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少飞, 丁鼎[1]2015年在《王照圆研究综述》文中提出王照圆是清代着名女经学家、文学家,在清代文学史上享有较高声誉。自清代以来关于王照圆的研究虽不够全面系统,但一直代不乏人。本文按时间顺序,对清代、民国和新中国叁个历史时期的王照圆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评述和总结,将每段时期关于王照圆的记载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分类,并就其价值和不足之处进行了客观分析与评价。最后,本文总结了王照圆研究的一些趋势,并对王照圆思想领域的研究及研究方法提出了几点展望。
赵亚军[2]2014年在《宁河王氏家族研究》文中认为宁河王氏家族通过军功、科举、联姻等途径使得家族的影响逐步扩大，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且形成独特的王氏家风。王氏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论是在国防军事上还是在教育文化事业方面都做出一定的贡献。本文以新发掘的史料为依据，以王氏叁代人物为核心进行系统的考察，从他们的性格、兴趣、军事武功、文学成就等方面进行分析，肯定其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王氏家族家学深厚，以王锡朋、王承泗、王燮、王照为中心的王氏成员在军事武功上卓有建树，在诗文创作和书法鉴赏方面也多有涉猎。他们这种文武兼备的素质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的特点。王氏家族经过百余年的岁月磨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找到王氏家族在参与其中的印迹，从这个角度讲，王家故事既是一部王氏家族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袖珍本。
金满楼[3]2018年在《名噪一时说王照:一个激起大浪的戊戌京官》文中研究说明一手抨旧党,一手骂康梁,晚年沉痛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京官王照,这位曾在历史舞台大放异彩的维新干将,已逐渐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作为戊戌年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历史。现在谈维新变法,言则必称康、梁。然而,这一做法与倾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多人的努力。譬如,曾因一纸上书而掀翻礼部六堂官的王照,当年可谓是名噪一时,但对多数国人来说,如今却已经很陌生了。
周敏之[4]2002年在《王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照是中国近代主张和平改革的重要人物，以教育为本位的改革思想，支配他一生的言论与活动。戊戌维新时期，受时代感召，本着爱国热情和开风气的宗旨，他积极参加了变法活动，因弹劾礼部六堂官而名噪一时。他还参加康梁集团的一些决策活动，代康有为呈递奏折，保荐维新派的一些重要人物，这些均起过好的影响。此外，他还弹劾具有劣迹的维新派重要人物张荫桓，主要目的是为了整饬吏治，也有它的积极作用。他与康梁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康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而他所注重的是教育；康梁实行的是扶帝抑后的策略，而他力主调和帝后矛盾，以减小变法的阻力。王氏同康梁在策略上的分歧，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维新派的共同悲剧在于缺乏足够的支持力量。这是戊戍维新运动难以成功的一个原因。 戊戌政变后，他与康梁逃亡日本，积极营救光绪，反对慈禧的废立阴谋；归国后又不顾生命危险助光绪复政。王氏的这种活动，与封建时代单纯的忠君行为不同，其目的是为了保住光绪这面变法大旗，继续同顽固守旧势力作斗争，因而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在日本期间，王氏与康梁分道扬镳。此后，康梁继续坚持其流亡政治家的活动，坚持和平改革，反对孙中山的暴力革命。而王氏却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义和团运动中吸取教训，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和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为普及教育创造利器。他不但创制和大力推广官话字母，而且还积极提倡白话教育和平民教育，对中国的文字改革和普及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从挽救教育的角度出发，他对辛亥革命持某种程度的同情与理解。 辛亥革命后至1933年逝世为止，他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主要是着书立说。在教育理论方面，他提出教育主脑论，把教育放到了崇高的地位；他还提倡生活教育和学童教育。他强调教育是救国的不二法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合时宜的一面；但是，他的某些教育思想，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具有启迪作用。 在政治经济理论方面，他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追求民主共和，赞同南方孙中山革命势力的和平统一政策，关心民生，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是，这一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叁十年代，他思想上的主导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他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特别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经济上，他维护封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也有反对官僚资本统治的一面，但更主要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他批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批评阎锡山的“劳资合一论”，最终目的是为了抵制社会主义。此外，他还批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主要原因在于梁氏理论与他的以教育为本位的改革思想极不协调，他所赞同的是胡适的一步一步改革的主张。王氏同梁氏的争论反映了中国近代和平改革者内部的分歧。 总而言之，大体上以辛亥革命为界，王氏前后扮演两种不同类型的角色。辛亥革命前，他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维新志士；辛亥革命后，他是一个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和平改革论者。 王氏最终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于他还保留浓厚的的封建传统思想。此外，他的渐进的历史观，也是他落伍的一个原因。 王氏一生关心时事，为教育救国奔走呼号，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他的悲剧在于：他不懂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通过人民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制度，才是挽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晚年，王氏遁入佛门，过着凄凉孤独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的教育救国理想幻灭的一个缩影。
马忠文[5]2014年在《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文中研究表明光绪叁十年(1904)叁月王照向清廷的"自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投案,其中的内情也不能完全依据其自述来解释。现存台北故宫的清代档案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原始依据;当时津、沪等地的报刊,特别是《大公报》对案件的连续报道,体现出舆论对王照的声援和同情,为今人分析事件原委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研究表明,王照流亡日本期间与犬养毅的一次笔谈,揭露了康、梁伪造密诏的内幕,其中夹杂着革命、保皇两派斗争的政治因素,而笔谈的传播,客观上澄清了光绪帝参与"围园密谋"的冤情,在朝野各界产生了广泛共鸣,使王照庚子年回国隐居及后来主动投案成为可能。重建史实,梳理王照"自首"问题,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位维新志士在晚清史上非同寻常的历史地位。
于少飞[6]2016年在《王照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女性文学大盛,名家辈出,着作如林。王照圆作为清代着名女经学家、文学家,在清代文学史上享有较高声誉,臧庸曾赞道“当代女师,一人而已”。照圆祖籍山东福山,其家族在历史上诞生了封疆大吏王骘、王检和王兆琛,以及金石学家王祖源和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等着名人物,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化世家。王氏族人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卓越成就,对王照圆等后人影响深远。王照圆虽为女流,但幼秉家学,博闻强识,通经涉史,亦善工笔山水,获有“福山李清照”之美誉。受母亲影响和督促,王照圆自幼勤勉好学,婚后又与丈夫郝懿行亦师亦友,共同致力于学术研究,有“栖霞郝夫妇”之美誉。臧庸曾以“夫妻着述,一家两先生”之语将二人在学问上的成就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相提并论,由此可见郝氏夫妇学术地位和影响之一斑。因为丈夫的缘故,王照圆与同时代阮元、臧庸、王念孙、马瑞辰、胡承珙等着名学者,以及同时期的一些女学者多有生活上的往来和学术上的交流。王照圆博通经史,着述颇丰,不仅擅长诗文写作,在学术研究领域更是颇有建树。王氏受母亲遗嘱,以曹大家注为主,兼取虞贞节、綦母邃之义补注《列女传》,其“考伪证谬,订异参同,颇能通其隐滞,发前人所未及。诠释名理,校正文字,贯串经传,疏解精严”,对后学研究《列女传》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王照圆又因研究《列女传》而涉及《列仙传》,认为俗本多失其真,故而旁搜唐以来类部及注家所援来校今本,又从《道藏本》得其梗概,略加订正,撰成《列仙传校正》。王氏综合采用多种校勘方法,不仅校勘内容全面丰富,对《列仙传》体例和人数亦有所阐发。丁福保赞其书为“当世最善、最难得之本”。王照圆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着名的女经学家,其在经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成就是对《诗经》的解读。王氏自幼习读《诗经》,年轻时曾作《葩经小记》,可惜未能流传下来。她曾不满朱熹《诗经》注释的晦涩而加以重注,后整理旧稿,并同郝懿行一起研究考订。最终由郝氏执笔,以问答的形式记录二人对《诗经》的新解,着成《诗说》二卷、《诗问》七卷,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王氏“说诗”以经为本探讨《诗》义,论《诗》往往能跳出尊汉与尊宋的藩篱,以《诗》论《诗》,可谓汉宋兼采,不加偏废。二书采用闲居问答的方式记录了二人关于《诗经》的见解,文中虽然涉及大量名物训诂、字词考证,但不乏对《诗经》文学价值的挖掘。更可贵的是,她从女性视角为清代《诗经》学思想研究注入了女性情怀。总之,王氏《诗经》学偏重于文学本位研究,加之兼容而独立的治学态度,在当时考据风气盛行的《诗经》学林是相当难得的。周作人曾赞其《诗》说“能体察物理人情,真有解颐之妙”、“殊有意趣,此种说经中有真脉搏”,可谓灼见。在诗歌创作领域,王氏与郝氏二人于平日间诗词唱和不断,并合着《和鸣集》一卷。诗歌内容主要是二人平日里相互唱和与一些生活常事。诗人虽居闺阁之中,却能感悟生活真谛,其诗歌在以和为美的主旋律的引导下,内容丰富多样,艺术特色也十分鲜明。可谓闺秀诗中的佳作。在散文创作方面,郝懿行《晒书堂集》收王照圆《晒书堂闺中文存》一卷,是王照圆平日里所写的一些散文的汇编。十一篇文章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叙述和序跋两类。此外,《梦书》是王氏辑佚类的学术成果,其中除辑佚唐宋类书中关于占梦的理论以外,还包含了王照圆关于梦境、人生的一些看法和感悟,从中可略见其生活态度。
李超[7]2011年在《清末文字改革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文字改革运动兴起于1891年,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因此,本文第一章论述戊戌变法时期的文字改革运动。本章第一节着重论述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字的改革尝试,总结了从利玛窦到威妥玛等几代西方人士的改革方案,通过归纳这些方案的特点来追溯戊戌变法时期文字改革的源头。第二节着重论述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字改革方案,通过总结两派文字改革方案的特点,来讨论文字改革运动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第叁节着重论述维新派领袖对文字改革运动的支持,通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文字改革的观点和看法来阐释文字改革运动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和意义。本文第二章论述清末新政时期的文字改革运动。第一节着重论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白话报刊和着名学者对文字改革运动的推动作用,通过对白话报刊以及这些学者言论的归纳来展现清末新政时期文化界对于文字改革运动的支持与宣传。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文字改革运动的主流方案,通过对王照和劳乃宣等官话合声字母方案体系的介绍,来反映清末新政时期文字改革运动的总体特点。第叁节以清政府官员对文字改革运动的支持和宣传为背景,反映了清政府开始关注和推行文字改革运动的措施和政策。第叁章着重论述了预备立宪时期的文字改革运动。第一节从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与民族主义“国粹”派的论争谈起,通过对论争始末的详细阐释来反映文字改革运动对近代启蒙思潮的影响。第二节以立宪运动为背景,从资政院对文字改革运动的讨论中揭示国语办法案的形成过程。
陈树淑[8]2016年在《明清时期刘向《列女传》的研究与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列女传》成书于西汉末年,由刘向在领校中五经秘书期间写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为妇女立传的着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从它面世起,便陆续有学者为之作注解。最早给《列女传》作注解是班昭,其后还有马融、虞贞节(赵母)、綦毋邃等,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据记载,明代出现《直注古今列女传稿》和《古今列女传直说》,不见流传,但是这是一种新的注释文本。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实行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乾嘉学派应运而生。《列女传》的注释和校勘也受到关注,并出现了女性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如王照圆《列女传补注》、梁端《列女传校注》、萧道管《列女传集注》。此后有王绍兰、王筠等人的作品相继问世。明清时期对于《列女传》的研究不仅仅从考据学角度进行,为了充分发挥此书的教化作用,也出现了大量增补之作。比如,解缙等奉诏撰写的《古今列女传》,还有私人编写的着作,比如明代黄希周《新续列女传》、汪道昆《汪氏辑列女传》、冯梦龙《列女传演义》,清代汪宪《烈女传》、刘开《广列女传》、戴礼《清列女传》等。清代还有从辑佚角度进行研究的,不过成就较小。明清两朝续补《列女传》材料来源可以分为叁类：一是直接取材于刘向《列女传》,二是取材于正史、地方志或者文人作品集,叁是取材于时人时事。《列女传》分类方式有两大类,一是基本按照刘向原来的分类模式,略加改动。二是不分类,只按朝代排序。这说明对妇女道德的分类成为一个难题。明清两朝官私双方出版了大量《列女传》。私人出版的书籍也大都有官方的参与,一般是请官员为书写序跋；其中还出现众多女性的身影,她们或是参与书籍编写,或是参与书籍刊印。官私双方的出版扩大了《列女传》的传播范围,并对明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佚名[9]2008年在《王照林简历》文中提出王照林,男,山东掖县人,1928年生,在青岛市读了小学和中学,1948年高中毕业,1953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59年赴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作研究生,师从苏联科学院院士V.V.Rumjantsev教授,研究运动稳定性和充液系统动力学,196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并获Ph.D学位。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含博士后)导
参考文献：
[1]. 王照圆研究综述[J]. 于少飞, 丁鼎.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2]. 宁河王氏家族研究[D]. 赵亚军. 河北大学. 2014
[3]. 名噪一时说王照:一个激起大浪的戊戌京官[J]. 金满楼. 同舟共进. 2018
[4]. 王照研究[D]. 周敏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5]. 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J]. 马忠文. 近代史研究. 2014
[6]. 王照圆研究[D]. 于少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7]. 清末文字改革研究[D]. 李超. 吉林大学. 2011
[8]. 明清时期刘向《列女传》的研究与传播[D]. 陈树淑. 山东大学. 2016
[9]. 王照林简历[C]. 佚名. 动力学与控制及航天应用.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