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及边界的确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国有经济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3）04—0073—05
学术界对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及范围的探讨更多地是从所有制和社会制度的视角去分析，主流经济学认为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而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使目前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障碍。我们认为只有对国有经济、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正确界定，对所有制结构确立的依据予以重新认识，对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及其边界予以合理的界定，才能克服国有企业退出的障碍，促进改革进一步深化。
一、逻辑界定的前提：对所有制与社会制度关系的重新审视
（一）所有制与社会制度关系的再认识
传统观点认为，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照此逻辑，要坚持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就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基于这种认识，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根源于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所形成的所有制上的无法突破的障碍。为了使改革继续深化，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必要慎重地对所有制和社会制度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首先，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手段，而不是决定社会制度的基础，决定社会制度的关键是国家政权的性质、执政党的性质和价值观。公有制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据统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有企业（指国家控股50％以上的企业）拥有的生产设备占总社会生产设备的比重一般在18％左右，具体为：美国15％、法国17％、日本10％、瑞士11％、联邦德国9％、英国25％。除此之外，同样也不能以量化的所有制结构来区分社会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法国和意大利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约占全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0％，国有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到20％—30％；有些非洲国家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0％，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1996年波兰大中型企业的54％仍属国家所有，以其他形式私有化的不超过46％，但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却认为波兰已不再是社会主义了，西方政治家甚至把波兰作为他们“和平演变”政策最成功的典范。而同期匈牙利的国有资产从价值量上只占42％，虽然没有超过其他非国有经济的总量，但比任何单个的非国有经济的价值量都大，因而，类似于一种“主导地位”的说法。但事实上，东西方国际社会都至少不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公有制和社会制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其次，从逻辑上看，任何国家的所有制必定是在国家政权建立之后产生的，没有一定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国家所有制，社会制度形态的确立先于所有制关系的确立。我国的国有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力量夺取国家政权后，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剥夺官僚资本和赎买民族资本的基础上建立的。鉴于此，公有制和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兼容的，不是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制度的性质，而只能是相反，即国家的社会制度性质决定了公有制的性质。
（二）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再认识
对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是所有制结构演进和国有经济改革的前提。由于公有制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坚持公有制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当然，这一认识存在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因为所有制问题一直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共产党人“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并且，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后继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规定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公有制，指出，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所在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公有制很自然地被人们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把公有制看成社会主义内在的规定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社会主义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否定者或替代物，因此，社会主义至少应该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并能促进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们所以坚持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所以，社会主义只有以更快、更高的水平发展生产力，才能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的优势，从而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对资本主义无可争议的替代作用。可见，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是生产力标准，而不是公有制在所有制中的比重，所有制是一种财产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手段，而不是决定社会制度的基础。
二、范围界定的关键：以资源最优配置作为所有制结构确立的依据
经济制度是一种与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同等重要的资源，它由对稀缺资源配置进行决策并执行决策的一系列机制、制度安排及规定组成。作为经济制度中最为核心的所有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同样存在着配置效率的高低。所有制作为一种资源的最大特点是非稀缺性，可以自由使用，不存在交易市场和价格，这一资源的成本主要是通过其机会成本表现出来。
既然所有制作为一种资源的配置形式，所有制结构应取决于不同所有制形式下对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比较，最优的所有制结构也就表现为不同所有制形式对资源配置效率达到均衡的状态。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及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效率，所以所有制结构应是动态的，其最优的均衡点应处于不同的所有制对资源配置边际效率相等的位置。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之间不仅存在互补性，而且还存在替代性，但是这种替代性遵循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即由于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的存在，单一所有制形式必然对应的是对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分析所有制运行的成本时，不仅要考虑其配置资源的成本，更应考虑其运行的机会成本，即一种所有制形式在对资源的低效配置，使得该资源在别的所有制形式下可能获得更高的配置效率的机会的丧失。
要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就应使各种稀缺资源根据不同所有制配置效率的高低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自由地流动。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只存在两种形式的所有制，即国有经济（S）和非国有经济（N），在由这两种所有制形式构成的所有制结构中，随着一种所有制形式规模的扩大，即以这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配置的资源规模扩大，其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如右图所示。
图2 所有制结构（2）
最优的所有制结构应为两种不同的所有制的边际收益相等的点，即E点决定的所有制结构J，在J点的左边，由于国有经济配置资源的边际收益大于非国有经济配置资源的边际收益，故选择国有经济配置资源显得更为有效，但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边际收益逐渐减少，当国有经济的比重增加到J点时，国有经济的边际收益和非国有经济的边际收益相等；在J点的右边，由于国有经济的边际收益小于非国有经济的边际收益，非国有经济对资源能进行更优的配置，但随着非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渐增加，又会回到均衡点E决定的所有制结构J点。
不同所有制形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会引起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西方国家曾经掀起“国有化”浪潮，是由于当时国有部门对资源配置效率高于非国有部门；我国近几年掀起的“民营化”浪潮是由于非国有部门对资源配置效率高于国有部门。由于金融创新、技术变革、生产组织改善和信息革命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不同所有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会发生变化，当某种所有制形式组织生产时的成本增加或收益减少时，原有的所有制结构的均衡状态将被打破，并根据效率的比较形成新的所有制结构。
图4 所有制结构（4）
如上图所示，在某种原因导致国有经济对资源配置的边际成本S[，MC]增加，从S[，MC]增加至S′，MC]时，则所有制结构会从均衡点E决定的J调整为E′决定的J′，即国有经济比重减少，非国有经济比重增加。或由于国有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边际收益S[，MR]降低，从S[，MR]降至S′[，MR]时，所有制结构也会实现新的均衡。
综上所述，所有制结构的确定和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应是不同所有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比较的结果。我们探讨所有制结构变化，是假设各种资源能够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为追求更高的配置效率而自由流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以追求非经济利益为目标以及行政垄断等原因，使得稀缺资源不能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自由地流动而重新实现最优的配置，这就是进入壁垒或退出壁垒对所有制结构实现最优状态的限制。要使资源能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自由地流动，按照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则来确定和演进所有制结构，就必须打破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壁垒或绕过这些壁垒。
三、存在的依据和界定的方法
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是修正“市场的失灵”和“市场的不足”，国有经济和市场是相克的，不能寄希望于用市场来解决国有经济的问题。国有经济存在的原因决定了其只能更多地存在于非竞争领域，只能追求公目标，一旦国有经济存在的产业错位，进入竞争领域追求私目标，即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时，如果失去政府的保护，那么多数情况下是低效率的。要使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具有竞争力，则必须寻求政府的保护，这必然会形成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又会对配置资源的效率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和市场化的进程是相悖的，所以，国有经济更应定位于非竞争领域。但是，竞争领域和非竞争领域的区分不是既定的，竞争领域和非竞争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变化的区间，而且这种变化更多地体现为非竞争性领域向竞争领域的转化，即竞争领域的逐渐扩大和非竞争领域的逐渐缩小，也就是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逐渐减小。
（一）资本的社会化。在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分工与配合中发展，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正是社会分工与配合自然地形成了国有经济特有的地位和职能及其发展变化。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时，需要有大量的基础性投资，由于投资额度大且回收周期长，非国有经济在此时力量单薄，无力投资也不愿投资。而基础性投资又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国有经济就成为该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一时期把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领域界定为非竞争性领域是合适的。但随着非国有经济实力增强，筹资和投资能力的提高，随着非国有经济的逐渐介入，国民经济发展对国有经济的依赖性减弱，原有的非竞争领域将变为竞争性领域。
（二）科技进步。各国国有经济的配置虽然不同，但国有资本总是首先投到那些重点部门或经济命脉部门，尽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重点和经济命脉不尽相同。在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初期，诸如交通运输、基础工业等多属于重点和命脉之列，但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一些老重点和命脉失去了昔日的地位，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新重点、新命脉，需要政府带头投入和开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有资本的投入重点已出现了一种由“硬件部门”向“软件部门”转移的过程：一方面，国有资本从一些物质生产部门退出；另一方面，诸如科研、教育以及高新科技产业的政府投入在明显增多，但总的投资的领域在逐渐的缩小。
（三）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国有经济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职能，就是作为政府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各国政府实现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托力量。在市场经济不健全、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国有经济的这一职能是相当重要的，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的日益成熟、市场功能的日益健全，市场失灵的领域在逐渐的减小，该职能的重要性也会不断下降。而且，在现代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的影响下，政府更多地采用金融、税收、利率以及产业政策等间接调节方法，通过政府财政干预或直接投资已居次要地位。
（四）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以上可以说都是决定各国国有经济规模和结构变化的客观性因素，但促使各国国有经济规模普遍缩小的一个最直接的主观原因，就是各国相当普遍地感受到了国有经济膨胀对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各国国有经济的盈利水平普遍低于非国有经济，对国有经济的补贴成为国家财政开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政府放弃那些低利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就成为理性的选择。
四、结论
对所有制和社会制度，特别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是对国有经济存在逻辑讨论的前提。公有制并非是社会主义内在的、本质的规定，社会主义的性质是由执政党的性质和价值观决定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在于公有制所占比重的多少，而在于加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明确执政党的价值观。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界定的关键是应以资源最优配置作为所有制结构确立的依据，应由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来决定所有制的结构。由于非国有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也存在着低效率的区域，即私产权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因此，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不足”。尽管国有经济存在是必要的，但国有经济更适于非竞争性领域，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区分是动态的，并且已呈现出非竞争性领域不断向竞争性领域演化的趋势，所以，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也会随着非竞争性领域的变化趋势而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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