果,而对改善患者的吸烟、饮酒、膳食摄入等行为收效甚微。2.干预措施对于减轻高血压疾病负担、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控制率具有显着效果,能逐步降低患者血压水平,但是干预措施对超重和肥胖的干预效果较差。证明在欠发达地区农村,以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为主体的初级卫生保健力量在高血压规范管理方案的指导下,通过对高血压患者开展主动的随访和健康教育,是有明显的干预效果。3.定性和定量调查发现了影响该地区高血压控制效果和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各种因素,涉及患者的健康信念、生活行为、社会环境、卫生服务和干预活动等方面。4.综合上述研究结果,通过SWOT分析对本地区今后开展高血压危险因素管理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研究是国内首次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开展的系统的高血压患者危险因素干预和效果评价,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干预方案和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首次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影响该地区高血压管理效果的因素,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高血压管理的循证建议。
李震, 高晓东[6]2011年在《天水市医疗卫生人员高血压知识、态度和行为干预效果评价》文中研究指明高血压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1,2],危害不仅在于其可发展为高血压危象危及生命,还在于其是心肌梗死、脑卒中、充血性心力衰竭、肾病和外周血管等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3,4]。国内外流行病学研究资料均表明,血压与脑卒中呈正相关关系,以亚洲人为例,如果舒张压下降5～6mmHg,可使脑卒中发病率降低44%～50%;高血压与冠心病也呈连续正相关关系,如果舒张压下降5mmHg,可使冠心病发病率降低27%。
庄润森[7]2014年在《城市公众健康素养快速评估与短信干预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我国慢性病的患病和死亡呈不断上升趋势,己成为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提升公众健康理念和健康素养水平、加强自我健康管理技能、转变不良生活和行为方式,是维护和促进公众健康的必要举措。健康素养己成为多个国家衡量公众健康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外开展健康素养研究较早,目前其内涵及评估研究亦比较成熟,已有12个健康素养模型、17个不同的健康素养概念、35种不同的健康素养评估方法。国外常用的评估工具主要有成人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试(TOFHLA)、成人医学素养快速评估(REALM)和最新Newest Vital Sign测量工具(NVS),其中REALM、NVS因评估时间较短备受使用者欢迎。我国于2005年引入健康素养概念,2008年开展全国首次调查共79个条目,2012年的评估增至103项,所用评估时间超过20分钟。我国各地区开展的监测与评估研究多以国家问卷为参考,评估内容也较多,费时、费力。国内应借鉴国外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思路,结合我国健康教育与健康素养工作实际,研发适合我国实情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工具。科学的评估是为开展有效干预的重要前提,是选取适宜干预技术的主要依据。立足于城市公众健康管理,探索适宜全人群健康教育干预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新媒体,短信有着受众面广、查看率高、管理灵活、成本较低、针对性强、再传播性好等特点,已在国内外被用于高血压、糖尿病、孕产妇、肾病等特殊人群的干预,用短信形式针对城市公众开展大规模的教育与干预尚未有相关报道。低健康素养与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不足、疾病诊断延迟、对医疗状况和治疗理解不够、自我健康管理技能差不足、健康状况差、死亡率高有关,因此,立足于城市健康管理层面,将健康素养、健康管理和健康状况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健康素养快速评估,寻求切实有效的干预方法,对公众实施健康素养干预,提高其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促进其健康状况有着积极的意义目的：本研究拟探索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的、便于操作的公众健康素养快速评估与短信干预系统,将公众健康素养评估与其强化干预行为结合起来,将公众健康素养和自我健康管理联动起来,最终达到促进公众提升健康素养和健康状况的目的,为深化和完善城市公众健康素养教育干预以及实施公众健康管理工作提供重要决策依据。方法：本研究主要应用文献检索法、专题小组研讨、德尔菲法、现场横断面调查法、准实验研究等方法。首先利用文献检索法对健康素养、健康管理以及健康状况的内涵、评估以及关联等状况进行课题背景研究,掌握国内外的进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深圳健康教育工作的实际,提出创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同时为下一步进行健康素养新内涵研究提供依据。接着通过研究以入户调查方式所收集的深圳公众健康素养横断面调查数据(按照分阶段抽样方法调查了深圳32个社区6413位居民,问卷有效率为98.66%),深入分析公众健康素养、健康管理以及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构建实际有效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提供现实性依据。然后采用跨学科研究提出有利于健康教育工作发展的健康素养新内涵、新模型,并以德尔菲专家咨询法为主,咨询24位来自高校、医院、卫生行政、健康教育、疾控等机构的专家,在结合深圳现实依据的基础上构建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开展准实验研究,将原有的社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干预组愿意参与短信干预的2863人实施短信干预,开展终期调查共回收干预组和对照组6400份问卷(问卷回收率为99.22%),利用新构建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进行评估,验证短信干预对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的有效性。本研究使用SPSS21.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方差检验、卡方检验、t检验、Logistic回归、分层聚类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分析,使用AMOS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1、利用原健康素养评估系统和健康素养标准评估深圳公众的健康素养现状,为构建快速评估系统提供依据(1)深圳公众健康素养水平不高。深圳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为6.28%,总体健康知识素养水平为59.86%、健康行为素养水平为66.94%、健康素养技能水平为59.32%。经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组(OR=1.09)、性别(OR=1.79)、户籍(OR=0.67)、文化程度(OR=1.76)、家庭人口(OR=0.75)、健康管理(OR=1.67)等是深圳公众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2)深圳公众健康意识不高。深圳公众只有30.91%的居民评价生活和行为方式因素是影响健康最主要的因素,远低于与WHO发布值60%,两者存在统计学差异(χ2=38.36,P<0.001)。经Logistic回归分析,深圳户籍(OR=1.23)、文化程度高(OR=1.23)、个人收入高(OR=1.12)、不吸烟(OR=1.16)、每年体检1次(OR=1.25)、每周锻炼2-3次以上(OR=1.25)、自我健康评价状况好(OR=1.18)、没有两周患病情况(OR=0.83)是正向影响因素,其评价生活和行为方式因素影响健康的比例偏高,而其他婚姻状况(离异和丧偶)(OR=0.78)、医疗花费高(OR=0.96)是负向影响因素。(3)深圳公众自我健康管理比例不高。深圳公众仅有29.47%的居民进行了基本的自我健康管理。经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高(OR=1.22)、性别(OR=1.20)、文化程度高(OR=1.24)、个人月收入高(OR=1.07)、家庭人口数多(OR=1.23)、深圳户籍(OR=)1.13、患有慢性病(OR=)1.22是自我健康管理的影响因素。深圳公众不同健康管理状况总健康素养(χ2=92.0,P<0.001)、健康知识(χ2=30.98,P<0.001)、健康行为素养比例(χ2=116.98,P<0.001)均有统计学意义。有健康管理的公众总健康素养、健康知识、健康行为素养比例相对较高。(4)深圳公众自我健康评价况有待改善。深圳公众仅有62.42%的自我健康评价好。自我健康评价状况好的影响因素是年龄组(OR=0.75)、性别(OR=0.70)、婚姻(OR=0.87)、个人收入(OR=1.19)、饭前便后洗手(OR=1.25)、每天刷牙(OR=1.10)、每天睡眠7-8小时(OR=1.10)、按处方购买抗生素服用(OR=1.36)、很少有压力(OR=1.58)。(5)深圳公众的两周患病、慢性病患病、住院等健康状况均与健康行为素养等存在关系。经Logistic回归分析,两周患病的影响因素是年龄(OR=0.81)、户籍(OR=1.41)、婚姻(OR=0.83)、文化程度(OR=0.92)、个人收入(OR=1.19)、家庭人口数(OR=0.93)、不吸烟(OR=1.34)、每天刷牙(OR=1.16)、每天睡眠7-8小时(OR=1.23)、按处方购买抗生素服用(OR=1.35)、每年1次体检(OR=1.21)、很少有压力(OR=1.48)；慢性病患病影响因素为年龄(OR=0.49)、户籍(OR=1.39)、个人收入(OR=1.17)、家庭人口数(OR=0.95)、不饮酒(OR=0.81)、经常开窗通风(OR=0.80)、每天刷牙(OR=1.39)、每天睡眠7-8小时(OR=1.14)、按处方购买抗生素服用(OR=1.26)、每年1次体检(OR=0.84)、很少有压力(OR=1.56)；住院的影响因素是性别(OR=0.61)、户籍(OR=1.36)、婚姻(OR=0.64)、文化程度(OR=1.15)、家庭人口数(OR=0.92)、不吸烟(OR=1.66)、饭前便后洗手(OR=1.40)、按处方购买抗生素服用(OR=1.34)、很少有压力(OR=1.24)。2、健康素养新模型和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指标体系构建(1)健康素养新模型综合国内外研究,结合深圳健康教育工作实际,本研究提出了健康素养新内涵：“一种获取健康知识信息,并用于优化自我健康管理,促进和形成一定的健康行为与健康技能水平,从而达到改善健康状况的能力和过程”,并提出狭义的叁维度“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模型”和广义的四维度“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健康水平”模型。为便于个体和群体健康素养水平的确定,本研究参照国外TOFHLA的健康素养界定标准,使用总分的60%和75%作为截位值将健康素养水平分成低健康素养、高健康素养和边际健康素养叁个层面。(2)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构建根据系统性、简明性、灵敏性和可持续性原则,本研究利用德尔菲法,结合分层聚类分析和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状况构建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参与咨询的24位专家的权威程度为0.87,两次咨询的积极系数为100%,协调系数Kendall'sW为0.41,专家提供的意见可靠、可信。根据咨询结果和分层聚类分析以及基于各层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等实际依据,确定叁维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的核心评价指标包括20项,其中包括知识素养和行为素养各8项、技能素养4项,权重分别为40%、40%和20%；四维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的核心评价指标包括20项,其中包括知识素养和行为素养各7项、技能素养4项、健康水平2项,权重分别为35%、35%、20%和10%。叁维度和四维度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与原健康素养评估系统的关联效度分别为0.89和0.86,叁维度和四维度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验证性因子分析证实其具有较好的适配度,GFI、AGFI、NFI、IFI、TLI和CFI的值都接近0.9。(3)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平均评估时间5.9分钟,比原评估系统13.2分钟快7.3分钟。3、利用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对短信干预效果进行评估(1)健康素养水平变化经过一年时间的短信干预,短信平台共针对干预组2863名对象人均发布60条,共160250条健康短信,干预组人群叁维度健康素养均值干预后为64.67分,高于干预前的63.11分(t=24.95,P<0.001)四维度健康素养均值干预后为67.76分,高于干预前的66.42分(t=34.65,P<0.001)。叁维度和四维度健康素养水平分别提升1.56和1.34。(2)自我健康管理与健康状况的变化干预组参与自我健康管理比例增加7.76%、慢性病患病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干预组与对照组的慢性病患病率有统计学差异(χ2=14.45,P<0.001)。短信干预对干预组的边际健康素养和高健康素养人群产生更为积极的效果。干预组边际健康素养人群自我健康管理的比例上升比例为10.92%,慢性病患病率由干预前的15.76%下降到干预后的12.39%；高健康素养人群自我健康评价好的比例由24.98%上升到31.16%,慢性病患病率由16.02%下降到9.49%；反之,低健康素养人群慢性病患病率由干预前的14.32%上升到18.32%。(3)短信干预提升叁维度和四维度健康素养水平每元的人均成本效果分别为0.54和0.38。结论：1、健康素养与健康管理及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深入开展健康素养研究意义重大。深圳公众健康素养水平不高,按照国内现有的评价标准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计算仅为6.28%,其健康素养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与健康管理及健康状况都存在一定的关系。2、健康素养新内涵和模型具有较好的创新价值,代表了国际健康素养内涵发展的方向。本研究所提出狭义的叁维度“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模型”和广义的四维度“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健康水平”模型,尤其是广义的模型将健康水平融入之中,具有更好的实用价值,更利于现实工作的指导。3、健康素养快评评估系统具有一定实用性和稳定性,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构建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平均评估时间5.9分钟,比原评估系统13.2分钟快7.3分钟,采用百分制进行评价简单易行,在国内首次提出以60分和75分作为截值位点划分成低健康素养、边际健康素养和高健康素养叁个水平,使用简捷、方便。4、健康短信干预是较好的公众健康素养干预手段,具有一定的经济实用价值。利用短信方式开展公众健康教育干预,公众叁维度和四维度健康素养水平分别提升1.56和1.34,产生一定的干预效果。短信干预提升健康素养的每元人均成本效果为0.54和0.38,这充分说明利用短信对城市公众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可行、经济、有效,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贾敏敏[8]2018年在《太原市养老机构老年人保健品知信行现状及护理干预》文中研究指明目的:(1)调查分析太原市养老机构老年人保健品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2)以现况调查结果为基础,在知-信-行理论指导下制定并实施提升老年人保健品知-信-行水平的护理干预方案,探讨该护理方案对老年人保健品知识、态度、行为的影响,为指导老年人科学、正确、理性使用保健品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研究包括现况调查和护理干预两个阶段。现况调查阶段:以知-信-行为理论框架,查阅国内外文献,自行编制保健品知-信-行问卷,通过专家咨询、预调查形成正式调查问卷。运用非概率抽样中方便抽样法选取太原市5家养老机构的300例60岁以上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以一般资料问卷、保健品知-信-行问卷、老年人购买和服用保健品情况调查表作为研究工具展开调查,课题小组成员在经过统一培训后对老年人展开一对一调查,掌握老年人保健品知-信-行水平及影响因素,调查结束后,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干预研究阶段:运用类实验研究设计中不对等对照组前-后对照设计,将筛选的研究对象按照其所在机构分为干预组(45例)和对照组(41例),对照组开展养老机构常规护理活动;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实施基于知-信-行理论的护理干预方案,以健康讲座、情景模拟、小组讨论的形式向老年人介绍保健品的相关知识,3个月后评价干预效果,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采用x~2检验比较均衡可比性,两组研究对象知-信-行水平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比较。结果:1.现况调查阶段共发放300份问卷,收回287份,问卷有效率为95.67%,5家养老机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3.98±9.34)岁。2.养老机构老年人保健品知识得分为(19.44±3.28)分,态度得分为(51.65±3.53)分,行为得分为(20.66±3.07)分;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知识与态度(r=0.131,P=0.026)、知识与行为(r=0.237,P=0.000)、态度与行为(r=0.126,P=0.033)叁者间呈正相关。3.影响因素分析:退休前职业、受教育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疾病、知识获取途径不同的老年人其保健品知识、态度、行为得分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经济水平两个变量因素仅对知识得分有影响;将单因素结果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因素纳入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其中年龄、收入、退休前职业、受教育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疾病、知识获取途径6个影响因素可解释保健品知识得分41.9%的变异量;职业、文化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疾病、知识途径4个因素对态度得分解释总变异的17.7%;对行为得分解释总变异的28.9%。4.保健品购买和服用情况:调查中61.32%的老年人自行购买保健品;49.13%的老年人近一年的保健品消费金额在1000~3000元之间;有45.30%的老年人认为身体状况下降需要服用保健品来调理身体;68.30%老年人通过电视、电话订购、药店购买保健品;老年人经常购买的保健品以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压(血脂、血糖)、补充维生素等微量元素为主,分别占72.82%、65.31%、66.59%;在获取保健品知识途径上,电视广播、杂志刊物、销售人员占多数,分别占27.53%、20.91%、26.48%,其余30%来源于儿女亲友或医护人员。5.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保健品知识、态度、行为得分上无统计学差异(P>0.05);干预结束后,干预组保健品知识、态度、行为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保健品知识、态度、行为得分较干预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保健品服用率在干预后下降,保健品服用数量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养老机构老年人保健品使用率较高,态度较为积极,但保健品知识缺乏,存在很大程度的认知误区,行为欠佳,因此提高老年人保健品知-信-行水平对老年人合理使用保健品十分重要。2.影响老年人保健品知-信-行水平的因素有文化程度、职业、慢性疾病、知识获取途径,因此养老机构应针对具体影响因素给予早期、针对性指导。3.基于知-信-行理论的护理干预方案一定程度上可提高老年人保健品知-信-行水平,纠正老年人对保健品的错误认知,促使其不健康行为的转变,帮助其形成科学、正确、理性的保健知识结构。
孙停瑞[9]2011年在《福州市鼓山镇高血压患者自我健康管理俱乐部实施效果评价》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在福州市城乡结合部鼓山镇开展高血压患者自我健康管理俱乐部,探讨在福州市城乡结合部开展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健康教育项目的可行性和影响因素,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城乡结合部高血压自我健康管理模式。方法1.研究对象：采取便利抽样方法抽取鼓山镇社区高血压患者33人。2.干预方法：开办理论课、实践课和自我管理相结合的鼓山镇高血压患者自我健康管理俱乐部。3.评价方法3.1量性评价指标定期测量并记录一般基线指标(血压、身高、体重、BMI、腰围等),评价高血压控制率,根据《高血压意识量表》评定患者高血压意识情况,采用《服药依从性问卷》评定患者服药依从性,《中医健康状况量表》评定患者健康状况。比较干预前后的变化情况。3.2质性访谈选择俱乐部学员7名、鼓山镇社区卫生院医务工作者5名、晋安区卫生局工作人员1名及叁级医院健康教育负责人2名为访谈对象进行深入访谈,了解自我健康管理俱乐部对个体健康态度、行为的转变效果,探讨城乡结合部高血压居民自我健康管理的影响因素,探索适合城乡结合部高血压患者社区健康管理的模式。结果1.量性评价结果1.1服药依从性改变情况干预前服药依从性佳者共25例,依从性不佳者7例,干预后分别为29例和1例,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学员服药依从性提高。1.2高血压意识改变情况1.2.1高血压相关意识正答率干预前后学员对“正常血压值”和“应按医嘱服药控制高血压”的正答率较高,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35岁以后每年应测一次血压”、“高血压可致脑卒中”、“高血压可致冠心病”、“应调理饮食控制血压”、“应保持稳定情绪控制血压”及“应适宜运动控制血压”的正答率干预后比干预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2.2定期测量血压构成比干预前学员被诊断患有高血压后,有51.51%至少每周测量一次血压,30.03%至少每月一次,6.06%至少3个月测量一次,3.03%半年以上测量一次,3例患者(9.38%)不记得测量血压的情况。干预后所有学员至少每月测量一次血压,其中90.32%至少每周测量一次,至少每周测量一次的百分比多于干预后,比较差异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1.2.3采取控制血压措施情况干预前后分别有93.94%和90.32%的学员采取血压的措施包括按医嘱服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采取其余控制血压措施的比例干预后比干预前明显增多。1.3健康状况改变情况干预后学员整体健康状况优于干预前,其中分项目中仅“精力”一项得分干预前后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余各分项目得分及自评分干预前后比较均无差异。1.4高血压控制率改变情况干预前收缩压<140mmHg且舒张压<90mmHg者16例,占48.50%,干预后19例,占61.30%,高血压控制率提高,但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质性访谈结果本研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发现：鼓山镇高血压患者自我健康管理俱乐部促使高血压患者实现“知信行”改变,增加患者慢性病防治知识、提高健康信念、促进形成健康行为,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可以作为社区卫生院开展健康教育的基本可行模式之一,从而扩大健康教育辐射面,促进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影响城乡结合部开展健康教育的主要因素是：基层行政机构对慢性病健康教育重视程度不足,群众对基层医疗机构工作认可度不高,以及城乡结合部居民自身的因素,如参加健康教育时间、以往诊疗经历、天气、配合度差、观念、健康教育语言、显性利益、随意性大等；访谈结果还提示了城乡结合部居民和基层医疗机构对在叁级综合性医院帮扶下建立的慢性病自我健康管理俱乐部形式的健康教育的需求。结论1.社区健康教育的实施可促进高血压患者实现“知信行”的改变,提高高血压意识、服药依从性、改善患者健康状况,但高血压控制率无明显改变。2.自我健康管理俱乐部适合城乡结合部高血压患者,对提高慢性病患者自我健康管理效果,提高社区医疗机构健康教育水平具有实践意义。
孙兰[10]2013年在《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研究在阐述全国、上海和闵行社区高血压管理以及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定性和定量调查技术,通过对目前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与传统模式的比较,以及对H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的典型分析,系统总结基于居民健康档案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结构和内涵,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区高血压管理提供科学参考。内容与方法本研究通过大量文献资料查阅,阐述国内外关于社区高血压管理及居民健康档案档案(EHR)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分析上海市闵行区社区高血压管理传统模式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实践经验。通过2006年以来工作总结、报表等资料,总结EHR在上海市闵行区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基于EHR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简称EHR模式)建设,比较EHR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区别。以H镇为例,通过定性定量调查,从管理方、服务提供方、服务对象不同角度,描述传统模式发展为EHR模式的实践及评价。结合家庭医生工作制模式建设,从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的角度,提出关键性技术及政策性建议。结果基于EHR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整合了高血压社区综合防治模式、分级管理模式、自我管理模式和规范管理模式的优点,通过EHR为核心的数据集合,分别对健康人群、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进行监测与管理,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使全人群获得有效、经济、方便、综合、连续的社区高血压管理,其中连续性最为关键。以H镇为例,2003-2006年高血压管理建卡率不超过20%,自2007年EHR全面推进后起建卡率已超过80%,高血压规范管理率超过90%。定性调查中,卫生行政部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居委会干部及居民代表均对EHR为核心的社区高血压管理予以肯定。定量调查中显示,93.95%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有77.69%高血压患者定期由医生测量血压,55.38%患者有固定医生对高血压患病情况随访,66.40%患者知道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中有血压变化曲线图表,51.71%患者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中关注过血压变化曲线,53.28%患者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中关注过个人就诊及随访信息,98.69%患者定期规律服用降压药,96.85%患者有医生通过多种方案提醒按时测压或服药。被调查居民均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签约原因主要为签约免费、将有固定医生提供连续性照顾、可以免费健康咨询等。有586人次PACS、890人次MUSE、682人次B超远程系统在一级医院通过互联远程会诊得到二级医院专家读片审核,有13名居民通过双向转诊通道完成胃镜、肠镜检查。讨论与建议本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EHR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该模式对高血压防控有一定的作用：从管理方角度,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提高,健康数据可采集可监控；从服务提供方角度,高血压检出人数增加,高血压规范管理率提高,不同人群纳入管理,门诊检出率、随访率高；从服务对象角度,居民满意度、高血压防治知识知晓率及自我管理意识较高。作者建议在社区高血压管理EHR模式发展中,信息化自身也需不断发展；加强高血压高危人群模块进一步开发及利用；加强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进家庭健康档案绑定个人健康档案；推进“叁位一体”管理工作模式,完善双向转诊制度。
参考文献：
[1]. 城市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需求、过程和效果评价研究[D]. 袁华. 吉林大学. 2016
[2]. 卫生政策要素对农村高血压患者就医行为和费用的影响研究[D]. 张容瑜. 山东大学. 2012
[3]. 通过村医培训促进农村中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效果的评价研究[D]. 陈层层. 山东大学. 2016
[4]. 我国医疗卫生人员高血压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的干预效果评价[D]. 王增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2002
[5]. 甘肃省民勤县农村高血压患者危险因素的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李星明.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2009
[6]. 天水市医疗卫生人员高血压知识、态度和行为干预效果评价[J]. 李震, 高晓东. 卫生职业教育. 2011
[7]. 城市公众健康素养快速评估与短信干预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庄润森. 南方医科大学. 2014
[8]. 太原市养老机构老年人保健品知信行现状及护理干预[D]. 贾敏敏. 山西医科大学. 2018
[9]. 福州市鼓山镇高血压患者自我健康管理俱乐部实施效果评价[D]. 孙停瑞.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1
[10]. 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模式研究[D]. 孙兰. 复旦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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