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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正是抱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无畏胆魄，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才不断得到深化，并在1992年南巡讲话时最终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
但是，笔者在从事教学活动和社会实践中，深切感受到不少同志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少迷惑。因而，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统一我们的认识。
邓小平解开“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是正确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邓小平反复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教导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这就是说，应该以历史的和开放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用发展的观点来动态地认识社会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状况，是不可能获得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的。所谓开放的观点，就是不要用社会主义与其它文明形式势不两立、水火不融的观点，而要以社会主义与其它文明形式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说：“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不就是应该建立在更开放的观念上吗？
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反复倡导的方法论原则，经过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体系，我认为，社会主义至少具备以下几个根本特征。
1.兼顾公平的效率主义
从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起源来看，它是作为对历史上的社会不公正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社会主义以其公平的旗帜唤起了人民的重视，并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动员了人民投身于反不公正的社会革命之中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以及奉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原本也是作为一种发展手段而来到世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实践都是在当时这些国家（如俄国、中国等）的历史条件下求得超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实践家们过分关注“公平”的目标，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体制模式的重公平而轻效率的一面没有加以重视，这样就出现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模式中“贫穷的公平”的现象，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出路在哪里呢？社会主义当然应该关注“公平”的目标，不然不足以获得人民的拥护；但是，社会主义同时应当更加重视“发展”和“效率”的目标，这样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在世界舞台立于不败之地。二者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条件下是应该而且能够做到并行不悖的。关键在于，效率能够打破静态的、贫困状态的公平，而对新的公平的追求，又可以达到更高的效率。这样，公平和效率之间始终保持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张力，它们就会成为社会良性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两翼，并形成效率与公平发展中的波浪式运动。邓小平在形成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过程中，总是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效率与公平相互补充，相互推进，这就是社会主义。
2.重视精神的物质主义
人类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应地人类社会文明的最基本内容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把握了这两个文明，就抓住了社会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方面。在这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应该是能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能够使社会财富获得高度繁荣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不应该是物质丰富而精神贫乏的社会，而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展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的一贯观点。
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邓小平都有独创性的发展。对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基础在教育。这些科学论断可以说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邓小平在重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特别关注构成人的素质的另一更具人文色彩的内容：道德价值观。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应给予足够的认识。
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曾希望找到一条使经济发展与道德完善并行不悖的理想发展道路。当他感觉到发展与道德的矛盾时，他似乎往往把道德的完善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晚年，他提出通过“斗私批修”去实现崇高的人格和理想的道德，认为具有这种道德人格的主体可以在摈弃“物质刺激”的条件下创造人间的奇迹。毛泽东的实践在邓小平那里获得了新的超越。
对于人们的道德价值观来说，市场经济的确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为人们的道德进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某些基本原则，但它所通行的一些基本原则——等价交换、利润最大化等等都不能成为人们理想道德境界的准则。面对着这个跨世纪的两难问题，邓小平既没有把眼光投向过去，也没有把目标设定为对市场经济的超越，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艰巨的但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认为，发展才是硬道道，经济工作应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生产力标准应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道德标准，不管他是多么崇高和令人神往，在生产力标准面前，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当代中国虽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但却不能绕过市场经济这一通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因其负面影响而放弃探索，那就不仅意味着贫穷的普遍化，而且意味着道德衰退和人的素质低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贫穷普遍化必然导致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但邓小平同样决心不让道德的衰退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代价。当他肯定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时，实际上赋予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具有高于西方的起点；当他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时，实际上正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内在的、丰富的、积极的、健康的人文价值、道德价值和主体价值取向。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和邓小平的理论探索，我们可以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
3.协和万邦的国民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一部民族扩张史。在今天，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以一种自私的民族主义立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欺贫。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社会主义的经典文化就号召“天下一同”，强调“国际主义”。在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长期落后和被人欺凌，还有其它文化传统，所以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协和万邦”。比如，中国古代有“仁”的学说，它要求首先要“亲亲”（亲自己的亲人），然后奉行“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达到“泛爱众”，即强调“人和”，强调“国和”，强调“天下和”。“和”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具有特别的意义。如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每个人的不同点就是他生存在世上的价值，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把每个人的独特性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和”的境界。
中国人就是由这种文化传统熏陶出来的，他们天生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有一种“和以天下”的情怀。中国的社会主义也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诚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他还说：“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如果中国将来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也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就是要这样永远作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且永远作为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特性和善于吸收别的国家的所有长处的国家而自立于世。
社会主义奉行“协和万邦”的“国际主义”，但是永远不能放弃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二者不是矛盾的。所谓“国民主义”，就是强调自己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群体的存在及其生存权利。邓小平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要我们重视自己的民族利益，强调我们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来考虑和处理国际问题。1989年10月，邓小平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话时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邓小平还极其坦率地对尼克松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特性，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
根据上述分析论证，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特点而不是自外于其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兼容世界其他文明优秀成果而不是自外于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谁能说没有生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