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民族发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民族都是客观存在的，众多大大小小的民族令人眼花缭乱，难以计数。但一些民族如过眼烟云，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一些民族却在历经磨难后顽强生存下来，不少还不断壮大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角。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同时也还是一个强权政治的时代，一个民族如何生存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阔眼界观察世界，高瞻远瞩，在总结世界民族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并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何发展，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核心。
一、没有现代化的民族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发展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由于国力衰败，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屈辱和痛苦。中华民族的英勇儿女，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经过一百多年的浴血奋战，才赢得了民族的解放。邓小平同志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就投身于为中华民族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核心，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运筹帷幄，呕心沥血。他深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就会受制于人，在国际上就不可能有应有的地位，甚至会被别的民族消灭而无法生存。因此，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民族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迅速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民族经济。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1](P357)
尽管我们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所瞩目。但以西方一些反华势力为首的敌对势力，他们并不愿看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强盛，总是千方百计给我们制造麻烦，企图遏制中华民族发展，分裂中华民族，妄想把中华民族重新置于他们的统治、压迫之下，进而消灭中华民族。对此，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然而，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任人宰割的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崛起。1990年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他说：“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1](P357～358)他还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1](P9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局势的变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中华民族处于孤立的状态，国内也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了动摇，对中华民族的前途感到迷茫。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邓小平同志十分镇定，同时他也更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更快地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立于不败之地。1992年春他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1](P377)而且在这篇讲话中，使用“发展”一词达38次之多。可见他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存在和发展受社会经济发展制约的理论，从理论上回答了在当代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十分盛行的国际环境中一个民族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二、每个民族的发展必须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走自己的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世界上的各民族也是千姿百态的，各民族发展更是千差万别、各有特点，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民族的革命运动如此，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也如此。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曾经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P203)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于今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样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P163)1984年6月，针对有些人怀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强国而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分析历史，认为中国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之路在中国行不通。他说：“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贷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62-63)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总结，也是新中国各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性结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提出符合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解放了生产力，使国民族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遗憾的是，这种正确的探索没有得到很好地坚持。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原来提出的许多正确理论和政策遭到了否定。1958年发生了严重“左”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不顾民族特点，否认民族差别，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社会主义建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这种“左”的错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全局性错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了极大的挫折，各民族人民生活无法摆脱贫困。正是邓小平同志重新高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旗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大转移，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并且各民族根据自己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迈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中华大地日新月异，为世界所瞩目和惊叹，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高。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时代特征和我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中国各族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且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内部差异比较大的民族国家如何建设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也为其他后进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三、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学习别的民族的长处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民族虽有大小之分，有先进和后进之别，但绝无优劣贵贱之分，各民族都应当完全平等。对于资产阶级宣扬的民族优劣论，马克思就曾给予批驳，他说：“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4](P194)斯大林发扬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也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只有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因此，每个民族只有学习和吸收别的民族的长处，才能获得更快的发展，也只有世界各民族的互相学习，才能使全人类的文明进程不断加快。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交往日益频繁，世界经济“一体化”尤为明显。在这种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新的历史时期，谁搞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不搞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别的民族和国家的长处，他就会无法适应历史潮流而被历史所淘汰。
其实，马克思早就以非凡的洞察力预见到了这一历史趋势。他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为世界性的了，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列宁则更进一步论述了资本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两种历史发展趋势。他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5](P10)
邓小平同志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审时度势，对当代世界基本特征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提出对外开放理论。他明确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P64)他不仅对旧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认为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闭关自守，而且，他回顾和总结新中国的对外开放方面的经验教训，结论同样是必须对外开放。他说：“恐怕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年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P90)新中国成立后，曾努力改变中国封闭的状态，向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学习。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6](P740-742)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中华民族无法完全改变与世隔绝的状态。50年代我们只能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放。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加上“左”倾思想和片面认识，把向外国学习统统说成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使我们同世界几乎完全隔绝。结果，别的许多民族和国家正是在这个时候飞速发展了，我们与他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因此，邓小平同志心情十分沉重地指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是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所以，“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3](P132)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更是郑重地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必须发展我们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3](P41)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不仅对外国关门不行，对国内的另一个地区也不能搞封闭。“两种关门都不行”。一个民族内部、一个国家内部也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和向别的民族学习长处的理论，对后进民族如我国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由于历史的、自然的、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因素，后进民族往往比先进民族处于更封闭的状态，更需要扩大开放，广泛地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才能加速发展，缩小与先进民族的差距。邓小平的这一理论，也为我国制定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人先富起来带动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剥削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要求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之一。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1](P64)“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P364)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在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P116)，“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1](P225)。但是，如何才能调动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去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偏差。我们往往忽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民族、各地区还存在着巨大差异，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各具特色，把实现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或“同等富裕”。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在政治上否认民族差别，在所有体制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共产主义大协作”。结果造成一些民族地区甚至连高级社还未建立起来，就匆忙宣布进入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把原来经济条件不同、贫富差距很大的农业合作社并在一起，实行统一核算分配，更不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导致严重的平均主义，挫伤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虽然大家都同步，同等了，但却都不能摆脱贫穷，而是共同贫穷。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邓小平同志苦苦思索实现各民族和各地区共同富裕的途径。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过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差异大的贫穷国家，实现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理论。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一思想冲破了长期以来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一个思想的大转弯、大突破，在全国必然产生轰动。因此，邓小平同志谨慎地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3](P152)党中央采纳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建议，而且在实践中，他的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
那么，应该让哪一部分人、哪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呢？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他说，要让“那些辛苦努力成绩大”的人先富，要让那勤劳的人先致富。[1](P23)因为这些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较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的劳动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这也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1975年，邓小平同志刚刚重新到中央工作，针对平均主义的危害就尖锐地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3](P30-31)1986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1](P155)因此，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不是让那些懒汉、非法贩私者违法暴富，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对于让哪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同志也有明确的说法。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374)邓小平同志这一理论，是实事求是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因为，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众多，各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历史基础相差很大，发展很不平衡。因而，邓小平同志认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P155)“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1](P375)“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1](P355)至于中国的哪些地方条件比较好，邓小平同志认为，广东、江苏、上海等地条件比较好，应发展得更快些，应该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他说：“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1](P375-376)“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P355)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怎么样才能不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带动全国各民族共同富裕呢？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他的设想：首先，国家通过征税来限制，由国家通过转移支出来帮助和扶持贫穷地区。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1](P111)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也要“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1](P374)其次，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帮助贫困的民族地区搞好发展规划，并帮他们解决突出问题，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落到实处。[1](P24)因此，邓小平告诫我们，不管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都要树立全局观念。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P277-278)此外，还应鼓励和“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多做公益事业，为社会为人民造福。但是，邓小平同志也告诫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1](P111)否则就会陷入平均主义的泥潭之中。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邓小平同志充满信心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就全国面而言，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1](P374)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设想，充分调动了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引起全国各民族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共同富裕的目的也开始显现出其成效。正如邓小平同志1985年就指出的：“总的说来，除了个别例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1](P142)。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理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如何发展进而达到共同富裕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总之，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民族发展的条件、发展的方向、发展的途径以及缩小各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和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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