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思想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作过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揭露，但他们并没有因为人们当时对资本主义普遍憎恶和厌弃情绪，而对其加以简单的否定。马克思在论及落后俄国的社会发展时曾明确地指出：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第437、438 页。）。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也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和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此外，列宁还对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提出过一些创造性设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了精辟阐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经济纲领部分明确指出：“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虽然不是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和“最终结果”，却是经济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的结果。1944年7月， 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又郑重地指出：“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在我们党的七大上他更是多次提到“广泛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多次谈到利用资本主义问题。1950年4月， 他在一份发言记录稿的“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批示道：“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从以上所引资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主张革命胜利后适当发展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但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什么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呢？毛泽东在其有关著述中，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对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必要性作了有力论证。
首先，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各国资本主义的兴衰不是取决于一般的“世界形势”或“时代性质”，而是取决于本国社会发展的程度。尽管西方的资本主义到了20世纪初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处于被动了，“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的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国家要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因为“它们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在中国来讲是有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来讲是有利于世界将来的社会主义”。（注：转引自顾龙生：《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其次，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决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应有一个较充分的发展。旧中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10%，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像中国这样大的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那种“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注：约瑟夫·W ·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8页。 ）资本主义经济的广大发展，将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再次，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具体而言：（1）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毛泽东说，中国目前需要“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2）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实现工业化。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 页。）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广泛地发展，才能完成此项巨大的任务，并由此推动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向前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设想建国后搞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以使私人资本主义得到适当发展。
二
如何富有成效地利用资本主义，而又不被其利用？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重要思想。
首先，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周恩来在谈到毛泽东坚持原则问题时认为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5页。 ）毛泽东在其名著《论十大关系》中谈向外国学习问题时明确指出：向外国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地学，一切照抄照搬；一种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学习其优点，摒弃其错误和糟粕。我们应坚持后者，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持抵制和批判”。尽管毛泽东没有使用“坚持社会主义”之类的术语，但其内涵是清楚的，即资本主义仅仅是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工具，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其次，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应坚持自力更生原则。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又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注：毛泽东：《论新阶段》。）。在《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稿中，毛泽东谈到利用外资时也表达过这一思想：“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注：《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并非要闭关锁国，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搞革命和建设，坚持这一原则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否则，就极容易陷入“依附”的境地。
再次，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决不能让其操纵国民生计。毛泽东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二重性为依据和出发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其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一方面，他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国民经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必须实行“节制资本”的政策，以尽可能防止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阐述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它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受到限制。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节制资本主义，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或者反过来，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甚至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都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页。）
第四，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应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举的原则。早在1934年1月，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34页。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一科学概念，并对我们现在已经熟知的构成这一经济形态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其基本点后来被载入立国大宪纲《共同纲领》之中。毛泽东关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思想，是从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现状，是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
三
毛泽东不仅从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的角度，提出中国应借重资本主义相当程度发展的基本战略，而且还对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提出了一些设想。首先，在主权独立的前提下积极利用外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同斯诺、谢伟思、福尔曼等外国友人谈话时多次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注：《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第11页。）。希望美国能和中共进行经济合作。把外国资本的帮助作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毛泽东在吸收和利用外资问题上的重大思考。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郑重宣布：“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 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 ”（注：《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50年代中期，在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国际环境下，他接见外宾时仍提出，欢迎意大利和日本的资本家来中国做生意，以至投资。（注：参见《毛泽东思想论坛》，1996年第1期，第56页。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直强调，利用外资必须以中国获得完全独立为前提，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主的新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合法利用外资的大政策。
其次，毛泽东根据交往行为相加效应规律，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种经贸往来和各种形式的合作。建国前夕，毛泽东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 页。）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发回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至于合作的形式，1946年6月3日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就曾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1956年底，针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存在的弊端，毛泽东发表了叫“新经济政策”的谈话，其中说：“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页。）从50年代后期开始， 毛泽东过分强调自力更生的作用，然而他的用资思想并未窒息。1964年1月， 毛泽东曾表示：“在一定时候，如果需要，可以让日本来开矿、办厂，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等等。”（注：引自《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2期，第44页。）当然，各种合作必须坚持互利原则， “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否则，“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再次，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技术和先进经验。建国后一段时期，我们主要向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但由于50年代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得很快，百业待兴，所需人才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因此，仅靠派人去苏东地区学习就难以满足建设国家的需要。尽管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和歧视政策，但毛泽东仍然表示：“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通过学习， 掌握西方国家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人才和技术保证。
四
应该承认，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并非前后一贯。50年代中期提出了“使资本主义绝种”的过激观点，晚年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更是进入误区，全国城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毛泽东在认识上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复呢？
（一）不利的国际环境和苏联的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违背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愿。因此，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失败后，加紧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压制、封锁和威胁。特别是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再次失败后，更加起劲地反华，使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严重对峙状态，客观上关闭了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大门。这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仇恨和敌视情绪，从而在认识上对西方世界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都抱有很深的偏见。胡乔木在分析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左”倾错误时认为：当时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注：参见《新华文摘》，1992年第9期，第11 页。）当时在华工作的一些苏联专家和来访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我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也不满，指责我党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调情政策”，认为中国城乡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尽管我们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要得到苏联的信任和全面援助，就必须以实际行动表明我们搞社会主义。1952年苏联领导人在接待访苏的刘少奇、周恩来时都表示：希望中国尽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使资本主义早日退出中国经济舞台。
（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苦难史的影响。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屈辱史，西方列强屡屡掠夺和蹂躏中华民族，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对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了资本主义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来说，“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427页。）。这种历史因素不能不影响到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评价。“五反”运动中，揭发出不法资本家的种种违法行为，集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丑恶本性。尽管绝大多数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并不表明他们要达到什么政治上的企图，但我们没有对此作出正确分析，过分严重地估量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
（三）盲目求纯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物。毛泽东受其影响，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存在一些空想成分，盲目求纯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总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成在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资本主义都相反的社会，认为不排斥资本主义就建不成社会主义，并由此形成了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社会主义就必须加以反对和废除的错误观念。
此外，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有为未来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方面的考虑，但不可否认，也有为了同国民党合作、联合各党派建立联合政府，并希望得到英美援助的策略方面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策略因素已不复存在，加之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实力，这就难免导致对资本主义的过早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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