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英国小说（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良译
在所有那些对新世纪的到来评头论足的作家当中，没有一个能比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更为显赫。约瑟夫·康拉德是一个波兰孤儿，他怀着对大海深沉的爱，当了二十年的远洋者，后来，他转入英国国籍，并且当上了一个商船的船长。1894年，康拉德结束了漂流生活，在陆上定居下来。他的最初的两部小说《奥尔迈耶的愚蠢》和《一个荒岛上的流浪者》有着相同的马来亚背景。但是，他的创作才能首先是通过作品《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1897）尤其是《吉姆爷》（1900）的完成才得到了真正的体现。他的语言很容易接受，堪称是语言大师；他能够营造和驾驭独特的小说氛围，并且在不幸的人的关注和同情中溶入他对心理学的见解。在小说《吉姆爷》中，当满载着朝圣者的船眼看着就要沉下去的时候，吉姆勋爵本能地跳到了其他官员所乘的一艘小船上，而实际上他们的船被救下来，拖到了海港。吉姆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那成功的一跳正是他的失败所在；而他在危机中表现出的无能则是他突然脱离习惯标准的一种形式，也正是这种形式吸引了康拉德。懦弱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吉姆勋爵，使他感到压抑并且无可奈何，直至他的生命结束在最后的一次抵偿活动中。
尽管康拉德作为一个海上漂流者的经历构成了他小说的主体，而且大海本身的变化无常或是风暴中的愤怒、或是平静中的温柔，铸造了他的精神，但他的主要的兴趣还在于人类。海上生活为表现人类的行为和价值提供了背景和手段。“价值”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被衡量的，如在海上或者是在森林边缘或者处在即将行使暴力的人中间。失败不论是因为突然而至的危险，还是因为苛刻的要求，或者因为长期孤立在世界边远地区所造成的衰竭，都是用来考验一个人的价值的。所以马克·维瑞（《台风》1903）上尉在南沙敢于与风暴斗争，并勇敢地面对二百个反抗的中国苦力，消除了叛乱的危险。汤姆·里伽登（《挽救》1920）则面临着双重意义的考验：当他已往的责任感驱使他致力于马来亚王子执政期间的一场危机时，这些上层人物却正被困在他们的快艇里急需他的帮助（他已经爱上了那其中的一个姑娘），然而马来亚王子却是这场灾难的根源所在。科兹（《黑暗的心脏》1902）是刚果的一个象牙商，他屈服于森林中的种种邪恶，最终证明他是一个虚伪的人。《黑暗的心脏》和《洛德·吉米》一样，是马罗讲的一个故事，康拉德善于通过叙述者来加强作品的讽刺力量，叙述者通过评论与已无关的事情，使小说原有的含义更为深刻。这种间接的手段蕴藏和体现了康拉德所进行的有关心理分析和道德调查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诺斯特罗摩》（1904）这部小说包含了对南美洲一个叫“哥斯达圭亚那”的国家的广泛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康拉德的最杰出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康拉德创造了一个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反映矛盾和隐秘的复杂模式，这些矛盾和隐秘集中在戈尔德的特权——一个银矿上，戈尔德凭他的财产和权力原本可以支持这个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政府，不料革命爆发，诺斯特罗摩，一个信得过的领班，在他指引下把银子偷偷运走并藏了起来，然后他谎称载银子的船沉海了，银子，对于政治、个人和政府机构的毁灭以及戈尔德的忠贞和诺斯特罗摩的忠诚都有着恶魔般的影响，当然对所涉及到的其他人的生活和人格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康拉德所刻画的哥斯达圭亚那共和国是个巨大的世界，涉及到它的政治、商业和其它各个方面。他的想象性的描述非常复杂，足以让读者倾百分之百的灵敏度去感受他的诗化语言和心理描写，人与自然之间、价值与价值之间以及人跟人之间都存在冲突，腐朽的统治把所有公共企业和私人财产卷入了战争。《在西方的注视下》（1911）是与海无关的一篇小说。小说的大背景是沙皇俄国，一个学生因在圣彼得堡投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一个国务部长而逃亡。拉祖莫夫为救这个学生受尽磨难，并且背叛了警察。跟以往一样，康拉德的主旨是要在危机中检验一个人的灵魂，在孤身一人与危险作斗争到最后所表出来的机智和勇气。
当H·G·威尔斯（1866—1946）于1895年发表《时间机器》时，一种与康拉德的小说形式截然不同的文学事业诞生了，因而一系列的预言性质的书相继出版。这类小说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幻小说，时间机器把它的发明者带到了可怕的趋向退化的未来。除了写科幻小说（《未来事物的形体》是后来的一部科幻小说，1935年）威尔斯还写有一定寓意的社会小说。在小说《吉普斯》（1905）里面，一个在布店里工作的年轻人忽然间获得巨额的财富，接着一系列的闹剧伴随着他进入另一个社会阶层。在这部小说里幽默和人的兴趣仍然占主导地位，就跟在《托诺——邦盖》（1909）和《鲍利先生传》（1910）这两本书里的情况一样，这两部著作里面有很多内容取自于自传素材。“托诺——邦盖”是一种获得专利的药的名字，一瓶可大大减轻有害废物的危害程度，三个半便士一瓶，通过有效的推销术，可取得巨大的利润。鲍利先生是一个破产的店主，他自杀未遂，不得不另谋出路，与一个女房东共同经营一个乡下的酒吧。《安·维罗尼卡》（1900）是一部反抗性质的小说，这部小说表现了一位学生物的二十一岁的女学生极力反对那些束缚她所在的这个年龄的女人的有关社交、政治以及性等方面的禁律，在威尔斯后期的小说中，如《威廉·克利索尔德的世界》（1926），虚构成了他用来辩论的工具。正因为威尔斯是科学进步、社会主义和一夫一妻制的倡导者，所以他的辩论促成了他跟他的同路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G·K·切斯特顿（1874—1936）就是这其中的一位，他那一套专横的攻击性的基督教义（最终成为罗马的天主教教义）使他不折不扣地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敌人。他所构思的作品中总是孕含着他的宗教信条，擅长运用反论和丰富的格言是他与众不同的风格的主要标志。他的侦探小说着重突出一个机智的牧师布朗老爹（最后收集在《布朗老爹的故事》里面1929）。这些小说因它们出其不意的结局还有和切斯特顿的其他小说一样所蕴含的智慧而倍受青睐。《名叫星期四的人》（1908）是他最为出色的小说。这是一个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代理人的故事。末了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这充分证明了切斯特顿使读者堕入迷雾中的专长。对故事材料的运用自如和对假设的灵活运用是切斯特顿的特长，他又精通民谣创作，以其强烈的节奏感和有力的夸张，使这些民谣具有感召力，因而他的诗篇在诗集里面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尤其是《白马歌谣》）。作为一个激情的批评家，切斯特顿满脑子独特的见解，他一经选准目标，便紧追不放，毫不客气，同时他又称得上文稿修辞的药剂师，（见《罗伯特·布朗宁》1903，《查尔斯·狄更斯》1906和《肖伯纳》1909）作为一个传记作家和思想家，切斯特顿不轻易贬低他所接触的东西，这在他的作品《圣·托马斯·阿奎那》（1933）和《正教》（1908）中都可体现出来。
希莱尔·贝洛克（1810—1953）是切斯特顿的朋友，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与肖伯纳、威尔斯、切斯特顿组成一个四人团体，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那些既定的社会与经济设想进行挑战。这个切斯特顿、贝洛克（肖伯纳这样称呼他们）还就改革的价值和思想进步的连续性两个方面已经形成的历史论提出挑战。贝洛克写了大量的讽刺小说、游记、历史小说和辩论文章，但现在大部分都已过时，人们主要读他的一些轻韵文，他的一句很著名的诗是这样写的：
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希望人们能对我说：“他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可是他的书却是值得读的。”
1893年，在康拉德作为大副的最后一次航行中，其中有一位乘客是年轻的高尔斯华绥（1867—1933），他描述了那个“伟大的说书人”和他如何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康拉德又是如何在最后的一个晚上把他劝回船舱的，他们后来成了文坛好友。高尔斯华绥所反映的人性的事实来自于他所属的那个上层社会。高尔斯华绥对地主阶级强加于人们生活中的禁律，尤其是严格的等级关系深恶痛绝，因而，他在刻画福尔赛一家中，找到了表达他的厌倦情绪的媒介。福尔赛的妻子对把自己仅仅被看作是一部分私有财产提出了反抗，福尔赛与艾琳的这种不可调合的矛盾反映了在传统特权世界里，美貌的地位是怎样的可怜和微不足道。高尔斯华绥的思想是清晰的并且毫不做作，他怀着强烈的同情心真实地述写了那个社会。紧接着三部曲《福尔赛世家》（《有产业的人》1906、《进退维谷》1920、《出让》1921）的完成，他又创作了两个三部曲：《现代喜剧》（1929）和《最后一章》（1935）。
如果说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反映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那么阿诺德·贝内特（1867—1931）的小说则是对平民生活的写照。他的小说《老妇谭》（1908）可谓一部关于康斯坦斯和苏菲娅两姐妹的生活史，她们是住在五城之一的伯斯利镇的一个丝绸商的孩子。贝内特对现实的态度和他对女人内心世界的洞悉使读者对人以及她们的社会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这部小说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慨叹，也有对中部地区的妇女那种坚强的信念的赞赏。贝内特的其他小说如《五城的安娜》（1902）和《克雷亨格》（1910）也是反映平民生活的作品，相比较而言有更大的真实性。（后者是一个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在19世纪70到80年代期间完成，并在1887年纳入维多利亚女王的百年纪念集里面）法国的现实主义对他刻画中部地区的生活有深刻的影响，他后期小说中的《理雪门台阶》（1923）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吝啬的伦敦书贩的面孔，是一部揭露人性的弊病的佳作。《雷恩戈勋爵》（1926）是贝内特在战争期间于信息部工作的成果，小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前线的流血战争与唐宁街人们为娱乐而做出种种滑稽动作之间的鲜明对比。
只有一个服过役的士兵才能对这个主题甚至整个一战所造成的历史性的变化这个更大的主题做出公证的评判。 福特·马多克恩·福特（1873 —1939）与康拉德协作完成了他早期的两部作品（《继承者》（1901）《传奇故事》（1903）。作为庞德的朋友和乔伊斯的拥护者，福特致力于把小说从单纯的叙述方式中解放出来，因为这种方式不利于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生活，也不利于更深一步开拓新的表现手法，因而也就永远不能把读者导向对反映人物经验经历的全面的理解。所以道尔，既是《好兵》（1915）的讲述者，他本身又是主角，他置身于他所讲的方方面面，以自己所做所说的怪事来引起人们的好奇感。但一个无所不知的作家并不会引导读者对他的所述事实或自我表现的可靠性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这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杰作也是合起来称作《检阅的结束》的四部小说的先驱。这四部小说分别是：《有的人并非如此》（1924）、《检阅到此完毕》（1925）、《人当奋起》（1926）和《终点》（1928）。它们通过追溯断送在一战中的一个中上层人物蒂金斯的事业来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蒂金斯是约克夏的一个地主的儿子，他自信而宽厚，很少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并且是一位不修边幅的绅士，他中计与一个坏女人结了婚，由于她的阴谋诡计，也由于他以那种旧式的骑士风度而不愿接受一个和他一样有头脑有抱负的高尚女孩的爱，断送了他的个人幸福，这种困扰直接影响到他的战时事业。他是一名出色的统计专家，但他却被误认为伪造数字，所以他离开安全的后方到前线当了一名军官，可是他的正直与诚实竟又成了他军旅生活的障碍。前三部小说反映的是从战前到战争结束的生活，而第四部则可以看作对前三部的一个总结。人物塑造是必不可少的，叙述的应用则使内部生活与外部生活以及现在与过去很好地搭配衔接起来。战争所引起的社会的或心理上的变化通过个人与不同的困难作斗争体现了出来。
另一位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家是R·H·莫特拉姆（1883—1971）。他在佛兰德地区任口头翻译，他通过描述发生在战线后面一个作为军营用地的农场上的一系列事件来体现农民和再役士兵对战争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西班牙农场》三部曲的三部小说中，莫特拉姆向人们展示了战争期间参战者态度的转变。亨利威廉逊（1895—1977），把伦敦一个职员约翰·布鲁克的故事改编成小说《爱国者的进程》（1930），主人公是萨姆， 这部小说是对流血战争的强烈的控拆。 欧内斯特·雷蒙斯（1888—1974）在小说《告诉英国》（1922）中叙述了迦流普里战役的事实，在这以前，雪利夫曾把反映西部前线生活的最终进程搬上舞台，比较起来，前者更具有感染力。阿尔丁顿（1892—1962），在他奔赴法国作战以前是个年轻的诗人，战争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在他的小说《英雄之死》（1929）里，对家乡文明而平和的生活和作为一个前线士兵的痛苦的经历作了鲜明的对照。那些阵亡士兵给他留下永久的痛苦的回忆。
T·E·劳伦斯（1888—1935）则反映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战争生活，他带领阿拉伯人反叛土耳其因而一举成为传奇式的人物。小说《智慧之支柱》（1926）记述了阿拉伯人的反叛事件，整个小说的氛围都带有作者的个性色彩。约翰·巴肯（1875—1940）也同样发现了战争的魔力所在，他在战争中任一个通讯员的职务，后来又当上一名机智的军官。他的小说叙述的都是具有极强感染力的故事。 《普鲁斯特·约翰》（1910）一书中事件发生的场景是南非，《猎人的城堡》（1922）和《约翰·马克尼勃》（1925）则以巴肯的本乡为场景，他的战争小说的特色是以瑞查德·汉尼的间谍活动展开故事。小说《三十九级台阶》（1915）里的汉尼偶然地卷入了德国人的诡计中，他由于深知这个圈套的内幕因而成了他们的追捕对象，却也同时错误地成了警方的追捕对象。汉尼这个人物形象再度出现在《绿色披风》（1916）和《斯坦德法斯特先生》（1919）中。这两部小说里的他是一个战争中担负危险任务的市长。巴肯的小说在其他人从内部看无异于一部无实际意义的喜剧。巴肯与斯坦维在叙述的生动和直接了当的风格上有惊人的相似处，他还是一个制造悬念的大师。
文学，自然是通过回顾来再现战争，大战期间的许多作家是在和平中创作的，并使他们的作品被广泛地接受，也有一部分作家只希望能独立地进行创作。曼斯菲尔德（应该是比特姆1880—1923），是战争后期的一名女作家，当她的祖国新西兰决定接受欧洲的意识影响时，她正在写短篇小说（见《幸福》1920）。理查逊（1870—1946）于1917年在墨尔本发表了她的三部曲《理查兹·马汉诺的财富》的第一部《澳洲的费里克》。紧跟着她父亲的不景气的事业，马汉诺的故事开始了。她父亲是都柏林的一个医生，她后来加入了赴澳大利亚的淘金大军。 老作家W·H·赫德森又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的浪漫小说《绿厦》（1904）创作于南非，为他的自传《很久以前在遥的地方》（1918）对阿根廷童年生活描写奠定了基础。诺曼·道格拉斯（1868—1952）是一位旅游作家。他的《南风》（1916）是一部旨在把逃避中的人们唤醒的小说，在构想的那个地中海的小岛上，腐化和喋喋不休的闲谈是那些作为怪诞的人的生活主题。马克斯·比尔勃姆爵士（1872—1956），是一个文雅的讽刺作家和漫画家，他很熟悉王尔德的创作风格，也深谙19世纪90年代颓废者的精神面貌。他在1911年发表了反映牛津大学生活《朱莱卡·多布森》，1919年又发表了喜剧小说《七汉子》，前者讲述了牛津大学在校学生因疯狂迷恋可爱的朱莱克·多布森而集体自杀的故事；后者用幽默和讽刺诗文来对文人或社会上某些人物进行嘲讽。比道格拉斯的小说环境简单，比尔勃姆的语言清晰易懂、体现了罗纳德·弗·班克（1886—1926）小说艺术的特点。人们对他的模糊不清的个情众说不一，他的小说《自负》（1915）、《嗜好》（1916）和《瓦柔斯》（1919）里面的对话富于机智的格言并带有轻松的讽刺性。“故事”看起来是模糊不清的，实际上这并不重要，很明显，他的语言不是矫揉造作的。
萨基（赫克托·休·门罗）（1870—1916）是一个更尖刻的讽刺作家。在他打算献身于西部前线的战争之前，就已经对英国的社会生活进行讥讽。他起初先是对年轻的犬儒主义者的不庄重的对话作大体的记录，最后收集到《雷金纳尔》（1916）中，他不断地促进自己的讽刺技巧，使讽刺语言更加纯净，然后用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小说《难以忍受的巴辛顿》（1912）也体现了他这方面技巧，小说的对话常常是众口齐开、复杂而热闹。萨基专长于迅速的反驳和愤世疾俗的抨击（“如果一个人想隐藏他的天赋、不露锋芒的话，他必须向世人挑明他天赋所藏之地”）。能与萨基的尖刻的讽刺力量比试一番的，恐怕是卡拉多克·伊万斯（1878—1945）。萨基的矛盾指向伦敦社会，伊万斯的目标则是威尔士的农民。他的短篇小说集《我的人民》（1915）；《卡佩尔·西翁》（1916）；《我的邻居》（1919）给乡下的农奴制和宗教面纱下面的伪善一个致命的抨击，萨尼的一位教父把他有精神病的妻子锁在放干草的底楼里面，每星期用缰绳套在她脖子上把她拉出来放一次风。由于误解，伊万斯遭到了别的憎恨，但他的确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精通《圣经》和威尔士方言及其节奏。
E·O·萨默维尔（1858—1949）和马丁·罗斯（弗洛伦斯·马丁）（1862—1949）笔下的爱尔兰乡村生活有一个共同的欢快而幽默的基调，他们的声誉在1899年因为故事集《一个爱尔兰受薪治安推事的一些经历》而大长。这里边享有盛名的只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叶芝尽全力去理解当地人怪异行为的含义。后来他们更多的小说被编入了《一个爱尔兰受薪治安推事的一些经历的续编》（1908）和《在诺克斯先生的家乡》（1915）。同时小说《临时佣妇的女儿》里，爱尔兰诗人和小说家斯蒂芬斯（1880—1950）通过一个贫穷女孩的眼睛向人们展示了都柏林的大街和市民形象，这个女孩唯一的梦想，就是她能够应付得了她的贫困生活。斯蒂芬斯的小说《一罐黄金》（1912）集现实与幻想、神话与哲学于一体，引人入胜。
萨姆赛特·毛姆（1874—1915）的小说里没有幻想。他是一个小说家、戏剧家，并且在他从事文学创作之前还是一名合格的医生。他对人性的研究和外科手术的研究是相互独立的，又相得益彰，小说《人的枷锁》（1915）有自传的性质。菲力普·卡莱是一个有一只脚的畸形孤儿（毛姆自己本身患口吃），他极力想使自己变成艺术家，但却以失败告终。F·M·福斯特（1879—1970）的小说里没有幻想，他运用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组织材料，展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和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小说《天使惧于涉足的地方》（1905）中所揭示的矛盾存在于英国中产阶级和意大利人之间，前者有伪善的外表，实际上是心胸狭窄、见解偏激并且极其迟钝的头脑，而后者饱含热情、行为卤莽。《霍华兹别墅》（1910）所体现的冲突则体现在守旧、顽固不化的威尔科克斯一家与精明而敏感的希莱格尔姐妹之间。她们姐妹俩一半是德国血统。威尔科克斯所处的世界充满了商业、帝国主义和庸俗的气体，而莱格尔姐妹则属于社会主义者，是交响乐队成员。《印度之行》（1924）反映了要使英国人与英国的印第安本族人沟通是何等困难。福斯特整个作品的主旨是建立在对爱与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诚实的崇尚和对习俗力量的反对的基础之上。当然，他所提倡的两分法现在又成了一种广泛使用的新的方法，等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