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方法论和女性的从属地位——马撒#183;吉梅内斯对当代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女性论文,内斯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08)03-0082-05
马撒·吉梅内斯(Marha E.Gimenez)是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理解资本主义进程有着持续不断的理论、政治关联，而资本主义进程影响着世界工人阶级尤其是占据了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妇女的命运，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框架之外，是不可能充分理解剥削和压迫的——包括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她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当代女性所遭遇的问题。
一、马克思的方法论为理解当代女性受压迫提供了重要源泉
自从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资本主义加强了对整个世界的控制，经济全球化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得更加紧密。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已渐成学术正统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再无用武之地，马克思也与女权主义毫不相关，但吉梅内斯却非常明确地表示：“只要资本主义仍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么如不将马克思作品中的分析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压迫女性、造成男女之间那种关系的力量。”[1](P11-12)这里的“分析”指的就是马克思的方法论。[2]吉梅内斯认为：“马克思对于女权主义理论和政治学最重要的潜在贡献，恰恰是他的作品中被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忽视的方面：他的方法论。”[1](P15)
马克思的方法论至少在确认以下两点时是不可或缺的：第一，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条件和宏观进程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第二，为消除性别不平等而进行的政治、法律变革具有局限性。用吉梅内斯的话说，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详细地论述过女性受压迫问题，但“他的作品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和理论见解的渊薮，而这种方法论和理论见解对于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和资本主义导致的女权主义政治的局限性是十分必要的”。[1](P14)
那么，马克思方法论中的哪些方面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以及女权主义政治是必不可少的呢？吉梅内斯特别指出了三点。
第一，马克思对抽象的辩证理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谈到了方法论，他认为，那些我们看来是最具体而明显的社会现象，那些我们研究的起点，却是最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的先决条件是复杂的历史状况，而后者如没有进一步的理论和历史分析便无法把握[3](P17-18)。所以，古梅内斯认为，如果我们从那些“实在和具体”开始，从那些“表象中的具体概念”（比如女性，男性，家庭，抚育孩子，等等）开始，那么，这就是关于女性受压迫这个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只有当我们将那些“表象中的具体概念”上升为“越来越简单的概念”或抽象概念（比如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性别，等等，这些概念意味着复杂现象的某些部分和单一方面）时，我们才能获得知识。然后，在对这些抽象概念的历史社会关系和可能状况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之后，我们再返回到那些具体现象，就可以理解它们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个概念现在是“实在具体的”，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3](P17-18)。
第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不同意那种通过脱离并先于对所考察现象背后的历史的特殊结构和关系的研究来探求根源的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本体论认为，每一个抽象概念或分析范畴都只是复杂整体的一个瞬间或一个方面；事物之所以会成为其自身，是因为它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种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并非匆匆一瞥就能把握，但如果我们不将表面现象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探求其各种可能性和变化形式，那么我们还是能够把握它们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4]，所以，马克思的这种方法论态度要求我们区分可见的社会现实和不可见的社会现实，要求我们去探索那些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掌握这些现象的背后的条件和社会关系。
古梅内斯认为，许多看似很有影响的女权主义者的研究方法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她们从不平等的工资、不平等的教育和机会、家庭暴力、女性在抚育孩子和家务劳动中承担主要责任等等这些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中，意识到了男女不平等，她们创造了“简单的抽象概念”来阐释这些现象，比如性别分工，性别阶层，社会性别，社会性别阶层，父权制，性／性别体系，等等。在她们的阐释中，女性变成了一个抽象概念，这样不仅忽略了它所描述的人群的多样性，而且没有考察使女性产生自我认同的那些条件（像阶级、民族或其他可能的身份所做的那样）。所以，为什么女性被压迫“为女性”这个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加上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将马克思主义当作阶级简化论和经济决定论而断然拒绝，就使得她们得出了不正确的非历史的答案：比如，在再生产领域男女存在着生物上的不平等（费尔斯通Firestone，1971）；比如，男性为压迫女性而决定控制再生产（艾森斯坦Eisenstein，1979）；再比如，抚育孩子、父权制或男性控制女性的家务劳动并从中获利的渴望（哈特曼，1981），等等。
第三，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及关于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谈到了历史观。他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尔）（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3](P25)
马克思承认，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有共同的特征，即社会科学家从历史和多种文化的比较中确认的分析的一般范畴的基础。然而，这些一般概念（比如性别分工，两性不平等，等等）本身就“有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比如，“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是这些范畴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本质的差别”。[3]P3
吉梅内斯指出，马克思的这种方法论观点建议我们，要在历史语境中考察男女间的不平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寻求这种现象的根源或者使这种现象发生改变的事件，而是意味着，“首先，阐述它在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比如资本主义）中的各种可能的条件和根据，其次，研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形式的历史进程”。[1](P17)
二、女性受压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后果
根据马克思的方法论，古梅内斯对当代社会中女性被压迫至从属地位的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
（一）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压迫的原则
男女不平等的关系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比如资本主义条件；中来考察。马克思曾经举过资本的例子，如果不考虑特定的生产关系和占有剩余价值的特定形式，那么任何财富的积累都可以被看作是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3](P3)。同样，如果不考虑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存在着生物的再生产、身体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以及它所需要的男女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就似乎是不可改变的社会普遍现象。如果这样理解和解释男女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便永远无法得到准确的知识。准确的知识只能从对特定历史现象的重组中才能得到，吉梅内斯说：如同没有生产一般(production in general)一样，也没有人类再生产一般(human reproduction in general)；相反，存在的是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或自给自足的生产（或再生产），等等。同样，也没有一般的生产(general production)和一般的再生产(general reproduction)；生产和再生产总是特殊的，比如，工业生产，特定社会阶级的再生产，等等。[1](P18)
所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关系并非主体间的关系，而是由男性和女性各自与生产条件、再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来调整的男女间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男女间的关系，是由他们获得身体再生产及社会再生产（这些再生产每一天都在进行，每一代人都在进行）必要条件的不同方式来调整的。
根据马克思的方法论，吉梅内斯进而提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压迫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组织利人类自身再生产或再生产方式(the mode of reproduction)的经济基础。[1](P19)吉梅内斯所说的“再生产方式”，指的是历史的特殊的劳动结合，以及存在了再生产主体(the agents of reproduction)关系中的再生产条件和手段（用于完成再生产任务的物质基础，包括生物意义上的和经济意义上的）。再生产方式并没有历史的特定名称，除了普遍认可的非历史概念“家庭”（这一概念表明它是最普遍的形式）之外。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决定再生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相对于生产处于从属地位，生产方式决定再生产方式，因而也决定男女间明显的不平等关系。吉梅内斯对这一结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生产决定再生产方式的形式。占梅内斯认为，生产在相对狭窄的结构范围之内为自己构建了可能的物质基础，“这意味着再生产方式的某些形式在结构上被排除在外，而一些形式则比另一些形式更有可能被采用”[1](P20)。比如，尽管建立共用资源、共同生活、集中抚育孩子的体系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和法律组织中，我们却很难维持这种方式，或者，它根本就行不通，因为人们虽然乐意分享烹饪和育儿经验，却不可能乐意分享他们的财产。所以，共同生活或集中生活的再生产方式注定会被资本主义制度排斥在外。
其次，生产决定再生产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能否获得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能否有一份可以领取工资或薪金的工作以赡养老人和抚育孩子，决定着他们的再生产计划和再生产结果。生产和再生产的这种决定及从属关系使得再生产只能根据变幻无常的资本积累进程而定，其后果就是使相当多的人陷入无尽的苦难之中。比如，作为进行性行为和生育的主体，穷人们却没有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这需要社会和劳动技术的再生产）所需的资金或者只有很少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排除在现有劳动力和未来劳动力之外的由女性主导的家庭数量和人口数量都在增加。吉梅内斯明确指出，“再生产对生产的从属，意味着人们需求的满足和对未来一代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目标为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政策。”[1](P21)于是，贫穷，失业，生育上的阶级差异，极高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关于工资的无尽斗争等等，就成为福利国家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表现形式，在这些表现形式中，再生产相对于获利的从属地位显而易见。
最后，生产决定再生产主体之间的关系。
吉梅内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决定着几乎别无选择的无产阶级男人和妇女（即那些没有生产资料从而必须出卖劳动力以赚取工资和薪金的人）的再生产，使他们能够获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并在这种程度上建立稳定的再生产关系。
男性和女性是潜在的再生产主体。只要对大多数人而言“再生产力(forces of reproduction)”没有根本的质的改变，男性和女性在生物上就会处于相辅相成的性与生殖关系中。这是婚姻的基础，因为男性和女性是潜在的性伴侣和潜在的父母。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男性和女性却是竞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化、商品生产的普遍化、长期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普遍存在，这些现象的综合后果迫使男性和女性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获取资金购买生活必需品。吉梅内斯指出，就业的长期恐慌和生产力的改变造成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使得资本主义在结构上不可能提供全就业，也不可能为所有工人支付充足的工资以维持他们自身及家庭的生活——无论其性别（或其他任何相关社会态度）如何。所以，男工和女工被迫为供不应求的工作而彼此竞争。当然，因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性别隔离并且这种隔离不断发展，所以男工和女工的竞争会稍稍缓和，但当女性的政治斗争使她们也能获得传统上为男性保留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时，这种竞争就变得更激烈了。另外，工人们之间的竞争还因分工的持续变化，以及以种族、民族、性别、国家起源和其他政治建构的差异为基础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而不断加强。
像前边所提到的，男性和女性并非仅仅只是市场上的竞争者，他们还是潜在的性伴侣和潜在的父母。再生产劳动力的家庭就是使性伴侣和父母以及孩子在一起的主要机构。吉梅内斯认为，在这个领域，男女之间有着互补的关系。比如，那些在目前不能工作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资本主义企业重组、裁员，等等），或虽全力工作却仍无力维持生活的人，正是从婚姻和亲属关系中才使自己的需求得以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家庭工资也应该被辩证地理解为工人阶级维生策略的原因。在资本积累的压力下，男工要承担维持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领取工资或薪金的工作，而女工除了要承担有酬的工作外，还得承担无酬的家务劳动。吉梅内斯指出，资本积累的发展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家庭构成状况，同时也在不断地削弱它，使得人们日益无法获得稳定的婚姻，或者对更脆弱些的工人阶级来说，婚姻日益不稳定。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结构上造成了女性受压迫
如上所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相对于生产和资本积累处于从属地位，生产关系决定再生产关系，从而也决定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宏观层面上使女性处于受压迫的从属地位。比如，古梅内斯提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的“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poverty)”现象，她指出，处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使相当多的无产阶级（包括男人和妇女）无法获得报酬优厚的工作，从而严重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再生产能力和未来一代的发展，他们的从属地位也长存不废。从这一点看，女性的贫困是一种更普遍的现象的一个方面：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男人和妇女）无法获得最低限度的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女性的贫困和女性的受压迫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后果。
吉梅内斯进一步指出，存在于无产阶级中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基础是不能简化到私人层面上来解释的。虽然在表面上，这种结构性基础以一种永恒的、看似普遍的“家庭”形式表现出来，但实际上这种再生产方式的特定结构条件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结构性条件影响着无产阶级男人和妇女谋生的方式，以及他们组成稳定结合体的可能性，这种结构性条件正是男女之间在结构上不平等的物质基础。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结构性特征而被概念化的性别不平等，就不能归因于那些微观的基础”。[1](P24)它不能仅仅或主要基于男性或女性的意愿、生物特征、性生理心理发展等等来解释，因为它是宏观进程复杂网络的结构性后果，在这一进程中，生产与再生产是无法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网络对无产阶级男人和妇女的机会结构设置了限制，将妇女主要配置到家务和再生产劳动方面，只给提供她们较低报酬（工资或薪金）的工作，从而为她们相对而言的经济、社会、政治权力方面的差异奠定了客观基础。相反，基于社会需求或个人特性（生物，心理，性生理心理的发展，等等）的则是非历史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研究逻辑的术语来说，这种解释是描述性的，片面的，因而对女性受压迫的现象作了错误的阐释。
吉梅内斯认为，女性从属地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后果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决定论”或“阶级简化论(class reductionism)”，而是对宏观后果的复杂网络的承认，——造成这种宏观后果的生产方式的驱动力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资本积累。当然，她同时也指出，对具体概念的分析，或对家庭、企业、事业机关等性别不平等的特定案例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考虑主要社会参与者的作用，我们就不能对特定制度中的压迫行为作出完整解释。
三、争取女性权利的当代政治法律变革具有局限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男女之所以不平等，是因为再生产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从属地位使得不平等不可避免。“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产阶级妇女就仍将被压迫，因为相对于资本积累不断改变的需求而言，人多数男性和女性满足自身需求、进行日常和代际再生产的能力将仍然处于从属地位。[1](P29)因此，要彻底解放女性，必须着眼于改变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为了强调这一点，吉梅内斯着重分析了当代社会争取女性权利的政治法律变革的局限性。这种变革之所以有局限性，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潜在的历史性结构条件，造成了阶级区分。尽管在表面上，更多的男人开始做家务看孩子，女性的收入逐渐增加，女性开始做以往被男性所统治的工作、职业、事业、政府官员等等，但这种结构条件并未改变。
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需要资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之间的阶级区分利阶级对立。在无产阶级妇女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还导致了诸如“中产阶级”妇女和工人阶级妇女之间的对抗。
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区分使女性所受的压迫不仅仅来自男性。尽管女性的再生产经验具有重要的共性，这些经验大多超越了阶级，为女性分享有关性、抚育孩子、生育权、家庭责任、问题和快乐等方面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进行争取权利的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不可否认，在女性的生物再生产经验中还有重要的阶级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这些差异在她们对待流产、所期望的家庭规模等等问题上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以及社会再生产组织的差异。比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妇女使用家佣，那些能负担得起家佣费用的妇女也使用家佣，吉梅内斯指出，上述现象表明，压迫并不仅仅是男性强加给女性的。最近这些年中，从事中上阶层职业的女性和商业界女性的薪金达到了六位数（美元），这预示着将出现一个服务阶层，其中的人员来自于工人阶级中技术较低的阶层，包括大部分少数种族、民族女性。
第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社会组织中都存在阶级区分，所有的社会群体（如移民、种族、民族等）也都用阶级来划分自己。占梅内斯强调，我们必须记住，“阶级是剩余生产的机制和包含人们生存及自我实现机会的社会关系，不管理论家们如何看待阶级这个分析范畴，它都在持续影响着女性（和男性）的生活”[1](P28)。不理解阶级的重要性，就无法理解妇女运动。
在资本主义结构性条件的限制下，政治法律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吉梅内斯指出，“在政治上，阶级区分的存在限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地位质的改变，女权主义者为女性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对许多单个女性获得机会和提高生活质量而言很重要，但并没有也无法改变全体女性的地位”。[1](P28)
首先，女性在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人权斗争中的成功并未改变引发这些斗争的物质基础。吉梅内斯承认，这些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女性像大多数男性一样，必须工作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在反对女性受压迫的斗争中，废除教育、就业、升职、参政中的性别障碍是必要且关键的环节。但是，吉梅内斯指出，如同马克思所认为的，政治解放和获得政治权利、人权的成就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因为尽管政府可以废除区分（它是全体公民完全参政的障碍，但它不可能废除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正是那些区分的基础，并以国家的存在和特征为先决条件。废除男性特权和其他形式的特权的当代立法并没有终止那些性别、种族、民族等等不平等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妇女所期望的是处在同男性一样的社会阶层中，那样将会极大地改善女性的地位，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契约是有弹性的，资本会不受阻碍地流动，生产力会不断变化，在减少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率。吉梅内斯明确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女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限制中争取平等的斗争就有可能被延长并看不到光明的结果”。[1](P29)
其次，这些变革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也很有限。近年来，进入政界和处在领导岗位上的女性大幅度增加，但这种现象虽然对大多数有技术的、受过教育的以及有经济特权的人来说是有益的，却并没有相应地改变影响大多数女性生活的状况，就像男性在政界和领导岗位上拥有过多的代表并没有改变男性间存在的巨大的政治、阶级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一样。
吉梅内斯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读了马克思的作品对于女权主义的意义。她的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她注重从结构上对女性的从属地位作出解释，却忽略了对当代社会中女性的具体经验进行分析；第二，她没有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当代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之间的关系作出解答。但是，吉梅内斯对马克思方法论的强调和挖掘仍然有着难以忽视的重要意义：首先，古梅内斯从方法论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女性从属地位中的意义，使得对当代社会女性受压迫的分析站在了坚实的基础之上。其次，吉梅内斯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论，对处于特定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女性的地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的为女性争取权利的政治法律变革的局限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妇女运动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8-03-10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再生产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家庭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