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文化：历史、现实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子论文,现实论文,未来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1999)-05-0069-04
游子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它的出现只是近几年的事，但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叶落归根，游子归身”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心理定势，即使是“志在四方”的好男儿，也是如此。如项羽，无疑是一位叱咤风云，志在四方的好男儿，但是，当他西屠咸阳之后，没有想到要做皇帝，却欲衣锦还乡，荣耀故里。后来，在四面楚歌、山穷水尽之时，他想的还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甚至连自己的头也向乡党送了人情。可见，游子作为文化积淀，在中国人的行为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然而也应当看到，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之上，又衍生出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恋家爱国和含蓄幽默的文化心理，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游子文化所应取的一个基调。
当然，在今天我们提出游子文化这一概念时，游子概念的本身已远非古代的那层含义了，本文涉及的游子主要指的是海外华人（包括仍持中国护照的华侨和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在海外出生的华裔）。据有关统计资料，1948年，海外华人总人数为8721000余人，到1984年已增到27887533人，36年增加两倍多。[1]，照此年平均增长率推算，迄今已逾3500万人（其中由于东南亚独立国家的出现，约有80%的华人取得侨居国国籍）。并且，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起飞，华人资本也有了很大发展。这一切说明：海外华人社会已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世界华人在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互动中将呈如何发展趋势？它对我国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我们所面临与必须重视的问题。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以海外华人为对象的游子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来探讨华人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
全世界的华人不论其国籍如何，都是炎黄子孙，都属于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心理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把海外的游子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世界上每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着一定的背景，背景不同，所产生的文化类型也都不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基本特征，即被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所称之为文化核心。中国文化（当然包含游子文化）由于它产生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有自己的特点。将中国文化与西欧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显示出以群体为本位，以家为中心，强调的是家、族、宗、国，人际关系重伦理的特点。所以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这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以家庭为中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延伸扩展，形成社会关系的网络。有的学者把这个网络的层次概括为“五缘”，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所谓亲缘，就是宗族亲戚关系。亲缘有血亲和姻亲之别，包括父族、母族和妻族。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为父系社会，所以从这个核心扩展，便形成了以姓氏为标志结合起来的同父共祖的人群，其组织形式便是家庭、宗祠等等。所谓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系，通俗地说就是小同乡、大同乡。其常见的组织形式便是各种同乡会馆。所谓神缘，就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奉之神为标帜进行结合的人群，如各种商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等。所谓物缘，则以物为对象而成立的行会、研究会之类的组织。“五缘”关系互相联结，难以截然分割。古有“昨之土而命之氏”的说法，说明亲缘与地缘之不可分。海外游子正是以“五缘”为纽带，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联络感情，有事守望相助。可以说“五缘”网络形成了华人社会坚强的基石。
以伦理为中心，以“五缘”为表现形式的游子文化，其突出的功能便是能起调谐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既要有个体的创造力，也要有群体的协同效应。特别是在生产力尚未获得充分发达的时候，群体协同效应显得尤其重要。这种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不但对大陆社会起着重大作用，对近代海外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亦有着深刻的影响。近代中国，中国人民特别是沿海人民，因为不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压，被迫纷纷向海外移民寻找谋生之路。但是，中国近代移民的方式并非如西方国家出于政府的有计划安排，而是依宗族乡土关系的互助牵引，“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其移民背景原本出于家族性，地域性。华侨社会的地域观念，方言使用是出自文化关系，而非出政治关系，权力关系。”[2](P41、5)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本位是家庭，家庭又以父族为主，所以“父兄向海外走，家庭也随之而向外走，父传子，子传孙；亦可以说：父引子、子引孙，形成一条亲族移民的“走廊”。家庭向海外走的结果，是‘家族世界化’。‘家族世界化’仍受中国文化的约束。生活资源外求，来自世界，生活精神内向，仍留中国。因此在外国有‘唐人街’，在‘唐人街’中有家庭”[2](P70、55)。典型的事例有妈祖宫庙和开漳圣王庙宇。这两种庙宇遍布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各地，仅台湾就有妈祖宫庙600多座。开漳圣王庙50座。还有被称为“新福州港主”的黄乃裳，1900年，他选定沙捞越诗巫地方，先后从内地招募1000多人前往垦殖，前后五年时间，历经艰辛，终于垦壁成功，并命名为“新福州”，经过历代传续，至1977年，新福州人已达七万多人，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加坡学者称其开辟的“新福州”是“华侨精神的典型”、“国际间的奇观。”[3]黄乃裳开辟的“新福州”充分体现了游子文化在海外的延续。
游子文化以伦理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一家带一家移居海外，一家又生一家落地生根，家是经济载体又是文化载体，联点为线，集线成面，由亲缘而扩大为不分姓氏的地缘，再扩大为不分姓氏、地域、信仰的华族认同与回归，于是形成了遍及五大洲的星星点点华人社会。由于过多华人在侨居国，上顶异国的天，下立异国的地，面对西方殖民者的种族歧视而又得不到祖国的援助，唯一可靠的是自己的双手和“天涯同命鸟”的团结互助，所以形成了以崇高“义统”为核心的“隆帮”精神，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兼及神缘、业缘、物缘结成各种形式的团体，守望相助，所谓“闭门一家亲，开门天下亲”，由宗亲会到同乡会到中华会馆，一层一层地扩大，不是由于政治的统属，而是由于文化的统合，无形之中而有形，构成了海外华人的有机整体，正如传统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一样，游子文化也有其历时性和区域性，特别是海外，随着多数华侨向华人转变和在政治上认同于侨居国现实，游子文化也必然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异，如何在延续中把握世界，在变异中把握延续是当今游子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东南亚各国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世界华人社会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1955年我国政府放弃血统主义国籍法之后，有80%的华侨成为侨居国的公民。由于国籍的变化，华侨社会已逐步转变为华侨、华人社会。这一转变也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职业和心态的一系列变化：经济基础已从国内转移到国外，政治认同已从祖籍转向侨居，心态已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面对现实的巨大变化，作为华人社会凝聚力的游子文化必然受到冲击和挑战。一方面以“五缘”为核心的游子文化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会逐步发生一些变异；另一方面，游子文化又以其本身的内质，特别是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它又会在变异中求延续，求发展。
先看变异，除前所述，由于由“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经济基础已从国内转移到国外，政治认同已从祖籍国转向侨居国，从而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外，一些国家政府实行强迫同化华人的政策也是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60年代，印尼曾采取在国籍上实行归化，经济上实行民族化，取缔华文教育，消灭中国文化，提倡改名改宗教等等强制措施，企图使华人吸收到单一的印尼民族中去，从而使之同化。然而，30多年来，华人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已完全证明了“同化论”的彻底破产。在东南亚地区，尽管一些民族主义的国家和政府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执行过限制华侨的经济活动和迫使华侨归化、同化的政策，而华侨为了生存和发展，大多数加入了侨居国，取得了国籍，在政治上，认同于侨居国并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承担责任，与居住国民族一道，为居住国的建设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但这只是从华侨转为华族并以少数民族身份参与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他们并未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他们在民族渊源、文化渊源上仍与祖籍国相通。有个学者在研究了30年来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的演变之后作了如下的描述：“现在绝大多数东南亚华人都加入了所在国国籍，成了当地的公民，但除了政治认同之外，文化认同进展不大，东南亚华人种族意识依然活着，甚至比人们愿意看到的还要强烈，其表现在华人的组织增加上，也表现在华人内部团结增强上。据统计，1946年全球华人组织共3975个，1980年已增加至8916个；东南亚、菲律宾增加最多。从个别国家情况来看，马来西亚的峇峇（土生华人），世代生活在马来西亚，早已不会讲华语了，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实行种族政治和赋予马来西亚人特权的政策，使得峇峇不得不重新学习华语，并认同于华人社会，出现了重新中国化的趋势。”[4]澳大利亚梅吉教授在研究印尼华人情况之后也认为：由于近十年来华人的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华人资本的发展，华人种族意识有所增强，人们看到不是进一步同化，而是相反。
中华民族是经过几千年酝酿融合的以华夏汉唐为中心而形成的民族，今天散居于世界五大洲，不论在那个国度，持何国籍的华人，都是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千年历史演进的产物，尽管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不可能不发展、不变异，而表现出历史性和区域性的特色，特别是游子文化在华侨华人社会中的华裔青年中表现尤其明显，这是不容忽视的，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是不会因变异而中断的，综观世界各国、各地区华人社会，无论认识观念、伦理规范、人际关系、行为模式、风俗习惯，虽然各具特色，但在根本上还是传承着以“五缘”为核心的游子文化。从神缘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供奉的也多是中国的神，以东南亚华人社会为例，比较普遍的有“大众爷”（土地爷），“大伯公”（福德正神）、“三宝公”（郑和）、“关帝”（关羽）、观音菩萨、“女大伯公”（妈祖），“保生大帝”（吴本），还有城隍、山神、河神等等。
从以上事实可以窥见海外华人社会以“五缘”为核心的游子文化，在世界各国、各地华人社会里，在变异中仍在延续，它的坚韧性是不容低估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华侨转化为华人后，虽以少数民族（华族）的群体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他们仍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殊的共同利益，特别是许多国家华人虽然参加了所在国国籍，但他们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有的还被评为二等民族，有的至今仍受到排挤歧视。客观的环境，仍然促使他们团结互助，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斗争。过去，华侨埋头于经济事务，现在已愈来愈觉醒到：离开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经济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国籍的归化反而更加激发他们种族意识的增长。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忽视的是：现在每年仍有以十万计的海外新移民，华侨华人的队伍仍在不断增多、扩大。据美国康奈尔大学人口学家鲍斯顿教授统计资料表明：华人（包括华侨、华人、华裔）在1983年为1948年的大约三倍，这一期间平均年增长率为3%，其中欧洲、美洲增长率最高，分别为7%和6.2%。这种增长除了原有华人自然人口增长之外都是新的移民。作为第一代海外新移民，自然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外籍华人与华侨虽有区别，但在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方面，同中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斩不断的民族感情和亲戚关系。正如流行歌曲所唱“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只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血浓于水”，游子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变异中延续，不仅在所在国、所在地区的华人社会中有凝聚力，而且在世界华人的横向联系，特别是对祖籍国的联系上，无疑也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因为，海外华侨、华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祖籍国的强大，对自身具有提高地位和增添光彩的意义。正是从这点出发，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的投资越来越热心，可以预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华侨、华人在发展中国经济过程中，必将越来越起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著名讲话中批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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