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资政的《吕氏春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政论文,春秋论文,吕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先秦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史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而《吕氏春秋》正是这种结合的典范。本文探讨了该书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的一系列为秦统一天下服务的政治观点，揭示了该书在史学史和政治学史上的突出地位。
关键词 吕氏春秋 史学 政治理论
中图法分类号 K092
在《汉书·艺文志》中，《吕氏春秋》被归于诸子部杂家类。其小序言：“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显然，《吕氏春秋》是属于政治理论性质的著作。该书遵循前人“彰往而察来”的传统，〔1〕“上观尚书， 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2〕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探讨历史规律， 总结兴亡教训，阐述“成一家言”的政治观点，〔3 〕构成了一套兼收包容的、全新的封建政治理论体系。今天，我们总结《吕氏春秋》在以史资政过程中表达的一系列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见解，及其与当时政治的结合，对于揭示先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特点，丰富中国史学思想史宝库，有一定意义。
以史资政，首先要面对历史价值的认识问题。战国政治家已有过“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话头，〔4 〕认识到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吕氏春秋》在总结先秦学者历史认识的基础上，表现出更深刻的历史意识。《长见》篇中论道，“智所以相过，以其长见与短见也。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在《察今》篇中进一步阐述道：“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这两段论述，包含3层意思。其一，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历史的主体是人事， 当今的人事与古代的人事有很多相承相似之处，只要审察当代，就可以知道和理解古代。这一认识，是以史资政的前提条件。其二，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系是一贯的，有联系的。审察当代，可以知道历史，而知道历史则可以推知后世。就是说，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是寻求未来的发展大势，从而对人们的行动予以指导。这一认识，是以史资政的理论基础，其三，人们智力的差别，主要由于见识的多寡。圣贤者的卓越才能和先见之明，来源于他对现实的深刻了解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这里，实际上是说，历史的一项功能是增长人的见识，提高人的智力。这一认识，是吕不韦以黄帝自居，“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5〕著书教育赢政的根据。在先秦史学史上，这样全面地认识历史价值与功能，是前无古人的。
书中列举了许多生动事例，证明历史上的一些杰出人物都能根据历史和现实，准确地预见未来。如西周初年，姜尚分封于齐，姬旦分封于鲁。他俩交流治理封国方略，姜尚是“尊贤上功”，姬旦是“亲亲上恩。”姜尚预言：“鲁自此削矣。”姬旦说：“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后来，鲁国果然日渐衰微，而齐国终于被田陈氏篡夺了政权。〔6〕这一例证是否信史，难以深究， 但一定的政策必然带来某种负面的影响，却是通晓历史的人一开始就能看出的。
不仅一般问题，甚至国家的治乱兴亡，也是可以预见的。《吕氏春秋》发现，国家的治乱兴亡事先总会有某些迹象出现，关键在于人们能否注意到它们。《应同》篇中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前人解释其所谓“祥”，就是木金火水土五行之相克，它们“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而王朝之将亡，也屡屡有其征兆。其《原乱》篇中说：“乱必有弟（次第），大乱五，小乱三，
乱三。”篇中举晋国历史为例，说明这种由盛到衰的诸“乱”的过程。《察微》篇认为：“治乱存亡，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见，如可不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意思是说，智士贤者的作用，在于当治乱兴亡的征兆出现时，就处心积虑地去发现它。当然，无论是得知兴盛之“祥”，还是发现衰乱之“弟”，都必须凭借自身对历史的了解和对现实的认识，所谓“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7〕这样，即使“虑福未及， 虑祸之，所以免之也。”〔8〕就是说，圣贤虽然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势， 但只要采取得力措施，完全可以趋利避害，使“乱”得到控制。这样《吕氏春秋》对历史，已不是仅仅认识而已，还可以凭借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历史朝向人们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事达”“为成”，人在历史上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以史资政，必须面对历史记载的真伪问题。只有真实的历史记载，才能反映历史的原貌，对审察历史、预测未来有所启示。《吕氏春秋》在对史书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历史记载有为成功者溢美和为失败者增恶的不真实之处。《长攻》篇中说：“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篇中还列举越灭吴，楚取蔡、息，越袭代这3件事， 说明其手段都是“不备遵理”的，“然而后世称之，有功故也。”历史从来是成功者的乐园，辉煌业绩的光环往往掩盖了成功者的缺点甚至罪过。反之，亡国之君即使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也无人替其彰扬，反而有人将各种污水都泼到他的身上，以证明其该亡。而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之一，是揭示历史记载中的曲笔，恢复历史的真实。吕不韦的这一认识，无疑在历史认识论上有重要的地位。
历史记载还有人云亦云，传言失真的问题。《察传》篇说：“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其后，篇中引述孔子辨“乐正夔一足”、宋之“丁氏穿井得一人”等事，说明传闻和史书转抄都可能致误。
既然历史记载有增恶溢善和传言失真的问题，就必须对其进行审察。书中提出辨析历史记载真伪的方法，说：“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9〕在另一处，又说：“凡闻言， 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这种对可疑的历史记载进行反复审视，从其是否合乎人情事理来分辩正误的方法，就是文献学上所说的理证的历史考证法。而要纠正历史记载中的转抄失实的文字差讹，则应追根溯源，弄清事实原委。书中举例说：“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子夏首先从常理上判断该史记有误，然后用文字学的知识分析其错误所在，最后到实地调查，验证判断。《吕氏春秋》中关于对历史记载公正性和真实性进行考察的认识和方法，不仅在保证该书以史资政的正确性上有一定意义，而且在历史考证学和文字校勘学史上有重要位置。
以史资政，必然要探求治乱兴亡的根源，总结其规律，为现实政治服务。《贵公》篇总结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这是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既然天下是万民的而不是一个人的，作为“万民之主”的君王，当然应该一切皆从“公”出发，公则平，私则乱。而“公”就是利民。篇中引述西周故事，“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高诱注言：“务在利民，勿自利也。”《顺民》篇中，特别强调“利民”的重要。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由此，书中总结道：“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10〕高诱注“以民为务”为“以利民为务”，就是竭力为民众谋利益。
为民众谋利益有许多渠道，包括“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11〕这是君王的职责，也是夺取天下治理社会的根本方法。《吕氏春秋》从对历史的探讨中发现，民众愈是困苦，君王愈容易成功。在《慎势》篇中说：“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这一规律的总结，在战国后期的当时，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价值。因为“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则中人将逃其君，去其亲，又况于不肖者乎？故义兵至，则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亲不能禁其子矣。”〔12〕诸侯的胡作非为，加深了民众的苦难，也使其更加痛恨君主，盼望有圣王将他们从苦海中解救出来。这时，贤主秀士举兵铲除恣行的诸侯，就是“利民”的义兵。只要“义兵”到来，民众就会站到贤主秀士这一边来，圣王的事业就能成功。《吕氏春秋》从历史的启示中找到了秦人翦灭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法宝，以兴义兵救苦民为号召，并为秦兼并战争的正义性找到了根据。《吕氏春秋》可说是深明历史启示与政治关系的杰作。书中将民众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将君王的任务在于“利民”讲得如此明确，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发展到新的阶段。这一思想主张，不仅是先秦民本思想的结晶，更为后代民主思想家提供了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尤其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论说，更闪耀着民主政治观的思想光辉。
以史资政，在当时有一个很现实的课题，就是探求兼并战争以后的政权形式，对历史前途表明看法，予以论证。《吕氏春秋》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认为国家和君主是历史演进的产物，要想彻底根除天下战乱不已的局面，唯有建立政令划一的天子政权。书中首先分析了上古的社会，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13〕这里与老子小国寡民说描绘的是同一历史现象，观点却截然相反。老子追怀向往原始时代的无秩序，而《吕氏春秋》则认为这种状况是“无君之患”。文中论述了君主（即政权）产生的必然性，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这一认识从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需要和自身保护的必要，说明从个体到群体，从群聚到君立的过程，是大体符合人类发展史情况的。文中还以当时周边民族的状况论证了君主和天子的必要，说：“此四方之无君也，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就把国君和天子看成是维护社会秩序，使天下和国家安定进步的保障。然而，由于君主有贤有不肖，故而社会有治有乱。《观世》篇论道：“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胜寡，以兵相铲，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显然，没有天子，已成为当时社会混乱，天下征战不休的关键原因。换言之，结束战国时代，建立大一统的天子政权，已经是“长利天下”的迫切要求。《吕氏春秋》通过对古代政治史的研究，预见到未来社会发展必然归于天下一统的天子政权，完全符合当时社会前进的历史趋势，是以历史预见未来的成功范例，也是其历史进化观的表现。
以史资政，《吕氏春秋》特别重视人才的作用。《报更》篇总结周文王创立王朝基业的经验，说：“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不仅周文王如此，历史上任何一个君主的成功，国家的创立、安定，战争的胜负，个人的安危荣辱，也都与得失贤人有关。《求人》篇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贤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贤人有广博的知识，能够认清形势，理解民众的意志和要求，得到贤人，就能得到民众，从而也就可以得到天下。《先识》篇论道：“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这就把施政、任贤和利民3者紧密联系起来， 成为《吕氏春秋》政治学说的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然而，相对于人口数，贤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很少的。不能发现贤人，君王就难以成功。《观世》篇论道：“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得士则无此之患。”要想发现贤者，必须广泛地搜寻，书中说：“士其难知，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遁矣。”〔14〕又说：“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15〕文中列举古代名相，如伊尹本一庖厨仆役，傅说乃有罪刑徒，姜尚乃钓鱼老翁，百里奚乃一奴隶，用以论证其搜寻贤人必须不遗余力不分贵贱远近的说法。招来贤人之后，还必须以礼待之，真诚处之，充分发挥其作用。《观世》篇言：“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知能可尽也。”篇中举齐大夫晏婴在晋国从刑徒中发现越石父，将其赎回，却未曾以礼相待，而受到越石父的讥刺，转而改正的事例，议论道：“俗人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令功之道也。”吕不韦不仅在思想上认识到人才的重要，而且对此认识予以实践。他担任秦相国之后，就“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16〕以至当时“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17〕由吕不韦招来、豢养和任用的门客，不仅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成为赢政翦灭六国、建立秦帝国的核心人物。《吕氏春秋》的人才观是先秦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
以史资政，还有主观与客观的契合，也就是历史机遇的问题。吕不韦以商人的机敏，对圣主贤人建功立业的客观形势进行分析，提出“因时”，即抓住历史机遇是事业成功的关键。书中提出：“智者之举事必因时。时不可必成，其人事则不广，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与车。”〔18〕这里所说的“时”，就是历史机遇。聪明人做事一定要善于利用有利形势。如果形势不利，主观能力再强，也难以成就大事。反之，如果形势有利，则如出行驾车乘舟，如虎添翼，成功的把握就很大。当然，机遇再好，个人能力差也不行。《首时》篇中恰当地分析了这种主客观契合的关系，说：“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篇中举周文王被囚而忍，太公望钓鱼于渭滨以待文王，伍子胥见吴王子光的事例，强调“时固不易得。”圣贤之人即使再聪明能干，“不遇时而无功”。“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若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鄙而佐三王者，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书中以周武王等待伐纣的时机为例，考察了建立天子之业的历史机遇。《贵因》篇说：“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擒，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这么长的一段话，归纳起来就是说，当民众再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是统治者灭亡之时。周武王为此等待了好多年，这种等待是值得的。因为时机一到，他的成功就是必然的了。从这一类的考察，《吕氏春秋》得出结论，“贤主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乱世当之矣。”而当时正是这种形势，也就是秦人建立天子基业的良机，所以文中呼吁：“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19〕抓住当前的历史机遇，秦人就可以实现统一天下的伟业了。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从来是历史家争论的焦点。《吕氏春秋》关于历史机遇的观点，认为英雄人物发挥其历史作用，必须凭借适宜的客观形势，英雄人物应该善于认识机遇，抓住机遇，这就表明作者站在了强调时势造英雄的一边，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其实，吕不韦本人就是能够窥测的历史发展，抓住机遇，“投资”政治获得成功的大政治家。作为商人，他以白圭经商经验“乐观时变，……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20〕用于政治，攫取了子楚这一“奇货”，利用安国君宠妻华阳夫人没有子嗣的“良机”，以自己的全部家产投资，为子楚谋得君位，自己也成为秦的相国。吕不韦在组织门客撰写《吕氏春秋》时，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发迹的历史，所以想到了历史机遇这一课题，既总结了历史规律，表达了历史观，也提炼了自己从政的经验，这在史学上和政治上都很有价值。
以史资政，还要解决对历史经验的态度问题。《吕氏春秋》既重视历史经验，又反对照搬先王成法，表现出灵活务实的政治家风度。商鞅在为其变法辩护时，批判杜挚的泥古论，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也。”〔21〕写作《吕氏春秋》时，吕不韦正领导着秦人在创造前古未有的事业，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事物扑面而来，从理论和实践上他更不可能泥古。所以《吕氏春秋》在注重吸取历史经验的同时，以充分的理由，更深入地论证了不能照搬先王成法。《察今》篇言：“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篇中还论证了泥古论为什么行不通，言：“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这里总共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先王之法流传到现在，经过了许多人的增益减损，原貌与今貌差别很大，你究竟搬用哪一个“先王之法？”第二，古代的名物和形势与今天都不相同，古人政策措施的提法与今天也有许多差异，你究竟怎样搬用“先王之法？”第三，任何政策措施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有针对性的产物，先王的政策措施虽然留下来了，历史条件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又怎样去搬用“先王之法？”篇中还列举楚军袭宋在澭水上设水浅标志和刻舟求剑两则故事，说明形势在不断变化，政策措施也应随之改变，否则是太愚蠢了。《吕氏春秋》也不全盘否定古代政策措施对今天的借鉴作用，主张“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22〕就是研究先王在具体条件下制定成功政策的方法，加以学习，而不是照搬其具体做法。这种反对泥古，又主张从方法上学习前代经验的思想，比起商鞅片面地反古，就更为实际，更有意义了。
政史不分，是中国先秦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孔子成《春秋》，“以绳当世”，“《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23〕表明了该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和极强的政治作用。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以史论政的诸子著述，更出现了为论政述史的《国策》类著述。政史不分的倾向，到《吕氏春秋》发展至高峰。该书以“春秋”命名，以从鉴之“览”名篇，都表明作者是以撰史自居的，但它实质上又是一部政论性著作。书中运用历史知识，研究政治问题，对历史、史学和历史规律发表了许多新鲜的见解，记述了许多先秦的历史，表明了该书对史学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吕氏春秋》不仅在古代政治学史上而且在古代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On Lü's Annals a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Politics
Wang Shoukuan
( Department of History,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
Abstract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Pre- Qin Historiography is its integration with politics.L ü's Annalsis a model of such an integration.This article analyses a series of political viewpoints the author of L ü's Annals advanced for the cause of unifying China of the Qin State after his study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summary of historical lessons.This article makes clear that the book of Lü's Annals occupies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of China
Key words Lü's Annals historiography political theory
* 收稿日期：1996—06—20。
注释：
〔1〕《易·系辞下》。
〔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3〕高似孙：《子略》卷4。
〔4〕《战国策·赵策七》。
〔5〕《吕氏春秋》（百子丛书本）卷12 《序意》（以下凡引本书，不再加注书名）。
〔6〕卷11《长见》。
〔7〕卷24《博志》。
〔8〕卷23《原乱》。
〔9〕卷22《察传》。
〔10〕卷9《顺民》。
〔11〕卷22《爱类》。
〔12〕卷7《振乱》。
〔13〕卷20《恃君览》。
〔14〕卷15《报更》。
〔15〕卷22《求人》。
〔16〕《史记·吕不韦列传》。
〔17〕《史记·太史公自序》。
〔18〕卷15《不广》。
〔19〕卷14《首时》。
〔20〕《史记·货殖列传》。
〔21〕《商君书·更法第一》。
〔22〕卷15《察今》。
〔23〕《史记·孔子世家》。