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农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及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阶段性论文,取向论文,农业发展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发展阶段性特征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要求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先于其他部门进入经济新常态，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很多发展指标迎来了转折性的拐点。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吃饱问题”基本解决，农产品供求由总量性矛盾为主转向结构性矛盾为主。2013年，我国人均粮食、肉类、水产品占有量分别为440公斤、60公斤、43公斤，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20%、50%、90%；人均蔬菜、禽蛋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农产品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表现为粮经饲结构、品种结构、区域供求结构不合理。以品种结构为例，为确保粮食安全，我国将70%耕地资源用于粮食生产，其他作物生产难以满足需求。2013年，我国大豆、棉花、食糖的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20%、37%、28%。 第二，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正在改变，“谁来种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了长时间、大范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平均每年转移规模在1000万人以上，但近年来劳动力转移规模逐年下降。2001年至2005年，外出农民工年均增加1040万人，2006年至2010年下降到不足500万人，2011年至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不足250万人。201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较上年增长5.9%，2013年只增长了2.4%，2014年预计只增长1.8%。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减少的情况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应总体上已经见顶。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农村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刘易斯拐点必将到来，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劳动力供求的这种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和比较优势的影响是深远的。当前我国务农劳动力出现了素质结构性下降，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矛盾突出，今后“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第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小规模分散经营正在转向适度规模经营。随着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主体加速分开，大量进城农民把承包地的经营权流转出去。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3.8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8.8%。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带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到2013年底，全国已有家庭农场87.7万家，龙头企业12万多家。到2014年10月，全国农民合作社已经发展到123万家。目前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已辐射带动农户数近1.2亿户，占到农户总数的50%左右。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土地流转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新型经营主体还会继续快速发展。 第四，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并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3年到2013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2.9%。从2009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开始逐年缩小，由3.3∶1下降到2013年的3.0∶1。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800元，增速高出城镇居民2.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小到3∶1以内。值得注意的是，农民收入结构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由家庭收入转变为工资性收入。“十二五”期间，工资性收入成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2009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50%。自2012年起，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占比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未来受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很难再像过去10年那样维持年均10%以上的水平，预示着农民增收将会遇到新的瓶颈。 第五，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高价农业”逐步成为现实。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2012年我国三大粮食品种亩均生产总成本较2002年翻了1.5倍，其中前6年增长了52%，后4年增长了67%，增速有逐年提高的趋势。推动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成本(地租)和劳动力成本。2002年至2012年，三大粮食品种生产中，土地成本翻了2.25倍，其中流转地租金翻了3.2倍，自营地折租翻了2.2倍。土地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从2002年的16%提高到22%。从劳动力成本看，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业用工成本大幅提升。同样以三大粮食品种生产为例，尽管每亩用工数从2002年的11.5个下降到2012年的6.4个，但同期人工成本还是增长了186%，占生产成本的比重从40%提高到了48%。农业成本的上升必然推动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目前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全面高于国际市场，顶到“天花板”，国内外价格倒挂显现出“封顶效应”。预计未来农业生产成本仍将呈现刚性上升的趋势，农业将面临价格“天花板”和生产成本“地板”升高的双层挤压，“高价农业”将成为一种常态。 第六，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农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随着国内需求快速增长，农产品进口数量快速攀升。继大豆转向全面进口后，小麦、玉米、大米等三种主要谷物全部转为净进口，2014年1—9月净进口1400万吨，同比增长了78%。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主要农产品进口国之一，大豆进口占到世界进口总量的约2/3，棉花进口占到近1/2，大豆油进口占到1/5。今年前9个月，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464亿美元，同比增长8.5%；其中进口947亿美元，同比增长9.6%；贸易逆差达到430亿美元，同比增长13.4%。按单产水平估算，2013年我国农产品进口折算的土地数量达到6.7亿亩左右，占到我国耕地面积的36.8%。 第七，农业资源利用强度达到极限，农业生产面临的生态环境约束日益强化。长期以来，农业过于追求产出高增长，把耕地、水资源等几乎利用到了极致。粮食生产虽然实现了“十一连增”，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和环境代价。目前全国土壤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东北黑土层变薄，华北平原原耕层变浅，南方土壤酸化，一些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较低。江河湖库水体污染中，农业面源污染物占到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43.7%，总氮、总磷排放量的57.2%和67.4%。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保守估计在3亿亩以上，受农药和其他化学品污染的约9亿亩。总的看，我国一方面土地及水资源紧缺，农业面临资源“红线”约束；另一方面，农业生态呈不断恶化趋势，农业面临环境“红线”约束。两道“红线”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下一步农业发展构成严重制约。 上述农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的是多年奋斗、多年期盼的结果，蕴藏着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机遇，为今后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有的是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客观上增添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困难和挑战。正确认识和把握农业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目标、新要求，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完善农业政策的逻辑起点。 二、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发展政策取向 当前农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说明，依靠拼资源、拼消耗的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适应新常态下农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地讲，农业必须实现五个方面的转变：一是由数量增长为主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二是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三是由政府直接调控向市场间接调控转变，四是由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五是由产品生产向产业链、价值链生产转变。 实现这五个转变，需要全方位调整农业发展思路，改革农业体制机制，完善农业市场和政策环境。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农业发展应坚持以下政策取向。 (一)更加注重农业结构优化。宜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资源禀赋条件，科学确定农业产品结构、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一是实施新的粮食安全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绝不意味着放松粮食安全。但在实现粮食安全的方式和途径上，要树立新思维。当前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在国际市场上已不具备比较优势。从这一现实出发，宜改变过去保全部、保所有向保重点、保口粮转变，坚持“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将更多农业资源用于粮食以外农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而且，确保粮食安全，宜将着力点放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尤其是放在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改进上，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至于粮食多种一点还是少种一点，应由市场说了算，政府不宜强行干预。二是大力推进种养结合、粮畜结合。我国农业历来重种植业、轻养殖业，导致农业内部循环不畅，地力下降与养殖业粪污得不到有效利用的矛盾并存。宜完善政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互补优势，大力发展饲用玉米、苜蓿等，加快形成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改变畜牧业过于倚重粮食作物饲料的局面。依托畜牧业和饲料工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秸秆青贮、氨化等技术，促进农作物秸秆的合理利用，实现以农养牧、以牧促农。三是进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宜建立和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大幅度提高产粮大县财政补贴资金，让主产区安心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支持特色农业、品牌农业、优质农业的发展，逐步形成充分反映各地资源禀赋的农业空间布局。 (二)更加注重依靠创新驱动。现代农业离不开先进农业技术的支撑，必须加快农业科研和推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产业化的良种培育和推广体系，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对农民科技培训，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当前要特别重视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新机制，鼓励企业与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联合，推进建立以知识产权流转为纽带的农业技术创新联盟，鼓励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科研人员到农业企业兼职并领取相应报酬，打通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三)更加注重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发展方向，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是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加快修改相关法律，加快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步伐，进一步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二是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规范流转。健全土地流转的登记备案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和动态监测制度，形成规范的土地流转管理规程。严格规范工商企业土地流转行为。三是培育和规范土地流转市场。支持和引导创办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四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必须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贯穿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全过程。一是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引导农民建立标准的生产记录、规范包装标识。对带动农户实施农业标准化的生产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实行减免税政策。二是支持鼓励科研院校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技术开发，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水平。三是加强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监管，加大日常执法和集中整治力度，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五)更加注重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一是做到不欠新账，逐步使透支的农业资源和环境得到休养生息。宜抓住当前粮食供给充足的有利时机，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规模。强化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加大治土治水力度，适当降低耕地利用强度，探索农田休耕制度。二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建议开展不同模式的生态农业试点，推广平衡施肥技术和生态防治技术，从源头上控制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施用。加快建立完善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法规体系，抓紧出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三是加大耕地、草原、水域滩涂等保护力度。“十三五”规划宜落实根据区域环境容量确定农业产业结构的原则，重点地区尤其是重要水源周边要根据环境容量确定养殖规模，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调整养殖场布局。 (六)更加注重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制定并落实农业走出去国家战略，做好规划和统筹安排，从财政、税收、外汇、融资、保险等方面加强对农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注重政府和企业协同一致、形成合力，引导企业按照国家战略布局推进，鼓励农业走出去主体多元化，优化海外投资结构。在实施农业走出去的同时，宜同步推进引进来工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品种资源等，为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七)更加注重运用“绿箱”保护政策。农业是弱势产业，支持和保护农业的力度只能增强，不能削弱。但农业保护的方式要符合现代农业和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方向。目前我国谷物价格已显著高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支持水平已逼近或超过世贸组织规定的“黄箱”政策支持上限。这种情况下，农业保护宜更多运用“绿箱”政策。建议及早调整农业支持保护结构，把目前事实上的收入补贴转变为生产性补贴。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对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