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社会功能之历史比较与前瞻——50年来党的领导作用的主要经验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年来论文,作用论文,领导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党已成为当今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最为关键的角色，已成为各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力量，其活动和影响已渗透到各个国家政府过程、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当代政党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表明了政党存在的客观必要性，说明了政党的存在有其社会价值。以往，我们对党的评价往往习惯于从政治本质表现以及经济成就上进行分析，而极少或甚至忽视社会功能的考察。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这个论断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得出的科学结论，体现了中国社会现阶段发展的客观要求。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具有典型的中国社会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来，党的社会功能（党的社会功能是指党这个主体在社会这个客观环境中的作用力）发挥有大小之分、正偏之别，深刻认识这个问题极具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
建国50年来，党的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其对社会的作用自然也有很大差异。从“差异”的比较中总结分析，是颇有历史价值的。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关键在于正确的目标选择和社会导向作用。结构学原理告诉我们，目标引导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政党对社会的作用，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和确定。我们党在执政初期，目标在于巩固政权，之后，经济上要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再加上，对外立足于打仗，对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党在70年代前的社会功能不健全，甚至出现畸形化的局面。因而不可能全面促进社会的发展。80年代后，党的核心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20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卓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从宏观上看，关键在于党正确的目标选择和社会导向功能发挥较好，为中国社会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从系统的社会组织结构看，政党不是政权机构，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党对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不能直接具体操作。因此，党总体上起着引导、指导和导向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深刻揭示和阐发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目标及发展前途，确定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把握好了改革开放的方向、进程和力度。所以，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表现出了社会良性运行所要求的有序而蓬勃的发展态势；形成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景观。
此外，党的社会导向不同于70年代前还表现在，重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使中国社会不仅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到追求整体的社会发展，求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20年来，党之所以发挥好了正确导向作用，根本在于顺利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转变，逐步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邓小平理论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目标、道路的明确，这对国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为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党运用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等社会手段，使广大社会成员摆脱思想上体制上的禁锢，统一意志，形成共识，把各种社会要素联结在一起，凝聚各社会系统和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向心力，实现了既定的社会目标。尤其是党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使党有了灵魂和行动纲领，并由此规范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解决了一系列思想观念上的滞后、僵化以及行动上的盲目性问题，有效统筹并保证了社会各个系统和各个层次之间功能耦合及有机协调，从而汇聚成合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在于核心性的力量凝聚和包融性的利益表达。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以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为前提的。而中国社会的稳定又取决于稳定的政治结构。5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表明，政治稳定首先要求建立具有较强包融性的政治结构。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型政治体系中，涵盖着多种政治主体，如政党、阶级、民族、机构、团体、阶层等等。这些政治主体由于受到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在政治体系中的定位不具有固定性。构建特有的中国式的政治稳定结构模式，提供了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50年来，党曾努力建构一个能包融各种政治主体的宏大结构，尽量使各种政治主体可以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以便使它们之间的关系保持一种有序、 稳定的态势。 但在1978年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政治结构是不规则的，其状态是畸形化的，角色职能是模糊、混乱的。主要表现在，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性和替代性。党的组织代替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社会的运作方式单一化，导致社会一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意愿无法实现有效表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良好的政治走向已化为一种普遍认同的制度结构，进而奠定了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个制度保障，在政治结构上明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结构的核心性、凝聚性。一个政治结构中必须蕴含向心力强的凝聚机制，这样的政治结构才不会出现离散倾向。在中国社会政治体系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轴心”，代表着权力中枢，这个权力中枢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为权力中枢，前提是整个政治体系正常运转。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是由于党对政治、文化、人力、物质等资源的有效驾驭和支配，政治稳定的态势才得以保证的。但更重要的是党一直非常明确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一项不能动摇的原则确定下来。实践结果又使这一原则形成一种普遍的政治共识。二是强调利益的代表性、统摄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政治主体日趋多样，这就要求必须具有统摄性的政治结构，既能成为日益发达的社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又能驾驭复杂的社会变动，使整个社会保持有序、公平的发展态势。因此，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建立涵盖多元政治主体的政治结构，使各种政治主体能够在统一的结构体系中沿着合法、有序的轨道发挥其功能，释放其能量。目前中国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有序的政治体系，就是因为较好地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种稳定有效的包融机制，多种政治主体都能在具有统摄性的政治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由此形成了上下贯通、横向互联的包融机制，给中国政治稳定奠定了强固的制度保证，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前提和重要条件。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在于发挥社会组织力和有效动员力。现代化的过程是组织、动员社会各方力量诸要素共同参与、融合、释放的过程。尤其对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秩序尚不规则众多社会要素处于低层次的国家，有效的组织力量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运行缺乏良性机制，社会群体的散状性极为明显，区域、民族、集团、阶层等方面的内外矛盾较为普遍。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来推动和促进现代化的进程。应该说建国50年来，党始终注重组织的作用发挥，但其表现有明显差异。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组织作用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连的，自上而下的，是与行政命令，与单一思想状态紧密相连的。因此，这期间的组织动员力极强。历史比较看，有许多迄今仍然是需要借鉴的。其要点诸如：靠党组织自身模范行为的影响，靠健全有序的组织体系，靠党员个体意识的自觉行为，这些都是目前党组织需要强化的方面。80年代后，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环境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一是党政分开，权力分解。旧体制下党组织的一部分效力是通过行政职能体现的，而现在这种因素大大减少；二是党组织对党员的控制力削弱。过去党员生存发展的空间狭窄，主要依赖传统的隶属关系，但现在党员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极大。三是党的群体和个体素质存在某些弱化现象，影响了党组织能力的发挥。
党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是党的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倘若没有较强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党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有由上而下、逐级向外围延伸的组织体系，加上党政关系的一致性和共同组织、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政体特征，完全可以很好地发挥党的组织力和动员力。这也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在于不断创造精神财富和提供精神动力。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党。因此，党不仅要通过制定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推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要能够创造出凝聚、鼓舞、激励人心的精神财富。建国后，党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这是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制度的要求。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僵化地搬用马列主义，而缺乏对这一思想理论的创新的发展。因此，很难激活社会的僵滞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僵滞的思想禁锢局面得到了改变，我们党特别注重对社会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和认识，能够坚定地继承业已形成的思想精华，大胆地对实践证明不科学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扬弃，从而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总结经验与教训、失败与挫折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是新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是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的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体现了时代精神，表达了中华民族国强民富的愿望。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中华民族的昌盛与邓小平理论有着紧密的、内在的、逻辑的必然联系。这个理论在当今的中国已转化为一种解放思想、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团结奋斗等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驱动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在于营造社会良性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转变，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这是因为，旧的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因此，要打破旧的社会格局，改变已延续较长时间并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结构，往往要经过一阵剧烈的“震动”，为此，社会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换得新的社会结构建立。但新的社会建立，是靠什么来起作用极为重要。建国后的前20多年，党注重的是用思想规范，可以说偏重“意识形态治国”，对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往往都试图通过强化教育来完成。显然，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领导行为。党对社会的合理作用，主要应通过营造社会运行机制，健全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通过法定程序、通过政府行为来运作。
从50年代开始，直到70年代后期，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构建了一个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其“模式”表现得极为明显、牢固，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对象。这个根深蒂固的“模式”经过全方位的变革，已被彻底的改变了，并以崭新的“模式”取而代之，应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中国虽然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新旧体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剧烈磨擦、碰撞，但社会的转型表现，总体是平稳、有序的，避免了社会转型期通常出现的“破坏性”，减少了历史变革过程中的损失，赢得了历史发展机遇。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有效的。首先，党尽快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转变，这为整个社会的变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推进、深化、扩大、提高，避免了变革幅度过大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再是，合理地继承、完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实现的，这说明党对社会的影响寻找到了正确的着眼点。
二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殊要求。政党存在于时代，发展于时代，不跟着时代发展的党必然走向衰亡。要保持和强化党的社会功能、还必须解决新的问题。
坚持不断创新——保持党的社会功能生机和活力。共产党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宝贵的品德，就是在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党才有无限的生命力。共产党是推进现代社会历史前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党必然要为自己不断提出改革社会的新任务和新目标，肩负起新的历史责任。因此，领导改革的党自身必须进行改革；领导现代化的党自身也必须现代化。所以，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和任务，勇于调整自己的组织形式、领导制度、领导方法和活动方式，以适应新的情况的需要。如果形势任务变化了，党仍然固守原先同计划体制甚至战争体制相适应的所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那就要落后于形势，“关键在党”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20年来党的建设的实践表明，在改革中建设党是贯穿于新时期党的建设各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基本精神。正是在这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全党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方针、原则和制度，推进了党的自身建设，改善了党的领导。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有许多党的建设中的现实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更没有将新的经验从体制、制度、机制上固定下来，使之便于实践操作，在这方面尚需作更大的努力。如“党管干部”原则如何落实为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方式就颇值得研究，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人事工作中存在的“少数人在小范围内选人”现象，就与社会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也有悖于“党管干部”原则的精神实质。因此，必须建立新的选人用人的优胜劣汰机制，通过竞争产生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再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员的发展、管理问题，必须根据新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调整工作思路，采取新的工作方式方法，使党组织的建设和党员发展、管理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强化法律规范——使党的社会功能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党的行为虽然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但还必须使党的重大决策经过法定程序，为代表人民的立法机构所认可，这样才能保证其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一致性。党对党内事务的决策是依靠党组织的纪律和党员行为的自觉性来贯彻落实的。但党对社会事务的决策则不能单纯依靠党的制度来规定，而要依靠国家机关和全体人民来实施，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维护。实际上，党的重大决策法制化是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必然途径和方式，它能使人民意志变成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强制性意志。党的决策法律化后，有利于在客观上调节社会关系，在微观上把规范的触角扩展、延伸到社会的各个组织和社会成员，同时也使党避开复杂的关系和尖锐的矛盾。现代化建设事业繁多而复杂，要求国家权力科学配置，要求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把党有关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法律化后，指导和规范其他社会组织的活动，就可以保证国家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使各种群众团体和社会经济文化组织在管理社会事务、实现人民利益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党的社会功能才能更好发挥。
走出自我体系——强化完善党的社会功能。现在中国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与世界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了。因此，党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吸纳借鉴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成果，以及某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具体政治实践的操作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完善自我、充实自我、提高自我，从而增强党的社会功能。为此需要：一是大胆吸取和运用当代世界社会科学成果，增强认识分析问题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党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但这种“要求”并非完全是替代性、排他性的。实践证明，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过程中，还要根据事物的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运用其他社科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和方法分析问题，这样才能更全面、客观、深入地认识现代社会林林总总现象。否则我们就容易经常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狭隘的经验主义错误。如对改革过程中利益群体的产生、分化、组合的认识，倘若单纯用“阶级分析法”来认识、剖析其性质、行为，那么我们就很难真正认清他们的内在动机及行为表现的多样性，结果只会导致“左”倾的再度出现。二是善于借鉴发达国家权力制衡的经验，增强权力监督的有效性。党内出现的众多违法违纪现象已充分证明我们目前对权力的监督仍然缺乏实际成效。这是目前党所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如“人大机关”对政府的监督就缺乏力度，其中有人大机关人事选配渠道及活动方式问题，有人大代表的自身素质问题，也有机构组织和职能问题。再如党委主要领导交叉兼职、多重身份，导致权力过大，约束乏力等等。因此，要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监督机制，监督的核心是制约权力的滥用；监督的根本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重点对象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监督形式要构建一个赋予监督主体有足够权力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相对独立的体制和体系。三是对社会的管理和运作，要更加体现市场化的自主性特征。经过20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原有体制的打破，新体制的生长构建，多重利益关系的调整，使社会分层正在加速，社会多重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日益明显。因此，党对社会的管理和运作，主要体现在对重大问题的指导下，而不能用党的要求规范一切。如政治理论学习，主要应集中在党内和社会骨干群体，而不应无限扩大，造成政治泛化，影响和削弱社会不同角色的作用。社会成员关键是最大限度地履行其所担负的角色上，而不能使角色模糊或角色错位。社会只有人人充分发挥其自身主体价值的作用，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多样性和多重性，才能加快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塑造新的形象——扩大党的社会功能外在影响力。党的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根本在于党的先进性的充分体现。党的先进性是决定党的生命力的强弱的根本所在，是党存在的基础，是党执政资格的重要前提条件。当前一是要从严治党，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证。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存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及消极腐败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治党不严、失之于宽。在当今中国，治国必先治党，治党惟当从严。只有严，才能弘扬正气，打击邪气，转变党风，遏制腐败；只有严，才能统一意志，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只有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二是要充分发挥党的自身优势，这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表现和重要特征。要通过发挥三大优势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时代形象。党的形象是指展现给外界的风貌以及外界由对党直接或间接感知而产生的一种综合性的、整体性的印象和评价。党的形象关系到党的权威、作用及影响力，关系到社会的认同性和支持力。因此，党的形象建设极为重要。当前的重点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加强全党的党性修养，树立形象意识；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优良作用，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夯实形象建设的基础，以永葆党的先进性，更好地发挥好先锋队的作用。
强化组织体系——增强党的社会功能主体机能。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50年来党执政实践表明，建立一个由上而下、逐级向外围延伸的组织体系，是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从当前组织状况看：一是要强基固本。必须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这也是党执政50年的成功经验。尤其要加强企业、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是由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工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党依靠的基本阶级，只有工人、农民接受了党的影响，党才有牢固的生存基础。二是扩大延伸。社会经济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党组织建设加快调整。过去党组织主要在国有经济组织中，而现在非国有经济已占了相当比重，只有党的组织体系延伸到这些经济组织中，党的社会功能才能进一步增强。三是交叉衔接。依法建立的国有经济的董事会等经济决策组织，需同党的组织进行交叉，也就是说，党组织领导成员与董事会经济组织领导交叉任职，这样可以扩大党对经济组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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