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外资银行的“农村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资银行论文,农村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鉴于农村金融市场经营的成本高、风险大、收益少，自2000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来，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不断撤出效益不好的部分县域市场，就连农业银行也在收缩网点。与金融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整体局势形成鲜明对比，农村金融市场似乎成了一块被“遗忘”的角落。然而，汇丰银行作为首家获准开设村镇银行的外资银行，于2007年12月13日在湖北随州开设了首家村镇银行，2008年9月2日开设重庆大足汇丰村镇银行，汇丰福建永安村镇银行也将开业。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等也纷纷表示出了浓厚的“下乡”兴趣。花旗银行早在2004年就开始其小额信贷理念的宣传与推广，2005年成立小额信贷协会。渣打银行内蒙古村镇银行于近期开业，崇明村镇银行也正在申请阶段。众所周知，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目的是逐利，而此番如此关注中国农村这一落后的市场又有着怎样的深义?外资银行深入农村，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内金融机构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一、外资银行“抢滩”农村市场是谋定而动的战略
外资银行“抢滩”农村金融市场，究其深义，是在深入研究自身在华经营优劣势、中国国情及农村金融市场基础上高瞻远瞩的决策行为。
(一)外资银行“抢滩”农村市场，是其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政策时机的长远谋略
外资银行最明显的优势在于产品创新尤其是衍生品业务创新。在长期市场机制的培育下，外资银行有着较强的逐利动机和追求竞争的精神，能够及时推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处于初级阶段，金融衍生品市场尚未形成且人民币并未完全可兑换。外资银行在管理控制、差异化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化成现实的竞争实力。
客户和网点的劣势是外资银行短期内无法克服的天然障碍。这一点在中外资银行“高端客户”争夺战中已经充分体现。对于高端客户的理财服务一向是外资银行的优势项目，比如汇丰的“卓越理财”、渣打的“优先理财”，花旗的“贵宾理财服务”等等，按照银行业的二八定律，20％的客户会给银行带来80％的收入，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初，主攻方向就是中国的高端人群。不过竞争的结果，似乎更多的刺激了中资银行的服务创新一王行推出了“理财金”、招行推出了“金葵花”、中行推出了“中银理财”、民生推出了“非凡理财”等等。对于传统的存贷业务，中资银行有大量的营业网点，有吸纳居民储蓄的优势，这一点外资银行不具备；在贷款业务上，中资银行和政府关系密切，在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信贷等领域有着天然的优势，外资银行在完成本土化之前，也不可能对中资银行构成威胁。对在客户资源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中资银行来说，竞争似乎促使其更充分地利用了客户资源。
与其把全部精力放在不具优势的城市，借着解决“三农”问题的东风，到金融服务缺乏的农村去开拓市场，挖掘客户资源，提高影响力，不失为外资银行适时的明智选择。
(二)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的方略是外资银行“抢滩”农村市场的政策时机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国民的大部分属于低收入阶层，这部分人群是中国的主体、是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部分，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要谋求可持续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乡镇和农村市场，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在“十一五”规划中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央提出三条主线：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的改革，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针。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连续出台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首先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信贷的支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此种背景下，深入农村提供金融服务，就很容易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也就是说，目前外资银行开发农村金融市场具备了绝好的政策机遇。
(三)巨大的潜在市场对外资银行极具吸引力
从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开发的潜力巨大。截至2007年末，全国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也就是说，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的区域属于金融服务“真空区”。农村主要金融放贷机构农信社面临着服务品种落后、经营状况不理想、资产状况严重恶化等问题，难以发挥支持农村金融建设的作用。启动公司制的商业化改革以来，出现了经营业务从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区域的现象，农信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渠道。其他金融机构一般也只做最基本的存贷业务，且手续繁杂，影响了信贷需求的满足，同时存在“嫌贫爱富”及”垒大户”现象。这一切均导致农村实际金融供给量更小。清华大学《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农村有1.2亿农户有贷款需求，但现在只能满足60％，农村小企业贷款的满足率仅50％。同时作为还贷人来说，中国农民纯朴的性格决定了这一群体信用还是比较高的。此外，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集体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厂房等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随着《物权法》的进一步完善，未来农村可抵押的土地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以上都说明开拓农村金融市场的预期非常好，这正是吸引外资银行“下乡”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外资银行看好农村市场，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个市场带给他们的长期潜在收益：开拓农村市场，可为外资银行在中国最广大的人群中赚取美誉，这一无形资产对于其本土化有着不容小窥的作用。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将会越来越大，外资银行前期在农村经营的忠实客户，很可能就成为后期在城镇创业的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广大的农村开拓市场，也是外资银行想要积累潜在客户资源的一种谋略。同时，在“三农”政策的指导下，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方向是农村经济逐渐向少数人集中，未来必将出现地域化经营的龙头企业，这一部分客户资源也是外资银行意欲争夺的对象。
二、外资银行“进驻”农村市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器”
从Schumpeter(1912)开始，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指出，在存在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世界里，金融中介的存在从动员储蓄、配置资源、扩大投资、监督经营等角度减少了市场不完全性引致的弊端，对经济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农村市场，中小金融机构将在劳动力转移、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起着关键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发展也相当迅速，农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027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473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5.11倍。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人均纯收入的差距在不断增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2006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27倍，尤其是90年代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民收入增长几乎停滞。“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取决于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一)外资银行进驻农村市场，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就我国目前国情来看，农村经济发展的着眼点之一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截至2006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为73742万，占总人口比重的56.10％，而同期农业总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8％，工农业人口比重明显失调。鉴于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比较低，经济增长本身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很小，增产不增收。同时，国内粮食价格已经接近国际价格，依靠提高粮食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的空间很小。因此，要长期、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之道就在于转移农村人口、发展农村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把一部分农产品的生产者变成农产品的消费者。要想推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就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增加中国农村金融的供给，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根据最新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07年末，全国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数为12.47个，比2004年减少9811个。县域四大商业银行机构的网点数为2.6万个，比2004年减少6743个；金融从业人员43.8万人，比2004年减少3.8万人。其他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也在减少，2007年末，农村信用社县域网点数为5.2万个，分别比2004、2005和2006年减少9087、4351和487个。2004～2006年，除四家大型商业银行以外的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年均下降3.7％，其中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年均下降9.29％。与此同时，一些农村信用社在改革过程中热衷于推动以省、市为单位组建农村信用社法人，试图取消县一级农村信用社的法人地位。由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和从业人员的减少，农村经济金融服务供需矛盾正趋恶化。
外资银行在中国农村推广小额信贷、开设村镇银行，恰好有利于缓解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有利于满足农村中潜在的创业需求。只有能够提供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够给农民提供从农业转移到城市或者农村里的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二)农业自身结构的调整也亟待资金支持
目前我国许多农民的收入仍依赖粮食生产，但其已很难成为农民增收的惟一途径。因此，增加农民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充分利用农业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如蔬菜、水果、鲜花、畜产品等。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实际务农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会相应增加，发展规模生产也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无论生产高附加值作物还是利用农业新科技、发展规模生产，都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在金融中介缺乏和贷款规则严格的条件下，这些金融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外资银行的进入，正好满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这部分金融需要。如渣打银行于2007年12月11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与溢达棉业投资有限公司及阿克苏溢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小额农贷试点，已开创了不需抵(质)押和担保，仅基于农户信誉提供放贷的先河。汇丰银行推出的“企业+农户”的价值链融资模式为当地农户提供贷款，提供了信用、抵(质)押和保证等不同模式供客户选择，也大大拓宽了规模经营农户的借贷机会。
(三)外资银行进驻中国农村，有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一起，被称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大核心措施。中国农村现在有七亿多人口，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完全依靠财政支持，惟有农民收入增加才能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提供资金保障。外资银行进入农村，为农民增收提供了金融支持，也就间接支持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此外，农民金融知识缺乏，国内金融机构在农村一般只做最基本的存贷业务，农民即便有了闲置资金，也很难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处。外资银行创新能力强，进驻农村市场后，必然会择机推出适合农民投资的理财产品，从而为促进农民增收、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作出贡献。
在次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疲软的现时形势下，外资银行入驻农村市场还有了加速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根据美国商务部2008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零售业陷入了2002年以来最疲软的时期，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其经济萧条势必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一旦庞大的农村市场消费启动起来，一些在城市供给过度的产品就能得到释放，这将加速产品与资金的流动，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消费的效率。外资银行进入，从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消费信贷机会两个方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外资银行终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不能寄希望其充当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金钥匙”。汇丰银行在2006年斥资1 000万人民币委托清华经管学院做为期三年的农村金融发展调研，花旗的小额信贷试点也早在2004年开始，外资银行为其有针对性地进入经济基础较好、还贷保证度高的地区预先做了充分准备：这从业已开业和即将开业的几家外资村镇银行的选址上可以明显看出。选择合作方式进入的外资银行，则主要是选择发达、经营管理水平较高、赢利能力较强地区的农信社作为合作目标。足以看出外资银行“摘樱桃”(指外资银行进入农村，优先进入经济基础较好、还贷保证度高的地区)意向明显。“三农”问题的解决，是要惠及中国农村的所有农民，外资银行要攫取的只是农村金融市场这块蛋糕上的奶油。因此，虽然外资银行进入农村客观上有利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仍要依靠农村金融改革的全面推进。
三、国内金融机构直面外资银行的“农村战略”：竞争与压力并存
市场化改革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节省成本纷纷退出农村市场。从1999年开始，全国上千家农村基金会全部关闭，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了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农村金融机构急剧萎缩，在邮政储蓄开业之前，农信社是惟一合法的农村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却在精心谋划之后开起了村镇银行，此举不仅对农村原有主要金融机构农信社和邮政储蓄带来压力，而且给中资商业银行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外资银行的“农村战略”也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了良好“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
(一)农信社：竞争与合作
目前，外资银行拓展农村金融市场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新设网点、参股农信社和选择合作伙伴发放小额贷款。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增强了农信社的竞争压力。此前，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农信社是农民贷款最主要的来源，这种垄断地位使得农信社滋生优越情绪，难免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提高与服务质量的改善，坏账率居高不下，农民贷款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而外资银行有着在其他国家开拓农村市场的成功经验，注重服务，比如渣打在新疆与溢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发放小额信贷的同时，还向当地农户传授科技知识，之后便有贷款农户转投渣打寻求服务。此外，在金融产品缺乏的农村市场，外资银行可以充分发挥其产品创新的优势，能根据农民需要“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因此，外资银行进驻农村，无疑会抢走农信社的客户资源。但同时可以合理预期，农信社在生存与竞争的压力下，必然会努力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同时效仿外资银行在农村拓展业务的一些科学做法，比如说在贷款结构设计、信用评级体系建立、贷款流程管理等方面，以提升其管理水平。双方竞争的结果，会带来农村金融服务整体质量的提高，惠及广大农民。
在外资银行与农信社的竞争中，双方互有优劣，如果能够优势互补，可以实现“双赢”。外资银行拥有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农信社拥有网点、资金和熟悉农村市场的优势，以及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丰富经验，双方在业务领域全面合作、优势互补、互利互赢，可以共同谋求更大发展。
(二)中资商业银行：竞争与威胁
对于中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带来的更多是威胁与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说，外资银行是在城市与中资银行竞争未取得预期成效的境遇下转向农村市场的，其策略的转换正是针对中国国情，另辟蹊径，谋求与中资银行在长期博弈中取得竞争优势。一旦外资银行乘时发展、掌控了广大农村市场，掌握了中国农民这一巨大客户群，就具备了全方位和中资银行较量的筹码。随着农业经济在政策扶持下加快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到时外资银行不仅具有了足以赚得“盆满钵满”的客户资源，而且拥有了更强大的城市竞争的实力，“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就会形成。因此，中资银行如果不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农村这块潜在市场，做出长远谋划，则必然会与外资银行在农村这块市场上的竞争中失利，甚至在城市金融市场上也有失利的潜在风险。
从短期看，中资银行在考虑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应不会主动放弃这块市场，民生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也已开始涉足农村市场。只是在农村这块市场上，中资商业银行并没有多少优势，且在合作伙伴选择和客源的争夺上，双方直接开始了正面竞争。四大国有银行在农村虽有网点优势，但贷款门槛高、服务意识不到位，并未能将广大农户纳为其“忠实客户”，而外资银行恰在服务意识、产品设计方面满足了农户需求，对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原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原本在农村网点就很少，几乎与外资银行“完全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不论是中资银行还是外资银行，选择农信社合作都是其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捷径。农信社拥有网点、客户和资金实力，但经营管理水平落后，与外资银行恰好能形成优势互补，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外资银行相对更有优势。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外资银行进入农村，其在风险控制、产品创新、需求创造、服务意识等方面带来的“示范效应”。同时，外资银行在农村开展服务，与中资银行之间展开竞争，由此产生的“竞争效应”也会促进中资银行提升其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最终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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