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结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与计划生育论文,体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用多种方法测算结果表明，如以提前实现现代化为重，2020年浙江人口应控制在4700万以内，我们称之为经济现代化的人口目标。如在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任何一项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评价都不要太低，人口顶极规模在2025年应控制在4750万，我们称之为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相互兼顾人口目标。如在75%的粮食自给率下，保持较低的粮食消费水平，人口顶极规模应控制在4700万以内，我们称之为粮食安全人口目标。人口顶极规模控制在4900万以内，只能保持很低水平的粮食消费。超过4900万，即使保持很低的粮食消费水平，粮食自给率也将大幅度降低，全省基本粮食消费对外依赖性将进一步加大，一旦天灾人祸，省外缺粮，浙江老百姓就要再一次饿肚子。
提前实现现代化是进一步解决人口老化可能带来的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基本前提，不含迁移增长，未来人口在2020年控制在4700万以内，既可满足提前实现现代化需要，又可兼顾其他战略目标。（注：未来浙江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我们将另有专文论迷。为缩小本文篇幅，此处只引用了该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我们的测算还表明，即使实现了现代化目标，21世纪因“人口多”带来的困难，仍将继续困扰全国和浙江的发展。全国，以至浙江，整个21世纪或更长时期内，保持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使人口总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缩减状态，达到一个适度水平后再静止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同时考虑到经济社会对人口老化程度的承受能力，年龄结构不能过度老化，人口缩减速度不能过快，人口总量达到适度水平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这就是要实行“两步走”的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将正增长的增长型人口，转变为低度负增长的稳定人口；第二步经过长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低度负增长、使人口总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缩减状态，最终在一个相对适度的水平上静止下来，实现相对稳定的适度静止人口。长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和长期稳定的低度负增长，是一个必要过渡阶段，最终目标是相对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
21世纪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高科技时代，人口素质将成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中国、尤其是浙江即将到来的高度老龄化，要求劳动者以更高的素质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尽可能地提高家庭和社会的赡养能力；要求尽可能地减少“零素质”和低素质的被抚养人口。因此全面提高包括出生人口在内的全体人口的综合素质，并在事实上全面实行，应成为未来人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战略。
从宏观上说，21世纪中国将进入高度老龄化的社会，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系数将大幅度提高。在微观上，中国不少家庭将要出现“421”或“422”的代际结构（注：“421”或“422”的代际结构，即一个家庭里，父母、子女、孙子女分别为4人、2人、1人或4人、2人、2人。）。如何避免家庭这种代际结构变为家庭负担结构，即避免2个劳动人口负担4个老人和1个或2个未成年人的负担结构出现，或缩短这种负担结构出现的时间，同样是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事实证明，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调整生育年龄和间隔，将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改善人口的年龄结构，减轻劳动人口的负担系数。
数量上的两步走战略、素质上的全面提高战略、结构上尽可能的轻负担战略，应该是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3个重要支点，缺一不可。未来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将3者高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人口数量适度、素质优良、结构相对合理的重要杠杆之一。就是说，未来生育政策应该能“一箭三雕”、甚至“一箭多雕”，才能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以下我们将结合浙江实际，着重分析与数量、素质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与负担结构有关的政策问题，我们另有专文论述。
一、分婚配模式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
未来人口发展战略是确定未来生育政策的基本依据。未来生育政策执行结果要符合未来多种战略目标的要求。同时，又要能够弥补现行生育政策的某些不足，使群众更好理解、更好接受，干部更好掌握，政府更好工作。以现行生育政策和现有人口状况基础，经过多种测算，我们提出了作为未来人口政策基本内容的“一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
1.“一代独生子女”政策
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的基本含义是，无论城市或乡村，每1个家庭或迟或早都要有一代是独生子女。父母一代执行了“一对夫妇只生1个孩子”，子女一代就可不再执行这一政策；父母一代没有执行这一政策，或子女或孙子女必须有一代执行这一政策。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有三种口径。无论哪种口径，进入21世纪，总和生育率都将逐步向更替水平回升，但均可在一段时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其中大口径低于更替水平时间有近35年（表1），小口径、中口径在整个21世纪都将低于更替水平。中、小口径更符合长期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使“人口总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缩减状态”的要求。
“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宏观上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将生育水平控制在更替水平以下；微观上通过生育数量的代际补偿，体现家际公平；通过只执行“一代人”，缩短了家庭结构的脆弱期；只要有一代执行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后代即可不再执行这一政策，预期十分明确，与现行政策相比，群众更好接受。在没有做任何宣传教育的情况下，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注：本课题组在2000年春进行的“未来生育政策民意调查”，分两种方式进行。一是组织研究生回乡以走亲访友为主，调查151人，二是委托嘉兴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参加新婚学校学习的新婚夫妇为主，调查228人，计379人。二种调查结果无显著差异。报告中引用的民意调查，即指此次调查。）有82.59%的人认为“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基本应该、应该和非常应该，有16.62%的人认为不应该，有0.79%未答；认为这项政策基本公平、公平和很公平的占79.95%，认为不公平的占8.97%认为不经过工作或经过简单工作就可以接受的占84.17%，经过大量工作可以接受的占3.17%，经过工作也难以接受的占7.39%；认为非常可行、可行、基本可行的占85.75%。与现行政策相比，认为群众更好接受的占79.16%，部分地区高达92.31%。认为不能接受的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中国人口多，只执行“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怕不行；另一种意见是，生育责任不应该代际转移，下一代不应承担上一代的生育责任。
2.小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
表1 浙江省三种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方案未来总和生育率
年代 城市化水平 小口径
中口径大口径
城市 农村
合计
城市
农村
合计
城市
农村
合计
2000
38.49
1.3725 1.5022 1.4522 1.3881 1.5022 1.4583 1.4360 1.5222 1.4890
2005
44.86
1.6720 1.5281 1.5927 1.6862 1.5281 1.5990 1.7309 1.6064 1.6622
2010
49.93
1.8338 1.5471 1.6902 1.8399 1.5471 1.6933 1.8815 1.7266 1.8040
2015
54.92
1.8861 1.5835 1.7497 1.8861 1.5835 1.7497 1.9273 1.8586 1.8964
2020
59.73
1.9095 1.5965 1.7835 1.9089 1.5965 1.7831 1.9628 1.9219 1.9463
2025
63.56
1.9650 1.6175 1.8343 1.9652 1.6175 1.8385 2.0053 1.9596 1.9887
2030
66.99
1.9929 1.6405 1.8766 1.9932 1.6405 1.8768 2.0028 1.9712 1.9924
2035
69.97
1.9995 1.6657 1.8993 1.9999 1.6657 1.8995 2.0000 1.9728 1.9919
2040
72.69
1.9998 1.6882 1.9147 1.9997 1.6882 1.9146 1.9998 1.9747 1.9930
2050
80.88
1.9997 1.7269 1.9475 2.0000 1.7269 1.9478 1.9996 1.9819 1.9962
2060
85.01
1.9998 1.7740 1.9659 2.0000 1.7740 1.9661 2.0000 1.9904 1.9985
2070
85.01
1.9995 1.8002 1.9696 2.0000 1.8002 1.9700 2.0000 1.9939 1.9991
2080
85.01
2.0002 1.8447 1.9769 2.0004 1.8447 1.9771 2.0001 1.9973 1.9997
2090
85.01
1.9999 1.8668 1.9799 2.0000 1.8668 1.9800 2.0000 1.9980 1.9997
2100
85.01
2.0006 1.8935 1.9845 1.9997 1.8935 1.9838 2.0000 1.9991 1.9999
小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指“独生子女间婚配、独生子女间婚配所生子女及其后代均可生2个；其他无特殊情况城市只生1个、农村第1个为男孩的只生1个，为女孩的可再生1个，有特殊情况者，按现行政策处理。”
按这种口径执行下去，在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独生子女间最小婚配概率下，人口总量在2018年达到顶级规模4664万/4594万（注：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即独生子女先在独生子女间寻找配偶，在独生子女间没有婚配对象后，再在非独生子女间寻找，也可称独生子女间婚配优先。独生子女间最小婚配概率，即独生子女先在非独生子女间寻找配偶，剩余者再在独生子女间寻找，也可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婚配优先。“/”左为独生子间最大婚配概率，“/”右为独生子女间最小婚配概率，以下这样书写格式均与此同。），比粮食安全人口少36万/104万；2020年比经济现代化人口少37万/112万；2025年比总量与年龄结构兼顾人口少100万/194万；2100年降至3165万/2796万（表2）。
表2 省际净迁入为零的情况下，浙江省三种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未来人口规模（万人）
年代
独生子女间 独生子女间
最大婚配概率 最小婚配概率
小口径 中口径 大口径 小口径 中口径 大口径
2000 448044804482447244794488
2005 455545574566452645554591
2010 462346254648457646244690
2015 465346554695459346534747
2020 466346654724458846624785
2025 465046524733455646494810
2030 461946224724450446194824
2035 456545694694443045654811
2040 445744614610430344564739
2045 431743214496414543154636
2050 417741814381398341754538
2055 400940154238379440084414
2060 385438594107361738524298
2065 372737334006347037244208
2070 361736233922334036134135
2075 351435203843321535104070
2080 342134283773310134174013
2085 335833653732301933543982
2090 328732943680293532823932
2095 322632323633286732203882
2100 316531713582279631583830
小口径、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在不同净迁入规模下，人口总量达到顶极规模时间和顶极规模增加的人口数分别是：净迁入1万，推迟2年，增大25万；净迁入2万，推迟4年，增大54万；净迁入3万，推迟8年，增大88万；净迁入4万，推迟8年，增大123万；净迁入5万，推迟11年，增大161万。
以每年省外净迁入3万人（注：资源表明，一般情况下，迁移人口中男性占多数。考虑到浙江外来女较多，在确定预测参数时，总迁入人口中男女各占50%；迁入人口按分性别的迁移人口年龄结构计算；从迁入第二年起，生育水平与本省相同。以下凡讲到迁入人口均按此法推算。）为例，2020年与经济现代化人口相比，在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的情况下多42万，在独生子女间最小婚配概率的情况下少34万；在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的情况下，人口顶极规模比粮食安全人口多52万，在独生子女间最小婚配概率的情况下少34万。这就是说，即使有一定量的迁入人口，小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总量上也能基本满足未来多种战略目标的要求。
该方案实际上是现行政策的细化和自然过渡，可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引起计划生育工作的波动，在人口总量上也可以满足多种发展需要，生育率在未来百年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降得较快、又是人们可以接受、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三种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中，被调查者首选小口径的占48.57%，居第一位；首选、次选合计占70.08%，居第二位。
但这一方案年龄结构评价较低，在净迁入为零的情况下，65岁老年人口比重最高值高达31.79%-33.43%（2052年）；总负担系数的最高值达84.68%-87.60%（2053年）；年龄中位数最高值达49.21岁（2039年）-50.79岁（2041年）。21世纪浙江将在长达70年时间内成为世界上老化程度最重的地区之一。迁移可使人口年龄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尽管这种改善是有限的。如：在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的情况下，每净迁入一定量的人口，使老年人口比重和总负担系数减少的百分点数分别是：迁入1万，减少0.38、0.31个百分点；迁入2万，减少0.74、0.65个百分点；迁入3万，减少1.09、0.90个百分点；迁入4万，减少1.43、1.15个百分点；迁入5万，减少1.75、1.49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和总负担系数达最大值时间未变。年净迁入3万人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比重最高值（2052年）是30.70%-32.23%，总负担系数最高值（2053年）是82.12%-84.68%，年龄中位数的最高值是48.31岁（2038年）-49.81岁（2040年）。
3.中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
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指“与独生女婚配（含独生子女间婚配、独生女与非独男婚配2种）生2个、与独生女婚配所生子女及其后代均生2个；其他无特殊情况城市只生1个、农村第1个为男孩的只生1个，为女孩的可再生1个；有特殊情况者，按现行政策处理”。
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在零净迁入的情况下，2020年比经济现代化人口少35万/38万，2025年比总量与年龄结构相互兼顾人口少98万/101万，人口顶极规模比粮食安全人口少34万/37万。在年均净迁入3万人的情况下，2020年比经济现代化人口多44万/40万，2025年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下比总量与年龄结构相互兼顾人口多3万，独生子女间最小婚概率下比总量与年龄结构相互兼顾人口少1万；人口顶极规模（2026年）比粮食安全人口少54万/51万。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在有一定量净迁入人口的情况下，总人口规模也能基本满足多种需求。
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适当放宽了独生女婚后的生育限制。在农村这是对独女户的一种照顾形式，另一种照顾形式是原有的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的政策。增加这一规定可以给农村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家庭一种选择机会：或者再生一个使第一个女孩不再是独生女；或者不生第二个，让这个独生女将来婚配生二个，这便于进一步稳定农村独女户“只要一个孩子”的决心。这十分有利于提高农村独生子女的比例，进一步降低农村生育水平，也有利于降低农村出生性别比。它的总人口规模比小口径只是略低一些，也能满足多项要求。但它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只比小口径略轻一些。
该方案，对独生男和独生女采取不同的生育政策，会给人以男女不平等，政策欠公正的感觉；在实际执行时，也比较难掌握。在三种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中，被调查者首选这一口径的比例最低，仅占20.33%；但次选的比例较高，占57.72%，首选、次选合计占78.05%，居第一位。
4.大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
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指“与独生子女婚配（含独生子女间婚配、独生女与非独男婚配、独生男与非独生女婚配3种）、与独生子女婚配所生子女均生2个，其他无特殊情况城市只生1个、农村第1个为男孩的只生1个，为女孩的可再生1个；有特殊情况者，按现行政策处理。”
在净迁人为零的情况下，大口径一代独生子政策，2020年总人口为4724万/4785万，比经济现代化人口多24万/85万；2025年4733万/4810万，比总量与年龄结构相互兼顾人口少17万/多85万；人口顶极规模（2026年4734万/2030年4824万）比粮食安全人口多34万/124万。独生子女间婚配两种极端概率下的总人口平均值，比经济现代化人口多55万、比总量与年龄结构相互兼顾人口多34万、比粮食安全人口多79万。但与小口径相比，年龄结构有所改善：在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比重最高值(29.11%)降低1.57，总负担系数最高值(82.92%)降低1.76个百分点，年龄中位数最高值(47.72)降低1.49。在独生子女间最小婚配概率的情况下，年龄结构改善较明显：老年人口比重最高值降低4.32个百分点，总负担系数最高值降低6.97个百分点，年龄中位数最高值降低4.21个百分点。
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在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的情况下，不同净迁入规模，达到顶极规模时间和人口顶极规模变动的情况是：迁入1万，达到顶极规模时间不变，顶极规模增大36万；迁入2万，推迟4年，增大75万；迁入3万，推迟6年，增大120万；迁入4万，推迟7年，增大167万；迁入5万，推迟8年，增大215万。在年均净迁入3万人的情况下，独生子女间婚配两种极端概率下的总人口平均值，2020年比经济现代化人口多135万，2025年比总量与年龄结构相互兼顾人口多125万；人口顶极规模（2032年4854万/2034年4967万）比粮食安全人口多211万。
大口径独生子女间最大婚配概率的情况下，不同净迁入规模，老年人口比重和总负担系数达最大值时间都是2052年，减少的百分点数分别是：迁入1万，减少0.35、0.80个百分点；迁入2万，减少0.68、1.56个百分点；迁入3万，减少1.00、2.29个百分点；迁入4万，减少1.31、2.99个百分点；迁入5万，减少1.61、3.66个百分点。在净迁入为3万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比重最高值为29.22%-28.18%，总负担系数最高值是80.63%-78.56%，年龄中位数最高值为46.95岁（2037年）-45.80岁（2035年）。
大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年龄结构明显改善，执行起来较易掌握，群众较易接受。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人数中，首选大口径者占34.69%，在三种口径中居第二位；次选大口径者占16.53%，首选与次选合计达51.22%，在三种口径中最低。
大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在无净迁入的情况下，已超过多项战略目标要求34万-79万；在净迁人3万的情况下，超过125万-211万，相当于经济现代化人口2.87%万，粮食安全人口4.49%。实行大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需要或者严格控制人口迁入，这将影响人才和资金引进；或者使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使粮食产量以较大的速度增长，或者降低粮食自给率，进一步加重粮食对外依赖性。
二、“双结合”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
根据1990年浙江省人口普查重新汇总的资料分析，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与父母的文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表3）。
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已经毕业或肄业的子女平均受教育年数也高。父母都是初等学历的子女，比父母都是高等学历的子女，男女分别少受3.09、3.35年教育。
父母两个都是高等学历的在校孩子预期受教育年数比父母都是初等及以下学历的，男孩多3.63年、女孩多3.45年。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更大。母亲为高等学历、父亲为中等学历的子女预期受教育年数为男11.74、女12.10，分别比父亲高等学历、母亲中等学历的高0.31、0.91年。母亲为高等学历、父亲为初等学历的子女预期受教育年数为男11.08、女10.91，分别比父亲高等学历、母亲初等学历的高0.22、0.33年。同等学历的母亲与子女、父亲与子女组成的单亲家庭，总是前者的子女平均在校受教育年数和预期受教育年数高于后者，特别是女孩，更是前者高。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如此明显，有先天因素，更有后天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家庭教育条件、经济条件和所在社区的文化氛围及教育条件要更好一些。显然，生育政策与受教育程度结合，特别是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结合，有利于充分利用家庭教育资源，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表3 浙江省按父母文化程度分的子女受教育情况
子女受教育概况
平均受教育年数（年）
父亲受教育情况 母亲受教育情况 总计 毕业肄业平均 在校学生平均 预期受教育年数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合计
男
女
高等学历 10.41 10.32 12.49 12.36 8.47 8.39
12.24 12.37 12.08
高等学历中等学历 9.51 9.50 11.81 11.72 7.50 7.41
11.31 11.43 11.19
初等学历 8.98 8.91 10.72 10.55 7.40 7.29
10.72 10.86 10.58
中等学历高等学历 9.01 9.18 11.58 11.69 7.07 7.03
12.11 11.74 12.10
中等学历 7.93 7.87 11.34 11.19 5.55 5.46
10.85 10.99 10.69
高等学历 8.11 8.17 10.99 11.07 6.51 6.44
10.98 11.08 10.91
初等学历中等学历 6.07 6.05 10.22 10.15 4.38 4.37
10.76 10.25 11.35
初等学历 7.32 6.97 8.20 7.80
5.88 5.65
.64 10.74 10.56
中等学历
离异或去世 8.60 8.41 9.42 9.10
6.92 6.62
9.21
9.39
8.98
初等学历 7.65 7.23 7.82 7.38
6.42 6.08
7.98
8.22
7.68
高等学历 10.64 10.69 11.65 11.59 9.10 9.38
11.20 11.17 11.25
离异或去世 中等学历 10.18 9.77 11.22 10.93 7.47 7.06
10.46 10.42 10.46
初等学历 7.87 7.55 7.90 7.58
7.20 6.85
8.31
8.51
8.07
备注：1.普查时，与父母在一起登记的子女数，未含普查登记为集体户的学生数。2.未含子女是文盲的人口数。
一代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相结合，就是按不同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只能生一个的夫女，妻子文化程度达到大学本科及本科以上、或大学专科和专科以上即可生二个。简单地说就是：或者婚配模式、或者受教育程度，有一条达到要求，就可以生二个。
1998、1999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占同年度18-22岁人口比率。）分别是8.96%、11.45%。2000年2月浙江省教育工作会议确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5年达到20%，2020年达到40%。（注：浙江日报讯《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加快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浙江日报2000年2月27日。）照此推算，（注：按2000年及以后，新毕业的大专或本科学历计。在2000年前毕业的不作为结合对象。2020年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按2005-2020年增长速度推算，达100%后，就不再增加。）各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和本科结合比不结合，使总和生育率提高的幅度最大不超过0.005，使人口顶极规模多2-3万人；和专科结合，使总和生育率提高的幅度最大不超过0.010，人口顶极规模比不结合多4-5万人。
模拟结果表明，对人口达到顶极规模的时间和人口数影响较大是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口径、独生子女间婚配的概率、年净迁入的人口规模。是否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相结合，与哪种受教育程度相结合，对人口顶极规模及达到顶极规模的时间影响不大，即使允许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普遍生二个，也无碍人口总量大局。
在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相结合所要求的教育等级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人口顶极规模的增加量也基本相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量却不同，口径越大，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越小。
使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相结合的着眼点，主要不在于高等学历夫妇的遗传素质是否优于他人，也不在于高学历夫妇能多生几个孩子、多培养几个“大学生”的直接效果上，更重要的是要在全民族形成重视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重视女孩接受高等教育的氛围，从而产生有助于提高全民族教育素质的间接效果上。全社会、特别是在农村，未来的母亲——女孩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又为未来子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创造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条件，形成家庭人口素质的良性循环；以女性文化程度为标准，还有利于加强对女孩子的保护，提高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弱化人们对男孩的偏好，降低女胎的流产率，降低出生性别比。实际上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放宽生育政策，她们也不会生更多，却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鲜明的导向。这就是要重视教育、尤其要重视女孩的教育，重视未来母亲的教育和培养。中国、浙江人人能关心未来母亲的教育，能有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的教育的母亲，全民族的综合素质迅速提高就有望了。以少量的人口数量增长，换取了全社会对未来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关心，惠及广大女性、惠及整个民族，这种间接效益是难以用数字估量的。在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投入少、收益大的社会政策。
民意调查显示，能够接受这项政策者，在被调查者中占55.67%，在计划生育干部中占92.00%；不能接受者在被调查中占42.48%（另有1.85%未表态），在计划生育干部中占8%。能够接受者占多数。能够接受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社会发展、国家富强和民族素质提高的关心。这表明，这项政策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在计划生育干部中。但它的可接受比例，比不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结合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低31.67个百分点。部分群众不能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权力平等”问题、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差别对待”和“文化歧视”问题等。要实行这项政策，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和必要的准备工作。否则，将要冒一定的社会风险，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该项政策的公平性问题；该项政策与减轻学生负担、加强素质教育的关系问题，与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的关系问题，与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问题后，才能逐步实行该项政策。
应该指出的是，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加快全省高等教育普及的速度，提高本省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分文化程度的“一代人”政策，只是从生育角度，为教育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社会导向和社会氛围，建立一种激励机制。
三、“三结合”的生育政策体系
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相结合的生育数量政策，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家庭教育资源，改善后天环境为人口素质的提高创造条件。优生则是通过控制先天因素，为提高出生人口生理素质创造条件。普遍强化优生与分受教育程度相结合的生育政策，从先天到后天，从生理基础到受教育环境，为提高人口素质创造条件。普遍强化优生与分婚配模式、分文化程度的生育政策相结合，就形成了以现行生育政策为基础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大力提高人口素质的生育数量政策体系。我们称之为“三结合”的生育数量政策。
普遍强化优生的主要政策条文如下：
（一）普遍实行婚前检查、受孕指导、孕期监察、新法分娩、儿童普遍接种免疫等五项制度。建立育龄夫妇五项制度数据库，作为跟踪调查、观察和指导优生的主要依据，最大可能减少先天残疾和遗传性疾病发生率。将五项制度普及率、先天残疾和遗传性疾病发生率作为衡量优生工作的重要指标。
（二）对有先天性残疾儿生育史的妇女再生育，实行重点防护、定期监视制度，如有异常及时采取措施。
（三）经专门部门检查证明，夫妇一方或双方患有先天性遗传性疾病，且再遗传风险者很大者不得生育，在有抚养能力的条件下可抱养一个；如已生育，无论孩子是否有残疾，均不得再生育。
（四）对第一个孩子有残疾而被批准生第二个孩子的母亲及孩子，实行本地区回访、地区间互查报告制度。
以上第一条是预防性的、基础性的，第二、三条是补救性的，第四条是对实际补救后果的检查。这些政策条文与原有“一胎为非遗传性残疾的经批准可再生育第二胎”规定的区别，在于将各个环节的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将儿童残疾分为非先天性非遗传性、先天性非遗传性、先天性遗传性三种，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在实践中，真正把三者区分开难度是很大的。但提高全民素质，需要也应该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优生科学和优生工作应以此作为重要努力方向。
四、“四结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体系
迁移人口年龄构成轻，文化程度高，社会经济活动能力强，有的还有一技之长和一定的积蓄，是活跃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不仅是对未来劳动力负增长的重要补充，有利于减轻人口老化的程度，而且还可以增强发展活力，拉动需求增长。迁移人口不需投入大量抚育费、培养费和其他人口投资，只需提供必要的就业手段和生活条件。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迁入一个劳动力的净收益要远远大于自己生育和培养一个劳动力。因此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适度放宽迁移增长控制，省出人口指标（比如实行中、小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及自然资源，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用多种形式吸收全国城乡、甚至世界人才资源建设浙江，繁荣浙江，增强浙江城乡社会发展活力，改善浙江21世纪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应该成为浙江一项大政策。
迁移不仅带来迁入时的人口机械增长，定居后还将带来长期的自然增长；即使每年迁入人口不多，如长期积累下去，对未来人口规模的影响将是十分显著的，会影响未来人口进入缩减状态的时间，也会影响到实现静止人口的时间和规模。在独生子女婚配优先的情况下，从2000的起，年均迁入人1万，使人口达到顶极规模的时间要推迟2年，顶极规模的人数多增加25万人，其中19万是机械增长，6万是自然增长，分别占68%和32%。年均迁入5万，使人口达到顶极规模的时间要推迟11年，顶极规模时的人数多增加161万人，其中95万是机械增长，66万是自然增长，分别占31%和69%。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相结合的生育政策，即使放宽到大学专科及以上，最多也不过使人口顶极规模增加5万，还不影响达到顶极规模的时间。因此迁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及其子女人数对浙江的影响远远大于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相结合的生育政策，对迁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数量进行严格掌握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将吸引高素质人口迁入的迁移政策和与妇女教育程度结合的生育政策结合起来，则既有利于加大对高素质人口的吸引力度，又有利于扩大适合执行与妇女受教育程度结合的生育政策对象，对浙江发展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但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不可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要迁入较多的高素质人口，必须从自然增长上省出一定量的人口指标（比如实行小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和相应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及自然资源；必须有选择有控制地迁入，基本禁止或严格控制低教育素质和一般教育素质人口迁入定居、扩大高学历人口的迁入规模；缺少一般教育素质的劳动力时，以暂住、流动等形式利用外来人力资源；地区发展需要一定量一般教育素质的人口迁入定居时，应以本省内部调剂为主。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浙江人离开家乡、走出国门，长期在省外、国外创业、闯天下者已有相当规模。这些人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有的已有在外地定居的意愿。在西部大开发中，浙江人口劳动力、包括部分资金向西部流动的规模也将扩大。浙江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大进大出，将成必然趋势。另外，扩大高教育程度人口迁入虽有利于本省发展，却对开发欠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不利。因此对省内人口劳动力的外迁，也应采取宽松的政策，使人们在省内外人口劳动力交流中各自找到最合适的位置，为人口劳动力在全国的优化配置作出贡献。那种只顾本省、不顾全局，甚至以邻为壑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浙江应该在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各项政策制度和管理上积极创新，尽早解冻，率先突破，实行“有选择地进、较宽松地出”的大进大出的迁移政策，尽早结束旧制度、旧政策对人口劳动力优化配置的阻滞。实行这种迁移政策，就必须坚持小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为省外人口迁入留下较宽松的余地。实行大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将使迁入规模受到严格限制。
总之，在决定生育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省际人口劳动力迁移流动、优化配置的需要；在决定迁移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迁移对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教育素质的影响，使生育政策和迁移政策成为一个密切的配合，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而不是迁移政策只管迁移、生育政策只管生育，迁移、生育是互不相干两张皮。“三结合”的生育政策与大进大出的迁移政策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箭多雕”的“四结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体系。
五、结 论
本文以浙江为例分析了未来多层次，多组合的“四结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其基本精神是顾大局、顺民意，严格而合情地控制人口自然增长，在保持长期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加大提高人口出生素质和教育素质的政策力度；中心点是将合理地控制人口数量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高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里关键是选择何种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本文作者认为，小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可以为实现未来多种战略目标提供较大的余地，是实行其他人口政策的基础，也是群众的首选方案。大口径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已经奋斗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成果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也会影响其他有重要意义的人口政策的实行。小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应该是浙江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